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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开玺：留下真的历史给后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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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开玺，历史学院教授
一个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的人，如果主观上就不以学术规范要求自己，不回归到文本、史料，那就是对社会责任的放弃，就不具备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操守。我要做的，就是给后人留下真的历史。做到这一点，我就无悔了。
——王开玺
北师大历史学院的走廊里，一位略显消瘦的老者，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向资料室走去。路过的几位同学远远地跟他打着招呼，快步上前扶他，他却微笑着拒绝了同学们的好意。
这位衣着朴素，踏着一双白色运动鞋，只能依靠拐杖艰难前行的老者，就是历史学院教授王开玺。已经过了退休年纪的他几乎每天都坚持着到图书馆或学院的资料室里读书、做研究。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他的腿部受了重伤，结果一出院他还是忍不住又跑到资料室里来了。
自打被北师大选择，被历史学“选择”，王开玺便无怨无悔地把大半辈子献给了“晚清政治史”。 读书、做研究，已经成为王开玺的一种习惯，成为他生活中不可少的一部分。
从学：“历史的选择”
王开玺祖籍河北辛集，5岁跟随家人来到了北京，从此在这里开始了他的学业和事业。谈起自己为什么走上历史学研究的道路，他说，这是偶然的结果，是“历史的选择”。
王开玺在中小学时，语文成绩一直很好，他那时的理想就是能够学习文学，成为一名作家或者文化学者。“不过，如果学理工科也行，那就是学机器制造或是建筑设计，总之，那时候还真没想过学历史。”
然而紧接着到来的 “文化大革命”，让他什么也学不成了。王开玺被分配到北京市西城区政府当了一名普通的公务员。“那时候的公务员可跟现在的公务员有很大的不同，那时候真是做一些最基本的工作，拿我来说，就是打水、打扫卫生这些毫无技术含量的活儿”。尽管就是干这些毫无“技术含量”的活儿，王开玺还是凭借他的勤奋和任劳任怨的踏实态度得到了领导赏识，并被推荐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
进入到北师大，王开玺接触到了顶尖的历史学专家、学者，他在校期间便一门心思钻到了卷帙浩繁的历史学著作中。毕业后，王开玺留校任教。
据王开玺回忆，那时候他还有别的出路，回西城区信访办，或是在区政府做秘书。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中，组织上决定你留下，你就得留下”。大半辈子过来了，王开玺对这种“历史的选择”倒觉得“挺幸运”。“尽管当时我有从政的机会，但当一名大学老师更适合我。读了那么多的历史书，看了那么多的政治史，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当官。我不具备从政的心理素质。”王开玺坦诚地说。
教学：做全面的历史科学
进入历史学领域的研究后，王开玺主要致力于对晚清政治史的挖掘和探究。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为什么独独对晚清这样一段特殊的历史感兴趣？
王开玺说，正是因为晚清历史的特殊性引起了他的兴趣，在我们长期历史学教育中对晚清历史的简单化、片面化，则是推动他将之作为终生奋斗的事业的最主要动因。
王开玺在大学的学习中，便觉得在晚清历史上，我们所坚持的是一种“大事件历史”。而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他则更加认识到，尽管晚清面临着 “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有很多的“大事件”要讲，但是，不能因为这些“大事件”就把它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风俗、宗教等问题简单化，甚至背景化。“从中学到大学，我们的教育往往都将晚清历史中 ‘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抗争作为单一的主线，这是存在很大缺陷的。”
这一问题越发使王开玺觉得应该做点什么。“历史是无所不包的，是非常丰富的。可是我们所教的中国近代史充其量只能算是半部中国近代史。这不符合矛盾论，这不是历史科学。”王开玺由此开始了对晚清政治史的全面研究。
80年代初，历史系的龚书铎与方攸翰先生首先开设了《鸦片战争以后的清政府》选修课，但这两位先生很快“转向”，于是王开玺开始系统地给学生们讲授晚清历史。他列出了教学大纲，却发现课题实在太庞杂，“不是那么简单就能讲好的”。于是，他又把课程分成了六个专题，“道光朝的吏治”，“清政府的对外态度”，“统治集团内部派系矛盾与斗争”，“清政府预备立宪”，“清政府的财政”，“晚清时期的革命与改良”，一个较为全面的晚清政治史逐渐清晰起来。
“刚开始做这几个专题的时候，很难，很苦。国内没有一本相关的专著，也就意味着这门课的基本结构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参考。直到现在，北大、复旦、中山、南开等一流的高校，也没有一个学校开设《晚清政治史》。”经过长期勤苦的学术探索和教学实践，《晚清政治史》已成为历史学院的一门特色课程。
治学：给后人留下真的历史
王开玺出版有 《南国烽烟》《两世溥仪———末代皇帝传奇》《慈禧垂帘———祺祥政变始末》《晚清政治新论》《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等系列著作，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专著《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获得北京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然而在当下，同样历史题材的著作，学术图书往往遭到“冷落”，通俗性读物却异常红火。既有对历史资料的准确把握，又有着不俗文笔的王开玺为什么没有把握晚清这一具有极大挖掘潜力的历史，尝试市场化之路呢？
“写通俗性的著作，就要去迎合大众口味。这样的迎合，就免不了要有渲染、情节、演义，甚至编造。说评书可以，讲历史绝对不行。”王开玺坚定地说。他认为，历史是非常严肃的，历史学不是讲故事这么简单，历史学担负着传递给人们真实的历史，让人们去发现历史规律以把握未来发展方向的重任，历史学者容不得沽名钓誉、哗众取宠。“‘文革’后，人们对历史不屑一顾。为什么？就是因为在一段时期内，我们虚造历史，根据需要去‘创造’历史，人们失去了对历史的信任。”王开玺说。
“英法联军为什么火烧圆明园？有一种观点认为，英法联军是要掩盖其掠夺罪证，这种说法是否成立呢？你提出一种观点，是否有强有力的史料可以佐证呢？这个问题，如果有人有史料可以证明自己的观点，我有奖，真的奖！”王开玺谈起这个问题，十分自信，“这不是狂妄，我真的希望能有人提供相关史料，以证明上述的学术观点。”他通过对英国特使、侵华英军司令，以及其他参与焚毁圆明园人员回忆资料等的研究后发现，英法联军之所以要火烧圆明园，主要是要给清政府留下永远不能够抹去的印记，让清政府从此对西方世界更加顺从。
在王开玺所熟悉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问题上，他总有很多独到的观点，而每一个观点、结论的背后都有足量的史料基础，“一定要言之有据，无征不信，而且孤证不立。”“给后人留下真正的历史，做一门真正的历史科学”，这是王开玺不渝的学术追求，也成为他一生的理想执念。
“一个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的人，如果因为个人能力、史料不全或者其他客观条件限制的原因，不能够把问题研究透，产生了片面，这可以原谅，也可以纠正。但如果主观上就不以学术规范要求自己，不回归到文本、史料，那就是对社会责任的放弃，就不具备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操守。我要做的，就是给后人留下真的历史。做到这一点，我就无悔了。”王开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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