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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治理的价值追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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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 石中英
《中国教育报》2015年4月30日
当前，中国社会管理进入一个新阶段——治理的阶段，教育领域也不例外。这对于建立现代教育治理体系、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是必要且紧迫的，但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方面所体现出的重视管理方式或技术层面探索，忽略治理理念提出的价值基础，却是令人担忧的。
所谓教育治理的价值基础，是指教育治理之策提出所依据的价值立场或主张。从中外有关治理理论与我国当前政策看，教育治理的价值基础主要有法治、自由、民主和公正四个方面，其对立面是人治、强制、集权和区隔（特权）。离开这些基础性的价值理念，就很难理解和把握建立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的价值方向。
法治的基本要求是要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和依法办学。现代社会是个法治社会，现代教育实践也是由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所保障的。我国的教育法律体系建设尽管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有待进一步修订和补充，但毕竟已经建立了一个初步的教育法律体系，对一些基本的教育权利、关系和行为进行法律规范。由此出发，国家、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所有教育行为，从学校的设立到财政拨款到学校内部的管理，都应该依法进行，不能随心所欲、朝令夕改，以决策者、管理者或教师个人的意愿或偏好为转移。在此意义上，要强化法治思维，杜绝人治大于法治的做法，诸如因人设政、人走政息之类的现象，要在建立和完善现代教育治理体系过程中得到有效解决。
自由作为价值原则，从来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法律框架下的自主，也就是做法律允许去做的事情，并同时受到法律的保护，免于被外在的力量所强迫。自由作为教育治理的价值基础，有多重含义。从宏观上说，它意味着教育的主体性要得到教育以外力量如政治的力量、经济的力量等所尊重，即尊重教育规律并要努力按照教育规律办教育；从中观来说，就是要依法处理好政府与学校的关系，落实好大中小学及幼儿园等的办学自主权，提倡教育家办学；从微观来说，就是要把教学的自主权还给教师，把学习的自主权还给学生，尊重并落实教师和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主体权利，并给予他们以充分的信任和支持。自由是活力的源泉，教育领域中学校、教师和学生自主权利的明确界定和充分保障，对于焕发教育系统内部的活力来说至关重要。
民主是一种决策程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民主的价值原则是以法治和自由价值原则为基础的，没有法治和自由精神的充分实现，也就没有民主可言。与法治和自由一样，民主是教育治理体系得以建立的重要价值基础。一些政治学者在谈到“治理”与“管理”两个概念的区别时，常常会谈到治理实践的多元主体参与过程，究其实质就是一种民主参与、民主监督、民主协商的过程。这种新型的民主管理模式，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管理模式有很大差别，它有助于调动社会各方面包括公民个人参与教育变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助于在决策者——管理者——实践者以及更广泛的利益群体之间，建立起更加良好的信任与合作关系，有助于克服教育改革和实践过程中由过度集权导致的体制机制障碍，使教育改革与实践的意图得到更好传达和实现。
公正的基本含义是“得其所应得”。一个人得其所应得就会产生公平感，否则，就会产生公平或公正性抱怨。公正是教育治理四个价值基础中最核心的一个，同时也是以法治为保障，以自由为前提，以民主为实现机制的。公正作为一个价值原则，在教育领域的基本要求就是：无论是在教育权利的赋予、教育机会的分配、教育资源的保障方面，还是在教育过程中关系的建构以及学生未来就业的机会和待遇上，政府和学校都应该秉持“得其所应得”基本原则予以办理，反对教育领域内与学生学习和发展有关的特权、排斥、歧视、边缘化等现象，创造一个更加包容和公平的教育环境。
总之，教育治理理念的提出和教育治理体系的建设，应该是以法治、自由、民主和公正这四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并努力地按照这四个价值原则的要求改造传统的教育体制、机制和关系，以进一步释放各级各类教育的活力，提高各级各类教育的质量。同时，这四个价值基础彼此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互为前提，相互支撑。比如，教育领域的自由、民主与公正就应该被纳入到教育法律体系建设和教育法治实践中去，通过具体的法律条文得以体现，并通过法治实践得以维护，最终成为我国教育领域良法善治的标准或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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