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彭聃龄先生可谓蜚声中外的心理学家。彭先生治学严谨，锐意创新，是我国基础心理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数十年孜孜以求，志在兴盛中国心理学。他为人宽厚，上善乐育，提携后学不遗余力，培养的一大批高质量心理学人才在国内外开枝散叶，成为学界的股肱栋梁。无论是治学笃业，还是教书育人，彭先生尽皆念兹在兹，如痴如醉。本期起，让我们在彭先生的讲述中，共同领略一位心理学家别样的人生轨迹。
20世纪的中国处在一个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这个时代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也影响到每个人成长的道路。
（一） 我的人生从这里起步
我于1935年出生在湖南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过去，我不愿意谈论自己的家庭，原因有两个，童年时，我在家庭中，只看到了不断发生的矛盾和冲突，只看到了母亲辛酸的眼泪；长大了，懂得了“劳动光荣、剥削可耻”后，家庭出身的包袱又常常像影子一样跟随着我。我知道，出身是不能选择的，只有正确面对它，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正确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我的曾祖父是一个“挑着箩筐进城学生意”的学徒，开始时在一家炮竹店打工，以后，自己经营炮竹生意，来往于湘潭和浏阳之间，赚了钱，买了田地和房产，成了地主。我的父辈兄弟姐妹共5人，我的父亲算老大，有两个叔叔和两个姑姑，大多是同父异母的。
我父亲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本来计划去德国留学，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交通受阻，被迫留在国内，后来不幸感染肺病，年仅26岁就去世了；二叔中学毕业后，没有继续读书，后来当了工人；三叔解放后进了军政大学学习，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复员后当了中学教师，晚年享受离休待遇；两个姑姑也都大学毕业，以后随姑父分别侨居马来西亚的怡保和沙巴。大姑担任过霹雳女中校长，爱好书法，热爱中华文化，多次回中国探亲；二姑是一位小学教师。
我母亲是江西人，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父亲成婚的。父母结婚时都很年轻。父亲早年去世后，我们兄弟四人就由母亲抚养。解放后，哥哥高中毕业考上银行干训班，以后保送湖南师大银行科学习，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永州市支行行长，姐姐于1951年考入中南革命大学，以后随姐夫一直工作在石油战线，弟弟初中毕业后考入钢铁学校，以后成为太原钢铁厂轧钢厂工程师。我因为“长得像父亲”，从小又喜欢念书，就一直升学念书了。
童年时，我亲身经历了战争的苦难和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我的出生地是湖南长沙，出生后的第二年———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一年后半个长沙城被一场大火，烧成了一片瓦砾灰堆。我的家也被烧干净了。我父亲从小就爱看书、藏书，在这场大火中，他的12柜书也全部烧成灰烬，这件事对他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创伤。长沙大火后，母亲和父亲先带我们逃难去了湘西的沅陵县，不久后又因父亲一位同学的介绍，想去江西教书，到了江西安福县，住在农村，这里的居住条件很差，两年后父亲就在江西染病离开了我们。父亲在我心中只留下了片段的回忆。他喜欢藏书、读书，这对我可能有影响。有一次父亲带我出去玩，来到一个土坡旁，父亲扶着我，小心翼翼地让我从一块架在土坡边的木板上走上去，又走下来。当时觉得那个土坡就像小山坡一样，很高，现在想起来，可能就是一个小土堆了。
父亲去世后，我们全家搬到湘潭县，住在15总的一个大房子内。那两年，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躲警报”了。日军的飞机时常来湘潭骚扰，投炸弹，扫机枪。我家附近有一个防空洞，我们一听到“空袭警报”，就赶紧躲进里边，一直等到“解除警报”后才敢出来。防空洞很小，人很多，空气很糟糕，呆在里面非常难受。
从1941年到1943年，我在湘潭私立新群小学读书。后来我才知道，这所小学是20世纪20年代初，由毛泽东和黄笃杰等7人捐资1000块大洋开办起来的。黄笃杰是第一任校长，我们在新群读书时，黄校长还在主持工作。
新群小学原来的位置在14总的见龙街，我们家住在15总兴仁巷，每天我们去学校都是走着去。当时学校的大门外有一大片水田，早上经过那里还能听到青蛙的鸣叫声。从校门进去是一个操场，操场的左边是一个体育馆。从操场沿着台阶往上走，是一个礼堂。全校学生在操场开大会时，黄校长就站在台阶上和大家讲话。
从礼堂左边的门出去，是一个走廊，围成一个长方形或马蹄形，中间是一个小花园。因为校内有几个小花园，学校有“薰园”之称。沿着礼堂外的走廊往右走，再往左，可以绕到对面的教室，分上下两层，低年级在下层，高年级在上层，右侧有楼梯可以上去。从礼堂外的走廊一直往右走，左右两侧还有两个小花园，种着几棵银杏树，再往里就是学校的厨房了。现在旧的校舍已经不见踪影了，但那几棵银杏树据说还留在那里，成了新群小学历史的见证。这是后话。
1942年9月，我7岁了，入新群小学读书，只记得母亲当时说过，送我去学校的时候，我很高兴，没有哭，没有闹，很快就和学校里的小朋友混熟了。一、二年级时，有一位姓万的女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对学生特别耐心。我的学业成绩好，老师比较喜欢我。从家里到学校，要穿过几条街，每天早上，沿路都有买葱油粑粑、糖油粑粑、炸红薯块和凉拌韭菜的小吃摊贩，赶上家里给了零花钱，就喜欢沿路买一点吃。以后每次回家乡，都想再尝尝这些东西，可就是没有机会。
1943年底，战事更加紧张，日军已经到了湘潭。为了安全，母亲又带着我们弟兄4人逃到湘潭附近的村镇———石潭镇。哥哥在镇上的一所学校读高小，我就进了石潭镇红庙小学读初小三年级。那是一所设在旧庙宇里的学校，上课时经常可以听到神案后面老鼠跑动的声音。有时还有死老鼠从房梁上掉下来，把大家吓一跳。同学中流传庙里有黄鼠狼精，吓得大家放学后不敢一人留在学校里，早上也不敢一人提前来学校做值日，打扫卫生。
半年后，我们先后搬家到张家湾，易家湾和郑家陇。在张家湾和易家湾，我上了大半年私塾。这时日军已经占领湘潭，因为兵力不足，只能在一些市镇和交通要道处出没。在一次搬家的路上，我们遇到了日军，遭受过日军的搜查。据说那次日军发现了当地的游击队，就在我们离开日军岗哨后几百米，后面传来了机枪的扫射声，大家很害怕。当时有没有人伤亡，我们不清楚。虽说我那时年龄还小，但也懂得在一个外敌入侵的国家，大人、小孩到处逃难、担惊受怕的苦难。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我们回到湘潭，这时家里的房屋又已在战争中被完全炸毁了。 （雪晶采访/整理）
（二） “新群”教诲与“雅礼”精神
◆新群小学教师寄语
抗战胜利后，1945年底我们回到湘潭，住在9总，是租借别人的房子。1946年初我在文华镇中心小学上了四年级的下学期。同年秋季，全家搬回15总，我又回到新群小学读完五、六年级，一直到小学毕业。
高小二年，我的学习成绩不错，上课时认真听讲，爱主动回答老师的问题，也喜欢问问题，又比较听话，老师喜欢这样的学生。记得有一次，我急于站起来回答老师的问题，却忘记老师提问了什么，搞得老师和同学都笑了，我也只好难堪地坐下。我挨过老师一次打。可能是在一次语文课上，我没有把课文背下来，老师拿把尺子要打我的手心。看到那飞舞起来又急速下落的尺子，我本能地把手缩了回来。尺子没能打在我的手心上，却打在了旁边的桌子上，这下老师真的生气了，又让我伸出手掌，狠狠地打了我两下。我觉得痛，但没有怪老师，也没有记住那位老师的姓名和那次“体罚”的细节。我接受了这次“痛”的教训，以后再没有出现过因背不下课文挨打、罚站的情况。
在新群小学毕业时，有六位老师给我留下了题词，这些题词写在了一个很普通的留言簿上，60多年过去了，我一直保存着。“文革”抄家时，也没有被抄走。
老师们语重心长，对一个当时只有13岁的少年寄予了殷切、深厚的期望。他们鼓励我要“努力创造你自己”，“不作柔弱的文人，而为有毅力的学者”。希望我“今日事，今日毕”，要“永恒前进”，嘱咐我要特别注意“待人接物，不可忽略”。还提醒我“天下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总在能坚忍耐烦、劳怨不避，乃能期于有成”。对照老师们的赠言，我常常检讨自己，在勤奋和坚忍耐烦上，做得还可以，没有辜负老师的期待，但在魄力和待人接物上，总觉得没有做好，感到惭愧。去年我回过一次湘潭，还专程去了新群小学。我带去了几位老师的题词，希望能见到这些老师或他们的后人，感谢他们教我怎样做人，怎样治学，感谢他们对我的鼓励和帮助，感谢他们给予我前进的力量，同时也想带去我对他们衷心的问候。只可惜，在湘潭停留的时间太短，“寻师”和“谢师”之举几乎是一无所获。给我留言的一位老师是彭冀麟老师，而在学校早年的教师名册上只查到一位叫彭冀林的老师，他就是我要寻找的那位老师吗？带着寻师不得的遗憾，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母校。
1948年小学毕业后，我从湘潭来到长沙，考进雅礼中学，住在北门附近的荷花池。这时长沙已面临解放，蒋家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政治腐败，财富高度集中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手中，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社会秩序非常混乱。记得有一天早上，母亲让我外出买早点，给了我一张1000万元的金圆券，但只够我买几个包子。那时，不但底层的中国老百姓盼望解放军进城，就是我们这种家庭也希望早点“解放”了。大家都厌恶蒋家王朝的统治，也厌恶战争。当时程潜任湖南省省长，程明仁任第一兵团司令，长沙守军的负责人，报纸和社会舆论天天都盛传“和平解放”的消息。
1949年8月4日，长沙和平解放。在迎接解放军进城时，我和同学们也都跑到街上去了，那时我打心眼里欢迎新时代的到来。由于父亲早逝，在家里，母亲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现在看来，母亲其实是封建家庭的一位“牺牲者”，她为那个家庭所做的努力，只给自己带来了苦恼和不幸。她对家庭和子女很负责任，忍辱负重，把我们抚养成人；她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勤奋、好学、诚实、简朴，鼓励我们为新时代、新社会努力工作；解放后，她努力学习，参加了工作，当过会计，得过单位的奖励，她希望尽早和“旧我”划清界线，成为一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如果父亲没有早逝，我相信她也会成为父亲在事业上一位最好的助手。
雅礼中学是长沙市一所著名学校，1906年由美国耶鲁大学筹建而成。原来的校址在北门外麻园岭。校园环境优美。从校门进去，是一条林荫道，它的西侧是大操场，操场的南头有教室、科学馆、礼堂和食堂，再往西就是学生宿舍了。雅礼是寄宿制学校，学生都必须住在校内，管理非常严格。操场的西侧是另一条林荫道，往北走可以看到一栋栋美式的别墅，这里是老师的住宅区。还有一个小湖，湖旁有许多银杏树，栖息着许多鹭鸶。雅礼的校训是公、勤、诚、朴，从小就教育学生“奋发精神，担当宇宙”学会“经天纬地才能”。要正确对待社会、对待工作、对待别人和对待自己。学校的教学条件很好，实验设备比较完善，老师的教学质量也比较高。我印象最深的是英语老师Mr..Shell，一位美国人，大高个儿，长得很帅，为人随和，和学生的关系很好。他的教学方法很特别，没有教材，没有固定课堂。上课时，常常把我们带到大操场，附近的街道和邮局，对面的湘雅医学院，甚至是他住的别墅里。一路走，一路说，见到什么教什么，让我们听，也让我们跟着说。记得有一次，他把我们领到家中，拿出一大堆衣服和鞋袜，就教我们学习这些东西的英语词汇。那时，我们学得很轻松，从来没有把学习外语当成一个负担。但因为没有大的英语环境，没有固定的教材，不会拼写，也没有办法复习，有些词汇学过后不用，很快就忘了。
雅礼是一所教会学校，自然希望自己的学生信教，但并不勉强。当时学校有一个规定，凡是星期日上午去教堂做礼拜的学生，在进教堂时盖上一个章，就可以下午4点以前返校；不做礼拜的，没有这个章，就必须上午返校。我们班许多同学不想做礼拜，又想在家里多玩玩，就想出了一个对付的办法。我们把自己的“礼拜证”交给一个同学，派他拿着礼拜证去盖章，盖好章再出来分发给大家。同学轮流值班，这样就可以多一点时间在家里玩。
初中时，班上有许多课外活动小组，是由兴趣相投的同学自发组织的。我们班上有几个同学喜欢物理学和电学，便在一起鼓捣矿石收音机，我也参加了。我们到街上药店里买来黄铜矿石，自己安装矿石收音机。我们还到电器店买来漆包线，用马口铁剪成U字形，绕上线圈，做成磁铁，进一步做成电动机。当我们自制的电动机旋转起来的时候，真是开心极了。
实际上，我的兴趣不是物理学，而是化学。记得还在小学时，我就喜欢上“化学”了，逢年过节，家里都要买一些鞭炮。孩子们都爱玩鞭炮，我也一样。但我更喜欢自己找来一些硫磺、硝酸钾、炭粉等，按自己的喜好配着玩。硝酸钾不好买，就从小便池的旧墙上刮硝盐，用它来代替。我还用砂纸打磨铁片、铜片和铝片，得到这些金属的粉末，然后把这些金属粉末掺在“火药”中，制成不同颜色的“礼花”。以后在雅礼读书，玩法就更升级了。解放前，雅礼中学的地下室有日本人留下的一些黄色炸药（TNT），我们几个学生偷偷地从地下室的窗户爬进去，拿出来几小块炸药。现在觉得很危险，但当时不怕，只觉得好玩。弄回家以后，使劲找书看，知道没有雷管，根本引爆不了，我们很放心。我们就拿TNT“熬汤”啊什么的，想一些不用雷管就可以爆炸的办法。
我喜欢化学，是因为它是研究物质“变化”的一门科学，我喜欢观察两个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时引起的变化，特别是那些能够变“废”为“宝”的变化；我喜欢化学，是因为它产生过像居里夫人、门捷列夫那样著名的科学家，他们的成就让后人永远敬仰；我喜欢化学，是因为它可以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使人类受益无穷。
现在想起来，青少年时期的这些兴趣仅仅成了自己美好的回忆，那时的一些爱好也只能算是“游戏”和“雕虫小技”。但在这些活动中得到的“锻炼”却培养了我的探索精神和对实验工作的爱好，这是我一生的宝贵财富。1998年当我面临退休的年龄时，我还毅然选择了认知神经科学为研究方向，开展了语言的脑成像研究，并且和学生一起，探索了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许许多多有趣而重要的问题。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探索精神正是从青少年时期培养起来的。（采访/整理 雪晶）
（三） 理想照耀下的中学时代
1950年春节过后，我因家里从北门荷花池搬到了南门正街的小古道巷，便从雅礼中学转学到长郡中学，插班到初中99班，直到中学毕业。解放前，长郡中学是湖南省内12个县的联立中学，学生大多数是从各县保送过来的优等生，因此学生的学业成绩在全省一直享有盛誉。长郡中学的校训是“朴实、沉毅”，学生以“勤奋”著称，重“内涵”而轻“外表”，学费比较便宜，这也是我当时选择转学到长郡的原因。
5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成立，那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刚入学，我们就经历了“抗美援朝”的战争洗礼，也被“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革命风暴所席卷。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自己报名参军、参干时的情景。我们豪迈地唱着“再见吧，妈妈！别难过，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带着惜别和羡慕的心情，送走了光荣入伍的同学；我们敲锣打鼓在街头宣传“三反五反”；我们排着长队迎接从寒假学习班学习归来的老师；还记得，为了对抗美国在朝鲜投下的细菌弹，我们全校动员起来，在校内外进行了爱国卫生运动，捕苍蝇和灭蚊子……1954年，国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在毕业前夕，我们班组织参观了在长沙举办的苏联建设成就展览，也到湘潭参观了湘潭钢铁厂，观看了多部关于“集体农庄生活”的苏联电影，当时大家都向往着“社会主义”，希望它能在中国早日实现。记得在1954年的新年晚会上，同学们激情澎湃地谈起了自己的理想，有人想当地质学家，有人要当石油化学家，还有人要当一名无线电技术工作者，而我当时则想当一名化学家。生活的道路很复杂。我不知道当年同学们的愿望是否都实现了。但重要的是，我们这些人都是一些有理想的青年，希望成为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人。在国家面临建设的重要时刻，都在思考自己的定位和可能做出的贡献。
中学时代对一个人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它使我们学到了丰富的知识，塑造了健康的人格，也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举一个例子来说，中学时我的作文水平不高，常犯一个毛病，就是写东西不分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让人读了不得要领。记得有一次，语文老师在作文上批注：“写文章要集中表达一种思想、情感和事物，必须强调一些东西和抛弃一些东西，文字就会更简练、更集中，勉之！”。半个世纪过去了，老师的话不仅依然留在我的心上，而且成为我以后指导研究生的一条经验。还记得有一次，我在作文中写了“苏联出兵加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迅速崩溃和瓦解”。老师给我解释说，“崩溃”像土堆的崩塌，而“瓦解”像“拆房起瓦”一样，前者快，后者慢。你既然说，日本帝国主义迅速崩溃，就不要用“瓦解”了。老师的批注不仅使我明白了修辞的重要，而且向我展示了一种严谨的治学精神。
到长郡中学后，我的兴趣还是化学。我把自己省下的一点点零花钱都用来购买试管、烧瓶、烧杯和化学试剂，在家里装配了一个简陋的化学实验室。我不但继续配制硝化纤维、碘化氨、氢氧混合气体等易燃、易爆物质，也尝试制作肥皂、香水、晒图纸、显影剂等日用品。我的化学成绩一直很好，而且自学了不少大学的化学教程，包括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的教程，对中学的化学课自然更加喜欢。记得有一次，化学课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元素周期表，告诉我们，周期表上曾经空缺的地方都被后人逐一补上了，鼓励我们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要有创新精神。这也给我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鼓励创新是长郡中学给学生留下的重要精神财富。
元素周期表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模型，它不仅总结了现有的研究成果，而且具有很强的预测作用。以后我在讲授认知心理学时，就常常用元素周期表作为“建模”的一个典范，帮助学生理解模型的意义。这也得益于当年老师的教诲。
我从初中开始就担任了学校学生会的工作。先当生活部长，以后做学生会主席、团委副书记。学生工作占去了我不少学习时间，需要付出更多更大的精力，但也使我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那时候，我只是一个十多岁的中学生，没有工作经验，没有生活阅历，办了不少在“大人”看来可能是幼稚可笑的事情。但长郡中学的李人琢校长、教导主任郭崇望老师、总务主任李士谋老师、班主任程哲宣老师等总是耐心帮助我，使我从各种困难中摆脱出来。
从社会工作中，我学会了珍惜时间，懂得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珍惜时间就是珍惜生命”的重要道理；还增强了我的组织能力和社交能力，这对我以后的研究工作也非常重要。现代的科学研究，常常是一种团队行为，只靠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是做不好的。因此，把一个团队组织起来，发挥团队中每个成员的作用，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就显得特别重要。我觉得，这种组织能力的培养也得益于中学阶段社会工作的锻炼。
中学生活也培植了同学间的友谊，这是人生中最值得珍视的一种情谊。初中时，我当生活部长，一位姓张的同学当班上的生活股长。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张为人直率，但多少有点固执，有点爱钻牛角尖。当时我已经是团员了，当然也希望他早日入团。为这件事我们谈过很多次。记得在他得病从医院回来后，激动地说起自己住院时的感受，并决心要早日加入团组织。看到他的进步，我当时十分高兴。还记得在一次主题为“友谊”的班会上，我们为几个同学调解了关系，当这些同学表示“尽释前嫌，重归于好”，双手握在一起时，大家都由衷地鼓掌为他们高兴。
长郡中学一贯关心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
入学前，我的体质不够好，眼睛又是高度近视，参加体育活动不多。后因学校开展“劳卫制”，锻炼身体有了更明确的目标，锻炼身体的积极性也显著提高。在老师的引导和同学的帮助下，我的身体素质都有明显提高，肺活量也从原来的2800毫升上升到3600毫升。后来当我在临汾劳动，修建扬水站和开垦荒地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内紧张看书和在认知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紧张工作时，我都体会到青少年时代练就的健康体魄的重要意义。
在中学毕业的前夕，我出人意外地放弃了多年梦寐以求的化学专业，放弃了当化学家的夙愿。原因是，当时教师职业在社会上还不是一个受到尊重的职业。有一些顺口溜很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宁当破烂郎，不当孩子王”。根据国家发展教育事业的需要，学校动员学生报考师范专业。我当时是校学生会主席，团委副书记，自然成了被推荐、被动员的首选对象。在这种形势下，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我最后决定报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专业，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重大选择。
理想的力量是巨大的。我对化学的兴趣改变了，但希望对社会做出贡献的理想没有改变。“文革”结束后，二十多年来，我一直进行汉语的认知研究，从行为水平的实验，到计算机模拟，到研究语言的脑机制。特别是10年前，当我已经面临退休的年龄时，仍然决定带领学生开展语言的脑成像研究。如今才意识到，这一次又一次的选择背后，正是中学时代培育的理想和信念在支撑着我前进。理想的力量促使我一直遵循着自己的目标，不懈地努力。 （采访/整理 雪晶）
（四） 走进心理学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短短几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国内已经从战争造成的混乱中初步恢复过来。1954年国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就在这一年，我从长沙来到北京，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就读于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开始了四年大学生活。没想到自此我和心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已经近60年了入学后，我的心情很复杂。兴奋之余，也有一些失落。中学时，我酷爱化学，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位化学家。我对理科比较有兴趣，喜欢做实验，觉得有东西可学。来到北师大教育系，刚接触了头几门课程，就觉得有些失望，第一学期除了比较喜欢普通心理学外，对其他课程几乎都没有兴趣，觉得内容浅，虚货多，实货少，不值得自己花时间学习。那一年，一道来北京上学的中学同学有30多人，北大、北航、北钢、北医、北工、地质学院的都有。周末老同学聚会在一起交流学习生活情况，总觉得别的同学的专业都比我好，学的东西比我深，比我学的有用，这就更加让我后悔。这种心态大约持续了半年，才慢慢发生了变化，开始适应了新的专业和学科。
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呢？
当时北师大很重视专业思想教育。在大学入学教育中，我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服从国家需要，既来之则安之，既然选择了这个专业，就要好好学习，不能辜负老师和同学的期望。“闹专业思想”当时被看成思想落后的表现，我要求进步，在专业学习上就只能往前走，不能向后退。
另一个问题就是改变了自己对“教育科学”的看法。以前我认为，教育工作主要依赖于教师的经验，教育科学算不上一门真正的科学。后来，我逐渐认识到，教育科学也是一门科学，值得自己认真学习和研究。这种变化与几门心理学课程的学习和苏联专家彼得罗舍夫斯基当时在教育系开设的心理学讲座有关。我比较喜欢心理学，特别是普通心理学（彭飞老师主讲）、儿童心理学（朱智贤老师主讲）和心理学史（郭岑老师主讲），这些课程使我认识到，人是教育的对象，要教育人，塑造人类的灵魂，就需要了解人，了解教育的对象，了解儿童。而彼得罗舍夫斯基教授的心理学讲座，系统介绍了心理学的哲学基础和自然科学基础，又使我看到了心理学多学科的背景，它的广度和深度，其中对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介绍，更深深地吸引了我。在人生旅途中，一帆风顺固然很好，但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用什么态度去对待这些挫折，是非常重要的。我庆幸自己当时进行了正确的选择，才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开始。
和中学学习相比，大学生活是怎样的？入学后我们接受的另一种教育就是独立工作、独立生活和独立思考的教育。为了“独立工作”，许多同学都制定了自己的学习计划。我当时是学习班长，负责大家的学习，自然也要带头制定自己的学习计划。头两年，教学计划中安排的课程每周约为25-27节课，课程负担很重。此外，每周还要安排足够的时间阅读课外书籍，广泛涉猎与课程相关的知识。还要安排锻炼身体的时间。我曾给自己规定，每周的学习时间不得少于70个小时。不够了就要查原因，在什么事情上浪费了时间。在这一段学习生活中，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进一步养成了勤奋的习惯，使我懂得了“时间”的意义和价值。珍惜时间就是珍惜生命，一个不懂得时间的价值的人，就不懂得生命的意义，也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成就自己人生的价值。
在大学学习中，课堂讨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培养了我们独立工作的能力。当时一些主课都有课堂讨论，由老师出题，同学经过充分准备，再由老师组织大家进行讨论。讨论时很重视观点的“交锋”，大家各抒己见，然后就一些有分歧的重要问题展开辩论。我们班有几位“调干”同学，他们比我年长，工作经验比较多，对许多问题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有些见解甚至和课堂上老师讲的或书本上说的都不一样，因此常常引起激烈的争辩，互不相让，有时甚至到了“面红耳赤”的程度。为了在讨论中使自己的观点更加有依据，我们需要查看许多相关的文献和资料，有些观点还要在讨论课前与别的同学交换意见。讨论结束时由老师做总结，有些问题，老师能回答，有些问题老师也回答不了，就只好存疑了。经过课堂讨论，我们学到了更加扎实，更加深刻的知识，也培养了学术辩论的好习惯。可惜，以后经过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和随后的“文革”，课堂讨论就从学校消失了。
当时我们的考试是口试，不是笔试。这也是我们在中学时没有经历过的一种考试形式。考试前，通常由一门课的主讲教师组成一个3人的口试小组，把一些考题写在“考签”上，每张考签上约2-3道题。考试时，学生进入考场，从一个桶中抽出一张考签，拿到考场旁边的另一个地方进行准备，这时学生可以在稿纸上写下自己的答案，约15—20分钟后，再坐到口试小组几位老师的对面接受口试。第一次进入这样的考场，看到对面老师严肃的面部表情，心里一下就紧张起来。但经过几次锻炼，有了考场经验，就好多了。见到老师，我们都主动和老师打招呼，问声好；答题时，尽量把第一道题答得比较充实和完美，让老师“完全”满意，这样老师常常就只让我们简单地说说第二道题，不但节省了大家的时间，也避免了“言多有失”，给自己带来麻烦。口试时采用5级记分制：优、良、中、差、劣，不用百分制。口试的好处是，它允许老师追问，也允许学生补充自己的回答，这是笔试难以做到的，因此能更准确地检查学生学习的情况，发现哪些地方真正学懂了，学明白了，哪些地方还没有真懂，有漏洞。现在的本科生教学中，口试也没有了，只有在研究生的入学复试中还有口试。50年代初，我国的教育“全面学苏”，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紧张和破裂，原来苏联的东西又被全盘否定。这种不做分析、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的简单做法，其实是不妥的。
我从小就喜欢读书，上大学后，就更爱读书了。为了尽快培养自己对教育学科的兴趣，适应新学科的特点，我需要从书本中寻找答案和出路。当时阅读的范围比较广，有的和课程有关，有的和课程无关。我喜欢读原著和名著，也就是历史上和现代比较有影响的著述。有些书开始看不懂，也硬着头皮看，看多了就会觉得好一些。在哲学方面，我喜欢亚里斯多德、笛卡尔、洛克、狄德罗、费尔巴哈、罗素、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在教育学和教育史方面，我喜欢卢梭的《爱弥尔》，乌申斯基的《人是教育的对象》，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和马卡连柯的《父母必读》、《教育诗篇》；在生物学和生理学方面，我喜欢达尔文的《进化论》、谢切诺夫的《大脑反射》、巴甫诺夫的《高级神经活动论文集》、《巴甫诺夫星期三》；在心理学方面，我喜欢詹姆士的《心理学》和《心理学简编》，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科夫卡的《格式塔心理学》、科勒的《人猿的智慧》、勒温的《形势心理学原理》，以及原苏联格鲁吉亚心理学派的著作。中国的典籍除了自己原来比较熟悉的《论语》和《孟子》外，还喜欢荀况的《荀子》、王充的《论衡》、韩愈的《师说》、《进学解》等名著和名篇。这些著作不仅开拓了我的学术视野，充实了有关心理学和教育学的专业知识，而且培养了我对教育学科的兴趣；激发了我的理论思维；作者的创新精神、人格魅力也深深地影响到我。在我主编《普通心理学》教材时，我提出“一部好教材可以影响几代人的成长”，就是得益于詹姆士的《心理学》。2006年我在语言的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中，提出了基于情绪调控的词汇识别模型，也是受到了巴甫洛夫提出的“优势兴奋中心学说”的启发。随着心理学知识和相关知识的增加，我对心理学的兴趣也日渐浓厚了。在一个人的成长中，兴趣的确非常重要，但我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也体会到，兴趣是可以改变，也是可以培养的。
在紧张学习之余，我们也有一些文化娱乐活动，虽不像现在大学生的文化生活那样丰富多彩，但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师大北校离北海公园很近，因此我们常常去北海公园划船。“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水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那首校园歌曲就是那时学会的，也一直牢牢铭刻在自己的心中，伴随我走过了近60年求学和治学的旅程。每当唱起这首歌曲，大学时代的生活就都不由自主地从脑子里涌现出来。
大学是人生金字塔的奠基阶段，它奠定了一个人未来发展的基石。我从一个原本酷爱化学的青少年迈进心理学的门槛，就是从大学开始的，从此走上了心理学研究的道路。有时我也会冒出一点后悔的念头，甚至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否正确，但半个世纪走来，积极、健康向上的状态始终未变。在心理学的道路上，我有过经验和教训，成功和失败，尽管自己的贡献不大，但我尽了自己的努力，还算得上没有虚度年华，没有碌碌无为，也许这才是人生应该追求的目标。 （整理/雪晶）
（五） 师恩难忘（上）
在人的一生中，除了生养自己的父母外，教师的影响是巨大的。1954年我入学时，北师大教育系有一个阵容非常强大的教师队伍。其中许多老师都直接或间接对我的成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下面我只想介绍几位对我“走进心理学”影响最直接的老师。
引导我“走进心理学”的第一位老师是彭飞老师。
1954年9月，在教育系的迎新会上，我见到了彭飞老师，他当时是教育系系主任，大家都尊敬地称他为“彭主任”。当时的教育系被称为全国教育科学的“母机”，系里邀请了许多著名的苏联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来讲学，办了多个心理学进修班、专修班，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彼得罗舍夫斯基教授开设的讲座，如同向我打开了一扇了解心理学的窗户。
我们的第一门专业课是普通心理学。那时候，心理学教研室的教授还不多。当时听说给我们讲课的是彭飞老师，既是教授，还是系主任，大家都特别高兴。彭飞老师讲课很有风度，高高的脑门，时常穿一件长大衣，讲话快慢适度，言简意赅，逻辑性很强，常常能给学生一种震慑力，学生都爱听，笔记也好记。入学前，我对心理学几乎没有什么了解，因此第一印象就特别重要。心理学既有社会科学的特点，也有自然科学的特点，这个特点对我有很大吸引力，我对心理学的兴趣可以说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培养起来的。1958年，我毕业后，留校任教，系里安排我辅导普通心理学，主讲教师还是彭飞老师，我负责课后辅导。当时班上有一位从新疆来的维吾尔族学生，听课有困难，记不下笔记，彭飞老师特别叮嘱我去帮助她，每次课后我都要安排单独的辅导和答疑。彭飞老师还常常很谦虚地告诉我，在心理学领域，自己是半路出家的，没有受过心理学的科班训练，你们年轻人一定要好好学习，成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德才兼备的心理学家。那时我刚参加工作，思想上、工作上都还不成熟，彭飞老师总是用非常宽容的态度，对我进行帮助，让我感到在他身边工作非常安全和顺心。
1960年在彭飞老师的主持下，北师大教育系成立了心理学专业，为我国心理学人才的培养建立了基地，也为以后心理系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在心理学专业建立的同时，在他的主持下，还开办了心理学研究生班。彭飞老师从校外聘请了多位老师给研究生班上课，如荆其诚、李家治、刘范老师等，并安排从苏联回国的王文宁老师担任班主任。后来这个班的学生在我国心理学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彭飞老师和心理学专业所有老师的共同努力下，1980年学校建立了心理学系，彭飞老师任首届心理系主任，朱智贤老师和我担任副系主任，这样让我有机会在彭飞老师的直接指导下参与心理学系的建设工作。那时心理学刚刚恢复，百废待兴，彭飞老师积极带领我们进行心理学的课程建设、制度建设和队伍建设。他为人谦虚，胸怀开阔，作风正派，办事公允，关心年轻人，注意团结系里方方面面的老师共同工作。他关心中青年教师的成长，积极安排中青年教师出国学习、访问，这对文革后心理学的恢复和建设起了重要作用。1979年，彭飞老师推荐我参加了出国的外语考试和培训，接下来又支持我以访问学者身份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系进修，这些安排都为我以后在学术上的成长奠定了基础。我从知觉研究转向汉语认知的研究，就是从这次出国访问开始的。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时，我的收入很低，买不起收音机，无法收听英语广播。为了支持我学好外语，彭飞老师把自己心爱的一部“熊猫牌”收音机借给我用。接下来，彭飞老师还安排了多位中青年老师先后去美国学习和短期访问，还帮助一些年轻老师解决了长期两地分居的问题。彭飞老师看上去很严肃，不苟言笑，其实他很关心学生和年轻老师。他默默无闻地为北师大心理系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为了建设心理学专业的教材，彭飞老师还参加了曹日昌教授主编的《心理学》教材的编写，这部教材奠定了《普通心理学》教材建设和课程建设的基础。1981年后，我担任了近10年的普通心理学教学工作，主编了《普通心理学》教材，前后出了四版，并因此获得过多项北京市教育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饮水思源，我的这些成绩也都得益于彭飞老师当年的指导和帮助。
在引导我“走进心理学”的老师中，郭一岑老师算是第二位最有影响的老师了。
我进大学时，他已经是60岁的高龄了，学生和老师都尊称他为“郭老”，没有人叫他郭老师，郭教授，更没有人直呼其名的。60年代初，系里安排李汉松老师和我当郭老的助教。李汉松老师长我13岁，又比我早两年入学，自然是我的师兄或“学长”。郭老当时主讲心理学史，特别是现代心理学流派，我们做辅导，此外系里也希望我协助郭老进行知觉心理学的研究。这样我就有机会直接接受郭老的指导和帮助。
郭老对我的影响主要有几个方面。
其一，学术思想上的影响。郭老是中国第一位介绍苏俄心理学的中国心理学家。1928年在他从德国学成回国途中，顺访了苏联，见到了当时苏联的一些著名心理学家，如时任莫斯科心理学研究院院长的科尔尼诺夫，以及在研究院工作的鲁利亚等，回国后翻译了巴甫洛夫和別赫切列夫等人的著述，1934年出版了 《苏俄新心理学》一书，比较系统和客观地介绍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苏俄心理学。他赞赏苏俄心理学的新成就，并热情支持这一新的理论动向。1937年他出版了《现代心理学概观》，这是我国较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心理学研究的一部著作。
20世纪 50年代中期，中国心理学界掀起了全面向苏学习的热潮，多位苏联心理学家先后来北师大讲学，郭老是介绍苏俄心理学的先驱，又是一位进步教授，自然受到大家尊敬，对我也有很大影响。在我早期的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中，这种影响很明显。
其二，研究方向上的影响。郭老是我国最早的一位知觉心理学家。他在德国的博士毕业论文采用实验方法，探讨了Aubert现象，一种在头部向一侧倾斜时，对视野中的线条进行垂直、水平判断所出现的误差现象。研究这个现象不但对认识视觉和动觉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解释“飞行错觉”和某些人格特点（场依存性和场独立性）也有实践意义。我因为中学时就喜欢理科，喜欢做实验，因此很高兴协助郭老继续这方面的研究。毕业后在他的直接指导下，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研究论文“双眼辐合方向对视觉垂直判断的影响”，这篇文章发表在1960年的心理学报上。从这以后，我开始了研究方向上的第一个选择：知觉心理学研究。1979年我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系进修，研究似动现象，后来又在张厚粲老师的指导下进行了主观轮廓的研究，还专门探讨过 “运动知觉”问题，发表过“图形同一性对视觉似动的影响”，这些都和郭老的影响有关。
其三，理论思维上的影响。在郭老指导下，我担任过心理学史的教学工作。郭老认为，心理学史的教学是要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扩展学术视野，培养批判吸收国内外优秀研究成果的能力，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应全盘吸收，而是要有分析地对待这些研究成果。由于他早年受过苏俄心理学某些学派的影响，郭老对心理学中自然主义的批判和他对心理学科学性质的看法，在当时引起过比较激烈的学术争论，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位学者应有的探索精神。以后我发表的几篇文章“行为主义的兴起、演变和衰退”、“认知心理学简介”、“论知觉的两种加工—谈谈对认知心理学的一点认识”，都受到过郭老的影响。郭老很重视理论思维的训练和学术视野的培养，受他的影响，我也一直认为，一位心理学家，不仅要熟练地掌握实验技术，懂得如何进行实验，而且一定要有广阔的学术视野，要善于进行理论概括和理论创新，只顾埋头实验，没有宏观思考，这种人是不会有大成就的。这些看法也都得益于郭老的教诲。
其四，做人和治学态度上的影响。郭老为人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待人和蔼可亲，对于年轻人更是关爱有加，在他身上看不到著名学者的霸气和傲气；他担任过很多重要的行政职务，但他并不留恋这种生活，而宁愿有更多时间从事自己喜爱的学术研究；郭老治学严谨，备课很认真，讲稿写得很仔细，都用钢笔认真写在一张张合页纸上。为了帮助我们讲好 “现代心理学流派”，他把自己精心编纂的讲稿交给我们，让我们借鉴使用。郭老的言传身教，一直影响着我，让我受用一生。 （未完待续，采访/整理雪晶）
（六） 师恩难忘（下）
对我“走进心理学”影响最大的第三位老师是章志光老师。我1954年入学时，他还不到30岁，正是风华正茂的“而立”之年。他没有教过我的课，也没有当过我的班主任，可是在同学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位能力强、长于著述、精力过人的年轻老师。对我个人来说，我和章志光老师还有一些特殊的共同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1年，章志光老师主动邀请我和他合作，写了一篇文章“素质与能力”。有机会能在章老师的指导下，写作论文，自然是我求之不得的一件事情，于是我高高兴兴地答应下来。文章的主要思路都是章老师构思的，我只是配合他收集了一些资料。章老师写文章，非常注重论点和论据，为了说明一个问题，他力求收集更多的资料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有很好的理论思维，严密的推理能力，旁征博引，以理服人，他治学严谨，文章经过多次修改才定下来。这一点对我以后写文章有很大帮助。
1961年前后，系里的老师和学生都到北京郊区的顺义县参加“四清”运动。我和章志光老师被分在了顺义白庙村，这是一个回民村，村里的居民都信仰伊斯兰教。受工作组组长的委托，我和章志光老师担任了写“村史”的工作。我们一起“访贫问苦”，一起下户“吃派饭”，参加干部和群众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收集和分析资料。章老师对写村史的认真态度，对材料的仔细论证和独到分析，以及准确的文字表达能力，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当时我们和村里的干部、群众关系都不错，许多年以后，白庙村原来的村长还来学校看望我们，找章志光老师和我叙旧。
1976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一夜之间，数十万人的生命和无数财产，就被埋葬在瓦砾和灰堆之中。地震后余震不断，北京也受到很大影响。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都从原来住的宿舍中搬出来，住进了在校内大操场上临时搭建的防震棚内，那些天，天连续下着大雨，我们躲在防震棚内，不能外出。就在这时候，章志光老师出面组织我们编写了《小学生年龄特点与教育》一书，参加者有张必隐老师和我，后来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另外翻译了一本俄文的心理学著作《年龄与教育心理学》。这两件事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但都是在地震前后完成的。地震棚的条件很差，我们只能坐在马扎上，在昏暗的光线下工作。那段时间，我们没有白白打发日子，都觉得很有收获。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就是在1958年的批判运动中，章志光老师敢于顶住潮流，不畏强势的铮铮傲骨和坚持真理的科学精神。他写了很多文章，为心理学的生存大声疾呼。那时候，我毕业不久，脑子里有许多不清楚的问题。记得有一次，我和章志光老师站在教二楼三层西侧的阳台门口，谈了很久，章老师给我详细解释了为什么不能用政治思想工作代替心理学者的工作，不能用阶级分析代替心理分析，我静静地听着他的解释，不得不相信他说的都是对的。1960年我参加了心理学的“甄别”工作，章老师和我的这次谈话还常常出现在脑海中，给了我许多指引。
引导我走进心理学的第四位老师是张厚粲老师。我上大学时，张厚粲老师已经是系里知名的教师了。1956年我们从北校搬到北太平庄新校，当时教二楼一层的西侧有一间实验室，叫条件反射实验室，实验室有一个设备，叫条件反射实验箱，这个设备的设计者和制作者就是张厚粲老师。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学心理学的学生都熟悉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而这个学说的基础是条件反射实验。当时在学生们的心目中，能够用自己设计的条件反射试验箱，进行条件反射的实验研究，就是采用前沿的实验技术研究前沿的科学问题了，对这个设备的制作者自然也就多了许多敬重。
我在张老师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科学研究，是从“文革”后开始的。1976年后，心理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有许多事情要做，而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恢复科研和教学工作。当时张厚粲老师和孟庆茂老师都担任实验心理学的教学工作，而我在“文革”前做过一点知觉研究，因此张老师决定我们的合作研究就从知觉入手。我们选择的问题是主观轮廓，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心理现象：在客观上不存在刺激的梯度变化时，我们在一片同质的视野中，还可以看到物体的轮廓，这就是主观轮廓。主观轮廓是怎样形成的？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研究是在1978至1979年间完成的。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张老师很重视设计的巧妙性和数据处理的严谨性，对实验的理论意义也很关心。这篇文章于1980年发表在《心理学报》上，张老师是第一作者，我是第二作者，孟庆茂老师是第三作者。这是“文革”后我的第一篇文章，也是我在知觉领域发表的第二篇文章。
1979年9月至1981年10月间，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系进修，继续了知觉心理学的研究，主要研究似动现象。其间还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心理系主任Stern教授的指导下，进行过阅读的眼动研究。回国后，我面临着两种选择，是继续知觉研究，还是研究语言认知？1987年，就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开始设置课题资助的第二年，张厚粲老师带领我们申请到第一笔自然科学基金的面上课题基金，研究的题目是“汉字识别与阅读理解的研究”，第二年我又申请到另一项自然科学基金“广播电视节目语言和图象质量的评价，这些基金的申报成功和随后进行的研究工作，进一步坚定了我开展汉语认知研究的决心和信心，从此以后，开始了我在汉语认知研究方向上长达20多年的研究旅程。
在我的教学生涯中，我的第二门课程是认知心理学，也是在张老师的带动下开始的。1988年在普通心理和实验心理专业委员会召开的南宁学术会议上，荆其诚老师、张厚粲老师、王甦老师、孙晔老师和我都向与会者介绍了认知心理学。会议结束后，张老师回到学校，立即决定开设认知心理学课程。做一次报告，写一篇文章是比较容易的，而要系统开设一门《认知心理学》课程，困难就大多了。这需要有勇气，有学识，有很好的外语水平。张老师喜欢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是大家心目中能开设这门课程的理想人选。张老师主动、勇敢地挑起了这付重担，而且很成功，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我系统地听了张老师的讲课，在此之后，我才接替张老师主讲了“认知心理学”这门课程，并出版了《认知心理学》专著。张老师注意提携后学，热情帮助他们成长，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张老师一直以她直率、坦诚、潇洒、开朗、表里如一的人格魅力，受到学生和老师们的仰慕，她又以对事业的执着精神受到大家的尊敬。张老师的即席发言常常在听众中引起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更令我倾倒和折服。在这里，我想借这次接受采访的机会，再说一句：感谢张老师多年来在事业上对我的诸多指导和帮助！（采访/整理 雪晶）
（七） 国外求学岁月
“文革”结束后，心理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1978年我参加了出国进修的外语考试。1979年3月到6月，我在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参加了英语强化培训，在此期间通过别人的帮助，联系到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心理系著名知觉心理学家 Julian Hochberg教授，做自己的指导教师。
1979年9月19日，我们赴美访学的一行100多人，从北京出发去美国。那时中美航线还没有开通，飞机起飞后，不能朝东直飞华盛顿，而必须往西行，绕道欧洲再去美国。飞机抵达华盛顿后，中国驻美领事馆派车把我们接到他们的办公楼。我们的异国之行就这样开始了。9月27日我一人乘火车从华盛顿去纽约。10月1日一大早，我来到位于纽约曼哈顿区120街的哥伦比亚大学。在心理系的一间办公室，见到了Julian Hochberg和他的一位学生Susan。
Hochberg教授是国际著名的知觉心理学家。他的研究兴趣主要是图形组织和似动现象。当时Gibson的知觉直接理论很盛行，这种理论主张，知觉是由直接输入的刺激信息决定的。而Hochberg是知觉认知理论的倡导者，主张知觉有多个层次，在知觉形成中，无意识推论有重要作用。进入实验室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熟悉文献”，特别是Hochberg的文章。那时我还不会在计算机上查阅文献。Hochberg把自己的文章都装在一个文件柜内，我想要他的文章，只能到文件柜去翻。Susan告诉我，2份以上的文章，我可以拿走一份；如果只有一份，就只能拿出去复印。Susan还交给我一张复印卡，复印文章不需要自己花钱。要找别人的文章，就只能去图书馆查阅。仅仅这些条件，我也觉得比在国内做研究方便多了。
Hochberg的实验室主要用投影仪、照相机和电影机进行实验，那时没有数码照相机，实验室也没有录像机，每次拍下来的实验材料，都需要自己冲洗胶卷。好在我在国内就喜欢照相，玩过胶卷，学习起来没有困难。实验室还有一种用来进行掩蔽实验的纸，可以对实验材料的轮廓进行不同程度的处理。
读过一些文献后，我提出了自己的实验计划，希望能探讨物体识别在运动知觉中的作用。当时许多文献都认为，物体知觉和运动知觉是分离的，运动知觉是一种更加原始的知觉，它可以不依赖于物体识别。而我的假设是，两者存在某种关系，在运动过程中，物体的同一性可能有一定作用。研究采用英文字母为实验材料，结果发现，在字母的似动现象中，被试对字母的确认是有作用的，从而部分证明了事前的假设。
哥伦比亚大学心理系的学术活动很多。每周星期五下午四点都有一场报告会，邀请校内外的学者来系里做报告。报告时间通常为40分钟，提问讨论20分钟。报告结束后，都有一个party，有点心和饮料，免费提供给大家。这时大家可以继续刚才的学术讨论，也可以自由交谈感兴趣的问题，气氛非常融洽。在国内我们从未参加过这样的活动，觉得很新鲜。每次都是尽兴而归。
1980年2月间，中科院心理所的荆其诚老师来电话，约我一起去哈佛大学和密歇根大学访问，我高兴地答应了。他当时已经在密歇根大学访问，研究颜色视觉。在哈佛大学行为和社会科学系，我们有幸见到了新行为主义的著名代表Skiner教授。他已经退休，但系里还给他保留了一个办公室和两间实验室。在与他合影留念后，他邀请我们参观了他的实验室。来美国前，我们都熟悉著名的“斯金纳箱”，这是他对鸽子进行学习和行为训练的设备。实验室有点简陋，但他还是很有兴趣地给我们演示了实验的程序。当时我有一个感觉，随着行为主义在美国的日渐衰落，Skiner的学术地位以及他在哈佛大学的地位也都明显下降了。
在密歇根大学访问期间，荆其诚老师还关心地问起我在纽约学习的情况，问我想不想去其他地方看看。他有一位好朋友，叫J.A.Stern，是华盛顿大学心理系的资深教授，著名的生理心理学家，研究眼动。我高兴地答应了。从密歇根回到纽约，我查看了Stern的文章，并和他直接联系上了。Stern很快给了回信，答应给我提供两个月的访问资助，让我提出一个研究计划。一次新的访问就这样确定下来。
1981年2月底，我去华盛顿大学访问。住在Stern家，这样我们有机会朝夕相处，实现了真正的“洋三同”———同吃、同住、同工作。Stern的办公室在心理系的二楼。他领着我见过了实验室里的几位老师和研究人员，回到实验室，就给我介绍眼动仪和他近期的一些工作，一边讲一边演示。接着交给我一串钥匙，告诉我，以后可以用这台仪器做实验。第一次接触这种仪器，不敢乱动，只好拿出说明书，仔细看，一点点对照着看。两天后，他给我介绍了一位博士研究生，Orchard，40多岁了，美籍犹太人。Stern说，设备上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问她。以后做研究，她就是你的助手。Stern和Hochberg一样，对我都很放手，这让我有机会得到独立工作的锻炼。
Stern长我10岁，为人和蔼可亲，说话好懂。他白天的工作很忙，我不便总去打扰他。但在每天上班和回家的路上，就是我和他两个人的天地了。他经常问到我的工作情况，我也把自己工作的进展和困难及时告诉他。头两周，我工作得很紧张，一方面要熟悉仪器设备，另方面要进一步阅读文献，制定研究方案和实验设计。这期间，我阅读了大量有关阅读问题的心理学文献。
我们的合作研究进行得很顺利，经过了不到一个月的准备，Stern同意了我的研究方案，采用眼动技术，对比研究汉英两种文字的阅读模式。我们选用的阅读材料是民间故事《老三和土司》、《木马》和《小王子》，有的是全文，有的是摘录，材料的段落大致相等。每种材料分别有英文和汉字两种版本。实验时，让中国被试分别阅读英文和汉字两种版本，而让美国被试阅读英文版本，用眼动仪记录阅读时的眼动模式，包括注视时间、回跳时间、阅读每行的注视次数和回跳次数、句首和句尾的眼停时间、隔行扫视的范围等等。研究的目的是想了解，阅读时的眼动模式是否受到文字特点的影响。
实验用了20/名美国被试和23/名中国被试。美国被试由Orchard负责招募，而中国被试由我负责招募。实验结束后，由我进行数据处理，因为没有经验，这花费了较长的时间。文章是在Stern的帮助下，隔了一年才完成的。题目是“Evaluation of eye movement variables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readers，1983年发表在“Pavlovian Journal of Biology Science”上。这是我在国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我在语言认知方面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以后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了我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对我在研究方向上的第二次选择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我们不但在研究上合作得很成功，在生活上也相处得非常愉快和融洽。这两个月是我在美国访学期间最愉快的日子。我们经常一起外出参观、游览，也一起打扫家里的清洁卫生。Stern的夫人很喜欢烹调，特别是糕点，Stern也喜欢做烤牛排和火鸡。我有时也露一手中国菜，如烧鱼、烧肉、鱼香肉丝和素炒青菜一类。我喜欢用蒜做调料，以后他们做菜时也常常开玩笑地说，来一点“Garlic（蒜）”。
在华盛顿大学访问期间，还有一件值得说的事，就是去该校的医学院参观。那时Michael Posner、Perterson、Peter Fox和 Mark Mintun等都在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工作，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PET）进行注意和语言的脑机制研究，这是国际上最早用PET进行认知神经机制研究的一个团队。第一次看到用PET得到的实验结果，觉得很先进，实验时能直接观察到脑内正在进行的活动，真是太神奇了。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想到，20年后，自己也会投身到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中来，并且用磁共振成像技术研究语言的认知神经机制。
最近我上网查看了一下我的几位国际友人的近况。Hochberg还健在，已经快90高龄了，而Stern却已于2010年离开了我们，享年85岁。当年介绍我认识Stern的荆其诚老师也已仙逝了。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他们的指导和帮助也是让我终生难忘的。（采访/整理 雪晶）
（八） 科研道路上的四次选择（上）
几年前，心理学院让每位老师留下自己的座右铭。我思考了几天，就写了“选择，探索”四个字。字很少，也不是什么惊人之语，但却包含了我在几十年的工作和生活中积累下的众多深刻的体会和感受。
在人的一生中，选择无处不在，选择随时发生。人的一生就是在选择和探索中不断前进的。我一直记得小学毕业时一位老师在我的留言簿上的题词“努力创造你自己”，实际上，选择和探索的过程也就是“努力创造你自己的过程”。
选择和探索很重要，但又很困难。每个人都有不少经验，也有更多教训，简单讲就是要“善于选择，勤于探索”，一个人的聪明才智从他的选择和探索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在我的求学和治学的道路上，有过四次至关重要的选择。第一次选择是从化学转向心理学。第二次是由知觉转向语言，第三次是从语言的认知科学研究转向语言认知神经机制，第四次是选择了语言障碍的认知神经机制，特别是口吃及其矫治。在我之前介绍大学学习生活和国外的求学道路时，已经讲了自己的第一次选择。下面我想介绍一下科研方向上第二次选择。
1981年我从美国回来，研究工作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按照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内容，继续进行视知觉的研究，或者基于我在华盛顿大学合作研究的成果，进行语言的认知研究。当时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使我选择了后者，而放弃了前者。主观上的原因是，我认识到语言是探索人类心智的重要突破口，汉语是一种有自己重要特色的语言，选择语言进行研究，既有利于揭示人类的心理活动的特点，又容易做出有特色的工作；而客观上的原因是，知觉研究需要更加精密的设备，而我们当时缺乏这些设备。由知觉转向语言，是我第二次重要的选择。这次选择决定了我之后十多年的研究道路，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进行语言的认知研究，离不开反应时记录技术。出国前，教育系只有一台计算器，体积比现在一台台式机的主机略小点，花了2000元人民币，当时可能是系里“最贵重”的设备了。回国后，我想要做汉语认知的研究，但没有计算机，也没有经费买计算机。于是我们请了无线电系的唐鹏威老师参加我们的课题组，并为我们设计了一台Z-80的单片机。1985年我们完成了一项关于汉字频率效应的研究，就是用他设计的“计算机实验系统”完成的。
由于起步晚，我们当时的研究水平不高，比起香港和台湾的一些学者，我们的研究工作只能说是“小学生”的水平。
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有几千种语言，每种语言还有自己的方言。不同语言间既有共同性或普遍性，也有差异性或特殊性。汉语和汉字是一种个性鲜明的语言和文字，比如，汉语是一种声调语言，声调具有区分词义的作用，“ma”的四声分别代表了“妈、麻、马、骂”四个词；汉语的复合词在现代汉语词汇中占很大比重，汉语词汇只有很少的前缀和后缀，这和英语也有很大不同；汉字的形声字，不仅具有标记读音的声旁，还有标记意义的形旁；汉字的空间结构非常复杂，它的笔画和部件在二维空间内展开，而不像拼音文字那样是线性排列的。当时我们的兴趣都放在研究汉语的特异性上，希望探讨这些特性会怎样影响到人对语言的理解和产生，或者说影响到人脑对语言的信息加工。由于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通过研究不同语言的特异性有可能更深刻地理解和揭示语言的普遍性。
这个时期，我们研究了汉字识别的基本单元，汉字语音和语义信息的提取，语素在汉语词汇识别中的作用，词频和语境在汉语双字词视觉识别中的作用，汉英双语者的词汇表征，故事图式与故事理解，汉语句子理解中句法和语义分析的关系，儿童语音意识的发展与阅读能力预测等。我们的成果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国内有影响的学术刊物，如《心理学报》上，并且开始在港台学者召开的学术会议上报告自己的成果。1992年张必隐老师和我合作完成的“Decomposed storage in the Chinese lexicon”的研究，刊登在《Language Processing in Chinese》一书中，这篇文章采用汉语复合词为材料，探讨了汉语词素在词汇识别中的作用，是国内外首次用汉语探讨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我们起步晚，但在大家的努力下，随着成果一点点积累起来，我们在国内外的影响也一点点增加和扩大了。
为了将语言认知的基础研究推向应用的领域，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们还研究过广播电视节目语言和图像质量的评估，探讨了新闻节目播放中的系列位置效应，提出了广告、新闻和儿童动画片节目质量的评价系统，进行过各类节目收视率的调查，研究过儿童从电视字幕伴随学习汉字，和动画片在儿童英语学习中的作用等。
记得我们有一篇文章探讨了新闻节目播放中的系列位置效应，结果发现，听众对节目的理解和记忆并不是按照节目排列的先后位置依次下降，而是存在首因和近因效应以及前后节目的相互抑制现象。文章投给专业性的《广播电视学刊》，刊登在那一期的首篇位置。刊物主编还特别加上按语，赞许我们的研究方向。今年，我见到了在央视市场调查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的姜涛博士，他高兴地告诉我，他现在负责电视节目的评价，所用的方法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在电视节目研究中所提出的方法。他原来也是北师大心理学院的老师，跟随我研究过动画片在儿童英语学习中的作用，因此很熟悉我们当时的研究工作。没想到的是，十几年以后，我们的研究仍然在社会生活中有应用价值，这的确是值得我高兴的。
上世纪90年代初，又有一些计算机背景和数学背景的学生加入到我们的研究队伍中来，因而使我们有可能开展计算机模拟汉字识别和语义启动的研究。
计算机模拟是通过编制计算机的程序，模拟出与人的实验相类似的结果，这是揭示人脑这个“黑箱”秘密的一条重要的研究途径，也是进行人工智能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我们当时设计了两个模型，一个是汉字识别和命名的联结主义模型，这个模型采用分布表征的方法表达汉字的形音信息，经过训练后，网络学会了1108个不同类型汉字的读音，包括规则形声字、不规则形声字和例外字的读音，进而模拟了汉字读音的规则效应和频率效应。我们还提出了一个“基于语义的词汇判断的计算模型”。模型是一个5层的神经网络，包括了416个词汇表征单元，24个隐单元，42个语义表征单元，24个词典单元和一个判断单元。运用这个模型模拟了人在进行词汇判断中已经发现的一系列效应，如频率效应、语义启动效应、词频和语境的交互作用、重复启动效应等。1993年，当我在台北召开的第六届汉语认知国际会议上报告计算机模拟的研究结果时，受到了不少与会者的好评。
当时我们还没有“顶天立地”的思想，但从自己的研究实践中已经体会到，做基础研究要和应用相结合。基础研究做好了，应用研究才有根基；而应用研究是直接关系到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利益的研究，应用研究做好了，研究的社会价值才能更加充分地体现出来。 （采访/整理 雪晶）
（九） 科研道路上的四次选择（中）
1996年前后，认知神经科学在国外蓬勃发展，很快也传到了国内。当时中国科学院的陈霖教授、翁旭初教授、唐孝威院士、北京大学心理系的沈政教授等，都敏感地意识到这个研究方向的发展前景，并思考如何推进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我喜欢探索新事物，很快就被这个新的研究动向所吸引了，并下决心立即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语言的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这是我在研究工作中的第三次选择。
为了迎接脑科学时代的挑战，国家科委于1996年5月召开了第74次香山会议，讨论了脑科学的进展和我国应有的对策。我有幸被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上，唐孝威院士提出“开发脑”的口号，对大家启发很大。1996年，在陈霖教授的倡议和主持下，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医院联合建立了脑认知成像研究中心。
1997年，我已经62岁。按照学校的规定，再过3年就该退休。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脑科学时代的这股洪流，竟把一位即将退休的心理学工作者又推上了一个新的历史舞台。面对脑科学时代的挑战，我和校内几个系的老师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北师大怎么办？要不要主动迎接挑战？1997年5月我联合了北师大生物系、数学系、电子系、化学系和心理系的几位老师，成立了我国高校第一个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我们的倡议是：组织力量，抓住时机，搞出特色，迎头赶上。中心的目标和任务是：以正常人为主要研究对象，开展脑功能，特别是脑的高级认知功能的研究，为揭示人脑的秘密，开发人脑的智能，提高教育质量，预防和诊断与认知功能有关的脑疾病提供科学的依据。当时很有一点“协同创新”、联合攻关的劲头。
1999年1月，北京大学心理系沈政教授、教育部教育科学研究所朱法良教授与我联合发起了“脑科学与儿童智力开发”香山科学讨论会，讨论了“基于脑的教育与教学”问题。后受教育部委托，上海生理研究所杨雄里院士与我共同承担起草了“脑科学与儿童智力开发”咨询报告。杨雄里院士负责起草“脑科学”部分，我负责起草“儿童智力开发”部分。我们仅仅用了两个月时间，就顺利完成了任务。7月初，由于杨雄里院士和我当时都在国外访问，上海生理研究所李葆明教授和我校董奇教授分别代表课题组向国务院李岚清副总理汇报了我们的研究成果，得到了李岚清副总理的赞扬，并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2000年，在教育部和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支持下，我先后主持召开了“语言认知神经心理学与语言障碍高级研讨班”、“第九届汉语和其他亚洲语言认知国际会议”，同一年，还协助董奇教授和香港大学谭力海教授召开了“第一届脑成像技术及其应用国际研讨会”，这是一次规模大、规格高的学术研讨会。这些活动和会议对推动国内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发展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网上合作研究中心的建立，都有很大的作用。
像十多年前我从知觉研究转向语言认知研究一样，要开展语言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也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自己的年龄毕竟大了，这次遇到的困难比前一次大得多。
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依赖于脑成像技术的发展。当时北京市的各大医院中，只有3-4台可以进行研究工作的功能磁共振成像设备，这些设备主要用于临床诊断。要采集研究数据只能凭借和大夫的私交，利用周末或晚上进行。我们最早的研究是经过翁旭初教授的介绍在首钢总医院进行的。首钢总医院离学校很远，那时候，医院没有呈现刺激材料的设备，我们也没有笔记本电脑，每次到医院去做实验，都要自己扛着台式机的主机和显示屏，带着2-3名被试。白天不能做实验，只能靠晚上，利用医院下班后的时间。为了珍惜来之不易的扫描时间，我们常常在医院工作到夜里12点钟或者更晚些。回学校，找不到出租车，只好打黑车，遇到下雨天，困难就更大了。以后我们又去了好几个医院，如301医院、306医院等。2002年，我们与306医院磁共振室建立了固定的合作研究关系，研究条件才有所改善。
研究中还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数据处理的困难。我们费了很大的气力采集到了数据，回来后却不会处理。我派人到处求教，但收效甚微。2001年冬天，刘鹤龄博士学成从美国回到台湾，经过谭力海博士的建议和介绍，我认识了他，并把他专程请到了北师大，请他帮助我们。我请他仔细检查了我们对第一批实验数据处理的每一步操作，直到他认可为止。我清楚地记得，当他离开我校回台湾时，我高兴地对董奇说，这下我们放心了，可以写文章了。2002年，我和董奇出席了谭力海博士在香港召开的“认知神经科学学术讨论会”，在会上我报告了自己的第一项研究成果：汉字形声字语音自动激活的脑机制研究。与会者反映不错，这是我第一次尝到了做脑成像研究的甜头。
经过多次磨合，2000年，我有幸参加了杨雄里院士主持的“973”课题，负责汉语信息处理的脑成像研究。有机会参加一个国家的重大科研项目，既高兴，又有压力。当时我们有了一批自己的数据，但文章却怎么也写不好，文章送出去，经常被退稿，很苦恼。这时候，我们听到了来自校内外一些批评和抱怨的声音，说我们花了很多钱，没有成果，这类研究没有意义，不值得花钱去做。面对这些舆论的压力，我们没有动摇，没有气馁，而是踏踏实实地继续我们的研究。记得有一次，杨雄里先生问我，做973课题有什么感受？我说：酸甜苦辣都有，先是酸和苦，后来才尝到一点甜头。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并得到香港大学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室的帮助，2003年，我们终于实现了论文“零”的突破，在国际比较重要的SCI刊物上发表了3篇文章，2004年成果更好一些，发表了4篇文章。2004年，“973”课题结题时，我们的成果被专家组推荐申报“973计划重大成果”，认为我们的工作起步晚，起点高，成果显著。2005年我们的部分成果获得教育部“科学和技术进步重大贡献”奖。这些成果直接为我校申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网上合作研究中心和随后申报和建设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奠定了基础。
2005年初，科技部正式批准我们筹建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后又有了我们自己的磁共振成像设备，成立了磁共振成像中心。这样我在语言认知神经机制方面的研究才有了一个更稳定、水平更高、更加完善的平台。除了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外，我们还可以采用脑电技术（ERP）和光学成像技术（NIRs）。由于实验室引进了一大批从事方法学研究的人才，我们在数据采集和后期处理上的困难也大大减少了。十年来，我们基于汉语的特点，采用磁共振成像技术系统研究了语言加工、语言学习和语言调节的神经机制，不仅揭示了大脑双侧梭状回和小脑在汉字音、义自动激活中的作用，词汇的情绪价对左侧梭状回激活的调节，发现了大脑右半球在语言类比推理中的作用，而且进一步探讨了视觉背腹侧通路在词汇加工和汉字学习中的作用，发现了双侧楔叶在汉字字形加工中的作用，右侧额叶在汉语声调加工中的作用，揭示了汉语不同于拼音文字的某些特点，提出了基于情绪调节的词汇阅读模型。我们还用脑电技术研究了汉语实词和虚词、动词和名词的神经分离，汉字形音义加工的时间进程，以及汉英双语者加工英语的特点，发现在语义任务中，右脑的激活先于左脑；非熟练汉英双语者加工英语时，语义的激活先于语音的激活。我们在国际SCI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已经超过40篇。2011年1月，实验室通过了科技部的验收，而且得到了不错的评价，我很高兴自己的研究能为这次成功的验收做出了贡献。 （采访/整理雪晶）
（十） 科研道路上的四次选择（下）
我在科研道路上的第四个选择发生在20世纪末。1999年，我应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李嵬教授的邀请，赴该校语言系进行了为期5个月的访问。纽卡斯尔大学语言系在语言障碍方面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对培养语言障碍的研究人才也起了很好的作用。访问期间，李嵬教授给我看过一些资料，上面报道了一些发达国家语言障碍的发生率。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澳大利亚每7人中就有一名语言障碍者。李嵬教授还告诉我，英国当地每两个学校才有一名医生，而每个学校就有一名语言矫正师。可见英国政府对从小培养儿童健康的语言能力的重视程度。带着好奇心，我进一步翻阅了相关的资料，结果发现，语言障碍是一个巨大的研究领域，它不仅包含了因脑损伤而导致的失语症，而且包含了阅读障碍、口吃、听力障碍等许多内容。由于语言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用，许多发达国家都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开展语言障碍的研究。
从英国回来后，我暗下决心要开展语言障碍的研究，把语言认知的基础研究推进到语言障碍的应用领域。2000年，在教育部的支持下，我联合英国纽卡斯尔大学语言系、香港大学言语与听力系，举办了首届“语言认知神经心理学和语言障碍”高级研讨班。办班的宗旨就是“推动国内语言障碍的研究，培养一批从事语言障碍研究的高级人才”。2002年，我联合天津市河西区医院负责口吃矫正的医生，在我校开办了4期口吃矫正班。2003年，我们又从长春市北华大学请来了有20多年口吃矫正经验的林岚教授，开班进行口吃矫正。随后又与北京林教授口吃矫正中心建立了长期的合作研究关系。2005年，在国际口吃日的前夕，我主持召开了“中国首届口吃研究与矫治研讨会”，与会者有科学院、高等学校和医院从事口吃研究的专家，还有全国一些有影响力的口吃矫正师和部分口吃协会的会员。会上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关注口吃人群，推进口吃研究。以后我们又多次举办了国际口吃日（10月22日）活动，检查口吃矫正的成绩，并深入开展了口吃的神经机制的研究。
为什么在语言障碍的研究中，我特别选择了口吃问题？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口吃困惑着成千上万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即将步入社会和刚刚步入社会的许多青年人，他们的痛苦至今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关心和关注。第二，口吃是可以矫正的，这为研究学习、训练与脑的可塑性的关系，提供了可能性；第三，口吃是一种综合性很强的疾患，它涉及到生理—心理、遗传—环境—教育、社会—个人等诸多方面的问题，适合于多学科的协同攻关；第四，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是科研工作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选择口吃进行研究，是从语言的基础研究走向应用研究的一个尝试。近年来，我们在口吃的基础研究中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成果，通过脑成像研究，发现了口吃与支配言语计划的大脑—基底节的神经环路的损伤和支配言语运动的大脑—小脑神经环路的损伤有密切关系，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口吃的两条通路理论。该项研究被刊物编辑部视为“有新闻价值的文章”论文发表后，受到国内外口吃研究者的关注，并被国内外多家媒体报道。
除口吃外，近年来，我们还研究了听觉障碍对语言理解和产生的影响，以及语言经验在脑的可塑性中的作用。此外，还研究了阅读障碍，采用动态因果模型（DCM）考察了阅读障碍儿童在语言理解任务中脑区之间的相互作用。
语言障碍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障碍发生的机理，也为揭示正常人的语言功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型。因此，我们的研究不仅能有效地揭示不同语言经验对脑的可塑性的重要影响，并能对相关语言障碍的矫治提供脑科学的重要依据。这些成果也为2011年科技部对认知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验收做出了贡献。
30年来，我一直进行着语言认知研究，从大的研究方向上说，30年我只干了这一件事情。这个领域的科学问题太多了，要想搞清楚其中的许多科学问题，人的一生实在显得太短暂，太不够用了。这是我常常感叹“人生苦短”的一个原因。当然，时代在前进，学科在发展，在同一个研究方向上，会出现许多新的问题值得探索。选择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只有在探索中不断提出新的问题，才能在一个研究方向上保持前进的活力，永不枯竭，永不停顿，永无止境。
在研究方向的选择中，社会需求和自己的研究兴趣是两个最重要的依据。我的原始兴趣是化学，以后转成了心理学，又从心理学进一步转成了认知神经科学。我不知道，如果我坚持了自己原来的兴趣，是否会做得比现在好一些，但我相信，我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自己50年前、30年前和10年前所做的选择和探索，是值得自己付出的。
近10年来，我在选择和探索中，见证了北师大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从无到有，蓬勃发展的过程。我常常想起在建设和发展的道路上所遇到的种种艰难与困难，也为她的发展和壮大感到高兴。我参与过这个实验室的建设，并用自己的工作为她的成长做出过贡献。但我也清醒地意识到，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与后来的发展相比，我的工作只是奠定了一些基础。今年年初，实验室顺利通过了科技部组织的验收，得到了不错的评价，这使我从内心感到安慰。这五年对我个人和我的家庭来说，是非常不平静，充满矛盾和内心激烈斗争的五年。在选择和探索中，某些牺牲是无奈的，也是难免的。
在我30年的选择和探索中，我得到过来自各方面的关心、帮助和支持，这些支持和帮助来自学校的各级领导，来自周围的许多朋友和同事，来自提供经费支持的许多基金部门，来自自己的家庭和亲人，更来自我的近百名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我特别要感谢和我共同奋斗和成长的学生们，正是他们的辛勤工作、创新精神和对老师的关心和照顾，才有我和我这个研究集体的工作成绩。在这里，我想重申我曾经说过的话，我们的每项成果都是老师和同学集体智慧的结晶，我的后半生是和学生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的所有成绩、荣誉和奖励都是大家努力的结果。我感谢他们，也永远爱他们！
人的生命有止境，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没有止境，学术研究也是没有止境的。我不敢肯定，我在选择和探索的道路上还能继续做多少工作，但我相信，只要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科学的发展，这件事情就一定会后继有人，永远也不会完结，而且会做得越来越好。希望寄托在后来开拓者的身上！ （采访/整理雪晶）
（十一） 博采众长
▲1980年在哈佛大学与Skinner合影
▲1988年在日本与Chomsky合影
我在汉语认知方向的研究起步晚，和国际水平的差距也大。要想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跨越式前进，赶上、甚至超过国际水平，就必须走出国门，当好小学生，虚心向国外学者学习。
从美国学习回来后，我再次出国访问开始于1987年7、8月间，第一次是参加在美国克拉克大学召开的国际情绪研讨会。那几年我做了一点情绪的研究，从文字识别进到了面部表情识别。我们到电影学院找了一些年轻的演员，为我们提供了不同表情的照片，利用这些照片，开展了表情识别的研究。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有幸见到了国际研究情绪的一批著名心理学家。
和我们在国内见到的学术会议完全不同的是，会场的布置非常简单，没有会议横幅，没有主席台，会场的椅子也摆放得“乱七八糟”，进会场后想坐哪里就坐哪里。但会议内容却是国际一流的。这种重内容而轻形式的学术作风使我们很受教育。我在会议上得到的最大收获就是，懂得了情绪不是认知的“副现象”，而是积极影响人类认知的强大动力。这是20世纪80年代情绪研究的一个重大转变，对我以后研究情绪问题也有很大影响。2006年我们提出基于情绪调节的阅读模型，就特别强调了情绪作为一个调节系统对词汇阅读的作用。
1988年我得到日本学术振兴会提供的资助，在日本进行了为期20天的访问。访问的第一站是东京，我的一位日籍加拿大朋友Danny Stenberg教授当时正在日本东京一所大学任教。Danny是一位心理语言学家，研究方向是儿童早期识字能力的发展。那时国内有许多人对儿童早期识字很感兴趣。Danny多次来中国访问，认识了伍铁平教授，通过伍老师的介绍，我认识了Danny，并成了关系不错的朋友。在东京短暂停留后，我和Danny一起去京都府出席了著名语言学家Noam Chomsky教授的60岁庆典和京都府为他举办的认知科学成就颁奖会。在会上有幸见到了Noam Chomsky教授，并合影留念。Chomsky教授因为在认知科学方面的重大贡献而被誉为认知科学新方向先驱。他重视语言的普遍性，认为这是语言的本质特性，而我却希望通过对汉语独特性的认知研究，达到对语言普遍性的理解。让我高兴的是，我不但有机会见到新行为主义的杰出代表Burhus Frederic Skinner教授，而且见到了认知学派的代表Noam Chomsky教授。应该说，他们分别代表了20世纪心理学和语言学两个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学派。
我去过两次台湾。1993年由中国心理学会组团参加了在台北举行的第六届汉语和其他亚洲语言认知国际会议。这是1949年以后大陆心理学家第一次去台湾参加学术会议，会议上我报告了汉字识别的计算机模拟研究。第二次是2003年，参加在台北举行的第十届汉语和其他亚洲语言认知国际会议，我报告了汉字形声字音义提取的神经机制研究。正是通过这些会议，我们的研究走向了国际社会，得到了与国外学者交流的机会，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国际影响。
我曾三次到访澳大利亚，访问过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第一次访问是1994年参加在新南威尔士大学召开的“亚洲语言认知加工”亚-澳专题研讨会，出访中我们认识了会议东道主、新南威尔士大学心理系的Macus0Taft教授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心理系的陈美珍教授。第二次是1997年应Taft教授的邀请，去新南威尔士大学合作研究三个月。以后我和Taft教授分别申请到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和澳大利亚科学研究基金会的资助，1998年我和丁国盛老师再次访问了新南威尔士大学。我们的合作研究有汉字的语义加工、汉语逆序词的认知加工，研究成果于1999年和2004年先后发表在Journal of Memoryand Language、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等国际学术刊物上。Macus Taft教授小我许多，但却是国际心理语言学研究的一位新秀，对研究语素和词汇识别的关系贡献颇丰，他提出的一些模型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很大。20世纪末，我们在词汇识别方面的一系列研究，都和他的影响和帮助分不开。
1999年3月应李嵬教授的邀请，我访问了英国纽卡斯尔大学语言系，开展了合作研究。李嵬教授毕业于我校外语系，原来是钱媛老师的博士研究生。我和李嵬老师合作的研究有儿童语言习得和汉语的语义加工，成果以后都陆续发表了。这次访问有两件事对我启发很大，让我进一步重视了双语研究工作。1999年4月，李嵬教授在纽卡斯尔大学主持召开了一个双语认知国际研讨会，与会者有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和其他国家的一些著名心理语言学家。正是在这个会上，我第一次认识了国际研究双语问题的专家JudithF. Kroll教授和De Groot教授。受到会议的启示，我决定开展双语认知的事件相关电位研究，一直持续了10多年。另一件事情让我体会到研究语言矫治问题的重要意义。纽卡斯尔大学语言系是国际语言矫治研究的重要中心，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从英国回来后，我才萌发了研究语言障碍的愿望，从而开始了我在研究上的第四次选择。
我去美国访问的机会就比较多了。在美国，我有两个合作研究点，一个是匹茨堡大学儿童学习与发展研究中心（LRDC），合作者是国际著名心理语言学家C.Perfetti教授，他担任过LRDC的主任和匹茨堡大学心理系主任，其特长是语言的认知机制和语言学习。我们的合作主要表现在人才培养上，从1989年以后，我有6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先后被派到LRDC，或者进行博士学位的学习，或者进行联合培养。C. Perfetti教授多次应邀来中国访问，我也多次去该校访问。另一个合作研究点是美国西北大学，合作者是Booth教授，他的特长是儿童认知发展及其认知神经机制。这也是我在认知神经科学这个新的研究方向上建立的一个合作研究点。我们从2003年认识后，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研究关系，先后有3位博士生被派到该校进行联合培养和合作研究。合作完成的课题主要有汉字语音和语义学习的神经机制、汉语阅读障碍的认知神经机制和失聪者手势语研究等。成果先后发表在Human Brain Mapping、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CerebralCor-tex、Plos One等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上。
我也多次去过香港，访问过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参加过在那里召开的第七届汉语和其他亚洲语言认知国际会议（1995），认知神经科学国际会议（1998），阅读障碍问题国际会议（2002）。在香港大学访问期间，在谭力海博士的支持下，我们和Conrad博士的合作研究，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们在认知神经科学方向上发表的第一批文章（2003—2004），就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2011年我还被聘请为香港大学资深教授。
博采众长是超越的前提和基础。韩愈在《师说》中说过：圣人无常师。孔子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才能让自己“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圣人况且如此，更何况一个普通人。在过去30年中，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国外的朋友，有机会和他们合作，向他们学习，才可能博采众长。他们诚恳、热心的帮助，使我在研究上少走了许多弯路；我在研究方向上的多次选择，在课题上的许多新思路，也得益于他们的帮助。尽管他们中不少人的年龄比我小，职称比我低，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他们也都是我的老师。回顾过去30年走过的道路，我也想借此机会，向他们说一声：谢谢！ （采访/整理 雪晶）
（十二） “开张”和“关门”
人的事业都有起点和终点，就像季节有春夏秋冬一样。春天繁华似锦，夏天绿树成荫，秋天果实累累，冬天雪压枯枝。事业的起点叫“开张”，事业的终点就是“关门”了。
2011年10月我办理了退休手续，但还有两个博士研究生没有毕业，可以说是人退了，门还开着。去年两个学生都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走上了新的旅程，他们走后，门就自然关上了。有人建议给我办个“关门”庆典。我说，历来只有开张时才办庆典，放鞭炮，请客吃饭，没有见过关门时也庆贺的。
从“关门”也就联想到“开张”。1981年我从美国进修回来，1983年申请副教授。那时副教授的入门条件没有现在这样高。凭着1983年发表在国外《巴甫洛夫学说生理学杂志》上的一篇英文文章和两篇发表在“心理学报”上的文章，我得到了副教授的职称。1984年我招收了第一批硕士研究生。人虽然不多，只有两名，但干得都不错。一人研究了汉字的形音义提取，另一人研究了汉英二语的心理表征。她们的研究成果都发表在心理学核心期刊《心理学报》上。一个发表了3篇，另一个发表了2篇。我们开张时没有庆典，没有放鞭炮，但从结果看，也算是“开门红”了。
我的第二届研究生是4位男生。一位毕业后先留校，后来去香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接着去美国做博士后研究，他的研究能力高出同辈许多。在掌握脑成像技术之后，他更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在汉语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在Nature，PNAS等国际顶尖级刊物上有多篇文章发表。另一位也留校工作，但他兴趣广泛，喜欢平静生活，在竞争剧烈的环境中，却总是用一种平淡的心态看待，因而生活过得非常潇洒。还有一位早已是博士生导师，著名高校的二级教授，以踏实勤奋工作、论文著作颇丰著称。还有一位在香港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去加拿大继续深造，现在又回到国内发展。在求学期间，他们都为实验室建设和学科发展做出过或大或小的贡献。
我的第三届学生是男女混合型的，由于这一年我开始进行语言认知的应用研究，探讨广播电视节目中语言和图片质量的评价，因此部分学生选择了应用研究的方向。我们的研究从电视节目收视率的调查开始，以后进入某些应用性基础研究和评价系统的建设。这些研究为学生以后进入中央电视台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1993年，我评上了教授，1994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第一届是男生，后来又招收了一名女生，他们都算我博士生的开门弟子。男生后来去美国和加拿大工作，并受聘成为辽宁师范大学的特聘教授。女生曾留校任教，得过北京市教育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后来去跨国公司工作，工作也非常优异。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我开始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从语言的认知研究转向了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期间有几位博士研究生是我开创这个领域研究的肱股功臣。万事开头难，他们不怕困难，辛勤工作，为这个研究方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感谢他们，正是由于他们在困难面前表现出来的无畏精神和开拓精神，才使我有可能涉猎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并为这个学科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除了工作上的相处，我还时常想起我和研究生们的“业余生活“。我们每年都有春游和秋游，或攀登长城的烽火台，或荡桨在北海、昆明湖或中山公园的护城河上。在送别每一届毕业生时，我们还要相聚在一起尽情高歌。逢年过节，已经成家的“大哥哥“、“大姐姐”还从家里带来美食佳肴，让想家的弟弟妹妹们一饱口福。我们还有一位做菜的“国际高手”，泰国留学生，大家从他那里能品尝到泰国菜的特殊风味。
在我招收的学生中，大部分是让我放心或比较放心的，但也遇到过一些让我比较“费心”的学生。有些学生是跨专业过来的，他们很努力，对老师也很尊敬，但基础知识差一些；有些学生的性格固执一点，内向一点，不愿请教老师和同学，不善于吸取老师和同学的意见；还有些学生虽肯动脑子，但很难跳出他的背景学科的圈子，对心理学的研究特色领悟得不好，干起来不顺手，不顺心，总有点格格不入，不得其门而入。当然也有个别学生贪玩，干活不大认真，或者在市场经济的冲击和诱惑下，偷偷地在校外搞推销，对这些学生，自然要更多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我有过不耐心的时候，有时还对他们发火，想“放弃”。但想想为人师者的责任，既然让他们进了门，就不能误人子弟，也就不忍心真正放弃他们。经过师生双方的共同努力，最后看到他们一个个顺利毕业，有人的毕业论文还被评上了优秀论文，穿上了庄严的博士服或硕士服，走上了不错的工作岗位，他们笑了，我心里也很高兴。
2003年以后，我的脑成像研究进入了发展的高峰时期。在研究生们的共同努力和拼搏下，每年都有3至5篇文章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上。2005年3月国家科技部批准我们学校组建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当时我期待着自己的事业在未来3至5年中会得到突破性的进展。
可是就在一切看去都很顺利的时候，我的老伴于2005年7月被查出得了重病，而且到了晚期。这个突如其来的恶讯，犹如五雷轰顶，让我一下子陷入极大的痛苦和无奈中。
我拼命与命运抗争，希望挽救她的生命，同时又希望能维持我来之不易的研究局面。这一年我正好70岁。在随后3年左右的时间内，我非常感谢和我共度时艰的研究生，他们理解我，写信或来家里安慰我，通过不同方式帮助我。没有他们的理解、安慰和帮助，我在与疾病的抗争中，可能很难坚持下来，我的事业也许早就中断了。在老伴走后的那些日子里，他们给了我更多的关心和安慰，让我得到了温暖。我不相信命运，但又不得不接受命运的摆布。正是我的学生帮我从厄运中解脱出来。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就是20多年。去年有两位博士生毕业，她们成了我的“关门弟子”。和“开张”时一样，也是两位女生。一人研究了文字特点对视觉背腹侧通路加工的影响。她有一篇文章已经发表在Brain And Language上。另一人研究了听觉剥夺对颞上回脑结构和脑功能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她已经有多篇文章发表了，其中一篇还是Neuroimage的封面文章。因此，在“关门”时，也还算比较风光，没有无声无息，灰溜溜地把门合上。
28个春夏秋冬就这样过去了。从“开张”到“关门”，真的过得很快，“弹指一挥间”，就像只翻过一页书一样。我多次说过，我的事业是和研究生的成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的一切荣誉和成就都是我和他们共同奋斗的结果。现在，我的事业之门终于关上了，但关门毕竟和“倒闭”不同。门关了，但事业还在继承。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也还有许多事情可以做。我相信，我所追求的研究事业在我的学生们身上将持续进行下去，而且将永无止境，一往直前，做得越来越好。（采访/整理 雪晶）
（十三） 退而不休
2011年9月下旬我应邀访问了香港大学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室，期间收到脑科学研究院发过来的一封电子邮件，是学校人事处的通知，让我于10月1日正式退休。学校的这个决定，我虽有思想准备，却仍然感觉有些突然。据说近年来，关于我是否退休的问题，成了一个受人关注的问题，而且引起过一些“矛盾”。我知道退休是早晚要发生的，但在我出访期间，收到这个通知，还是让我觉得有些意外。我没有说什么，回到学校后，立即提交了“退休申请”，接受了学校的这个决定，“自愿”退休了。
收到退休通知后的那几天，我的心情有些不平静。想到自己为之奋斗了半生的事业终于走到了“尽头”，有些失落，也有些郁闷。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我迅速做出了一个新的重要选择：退而不休。自己在学校的工作有尽头，而我的事业没有尽头。我要继续为社会、为学生、为子孙后代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干什么呢？我决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办博客。说干就干，2011年10月13日我的第一篇博客诞生了。在博客的开篇文章中，我这样表述了当时的心情：“现在退休了，以后不会再有入门弟子了，我突然觉得空虚和无聊起来。博客开通后，看到大家对博客的热情回应，我才突然意识到，还有那么多的学生关心我，帮助我，期盼我在人生的最后一站走得更加稳健和乐观。”
我开通博客，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希望通过博客，实现与大家的交流，进而调整自己退休后的心态。对一位新退休者来说，最怕的是孤独和失落。有了博客，就有了丰富的人际沟通，让我和大家有了交流思想和感情的渠道，这样孤独感就没有了；看到自己的博客在一天天成长，有许多人从自己的博客中得到收益，失落感也少多了。另外，每天思考一篇博客，不但有事做了，而且因为集中思考一个主题，不分心，不胡思乱想，大有“练气功”的感觉和好处：心神宁静，气沉丹田，因而也会有益于身心健康。博客的内容广泛，没有限制，想到什么写什么，没有负担，没有时间压力，有利于放松自己。博客要求图文并茂，因此，写博文除锻炼自己的思考外，还能调用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实现左右脑的协同活动，还可预防老年痴呆和情感枯竭。
一年多来，我写了160多篇博文，20多万字，平均每月6-7篇。博客的题材比较广泛，除了介绍自己在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的体会和经验外，也讲述了自己的成长过程和治学道路，抒发了自己的亲情、友情，对大自然的感情，以及我对社会和健康问题的关注。我知道，我的博客的点击率不高，但平均每天能有130到140人在关注我的文章，关心我的工作。160篇博客就像160个讲座，来参加讲座的听众少则100多人，多则600-700人，平均每天都有130人参加这个讲座，就这一点，我也觉得满足了。
退休后的第二件事是修订《普通心理学》教材。这部教材于1988年出版，2009年开始进行第三次修订，在我退休后，完成了第四版的修订工作，并于去年发行了第四版。根据出版社提供的材料，第三版在8年间发行了43万多册，年均5万册以上，而近三年每年的发行量超过7万册。教材的总发行量超过65万册，使用教材的兄弟单位近200个。该教材曾获得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4年），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高等教育）一等奖（2004年）。去年这部教材的第三版又获得北京市教育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2年）。
《普通心理学》教材已经成为“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和“北京市精品教材”。但什么是精品？怎样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精品？这一直是我思考的一些问题。在第二版前言中，我曾经说过，一部教材一定要经过反复修订才能成为受到广大师生共同喜爱的教材，就像一块玉石需要经过精雕细刻才能成为一件珍宝一样。每修订一次，就是教材的一次升华和提高。教材是写给广大学生看的，要让学生喜欢，经得起他们仔细推敲和琢磨；教材也是写给老师用的，要让老师得心应手，使用方便。正因为这样，教材应该保持高要求、高水平才行，否则就可能要摊上误人子弟的责任。也因为想到这两点，我在主编教材时才有了巨大的动力，不敢稍有松懈。这次修订任务非常艰巨，让我再次体会到什么叫“精雕细刻”，什么叫“对读者负责”。这也是我在这次修订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收获。
退休后，我还继续参加每周一次的课题组大组会，这是我自1984年带研究生以来一直坚持的一个活动，因为这个活动大都安排在每周星期三的下午，因而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彭聃龄老师星期三”。我参加这样的会议，不仅是为了继续关注学科的进展，让自己不会很快落伍和掉队；而且也希望能尽己之力，对学生有所帮助。我自己不招学生了，但我希望还能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尽可能帮助他们。退休后，我还坚持参加校内外的学术会议，应邀外出讲学，参加学生的论文评审和答辩。我认为，一个人的知识和能力，不仅是个人的财富，也是社会的财富，让一种有用的社会资源白白消磨，也是一种浪费啊！
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了一篇介绍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的文章。
周先生勤于学习，勤于笔耕，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居斗室，阅古今，看中外，孜孜以求，探求真理”，他写出了大量紧贴社会现实，抨击社会时弊的文章，思路清晰，判断明确，没有粉饰，没有雕琢，深受读者喜爱。他自称“走出专业深井，遨游于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中”。
周先生为我树立了一个做人和治学的楷模，也为我树立了一个“老年生活”的楷模。和周先生相比，他年龄长我29岁，堪称是我的师长；他的高寿更让我羡慕不已；他的学识比我渊博，能“阅古今，看中外”，自由“遨游于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中”；他的思想境界比我更高大，敢于探求真理，抨击社会时弊，这些都是我难于企及的地方。当然，仔细想来，有一点我们是相通的，那就是“讲真话，讲实话，讲自己心里所想的话”，争取做一个明白老人。有了周有光先生这个榜样，我觉得，今后会活得更有信心，更有目标，也更有品味。周先生还引用了巴金老人的一句话：“把心交给读者”。这句话比我经常说到的“对读者负责”，又高明了许多。如果一个人做到了“把心交给读者”，与读者“心灵相通”“心心相印”，那就不只是“对读者负责”，而是出自内心的热爱自己的读者。有了这份爱，还愁不负责任吗？（全文完，采访/整理 雪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