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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来共同治理“教育污染”
顾明远
《中国教育报》2015年9月16日
我在与赫尔辛基大学的原副校长,芬兰著名的教育家涅米(Niemi)教授对话时,有人问我如何看待中国教育中的减负问题,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了“教育污染”这个概念,它很形象生动地解释了当前中国教育所面临的困境。
今年5月,我有机会访问芬兰,参观了他们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整个教育系统,同时和芬兰的很多教育同仁相互交流。芬兰教育质量好,教师水平高,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芬兰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安迪•哈格里夫斯(Andy Hargreaves)等学者曾提出,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强调的“标准化考试”“绩效”“竞争”思维不同,芬兰走的是“第四条道路”,即信任、创新、专业、民主的发展道路。
芬兰社会高度重视教育,将教育视为人力资源开发和国际核心竞争力提升的国家战略,对教师充分信任。教师不只是政策的最终执行者,被无情地驱动着耗尽自己的教育激情,相反,他们在包容、信任、尊重的社会环境中尽情发挥教育创造的想象力,自觉地、持续地推动芬兰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同时,他们鼓励学生自主学习,不断创新,享受学习最本真的快乐。我在与赫尔辛基大学的原副校长,芬兰著名的教育家涅米(Niemi)教授对话时,有人问我如何看待中国教育中的减负问题,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了“教育污染”这个概念,它很形象生动地解释了当前中国教育所面临的困境。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教育有了很大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现在社会上又对现行的教育制度不满意,朋友聚会都在讨论孩子的教育问题,很多有条件的家长选择将自己的孩子送出国留学,似乎对中国教育丧失了信心。中国教育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儿?我去年春节期间12天没下楼,写了一篇7万字的文章《中国教育路在何方》,谈的就是这个问题。应该说,每一个家庭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接受优质的教育以获得优质的生活,这是无可非议的,因为教育是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是人们改变命运的重要渠道。今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韩国仁川举办了世界教育论坛,论坛主题就是“教育改变命运”。教育竞争激烈其实是社会矛盾在教育领域的反映,社会分配不公,就业困难,贫富差距过大,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消除,社会用人制度的学历主义、“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传统,攀比文化、信任危机等,都深刻地影响着学校内部的教育。当然,教育内部也存在很多问题,如我们的教育观念还相对比较落后,人才培养模式相对陈旧,“应试教育”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一些地方政府、学校和家长只看重升学率,看重考分,破坏孩子自身学习的兴趣和创造力,不顾孩子终身可持续的发展。片面追求升学率是不是可以说是教育领域的“GDP观”。过去我们搞工业,追求GDP,结果污染了环境,现在治理起来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北京的雾霾就是典型。如今,以追求“教育GDP”而产生对儿童的危害,是不是也可以称之为“教育污染”?它破坏了学生学习本真的快乐和创造力的发挥,影响了教育培养人、发展人的基本功能,使教育不断异化,如若不及时治理,未来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后代恐怕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教育是人类传承文化、培养人才的社会活动,是社会进步、民族振兴的基石,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先导性的作用。教育更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大家要觉醒起来,要用治理环境污染的觉醒和决心来治理“教育污染”。我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转变教育观念,二是建立完善教育制度,依法治教。
各级政府要转变观念,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精神上来,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不要用“升学率”、考试成绩来评价学校、评价教师。让教育回归教育本真,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推进素质教育,使学生得到全面而个性的发展。
家长的观念要转变。不要给孩子预设他的生活和前途,不要拔苖助长,要顺应儿童发展的自然,遵循儿童发展的规律,循序渐进。教师要转变教育观念,树立以人为本,人人成才的观念,热爱每个学生、尊重每个学生、理解和信任每个学生,把学习的选择权交给学生,让学生自主、自动、生动活泼地生活和学习。
政府要改进教育治理方式,简政放权,克服“教育GDP”的观念,明确学校职责,不要把所有社会责任都加在学校身上。
制度要改革,首先要改革评价制度。不以升学率和考试成绩评价学校和教师,把教师从分数中解放出来。这样教师才能放开手脚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进教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