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他出身贫寒，从福建西部弯弯的柴路走来；他秉德明节，虽屡经动荡却始终无愧于心；他精研覃思，师从黄药眠、钟敬文、启功等前辈大家；他乐育英才，门下弟子纵横学界文坛。年过六旬，他仍不辞辛劳，领衔建立起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年逾七旬，他仍坚守讲台，为本科生讲授《文心雕龙》。我们将向您讲述著名文艺理论家、北师大资深教授童庆炳先生的人生故事，让我们与童先生一起，循着伴随他成长的历史车痕，触摸他与北师大交织一甲子的岁月年轮。
（一） 难得的童年馈赠
■童庆炳先生（左二）与同学在一起
■童先生的故乡
1936年，我出生在福建省西部龙岩地区连城县下面的一个乡村，地名叫莒溪乡。莒溪乡有条河叫莒溪，这条从深山里流出来的河，环绕莒溪乡一周，就奔流到汀江去了。汀江是闽西最重要的一条江，所以莒溪也好，汀江也好，都是我的母亲河。
这里的山水是非常美的。漫山遍野都是竹林，松树是成片成片的，山上古树很多，最多最大的就是樟树，许多樟树都有好几百年。春天到来的时候，布谷声声，漫山遍野映山红都绽放了，那景色真的让人难忘。村子里有温泉，还有很少人知道的恒温泉，它一年四季永远保持在21摄氏度，泉水从村子中间冒出来，流出后经过几十个池塘，再流到莒溪里，夏天很凉爽，冬天冒热气，妇女们都在泉边洗衣服，每当家里要做酒或煮粥，都要来这里挑这水。这水里可能有特殊的矿物元素，煮出来的粥特别香甜。我常对朋友们介绍我的故乡，最后一句总是：水是故乡甜、山是故乡美。
但最初故乡留给我的，却是最贫穷的印象。山水很秀丽，可是却很贫穷。贫穷是一个很可怕的敌人。因为贫穷不但伴随着我，还要时刻剥夺我学习的权利。我能够到北京来读书，能够留在北师大，后来成了教授，现在还给我评了资深教授，愉快地跟朝气蓬勃的学生们一起谈论学问，纯粹是偶然。因为从小，我的理想就是每天能让家里人有五斤米下锅。我们家老少三代，七口人，七张嘴都要吃饭，每年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吃光了，包括番薯（白薯）也都吃光了。这时候父母就开始吵架，因为第二天没有米下锅了，连南瓜和白薯也吃光了。
那时我刚上小学，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有我的老祖母，我自己饥饿，我自己痛苦，我更能体会他们忍受的饥饿和痛苦。父母很为难，虽然乡里的亲戚朋友很多，但是一次次去借，这太没有面子了，父母已经没有勇气去借。所以每次都这样，第二天没有粮食了，他们总要吵一架，吵架结束了，家里静得不能再静，连我们小孩都知道，家里面临着走不出的穷苦。最后是我母亲，或者我祖母，拿着一个口袋对我说“去你姑姑家”，或者“去你舅舅家”。我在家是老大，那时已经懂事了，所以每次都让我去借米。但借米不是件好差事，因为姑姑家舅舅家也并不富裕，跟我比较亲近的是我二姑。于是我到二姑家了，一句话不说，把米袋子往桌子上一扔，姑姑就知道，说“又没有米啦”，我也不回答。她问“你们怎么回事”，我只能说“我说不清楚，你去问我爸爸”。这样的贫穷，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是很可怕的。由于总是干这样难堪的事，我的痛苦像瘟疫，在我心灵深处传染开来，终日都是无精打采的，所以我小时候做梦都希望我家每天清晨有五斤米下锅。
因为贫穷，我很早就从事体力劳动。什么活我都干，插秧、割稻、除草，我们管这些田里的活叫“作田”，此外挑水、放牛、挑柴、拔猪草、拔兔草……特别是挑柴这个活，是相当艰苦而又危险的。在我的记忆中，父母交给我最多的，就是挑柴。特别是在夏收之前，一定要把家里的柴挑满，因为夏收时节，就得下地干活了。我写过一篇散文《柴路》，讲的就是砍柴的经过。柴路弯弯，我和我的小伙伴“雪老子”要到深山里挑柴。我们找到一片山，先一次性放倒一些树木，通常要砍四到五天，将一座山里那些不太高，看起来不可能成材的树全都砍掉，然后晾在那里，晒上一个月。等第二个月晒干了，再砍成一段一段的，然后挑回家。
问题不在于砍柴，而是我们那里的山路非常狭窄，一边是陡峭的山坡，另一边是万丈悬崖，悬崖下是深不可测的溪水。所以在柴路上每走一步都要走得稳稳的，要很小心，不然会掉下去。我们那里很多人都这样掉下去了。特别是雨天，上面下雨，我们头上却冒汗，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等脚踩上平地了，这一天的危险就结束了。到家里，母亲还要用秤，称一称挑回来的柴有多少斤。我初中的时候停学一年，那时候给我规定的是每天九十斤，那时候我十三岁。我是从三十斤开始挑，每天加几斤，最后定格在九十斤。所以我性格的一部分，是由弯弯的山路塑造的。我知道，山路挑柴是这样，干别的事情也是这样，人的一生也是这样，总是艰苦而又危险，因此你要拿出你的坚定、坚持、坚韧，要拿出这种不倦的精神，你才可能把柴挑回家。长大以后，我明白的第一原理就是天上不会掉馅饼，你想获得成果，就要有那种在山路上挑柴的精神。
挑柴是贫苦童年给我的一大馈赠。农村的孩子和城市的孩子是不一样的，他吃过苦，吃过苦的孩子再来上学，不用催促，就知道怎样把学习学好。后来我当教师、当学者，我知道要拿出挑柴的精神加以对待，才会有结果。所以，我们小时候虽然贫穷，但那劳动、那奋斗、那困苦也给了我精神上许多启示。
当然，因为贫穷，我的读书之路是非常曲折的。小学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的小学是在解放前读完的。我们乡小学的质量很好，老师也不错，整个小学阶段，我的学习都非常好。只是老师的教学方法还是体罚式的。国文课很重要，老师讲课的办法，就是先疏通文意，高声朗诵，然后要求我们背诵课文，老师念一句学生跟着念一句，老师最后再念一遍，完了就让学生们哇啦哇啦大声地读，所以整个学校都是读书的声音。作业也是背诵，头天教过的课文，第二天要对着老师，大声地背诵出来。要是背不出来，老师就会用竹鞭打你的手掌，还要到教室外跪着背诵。
那时我的背诵很好，能够背下的东西很多，不仅能背诵许多古代的诗文，也有许多现代的篇章。其实，由于我们讲的客家话与普通话相差较大，背诵几乎是那时候唯一的办法。我们管“上午”叫“昼时”，“下午”叫“昼了”，都是古文词。这些词在普通话里没有，而普通话里的“上午”与“下午”在我们家乡话的词语里也没有，所以我们只能背诵，老师把家乡话和普通话都写在黑板上，连每一个词都要背诵，有的发音相差很远。
然而对我而言，学习是非常愉快的。我在读书时，不断得到学校的表扬、奖励。母亲从我小时候开始，就在我们吃饭的饭堂墙壁上，从下往上开始贴我获得的奖状，最终小学毕业后我的奖状贴成了一面墙。那是我的“博物馆”，只要有生人到我们家，母亲就要想办法把他们引到这面墙壁前，高兴地给客人讲这张或那张，有时候母亲讲错了，站在一旁的祖母就会出来纠正。母亲和祖母都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优异而自豪。她们对我的爱是溢于言表的。
生活不会一帆风顺。到了1949年夏天，我要到县城考中学时，父亲的意思却是：小学毕业后就不读书了，在家参加劳动吧。父亲说：“你读了初中有什么用，还是回来种地，家里也困难，因为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与其去读书，还不如回来帮我一把手，做个劳动力。”况且，全县报考的有四百人，录取的是四十人，机会很小，父亲说我也不一定能考上，还得花钱。幸运的是母亲和祖母说让我去试试，于是我和我小学的几个同学走了六十里地，到县城考试去了。到了发榜的日子，我们一起去看红榜。看榜的时候我跟别人“看法”不一样，那是一个红榜，四十个名字都在那里。我是从最下面往上看，四十名没有，三十九名没有、三十八名也没有。当我看到三十七名的时候，我的一个同伴叫起来：“童庆炳，你在前面呢！你是第三名！”我连忙往上一看，果然，第一名和第三名是我们乡小学的，我们小学有位年纪比较大的，他考了第一名，我考了第三名。这下子高兴得不得了，我想这就可以和家里有个交代了，也许父亲会支持我上学。
回到家里，全村的人都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第一、第三名都被我们村占了，大家都说庆炳这孩子有出息，是读书的料子。父亲在乡里那么多人舆论的压力下，不但说不出“反对”两个字，而且还给我做了一套新衣服，这样我就上了初中。那是1949年，印象中是九月，我们那里还没有解放。到了第二年，1950年才解放了。
我从来不埋怨我的童年生活。相反，正是那贫寒艰辛、那借米的经历，那弯弯柴路上的风雨，还有那祖母、母亲舐犊般的爱，这三者如同鼎之三足，它们托起了人生的宝鼎，这是我获得的童年的珍贵馈赠。 （整理 罗容海）
（二） 祖母四个银元的故事
穿着父亲给我的新衣服，我就高高兴兴地到县城上了初中。一个孩子想读书，想读完初级中学，会有什么困难吗？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这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吗？但我的初中充满艰涩的人生况味。
在连城一中，学校生活也是很艰苦的。除了吃饭很困难，还有一点就是那时土匪特别多，这些土匪盘踞在我们村到县城的路上。这一路上有两处，我们都不敢从那走，但是不走又不行，去城里上学，从城里返回村子，都得路过那里。怎么办，只有等人，等到多达二三十人时，大家成群结帮一起走那个山谷。有一次就没有过去，遇到了土匪。他们从山上下来了，拿着枪，但也不真的打人，只是往天空上放两枪，吓唬我们，我们就乖乖地停下来了。于是把我们这些过客一个个捆绑在树干上，他们把我的口袋翻了个遍，都没有一个钱，顶多有一点点米而已。但开学的时候，就碰到麻烦了。那时国民党的法币贬值得非常低了，于是发行金圆券，依然根本不顶用。学校收学费就改收银元，四个银元一学期。父母就想尽了办法怎么让我带过去，后来母亲将钱埋在咸菜罐子里，认为土匪对咸菜没有兴趣。结果土匪已经摸透我们的门道，看到我们的米就倒出来，看到我们的带的咸菜罐子，就用力把罐子摔在地上打碎，四个银元的学费就这样被抢走了。遭受了这样的困难，家里又要重新筹措四块银元的学费，真是很不容易。
学到初一结束时，父亲终于下定决心不让我上学了。看到家里生活的困境，我失去了再反抗的动力。于是辍学，辍了学干什么呢？在家挑柴。规定要从三十斤挑到九十斤。那时候我才十三岁，开始了挑柴、耘田、插秧、施肥、除草、割稻子、晒谷子的生活。我已经是一个标准的劳动力了。
尽管我心里深深地埋藏着读书的念头，但家里的日子实在过不去了，如果那时候再不帮家里干点活，那个家就真的有可能解体。我理解家里的困境，同意在家劳动，整整劳动了一年。在这一年中，在闲暇时，我把村里面几乎所有的书都一本一本搜罗来读。我搜罗到的书大部分还是古文，印象很深的有《三国演义》，那是半文言写的。一到晚上，别人都去逛去聊天去玩，我却在屋子里，在一盏小小的煤油灯下，开始了读书时分。
这一年的阅读，让我增长了许多知识，历史、文学等方方面面的知识；也给了我启发：读书长见识，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我开始隐约意识到：不读书就没有文化，你的思想是贫乏的，你的见识是狭窄的，无外乎就是周围亲眼看到的这些有限的现实；只有书本才能给你提供想象，提供新的知识，让你看到新的世界，让你知道，在你之前有很长很长的历史，在你之后，还会有很长很长的历史，我们应该知道这些。知识真的是一种力量，它会催促你前行。我常常站在大门边上，望着重重叠叠的远山，想象书中描写的远方的草原、平原和海洋，想象东洋和西洋人如何生活……这样，在新的一年开学的时候，我又要闹着要上学。因为此事，我和父亲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我的想法是，我不想在家劳动，无论如何我要复学。这场复学和反复学的“战争”持续了半年。开始还不那么急迫，到了临近开学的时候，我就什么活都不愿意干了，天天要求父母给我四块钱，要去复学。
这时候家里又分成两派，父母反对，唯有祖母同情我。可是祖母老了，她没有能力支持我。她也跑了许多地方，帮我去借钱，我一共有五个姑姑，她一个姑姑一个姑姑家去跑，可是最终没有借到。父亲坚持说，不要念，念书没用。我只说，读书有用。这样反反复复争吵。临到最后，我对父母说，无论反对与否我都要去上学，我开始自己做准备，卷好了一个铺盖卷，一个席子卷着，另外一头一个藤做的小箱子，一个扁担。
到了开学前一天。一个阴晦的清晨，我一个人担着行李走了，家里的人看着我走。走出了大约一里路之后，在晨雾中，我看见一个影子向我走来，越看越清楚，这是祖母。祖母在我心中的地位最高的，她最体贴我。我停下来，当时就心里知道，无论祖母说什么，我与父亲的“战争”都要在这一刻结束：如果祖母说，家里实在太困难，让我回家劳动，我就跟她回去，我必须听祖母的话；如果祖母支持我，让我先上城里，说学费以后再凑，那么我就去城里。
祖母向我靠近，她是小脚，走得很慢，我等着她。祖母看到我，我流下眼泪，她拍着我的肩膀说，不要哭，读书是好事，然后她从她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布的包，她揭开红布，里面有一层我们当地产的毛边纸，亮出了四个银元，说这就是你的学费，你走吧，你还是像以前那样，每周日回来拿一次米和咸菜，继续你的学业，她接着说，我相信你会努力学习，成为一个有知识有用的人。当时我感动极了，祖母在我们家里，就是最高的裁判者。祖母支持我念书的那些情景，至今我还是历历在目。
我当时立刻想到她这钱是哪里来的。这是她一辈子积攒起来，准备买棺材用的钱，她把这份钱拿出来当做我的学费。所以，读书对我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读书的路，也像那柴路一样，弯弯曲曲。
但学习也是其乐无穷的，我记得上几何课的时候，老师教我们一种证明的方法，我却别出心裁想出了三种证明的方法，老师的鼓励，同学的称赞，似乎至今仍在眼前晃动。
我明白，我读书的机会不多，父亲母亲不会支持我读书，我初中读完之后，就得回家种地，我没有别的选择，我的读书之路，也许就是这短短的初中了。我非常不甘心，大概是在复学后不久，初中二年级上学期的时候，解放军来招兵，我考虑了好几天，最后决定去参军。
我进了他们的招兵站，成为了他们招来的兵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可才待了几天，情况就发生变化了。我母亲不知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她立刻赶到县城，先是到学校闹，说我的孩子根本没有到参军年龄。那时候在我们家乡，参军是不得已的事情，根本不是现在的“一人参军，全家光荣”，那时候还叫兵痞子。所以，母亲到学校，又到兵站，大闹了一通。兵站的领导交换了一下意见，同意放我走。学校也来人，要我继续念书。母亲训斥我：你以为你的翅膀硬了，想远走高飞，没那么容易。这样，我就回学校的教室去了。我意识到我读书随时有可能结束，继续去读高中，想都不敢想。
然而，当我读到初三下学期时，命运眷顾我，我赶上了龙岩师范学校恢复招生。龙岩师范学校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一所与北师大同样古老的学校，那里也出了好些名人，邓子恢就是龙岩师范学校毕业的。1953年，龙岩师范学校恢复招生，他们到各个县来招生，我了解到他们那个学校吃饭不要钱、住宿不要钱，不但不要钱，还有奖学金。我想这是天赐良机，于是赶紧去报考。结果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因为我文科理科都很好。
通知书很快就寄来了，但这一次我就有经验了，我不敢张扬，我把那张通知书保存在一个别人根本不会想到的地方。那年暑假回家种地，我特别卖力，表现特别好，父亲老说我长大了、懂事了，将来是一把种地干活的好手。我知道我要是马上拿出录取通知书，那对他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我试探着问父亲：假定有一所学校，吃饭不要钱、住宿不要钱，也不要交学费，而且还给零花钱，要有这种学校你让不让我去读书？父亲白了我一眼说，你做梦吧，世上哪有这种学校，不收你们学费还给你们钱，你死了读书这条心吧，好好干你的活吧。我又说，我只是问问，如果真的有这种学校，你让不让我去。父亲当时没有更多地想，他说，“如果真有这种学校，我就让你去”。
后来终于快开学了，这事情不能不捅开。在一个姑姑舅舅等一大家人都在的时候，我又向父亲提出，假定有这么样一个学校，让不让我读。父亲满口说，上次不是说过了吗，“假定有这种学校，我就让你读”。我请姑姑、舅舅们给我作证，我就从口袋里掏出龙岩师范的录取通知书来，他们看了以后，都感到惊奇，都认为我应该进这所龙岩师范学校。父亲则一方面高兴，认为我很有出息；但是另一方面，又觉得家里缺了一个最重要的劳动力，以后起码在三年之内，家庭的负担又会更重了。我许诺他们，我毕业之后就去当小学教师，当时小学教师的工资是二十八块钱，我说我会把二十块钱寄回家，八块钱我自己留着作生活费。我问大家，二十块钱够不够一天五斤粮食吃一个月啊？他们算了算，好像还要多不少，于是大家都很高兴，同意我去念书，条件就是不能向家里要钱。母亲说，我每年会给你做两双布鞋，我们再没有别的东西给你了。
从家乡去龙岩城那天，我用一个扁担，一头是母亲准备的一个铺盖卷，一头是一个新的藤箱子，我沿着那高高低低的窄窄的山路，翻山越岭，向龙岩城走去，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山村故乡。（整理/罗容海）
（三） 在龙岩师范学校读书时
龙岩师范毕业留念（后排右一为童先生）
这样，我又挑着个担子，一头是铺盖卷，一头是藤条箱，往龙岩城走去。这一路，走了五天。五天后，我到了龙岩城，正式地进了龙岩师范学校，享受那种“吃饭不要钱、住宿不要钱”的生活，每月给我评的助学金是三块钱。那个时候，三块钱还是很多的，我仿佛感觉怎么都用不完。那是解放初期，国家非常重视教育，我还记得，当时为了保证学生的营养，课间时厨房的师傅会挑来一桶豆浆。大家都准备好杯子，加点红糖，就可以享用豆浆了。
这种生活和农村的日子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我在龙岩师范学校更加勤奋，不需要老师指点，自己就会先把课程提前预习一遍，所以老师一讲就会。后来我写过一篇散文叫《难忘母校龙岩师范》，收在我的散文集《苦日子•甜日子》里，讲的就是这一段生活。
龙岩师范这三年我过得非常丰富而有意义，我认为是我人生的重要基础。那时候的教师大都是青年，相当一部分也只有二三十岁，好多都没有结婚，和我们住在一起、玩在一起、吃在一起，什么都在一起，给我们的指导是很重要的。当时我的语文老师叫赖丹，是从香港回来的一位作家，这语文老师就常常吊我们的胃口，慢条斯理地说：“世界名著第一本，就是歌德的《浮士德》。”可是在整个龙岩城，我们去找过，没有一本《浮士德》。那时候已经有郭沫若翻译的版本了，可是看不到。这些老师业余时间也和我们打成一片。鲁迅有一篇很短的剧本叫《过客》，赖丹老师也让我们来排演，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就是“那位老人”。
我在龙岩师范很快成为了班长，又成为学生会的主席。这段学生生涯很充实，一是老师教东西教得结结实实；再者自己学习的热情也很高。那时候心里没有别的东西可想，一心就想学习，然后想着毕业之后就成为一个小学教师，拿二十八块钱的工资。
但在那个班里，我还是最穷的。记忆里，我三年都没有回过家。我们班还有一位永定的同学，也和我一样，也都爱好文学，所以我们两个人“志同道合”，一起过暑假、一起过年。这样，学校就让我们两人寒暑假期间护校。学校给米给菜给肉，一切都给我们准备好了，还让我们把被子搬到食堂，让我们自己做饭。并且，学校给我们一人发了一支枪，那是真枪，要求我们晚上九点到十二点钟，每隔一两天就要到校园里巡视一遍。我们两个人在那里一起谈文学、谈写作，还挺惬意。这位同学的名字叫做江剑锋，后来他上了福建师大，和我也有很深厚的友谊。
在龙岩师范学校，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明白了世界上很多事情，思想进步也比较快。另外还有一件事情，现在看来，对我的命运起到了重要作用。龙岩师范学校三面都是山，有一次山上起火了，山火蔓延，老百姓扑不过来，我们全校师生就每个人拿着一棵松枝去救火。我当时身体比较好，很积极，老是冲到前面，一不小心冲到了火海里去了。本来火海中也没事，没想到风向一改，火苗直向我追来。在后面的同学就喊了起来：“童庆炳你快跑啊，火追着你过来了！”我就只好往上跑，跑到山顶上，我已经感觉自己被烧了，火苗越来越大，情急之下，我从山顶上滚了下来。后来才知道，我后面的头发全都被烧掉了，耳朵后面、脖子被烧伤。于是我在龙岩医院住了几天。后来《闽西日报》登了一则新闻，评我为这次救火的“救火英雄”。现在我还保留了一张照片，就是当时在医院里，群众给我送鸡蛋的照片。这样，学校就特别看重我，让我填表入了党，我就成为了全校学生中唯一的一个党员。
还有一件事，对我也很有意义。当时我胆子已经很大了，敢于给外面投稿。现在想来，如果我那篇小说当时被《福建日报》副刊发表的话，现在我可能不是一个评论家、理论家，而是一个作家。我写了一篇以剿匪为题材的小说，《福建日报》副刊的编辑看了以后觉得非常不错，于是稍微改了改，排版准备发表。后来他们发现作者只是个学生，还是个中学生，“是不是太幼稚啊”，就这样没有发表。但是他们把校样给我寄来了，我印象中上面有很多红笔改的样子。其实那篇小说是我真正的处女作，可惜没有发表出来。
后来到了师范三年级的时候，我看了一篇苏联的小说叫《古丽雅的道路》，这个描写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写了一个女英雄的故事，让当时的我非常激动。我写了个读后感，便给《文汇报》寄去了。《文汇报》给我登出来了，短短大概不到一千字，还给我寄来了五块钱。后来，在80年代，《文汇报》编辑部找了三四十个学者座谈，我就回忆了这件事情。他们笑道，没想到你的处女作是在《文汇报》发表的。当时收到这五块钱的稿费时，觉得真的很多很多啊，好像怎么花也花不完，这记忆里的滋味令人难以忘怀。我常想，如果当时我那篇小说在《福建日报》副刊上能发表，而不是我的读后感被发表，或许我会走上创作的道路，但也许我就不会来北京了。
龙岩师范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学校。我已经决定，我死后，我几十年收藏的这一万多本书，要捐赠给龙岩师范学校（已改名为龙岩中学）。当然，我也可以送给我们学校和我们文艺学研究中心，但是我买的这些书与学校和中心大部分是重复的。如果在龙岩中学，现在的那些孩子里面，有些人也和当年的我一样正在做文学梦，想读《浮士德》，那他们就能从我的书里找到《浮士德》，开启他们的文学之路。
第三年，面临分配，学校很重视我，让我留在龙岩师范附小当小学教师。这样也就实现了我当初的梦想，一个月可以拿二十八块钱，我感到心满意足了。本来我已决定就要留在小学工作了，突然福建省教育局来了公文，说这个班可以选四名学生去高考，但是只能考师范类大学。当时我想都没想，直接填了北京师范大学，而另外两个志愿我就根本没有填。当时的想法是，考上的话就来北京，见见毛主席，不行我就安心在附小，还当我的小学教师，反正有二十八元钱啊！
可喜的是，我们四个人都如愿考上了，三个人来到了北师大，一个去了华东师大。北京师范大学以它的热情、友善、深厚、严谨和老师们的微笑迎接了19岁的我，我到图书馆借的第一本书就是歌德《浮士德》，一条宽广的路在我的脚下展开。（整理/罗容海）
（四） 初识北师大
■师大数学楼前•大一留念
那年夏天，我在田里弯腰割稻子的时候，听到邮递员的喊声：“童庆炳，你在哪里？你考上北京的大学了。”我拿到北师大的录取通知书后，全村人都惊讶了，可母亲却发愁了：一没有路费，二没有棉衣。我说这都不用愁，政府会帮助我。果不其然过了些天，龙岩师范学校来了通知，给我们四个人每人一百块钱的路费。这样我们就有救了，于是我对母亲说，棉衣问题等到了师大也会解决的。母亲始终半信半疑。
经过十五天的跋涉，我终于从福建西部小小的连城县来到了北京城。进师大之后，我母亲担心的那些问题都解决了。报名后，总务处说，只要写个申请，要什么就给发，比如棉衣、绒衣、棉裤，甚至棉帽子。
尽管如此，大学生活对我而言仍然很艰苦。我没有褥子和枕头，被子又太薄，最困难的是我不知道北京这地方这么费鞋。母亲送我来的时候，给了我两双她做的新布鞋。但是不到一学期，两双鞋都穿透了。所以快到放寒假春节又还没到的时候，我就盼望着母亲给我寄鞋。我的鞋后跟穿底了，每天早上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几张破报纸，叠好塞到鞋后跟处，第二天再换新的。如此，一直苦苦等到母亲寄到布鞋。这以后，我知道了如何爱护我的鞋———去操场跑步和打篮球不穿鞋，更重要的是请师傅给布鞋钉上橡胶底。
初来北京，不习惯北京的饮食。我们那时是集体伙食，不要钱不要票，一人一份随便吃。我们学校的馒头是很有名的，个头只有两个手指那么大小，早餐时大师傅用一个大笸箩扛出来，大家围上去就抢，有些人手大，一把能抓十个馒头。可是我偏吃不惯，最多能吃两三个，幸亏有粥可以随便喝，也能喝个饱。中午饭也碰到了点问题，我是学生干部，常常课后要开会，等开完会，食堂的米饭都被大家吃光了，剩下的只有窝头，更吃不下了。还好，我们和食堂师傅的关系非常好。其中有一位从部队转业的师傅看我常吃不到米饭，他问了我情况才知道南方人不喜欢吃馒头。这以后，这位师傅每顿会给我留一碗饭，菜也给留一份，放在秘密的地方。这以后，我就都能吃到米饭和菜了，这让我由衷感到温暖。
那时候，一个月有三块钱助学金，用来买牙膏、牙刷、肥皂之类。虽然没什么娱乐生活，但每周都可以看电影，一张电影票五分钱，一个月就要留够这看电影的两毛钱。北饭厅（后为科文厅，在现在邱季端体育馆的位置）的中间挂一道荧幕，两面都可以看，能装不少人。对我而言，这三块钱得节省着才能够用，幸亏同班里有七八个调干生，他们是拿着二三十块钱的工资来上学的。实在钱不够用了，我就向他们借。如今我的这些同学都老了，或走了，我真得感谢他们对我的关照啊！
这一年的十一国庆游行，我也在游行队伍中。我们走过天安门的时候，远远地望着毛主席向我们招手。我们欢呼、再欢呼，几乎把喉咙喊破了，可欢呼声一刻也没有停下来。走过了天安门，才发现自己的布鞋被别人踩掉了，可我还在笑。因为，我们觉得国家会越来越好，生活会越来越好，一切都在向前走，就像《解放军进行曲》的歌词：前进！前进！前进！
最令我兴奋的还是师大图书馆，我还曾写过一篇文章发在《光明日报》上。老师是活的书本，图书馆就是前人留下来的老师。图书馆是个知识的宝库，上了大学之后，很多老师不手把手教你了，要求自学。那么图书馆就给我们提供了不断的自学资源。我在中学时代向往的《浮士德》，来北师大后就借到了，正是它使我第一次进入了文学的气场。至今，我还记得借这本书时与图书管理员的对话和表情。那时候图书馆还在数学楼一层的教室，只要有新书来了，我都要跑去翻看。其中一位管理员对我永远笑脸相迎，态度非常好，谁喜欢读书就和谁聊天并介绍情况。有一天，这个服务员问我：“你借中译本的《浮士德》，这里还有德文版的《浮士德》，你要不要？”我连忙说：“我现在还不会德文。”
我当时感到知识就像一个大海，你永远也学不完，你看我来了北京，不仅借到了中译本的《浮士德》，还有德文版原文在等着我呢。我当时的第一个体会就是自己太贫乏了，知识太少了，面对这图书馆，我什么时候能把这些书穷尽一遍呢。从此，我就一本本借，古典的、现代的，借的最多的还是苏联的书。
当时阅读兴趣未固定在一个点上，尤其是一年级时。我喜欢《诗经》，图书馆给我提供了最好的注译本；我喜欢李白、杜甫和白居易，图书馆也有最好的选本；我喜欢苏联的小说，就一部部找来读。如，普希金的书我很熟悉；果戈理的书不仅熟悉还对他有思考；列夫•托尔斯泰更是我重点阅读的大家。像“别、车、杜”，这三位俄国文学理论大家，当时我还不能完全读懂，但我也力图从他们的代表作里捡几篇来读。这些书图书馆都有译本，有些书影响我一生，其中有一本书叫《别林斯基论文学》，由苏联学者编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我一次次的借，后来借得多了，干脆自己买了一本，现在这本书几乎被我看破了。
图书馆是个不竭的源泉，任何一个学生，要做好知识的储备和教学研究的准备，光靠听课读课本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大学的课没有排的那么满，那就意味学校给你一定的自由，你不但可以看教材，还可以看图书馆各种各样的书。这大量的自由阅读时间，由自己去学习，主动地学习，然后逐渐形成自己的专业兴趣。图书馆是我喜爱的地方，可以说，他是我的老师中最博大的一位，让我感激一生。
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中共八大前后，是50年代最好的时期。那时我大二，真是全心全意地投入学习，沉醉在课堂与书本中。那一年学到的东西，比好多年学的东西都要多；那一年读的书，比好几年读的书还要多，因为那是一个“向科学进军”的年代。如果生活一直那样进行下去该多好，可是时过一年，生活就转了个弯儿……（整理/罗容海）
（五） 我的老师们（上）
◆童先生与钟敬文先生在交谈
办一个学校、办一个系，还有什么比教师的严整和质量更重要呢？
1952至1953年，北京的院校经过一次调整，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北大和师大的中文系，力量相当，但各有特色。一般来说北大中文系的教授能说会讲，思想比较活跃；而北师大中文系老师们写的文章，带有历史考证的性质，比较结实。甚至当时有人认为，北师大中文系有“十八罗汉”（十五名教授和三名副教授），实力是各高校中最强的。
这“十八罗汉”可谓是群英荟萃。其中有三位一级教授：黎锦熙（1890-1978，现代汉语专业）、黄药眠（1903-1993，文学理论专业）和钟敬文（1903-2002，民俗学、民间文学专业）；六位研究古典文学的教授：谭丕模（1899-1958）、刘盼遂 (1896-1966)、王古鲁(1901-1988)、王汝弼、李长之(1910-1978)和梁品如；三位研究古代汉语的教授：陆宗达、萧璋(1909-1980)、叶苍芩；以及研究现代文学的叶丁易，研究外国文学的彭慧，研究外国文学和儿童文学的穆木天；副教授则有启功（他的墓志铭头几句：“初中生，副教授，肩瘫左，派曾右”，完全是写实的。）、俞敏、陈秋帆三人。当时，杨敏如、郭玉衡、徐世荣、葛信益、聂石樵、邓魁英、钟子翱、李大魁、黄智显、杨占升等二十余人还是讲师或助教。这其中，有毛泽东的语文老师黎锦熙，有党内专家谭丕模，有从香港归来的左派教授著名文学理论家黄药眠，有著名民间文学专家钟敬文，有“章黄学派”的重要传人陆宗达，还有清华大学王国维教授的开门弟子刘盼遂等。当时整个学校仅有的7名一级教授，中文系就占了3名。
作为北师大中文系学生，为我们强大的教师群体感到骄傲。作为本科生，我们都很有幸听到他们亲自给我们上课。那时候还没有研究生，没有实行学位制，只有四年（有一次改为五年）的本科。所以很多著名的老教师都给我们上过课，除此之外，我们还请外面的专家来，比如外国文学，当时系里的力量不足，就请北大英语系杨周翰、朱光潜等专家给我们上课。
对我影响最深的是中国古代文学课。古代文学分为“史”和“作品”两门课，古代文学史由李长之先生和谭丕模先生分别讲授。我的印象中，李长之先生讲前一段，让我们感受到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他讲《离骚》之于《诗经》是一大变化，同时深入地分析了这一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李长之老师是燕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他思想活跃，时常会有新见解。后来，他转到中国文学方面从事教学与研究。因为他学哲学出身，因此讲文学史就能提升到理论层面，而不只是叙述一个过程，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他是从史论结合的角度来讲文学史，比如文学发生这样一种变化是为什么；比如唐诗为什么会这么繁荣，宋代为什么会出现宋词，他都能从理论上作出回答，而不仅仅是叙述过程。李长之给我们上课的教材是自己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略》，有两三本小册子。在我看来，他是个非常洋派的教授，但却穿着一件非常土的长袍来给我们上课。李长之老师有鼻炎，上课常忘了带手绢，讲课讲到一半，鼻水流出来了，他就用袖子擦一下，后来擦多了，袖子两边就变成了白色了。当时，我们只要看到一个小个子穿着两袖变色的袍子进来，就会发出会心而善意的笑。李先生个子很矮，可是学问很有水平，他的全集现在已经出版，对很多问题都有精到的看法。他一直熬到八一年前后，那时他住在北医三院，自己都不能翻身了，我们这些学生每人轮流去守护他，我也去守护了他一夜。他到生命最后阶段，趁着能说话，还对我们说他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有些新的想法，让我们学古代文论的老师去听他口授，把他的构思记下来。不幸的是，他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而且是极右分子。他和黄药眠则负责旧主楼整个七层的清扫工作，包括两个厕所。东边的厕所由李长之负责，西边的厕所由黄药眠负责。我那时候已经做助教了，当时组里让我管右派，有时上班的人都走了，他们还在那儿清扫，我心里不是滋味，就动手帮黄药眠和李长之两位老师把厕所打扫干净。
谭丕模先生讲的是古代文学的后一段。谭丕模先生是党内学者，德高望重，学术水平很高。他带着一口湖南口音讲文学史，条理清晰，有板有眼，为我们理清了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特别记得他讲宋词对于唐诗，是一大变化，后来元曲、小说兴起，又是一大变化。重要的是，他把这变化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文学自身的原因讲得清楚、深刻而又明白。他也写过《中国文学史纲》上卷，令人痛惜的是，1958年在因公出国访问途中（似乎是在埃及开罗），遭遇飞机失事而过早地走了。
给我们讲古汉语的是陆宗达老师，他的学问在于对古代汉语烂熟于心。有两部书是他是能倒背如流的：一部是《孟子》，一部是《说文解字》，非常了不起。陆宗达是章黄学派的传人，现在文学院的王宁老师就是他的研究生。陆先生讲课的方法很简单，没有讲稿，来了就先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上一个字，然后就开始讲这个“字”的原意是什么，《说文解字》里怎么讲的，引申义是什么，再引申义是什么，讲中间经常穿插小故事。一堂课就讲四五个字，清楚明白，又有逻辑性。他是北京人，北京话说得很流畅。讲课中间，他会插上一些生活小故事，我至今记得的还有几个。陆先生非常喜欢吃，喜欢喝酒，有一次他讲完一个字之后，他就说：“你们知道吗，北京最近又开了一家新馆子，这个馆子在什么什么地方，那里面做的猪肘子如何好吃，滋味特别美，你们可以去尝一尝。”正当大家尝试着要问一问“叫什么名字”时，他忽然说道：“孔夫子最喜欢吃的就是这猪肘子，你们知道不？”然后接着说：“好，现在我们讲下一个字。”这样，我们始终不知那家新馆子在何处，课堂气氛却活跃起来了，趣味盎然。
黄药眠先生是我毕业留校之后的指导教师，我是他的助教。在我读本科的时候，黄药眠先生在研究美学。从1955年开始，由他发动了一场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心点是批判朱光潜唯心主义的美学。1956年到1957年间，黄药眠把这些搞美学的专家，都约请到北师大，每周搞一次讲座，把朱光潜、蔡仪、李泽厚等都请到北师大，一直讲到“反右”快开始，我们都饶有趣味地听了这些讲座。这时候留给黄药眠的时间也不多了，他可能意识到自己或许要被划成右派，因为他主张“教授治学”，于是他准备了两次讲演，最后一次讲演的题目是《不得不说的话》，他意识到如果现在不说的话，那么以后就可能没有机会了把它说出来。很幸运，这次讲演我不但去听了，还留有一位速记员的速记稿，九十年代我根据这个速记稿做了修订，写了序言，发表在上海《文艺理论研究》上。在这个演讲里，他提出一个新的观点———“美是评价”，美是一种审美的评价。所谓“评价”，这和“认识”是不一样的，认识是指对客体一种很客观很冷静的分析、综合、概括等，而评价是指我这个评价人对评价对象物产生的感性的、理性的甚至包括情感的评价。这完全是一种新提法，那时我是在旁边听他的报告的，可是当时我不能完全理解，只是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可是道理在哪儿，当时我不是很清楚。直到他去世之后，我整理他的文稿，在修订过程中才真正认识到黄药眠先生认为单一认识论解决不了复杂的美学问题，而转到价值论上去思考问题，他才真的是那次讨论的有别于认识论的第一家。
可惜黄药眠马上被批为右派，没能把他“美是评价”的这样一个很有新意的观点变得更系统。要是给黄药眠先生留个三五年，他就可以把“美是评价”这个观点完整化、系统化，变成理论创造，可惜当时来不及了。而到了八十年代初平反之后，他已年迈，甚至连年轻时自己讲的这些东西都忘了。我提醒他说，您当时都讲了什么，他说你真厉害，你把我五十年代的东西———我自己都忘了的东西———记住了。
黄药眠先生带三四个助教，给我们开课。他给我们开的是作品分析课，他认为作品分析对于搞文学理论的人来说，是最基础的工作，一定要把这个基本功练好。一部作品拿来了，你怎么分析，如何看待它的结构，如何看待它的语言，如何提炼它的主题，如何看它的情调，如何看它美学的特性，都由他手把手教我们。我记得他讲的第一篇作品就是《卖油郎独占花魁》，讲得非常深入有趣，至今令我印象深刻。后来还讲过一些现代的作品，如赵树理的作品等，然后让我们分析作品。他给我们批改作业是一字一句地批改，非常认真。所以，分析作品成为北师大文学理论学科的重点和特色，这和我们重视当代文学创作是相联系的，这是黄药眠先生开创的传统。 （整理/罗容海）
（六）我的老师们（中）
■童先生与郭预衡先生（中）在一起
启功先生给我们讲的课很有限，当时他还是副教授，上课形式多半是专题讲座，主讲元曲、散曲。这一部分很难讲，不但古文难读，很多字是元曲里的规定台词，如果没有戏曲知识，这些意思字典里都查不到。启先生知识渊博，他不但能把元剧的整体讲清楚，而且细节也能讲得津津有味。
启先生是个很风趣的人，他将自己的课程称为“猪跑学”，按我个人的理解，所谓“猪跑学”就是讲到哪里算哪里。但是“猪跑学”可不简单，中文系没人能讲他那样的“猪跑学”。他对中国古典的了解，包括杂文学、古典笔记及戏曲等民间文化，都有很深的了解。他的记忆力又特别好，到了八十多岁时，几十年没见的学生，他依旧能叫出名字来。这是非常不简单的，他可能是用心去记的，因为他觉得人是最重要的，所以首先要记住人家的大名。
八十年代有一段时间，启先生住在小乘巷，我住在月坛北街，离得不远。由于我当时是副系主任，常常隔段时间就骑车去他家，有时是问候，有时是请教一些问题，或者麻烦他做一些事情。当时他还没有被选为书法家学会会长，书法也不像现在这样吃香，他非常寂寞，所以每当来学生了，他就很高兴。他的书房非常简朴，除了一些古书，一张书桌，一把硬椅子，就是放在他对面的一个条凳，用来招待客人用。我每次去他都很客气，他还要把他的椅子搬出来给我，自己坐条凳。我说：“哎呀，启先生，我是你的学生啊，干嘛和我这么客气。”他就笑了，很豪爽地问：“有什么事，说！”他喜欢吃五香花生米，就把装有花生米的碟子从他手边推过来，说：“你吃点，很香！”我说我不吃这个，给他推回去，然后他又推过来，我接着推回去……这样推来推去，直到把花生豆推到我们俩都够不着的地方，这才开始说正事。
到了晚年，我们变成了邻居，我在红二楼住，他住在红六楼。他有时候寂寞了，没人说话了，就给我打个电话，说：“请你过来，有一件事找你说说。”实际上就是去聊天。聊天时他讲的都是古典，我甚至听不懂。启先生博览群书，尤其喜欢阅读杂书，古典的枝枝节节他都非常精通，很多问题他都有自己的看法。不了解启功先生的人，会说启功先生“客气”，可是一旦我们师生在一起聊天时，他就暴露了他的“面目”。比如，有一次我们谈到老舍的《骆驼祥子》，我说里面的人物写得活灵活现。他认为这理解不对，实际上这是部有点概念化的作品。我又说，那他还有一个话剧《茶馆》，大家都说好。他反问我：“你也说好吗？”我说：“我也很欣赏。”他说：“那算是好吗，连写话剧的方法他都没有掌握。”我连忙问是什么意思，他说：“幕帘一拉开以后，台上好几十甚至上百人，这让观众看哪个人说话呢，哪有话剧这么写的啊？话剧啊，像曹禺那么写，才像是话剧的样子。”我说那老舍的语言总是有特色的，京味语言地道极了。他说：“那你纯粹是个南方人，你知道什么是北京话吗？”然后，他叽里呱啦给我说了几句，我根本听不懂。紧接着，启先生说解放前有些作家你们都不重视，他跟我提了几个名字———后来我把记下来的纸条给了文学院的王一川。他说：“像这几个人，才可能是京味作家，他们真是在茶馆里，把报纸边撕下来，一边喝茶一边写，写完后就直接有报馆的人来收他的稿，在报纸上连载。”启先生认为这些人写的东西很有京味，在喝茶之间挥笔而就。他对古今许多人物和许多正统的看法都不一样。可是这些他不拿到外面去说，只是跟说得来的学生聊聊天、讲一讲。
启功先生的老师叫陈垣。还有一个年纪比启功先生小一点的，叫郭预衡，是陈垣先生正式的研究生。郭先生的学问也很渊博，特别是对中国文学史，尤其是中国散文史。如果说中国古代的诗文研究当代有两大家的话，那诗歌就数南开大学从加拿大回来的叶嘉莹，而散文方面郭预衡先生可以称为第一家。他们两人是辅仁大学同班同学。
郭先生原来是学历史的，但是他偏重于文学史方面，所以他在中国文学史上造诣很深。他当我们老师的时候，不过三十出头，那时他希望写一个全面的文学通史。后来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时候，我们一老一少，老的是他，少的是我，被批判为“白专”道路，给他身上压了很多他不喜欢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耽误了他的时间精力，没有完全实现他的梦想。但是他写了一部150万字的《中国散文史》（上中下三卷）。有这部散文史，我想今后中国的三十年到五十年，没有人敢再写散文史了。这部散文史所表现出来的功力，对散文研究的深入和精细程度，对各代散文之间的承继关系与流变，对不同散文家不同品格的把握，都达到了很高很深刻的境界，而且文字也非常出众。郭预衡研究古人如何写文章，因此他自己写的文章也非常有文采。他曾经集中研究过鲁迅，他写的那些研究鲁迅的文章都非常漂亮。郭预衡不但“四书五经”这些都能背，另外《国策》、《国语》、《左传》等很多散文作品也都能背得滚瓜烂熟。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翻开《战国策》里随便一段就呱啦呱啦背起来。我印象里，有一次给钟敬文先生开民俗学座谈会，主要的发言人就是郭预衡先生，就在那个发言中，他成段成段地背诵《国语》。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他的学问，那就是“通”。
以上两位老师以学识渊博见长，而另外一些老师上课的功力同样令人惊叹。现年97岁，也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至今还健在的杨敏如老师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老师。她是“文革”结束之后才去古典组的，当时给我们上外国文学课，她擅长讲宋词，著有《唐宋词选读百首》，她功力很深又很生动地为我们精讲。在这之前，她一直都在外国文学教研室讲外国文学。她的英文非常好，但当时给我们讲的都是苏联文学。由于她的学术功力很深，所以她对苏联的作家作品有非常深刻的体验。更重要的是，她讲课的时候，带着一种热情，这种热情变成一种吸引力，能够吸引学生。很多老师给我们讲的课我们都忘了，但是杨敏如老师给我们讲课的一些细节，我至今仍然能够记得。比如，她讲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给我们讲了很多英雄，其中有一位叫刘芭。刘芭被敌人抓住了，敌人要枪毙她，刘芭说“那你们就开枪吧！”德国鬼子让她转过身去，她说：“我是不会转身的，你们要杀我，我要面对着你们，要看着你们的眼睛，看看你们是如何杀人的。”这段话表现了女英雄的气概，至今还令我动容。对于老师来说，学问就在讲课中，怠慢教学是吸引不住学生的。
比杨敏如老师年纪小一些的，还有一位徐世年先生。徐先生是江浙一带的人，讲普通话，却带着一口软软的吴音。他当时还是讲师，给我们讲宋词。就上课的效果而言，我认为可以评到当年中文系的前三名。他那种传达词语感情的能力非常厉害。他讲柳永的《雨霖铃》，“杨柳岸，晓风残月”，“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哇，讲得把全教室人的精神都集中到他那里了，整个教室静悄悄的，只听到他一个人在那里讲。他没有讲稿，一句一句合情又合理地讲到我们心里。这位徐先生给我的影响就在于，他不是纯讲理论，而是非常注重作品里面所传达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情感，欢乐的、悲哀的、孤独的、欢快的、豪放的、婉约的，他都能够传达得绘声绘色。所以，我从事文学理论教学和研究不会专讲理论，任何一个论点我都要找到作品作为实证，来证实我的观点，这是徐世年、杨敏如这些先生给我的影响。 （整理/罗容海 陈爽）
（七） 我的老师们（下）
我们北师大中文系的学术传统，可以上溯到王国维。为什么这么说？这是因为我们有刘盼遂先生。
刘盼遂先生是河南人，他是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第一个研究生班的首名弟子，他的直接导师就是王国维。王国维投昆明湖后，遗体被捞了上来，当时只有一个梳着长长辫子的人跪在他的面前，这个人就是我的老师刘盼遂。刘老师个子不高，留着长辫子，穿着长袍，是传承王国维学问很重要的一位学者。
他是真正称得上国学大师的，对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历史……无所不知、无所不通。我大一有幸听了他一个学期的课。那是1955年，当时他还不算太老，政治上也还风平浪静，所以他没有被剥夺上课的权利。
刘先生上课非常自由。我现在的印象就是，他给我们讲了好几个月《史记》，《史记》里的名篇基本上都讲了。他的学问大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他讲《廉颇蔺相如列传》，光是对这个“蔺”字，他就用考证的方法，考证了整整一节课。可是他操着一口非常浓重的河南口音，这对我这个刚到北京的南方学生来讲，怎么也觉得听不太清楚、听不太明白。一方面是因为他河南口音非常重，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当时的我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那些背景性知识掌握还不是很丰富，所以我没听懂。可是程度比较好的同学都听懂了。哇，都赞美不绝！同学们说，这就是北师大之所以为北师大、北师大中文之所以和北大中文并列全国第一的原因———因为有这样大师级的人物，有这样学问功夫很深的人物。
可是我听不懂，并遗憾地认为这是我很大的损失，怎么办呢？于是凡是刘先生下一次课要讲的内容，我就事先预习。我预习每一篇他即将要讲的《史记》章节，一定自己都看得差不多了再去听课。听不懂河南话，上课的时候，我就不做笔记，专门看他的嘴型。因为我已经预习好那些知识了，就可以对照口型来帮助识别和理解，就这样，我慢慢从基本听懂到完全听懂。所以，《史记》学得非常扎实，这是因为刘盼遂老先生讲得非常精彩。
刘盼遂先生既是一个学者，又是一个藏书家。他最有名的一部藏书叫宋版《十三经》，是无价之宝。刘先生爱书爱到什么程度呢？他有个藏书的书房，他自己也睡在那个地方。北京的冬夏气候变化很大，夏天下雨的时候很潮湿，而冬天又很干燥寒冷。古书的书页在气候潮湿转为干燥的过程中就会有变化，可能会受损。刘先生真是爱书爱到了跟生命一样重要，因此他冬天从来不烧火炉，宁愿挨冷受冻，也不愿意让他的书遭遇到破坏。除此之外，他还有很多书，后来由他儿子送给了我们图书馆。其中有一本书叫《大明通典》，据说全国就此一部，这孤本记载了明朝各种各样的法律、守则等等。此外，还有很多别的藏书，都是很珍贵的，所以他是名副其实的藏书家。
“文革”的时候，他想用生命来保卫他的这些书。结果旁边学校的那些红卫兵多次到家里抄家，把他的书弄得乱七八糟。最后把这些书，一捆捆地都抄走了。据说是送到当时的国家图书馆，实际上分散到了好多地方。他最珍爱的宋版《十三经》从此流失，下落不明。
还有一些如今很知名的老师，都先后给我们授过课。比如穆木天，在三十年代，他和郭沫若等人都是创造社的成员。穆木天先生是研究外国文学和儿童文学的，他研究得很深入，尤其是外国文学。他有很深的近视，因此看东西要凑得非常近，所以给我们讲的课也就少一些。但是，他那种随遇而安的为人和做派，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
“文革”期间，穆木天先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因为鲁迅在文章中影射“谁谁是叛徒”，这个描述有点像穆木天。当然，鲁迅的这个说法可能没有太强的政治含义，但是因为这个说法，穆先生就被抓起来了。到了“文革”后期，又把他放回来，让他自己回家过日子了。这时候，连他已经在中央广播电台工作的女儿都不敢来看他，他就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在教二楼的一个小屋子。每个月，当时的党总支会给他送工资，他的工资也减了很多。他是一个二级教授，和陆宗达先生一个级别，这是比较高的级别，当时整个学校也就只有七名一级教授。然而，即使被打成反动权威了，他也能以一种非常乐观的态度来对待生活。晚年的时候，他也不请保姆，当时也没有人请保姆，所以吃饭就成了大问题。那时候，我是每天从月坛北街骑车来学校，路上就总能看见穆木天先生，他高度近视看不见我。当时，马路两边有两条水沟，我由南往北走，他呢？就像一个修自行车的，脖子上挂一个脏兮兮的布兜，慢腾腾地由此往南走。他这一上午啊，要走到动物园对面一家广东餐馆，在那里吃一顿饭，然后带一顿晚饭回家。
有时候，他来了兴致，就会进新华书店，买一些小人书、连环画。他住的院子里有很多小孩，三四岁、五六岁的，大家一看见他，或者一听见他那拐杖咚咚咚响，小孩们就都围过来。穆先生就说：“排好队，排好队！”于是一人发一本，都是同样的书，或者是买一包糖果。那时候，大家生活很艰苦，小孩能吃水果糖绝对是一种奢侈。他会找一块比较干净的草地，把水果糖撒在那里，小孩们就过来抢。有时候他也说，这个水果糖不能这么抢，必须排好队一人发一颗。他自己处在那样的一种困境中，然而他的身上还充满着童心。他喜欢孩子，他给孩子带来的虽然不是了不得的东西，但是他心灵真实的流露。
有人给他送来新的工资，他就会把上个月结余的旧工资用皮筋绑起来，然后随便往屋里一抛，边抛边说：
“一个月又过去了”，于是开始用新的工资。最后，他怎么死的我们都不知道。他死了好几天大家才发现，还是我们几个老师给他清扫的屋子。
我的这些老师，或者在这个方面，或者在那个方面，成为了我的榜样。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总是会遇到一些挫折或者坎坷，到了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穆木天先生，我想他是在怎么一种情况下，能够坚持过下去，能够坚持做下去，我又有什么理由能够悲观失望呢？
在那些给我们讲课的老师中，邓魁英老师可能是最年轻的一位。她给我们讲了很久的唐诗。那时她刚二十出头，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又长得端庄、漂亮。她还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那话不快不慢，抑扬顿挫，十分流畅。她把每一首诗所抒发的情感、所具有的艺术氛围、所包含的生活气息，都讲得既有条理又具有诗意。当时还盛传，她的口才好到自己亲自到法庭为家人辩护。后来我亲自问过她，邓老师说，是有那回事，只是事情原委并不像同学们传的那样而已。
我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的时间反复地来讲我这些老师们？一方面，是说明北师大中文系教学研究的实力很强，在全国是顶尖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对我日后学术生涯的影响，对我学术研究的一种启示。
我可以这样说，老师们的这些课程，他们对作品的分析、问题的理解，以及他们提出的一些新鲜的观点，乃至他们刻苦治学的精神和方法，都变成了一种学术的血液流淌到我的血管里，使我日后无论是提起笔写文章，还是走上讲台面对学生，我都会想到这位老师或那位老师。所以，他们的教学作为我的积淀，成为我人生历史的一部分，成为我学术生命的一部分。如果我不进北师大中文系，接触不到这些老师，我的学术会失去血色，我可能一无所成。如果说，我今天在文学理论教学和研究方面，作出那么一点点小的成绩的话，都是跟这些老师们的教导密不可分的。所以老师是我永远不能忘却的，他们是我历史和生命的一部分。谢谢您，我的老师们！ （整理/陈爽 罗容海）
（八） 那时候的大学与青春
■恋爱中的童庆炳与曾恬
1956年 “八大”前后，是上世纪50年代最好的时期。在这个时候，读书是合法的，是受到鼓励的，知识是受到尊重的。可是时过一年，生活就转了个弯儿……1957年大二下学期的时候，我们听到了给党提意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传达。当时我在班里担任团支部书记，这个角色非常重要，因为党通过团支部来引导青年学生。然而我自己可以说是六神无主，究竟该响应党的号召，召开鸣放会，让同学们对党提意见？还是不开会，不让同学们乱讲，以免犯下夸大其词的错误。
幸好我们班有一位老大姐，是1937年的老共产党员，属于调干生。当时她是我们年级党小组的组长，我就事事征求她的意见。就这个鸣放会的事，她的意见是不开。我说：“别的班都开了，就我们班不开，同学们都有意见，说我们对党的整风消极怠工，我怎么应对这些质疑呢？”她说：“你别理他们，第一绝对不主动开鸣放会；第二要是班里哪个同学贴了什么大字报，你就去把它给撕了。”我当时很年轻，根本没有政治斗争的经验，只是觉得大姐很正派，就听从了她的意见。
这样，在1957年“反右”最初的时候，我们班没有一个人成为右派，因为我们班的鸣放会是在六月十日 《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之后开的。老大姐拿着社论对我说，这时候可以开了。我们开了三次，大家不敢说一句话，提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事后大家回忆，都说我这个团支部书记当得真是太英明了。我说：“不是我英明，都是老大姐的主意呀。”
后来，就让我们班去参加别的班批评右派的会议，每个右派都被批判得死去活来。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昨天是同学，今天就成为了敌人呢？因此我们班对这件事的态度都很消极。辅导员就说：“你们要积极一点，这是政治斗争。”我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同学怎么是敌人呢？”辅导员也是个年轻的老师，他就告诉我：“如果这个右派说党不民主，你只要反问他一下，‘难道我们党是不民主的吗’，这个你会不会说？”我连忙说这个会。我们班就用这个套路，到各个班去重复加提问：“难道事情是这样的吗”、“难道事情是那样的吗”……一路反问下来，不激烈，更从来没有给别人扣过帽子。
“反右”过后，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校内热火朝天。之前铁狮子坟真的是有两个大铁狮子的，就是在这一次的大炼钢铁中给融化了。“大跃进”中，很多人去炼铁，有些人去农村参加劳动，还有些人就在学校里搞教学改革。比如说，我们同学中有不少人就参加了《中国民间文学史》的撰写工作，被称之为学生编教材，毛主席还为此表扬了我们。
而我，当了耐火砖厂的厂长，带着上面给的三十元钱和三十个师弟师妹一起劳动。什么是耐火砖？我们炼钢炼铁要建小高炉，小高炉里那一层要用耐火砖来砌。当时耐火砖非常缺，供不应求，砖厂就建在现在的学16楼。学校给了我们一块地，要我们白手起家、大办工厂。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耐火砖，因为耐火砖也是需要用耐火砖窑才能烧制。结果我们四处寻找，后来终于在小西天对面的邮电学校里找到了一个废烟囱。当时管烟囱的人说：“废烟囱里的耐火砖你们有本事抠下来，就归你们了。”烟囱里面都是煤渣煤灰，我先进去，凿下一块扔出一块，后来多下来几个人，打着手电筒，硬是扒了好几天。等出烟囱的时候，我们全部成了黑人。就这件事，当时的党总支副书记还写了篇文章发在校报上，表扬我们白手起家、大办工厂的精神。
有了耐火砖，我们要砌窑。印象中，那一天我发烧39度还在砌窑。终于砌好了，我们从北京耐火砖厂请了五个工人来教我们：如何套模子、怎么做胚、打到什么程度、用煤烧到多少度、打好的胚怎么放……师傅们一一指点。产品出来后，质量很好，很多地方都来找我们要。我们是无偿的，只要是用作砌小高炉炼铁，我们就给。
我就这样度过了“大跃进”时期。当时真是全心全意希望祖国能“大干快上，超英赶美”，确实是那么一种心情。后来才知道实际上这是违反经济规律的，这些小高炉炼出来那些铁也都没有用。我这个耐火砖厂长干了两个月，钢铁量已经达到了1070万吨，超过了英国的指标。于是不再需要耐火砖，大家开始复课，我这个厂长就不干了。
大学里，还发生了一件对我个人而言最重要的事。就是大四那年，我和同班同学曾恬谈恋爱了。曾恬是我们班的文艺委员，热情、活泼、对人亲切、心地善良。学习上，我外国文学学得不好，她就帮我补习；我分析作品不行，她甚至亲自帮我改《红旗谱》的作业。
生活上，她看到我那么艰难———床上没有褥子，只有一条破席子，枕头里面是疙疙瘩瘩的破衣服、烂袜子，就很快地帮我弄得很齐备。这让我心里面有种热乎乎的感觉。
那时候，恋爱非常文雅。讲求感情，也更理智，特别是对受苏式的正统教育的我们来说，不像现在的年轻人这么疯狂。现在的北京邮电大学，那时候就是北师大的后花园，那里是一大片白桦林，我们谈恋爱都到那白桦林里面去。白桦林里有椅子，坐在那里很文雅地聊着一些学业上的事情。我们有说不完的话，有无穷的问题可以讨论。
她热爱文学，我们俩志同道合。但是我们的性格相差很远。当时我们开始谈恋爱，班上同学预言说，我太现实主义了，她太浪漫主义了，我们俩合不来。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彼此对很多问题的理解是那样相似，慢慢地，感情也建立起来了。在25岁那一年，1961年，我结婚了。我跟我爱人曾恬结婚的时间是1961年5月1号，劳动节那一天。（录音整理：陈爽 罗容海）
（九） 我的第一课
童庆炳先生的处女作
1958年冬天，在新一教室（编者注：独立一间的平房阶梯大教室，在学16楼西北角位置）里，我走上讲台，咳嗽两声，清了清嗓子，说：“今天，我们开始讲文学的类型。”就这样，在台下四百双渴望知识的眼睛注视下，我开始了留校教学的生活。
为了准备第一堂课，我不知下了多少工夫，真是体味到了当一个大学老师的不易。因为过去没有写过讲稿，于是要模仿人家的东西，还要逐字逐句改。这时候还谈不到什么创造，无非就是把现成的知识，做个梳理概括。
文学的类型是个较为浅显的题目，国外是三分法，中国是四分法。三分法，就是抒情类、叙事类和戏剧类。咱们中国呢，就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那么就要讲这些文体与题材的特点。关于特点，有很多教材都可参考，但是怎么取舍这些论点，费了很大工夫，我简直是用出了所有的聪明才智，还经常开夜车。我很重视自己的第一课，终于能把第一课的讲稿拿出来了，就请黄药眠先生看稿子。黄药眠先生翻了几页，却说：“你这个字啊，写得太差了，不好认。”然后让一位年轻讲师帮我誊写了一遍，再请黄药眠先生看。黄药眠先生说：“写得太全太多了，有很多东西不是某个文体的特点，而是所有文学体裁的共有特点，这些你总体上讲几句就够了，要删掉。”所以在他的指导下，我开始做修改，真是不知折腾了多少遍。终于到了新一教室，面对400个学生，我讲出了“今天，我们开始讲文学的类型”，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站讲台。
我的第一课啊，讲的是非常失败的。为什么说非常失败？因为我离不开讲稿，我不能脱稿来给大家很生动活泼地说明一个问题，或者是把一个例子解剖得很细，我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我这个课，大家听起来有条理，但实际上就是一般的知识，还是靠念讲稿念出来的，不是从心里面说出来的。现在，习近平主席主张甩开讲稿来讲话，这个非常重要，能说出来的东西这才是真东西。你真懂的东西，才能脱开讲稿说出来，而不懂的东西只能念，念过去了可能你不懂，学生也不懂。
我想，我让那400个学生感到失望了。当然，后来我还上了几次课，慢慢有些提高，但总的来说，讲得都不是很好。对我而言，不可能一上台就能够那么从容，能够尽情地发挥，就像小孩刚刚开始走路，还在蹒跚学步的阶段。下课后，我非常难过，嗓子也讲哑了，出了一身大汗，可是课却失败了，这就是我的第一课。当时，也有别的老师坐着听我的课，看我讲得怎么样。他们也感到不满意，给我提了意见，于是我陷入了教学的困境。
由于讲课的失败，我在文学理论组待的时间不长，便发生了工作的变化调整。在当时教研室主任同时兼系副主任的提议下，硬是把我排斥出了文学理论教研室。系里没有办法，只好把我调到学校的教务处。
教务处分为三个单位，一个是教务处，一个是社会科学处，一个是自然科学处。我就在社会科学处的一个科当科员，每天要上8小时的班，上班的时候只许看报纸、喝茶，但是不许看书。其实，那时社会科学处也没有多少工作，所以白天这8小时过得非常漫长、枯燥、没意思，但是又不能不去。可以说，这就是我在留校以后遭遇的第一个挫折。
但也是在这过程中，我开始了思考：怎么能够提高我的业务水平、学术水平，返回中文系。于是我就开始研读《红楼梦》，一方面因为我对《红楼梦》的确有兴趣，另一方面正好遇到曹雪芹逝世200周年。当时毛泽东的口号是“劳逸结合”，希望大家缩短工作时间，休养生息。但对我来说，那是关键时刻，是决定我还能不能够继续走文学研究道路的关口。所以，我把《红楼梦》真的不知读了多少遍。毛泽东说要读五遍，还有人说要读十遍，我读《红楼梦》啊，肯定不止十遍。我印象里，《红楼梦》这一百二十回的章目，我是全部都能背诵的，又有几章我也能够背诵。据我所知，全中国能背诵《红楼梦》全本的，只有一个人———茅盾，他能把《红楼梦》从头背到尾。你要说背诗词、背古文，这都比较容易，但是要背一部长篇小说，这很难的，但是我当时就冲着这个目标努力的。我先把一百二十回的章目都背下来，然后把一些比较重要的章节，特别是介绍性，比如说“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像这些带有概括性的章节，我都背下来了。林黛玉第一次出现在贾府那一回，我也背下来了。我把《红楼梦》弄得滚瓜烂熟，到最后我的论文写完以后，我的脑子都还沉浸在《红楼梦》中。
1962年年底，我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高鹗续红楼梦的功过》。这篇文章经过中文系五个教授的鉴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黄药眠先生、钟敬文先生，他们写的鉴定就是“思想文字皆好，可以在学报发表”。
那时候，我们发表文章的阵地是很少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也是刚创刊，青年教师甚至教授要发论文都不容易。我的论文受到好评并在学报发表以后，总支决定把我调回教学岗位。这样，我就又回到中文系，还回到文学理论教研室。
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1963年夏天，中宣部来北师大，要搞一个“整党试点”，专门批判知识分子中走“白专道路”的人。这些人说：“人民内部矛盾当中，有一部分人想成名成家，不想为党工作，要批判这些人。”结果就是，中宣部来北师大搞“整党试点”的中心任务就是各个系都要抓出两个人来，一老一少。在我们中文系，老的就是郭预衡先生，他研究散文与鲁迅，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光明日报》不知发了多少文章，连《红旗》杂志都请他写鲁迅，这被当作“白专道路”的典型给揪了出来。然后，我也被揪出来了，说我在困难时期，不好好响应毛主席“劳逸结合”的号召，竟然去写《红楼梦》的论文，想成名成家，这不是“白专道路”是什么，头脑中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
这样，就开始了对我们的批判，整整批了一个月，还贴大字报。最后，我得了肺炎，住进了校医院。但是党组织对我还算好，当我病快好时，他们也决定不再开批判会了。然后，总支的副书记———一位上了点年纪的女同志，到我的病房来征求我的意见：“经过组织研究，决定派你到越南去工作，到那去当专家。但是越南现在是炮火连天，河内也遭受了轰炸。你去的学校是河内师范大学，有一定的危险。你自己选择一下，去还是不去。”连想都没想，我就赶紧说：“我去，我不怕死。”我想啊，到那里我就能够静静地读书、静静地备课、静静地给学生讲课了，也就可以不参加国内的这些政治运动了。事实也证明，我1963年去了越南，1964年就是“四清”，所有的人都被整下去了。（整理：陈爽 罗容海）
（十） 两次赴外经历
与阿尔巴尼亚学生在一起
我在越南前后一共待了三年，从1963年8月到1965年7月。我去的时候正好27岁，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由于我们的衣服都很破，去越南之前教育部给我们统一置装———一套中山装、一套西装、一件风衣，还有衬衣，花了好几百块钱，我的面貌一下子就焕然一新了。
那时候，我们中国和越南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当时我们提出的口号大概意思是：8亿中国人是你们的后盾。这是一种“革命友谊加兄弟情谊”，所以越南人对我们非常友好。他们虽然很艰苦，但对我们照顾得非常周到，甚至经常会有他们的领导人到宾馆来看望我们。我印象最深的是1964年春节，大年初一，胡志明来看我们。我们的旅馆里面有个花园，他就站在那花园的台阶上，我们站在花园的台阶上下簇拥着他。当时他精神还比较好，脸上红扑扑的，穿着一双中国棉鞋，令我记忆犹新。
我在越南的教学任务非常繁重，每周24节课，每天四节，于是每天下午和晚上全在备课。在越南三年的教学过程，我写了自己备课的讲稿，作品注释从《诗经》一直到《红楼梦》，近60万字，还写了一部《中国文学史简编》。后来，《中国文学史简编》被越南学校的教务处用钢板刻印了出来。
我记忆最清晰的是1964年10月16日，那天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人民日报》出了号外，中央广播电台连续播报，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接近傍晚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涌出来了，在旅馆里面欢呼啊、叫喊啊，互相拥抱。原子弹来得太及时了，因为当时我们跟美国是对立的，跟苏联是对立的，而我们自己又没有原子弹。他们不管谁甩一颗原子弹到中国来，我们没法反击他。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大事，一件突如其来的喜事。
第二天，我照样还是去上课，这一路上都非常平静，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的心情依然是激动的。那天，小车开到校门口的时候，校门紧闭。咦？这很奇怪，平时小车开到校门的时候，校门是开的，司机慢慢地也就停下来了。突然一瞬间，大门打开了。哇！那一天，河内师范大学全校师生放假一天，就是为了祝贺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我刚从小车里面出来，那个会说法语、个子很矮的校长就笑嘻嘻地等在车门边上，跟我握手拥抱。然后我听到了四面八方像山呼海啸一样的几千人的声音，只有两个字：“中国！中国！中国！”整个校园这个时候就只有两个字———中国。然后，大家不由分说地把我抬起来，不是抛，是一直抬着，抬到他们能装几千人的茅草棚礼堂里，把我推到讲台上面。那是个舞台，校长、各系的系主任、翻译，都上去了。校长致辞之后，就把我推到前面，让我讲话。我毫无准备，幸亏当天那种感情啊，涌动着一种对祖国由衷的热爱。所以我也很流利地进行了表达，在几千人的关注下与聚精会神的等待中开始讲话。可能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诚如你们今天所知道的，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昨天升空，爆炸成功了”，然后全场又是“中国、中国、中国”。当时他们正在跟美国打仗，中国的原子弹爆炸了，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支持，是一种力量。中国是他们的后盾，后盾有了原子弹，就好像这原子弹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属于他们，所以他们是那样的欢呼雀跃。后面我还可能讲了很多话，每讲一句话就会被“中国、中国”打断。这是我一个终生难忘的记忆。所以很多日子我都忘了，唯独1964年10月16日，这一天，这个日子我不会忘记。就在那一天，我觉得祖国和我个人的名誉，是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的。祖国好了，我们才能好，祖国富强了，我们才能富强。只有祖国强大了，个人才能在这个伟大的祖国当中成长起来，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离开祖国，什么都没有。
越南三年，在祖国的关怀下，同时也在越南人民的关心下，我在政治上、知识上以及教学的经验上，都有了很多的积累和发展。了解我的人就开玩笑说：“童庆炳啊，在北师大读了本科，在河内师大读了硕士。”
从越南回国后，我到刚组建的北师大留学生办公室当了一年的教研室主任。“文革”开始之后，我从最初的“反革命”中脱身，变成“逍遥派”。因为不涉及派系斗争，很快我又被教育部选为赴阿尔巴尼亚教授中文的专家。于是在1967年8月，我从南线广州，经过柬埔寨的金边，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过埃及开罗，再到意大利的罗马，然后到意大利一个叫巴里的港口城市，从巴里乘坐七个人的小飞机，飞越地中海，到了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
在地拉那大学教学的内容很简单，对我来说工作并不繁重，这样我就腾出了大量的时间读书。我早晨七点钟去学校，下午三点左右回到宾馆，吃晚饭后差不多四点，四点以后的时间就全部属于自己。晚上没有娱乐，所以我开始大量阅读典籍。
首先遇到的困难是找不到书，没有书怎么看呢？后来我就打我们大使馆的主意。
大使馆在我的宾馆通往地拉那大学历史语言系的路上，由于是必经之路，所以我常常到大使馆转悠。我转悠的目的，是找到大使馆的图书馆。我每次在他们的午睡时间进入大使馆，然后到处转，一个楼一个楼地转，一层又一层地转。终于，我的行为被一个文化参赞识破了。原来，自从大使馆的内部图书馆被馆内红卫兵封了之后，他就是第一个“偷书人”。在参赞的指导下，我也开始了“偷书”生涯。这里面书籍的丰富是当时的我不能想象的，比如《鲁迅全集》，在中国只有1958年出版的十卷本，但是这里是红皮本———解放前出版的十六卷本。《鲁迅全集》是我比较早看的，我看了三遍，做了笔记，对我启发非常大，真正让我理解了鲁迅，理解了鲁迅的小说，理解了鲁迅的思想。然后，我就开始有计划地读古籍。从《诸子集成》到《二十四史》，包括《左传》、《国语》、《国策》，尤其是《史记》、《汉书》等，我都找来读。
这些阅读让我受益不浅。所以在阿尔巴尼亚的三年读书生活，为我日后的科学研究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所以又有人给我概括，说：“你是在越南读了一个硕士，然后又在阿尔巴尼亚读了一个博士。所以你现在作为一个博士生导师也就不奇怪了。”
阿尔巴尼亚这三年对我来讲，也有遗憾。遗憾是什么呢？我在那儿待了一年，第二年就又来了一位新的老师，讲英文的。每天早晨我们两个都要走四十分钟才能到学校。清晨七点的时候，我们从西部出发，越过整个市中心到郊区，中间四十分钟，静静的，整个城市都没有车，非常安静。我们所能听到的，就是路上那些女士的高跟鞋所发出来的“嘎达嘎达”响声。这位英文老师是谁呢？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他就是杨澜的父亲。他当时是外国语学院的老师，五十年代在英国读的英语，英文棒极了。我的遗憾就是，当时我一心钻进古典，没想到英语在日后会有大用（当时我们的一外是俄语）。如果我知道，那么我当时就开始学习英语，那时候年轻啊，记忆力也好，在每天上下班同行的八十分钟可能就把英语渐渐都学会了。 （录音整理：陈爽 王起晨 罗容海）
（十一） 我的“忙季”
童庆炳先生部分作品
“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到来，祖国一片坦途。李光曦的《祝酒歌》曲调，重新唤起我们青春的激情，唤起我们工作的力量。我也有自己的梦想了，我们真的可以在学术上起步了。
新时期开始，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过去人说：“人到中年万事休。”那个时候我们也人到中年了，到1978年我已经是42岁了，所以是人到中年时期。但是，不是觉得“万事休”，而是觉得万事刚刚开始，刚刚起步，我们终于在中年时期遇到了一个好的机会。我知道，历史新的一页已经翻开了。
从1979年到1983年期间，我出任中文系副系主任。
我做副系主任，第一项工作就是教学改革问题。当时，我参加了教育部编制新的教学规划的会议，并任组长。我当时有两点思想：第一是既然是大学，就要给学生留下比较多的时间，课程不要安排得太满，让学生有更多的自由阅读的时间。第二个思想就是一定让中文系学生通过大学这几年的学习，能真正地读古文，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这一点体现在课程的安排上，就是我们安排的古典文学课程贯穿整个大学四个学年。第一学年、第二学年学古汉语，并且不再纯粹讲理论，还必须讲古文，并要求学生背诵一定篇目的古文。这对于五六十年代那种教学是一个解放。总之，既要给学生留下大量的阅读时间，又要让学生把古文读通。
经过我们几年贯彻，北师大更严格地实行教育部的教学规划。有一段时间，我们北师大文学院的毕业生阅读古文的能力超过了北大。这个话不是我们说出来的，是北大自己说出来的。师大的这种安排使学生受益匪浅。
另外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教研室工作的恢复。“文革”把教研室都取消了，现在要重建教研室。重建教研室的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这过程非常复杂，我们下了很大力气，终于把各个教研室都重建起来。
教研室重建之后，1980年又恢复了学位制，我们要去申请硕士点、博士点。1981年申报博士点，第一批像陆宗达先生领军的古代汉语博士点申请下来了，还有现当代文学以李何林先生为首的博士点也申请下来了。
我的老师黄药眠先生，起初他不愿意申报博士点。到1983年，我第二次去找他，这一次，我公开跟他“亮底牌”了。最后他勉强同意，不过他要求所有事情都要我管。他的博导资格很顺利地就通过了。这样，我们北师大在1983年获得了全国第一个文艺学博士点。
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涉及的是“转型期”的工作。包括课程改革、评职称、重建教研室等，这个过程耗费了我很多精力，对我来说确实是非常累的，家里面对我很不满意。
我家当时住在月坛北街，我下午一点钟吃完午饭以后，骑车四十分钟到学校，然后开始一天的行政工作。加班是常事，经常是要吃完晚饭之后，我才能够回家。家务活过去都是我干的，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全部甩给我的爱人曾恬去干。那么这样，她就对我很不满意。
有一次，大概是十点钟了，由于公交车老不来，我等了很长的时间，还需要转一次车。回到家里，已经十点多了。曾恬呀，就开始“没了没完”地教训我，说：“你作为这一家之主，却把家里面的活全部甩给我。我也有工作啊，我也要面对一个班学生的教学，你忙，我就不忙吗？我比你更忙，可是你把家务活统统甩给我，你是干什么的？你在家里就是一个白吃饭的！”我就像一个小学生，得等她把气撒完了，自然就会好一点。当时，说到“白吃饭的”这几个字的时候，我的小孩，那时候已经上北大了，平时他在我们家里面“站队”，从来都是站在他母亲那一边的，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他突然站在我这一边了。他把我当时的一个帆布书包抢过去，一股脑地抖在地上：“你说我爸爸是白吃饭的，你看看他干什么活！”
东西散落一地，里面什么都有：我所有的工作计划，一些教案，开会的记录本，还有我每个月要给家里寄钱———寄钱留下来的那个小条子。最可笑的就是我那个包里面，因为我一般回家的时候骑车经过白塔寺，白塔寺旁边有个很大的副食店，我常会买一些各种各样的熟食回家。但是没有地方可放，也都放在那个书包里。因此那书包里就会有纸包着的、残留的、黏黏糊糊、已经发臭了的肉末。我儿子一样一样扒开来给她看，“你说我爸爸是白吃饭的吗？”后来我就一直讲这个帆布书包的故事，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细节，跟《人到中年》那小说里所写的“中年危机”的意味很像。当时忙得一塌糊涂，没有办法来协助我的妻子把家务活做好，把家里的事情整理好。这真是我的“忙季”啊！（录音整理：王起晨 罗容海）
（十二） “两栖动物”
童庆炳先生部分文学作品
改革开放以后，除了当副系主任，担任研究生院第一任副院长外，我还一边研究教学、一边创作，取得了一些成果。由此，我在别人眼中便成为了不多的“两栖动物”。
回顾过去，我的学术研究以及发表论文是随着时代变化发展的。这跟当时的文坛、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所提出来的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之后，思想解放也是一步一步来的，并不是一步到位。比如，当时的文学理论，还是要从毛泽东的著作里寻找一些根据。最早一个根据就是报纸上发表了毛泽东跟陈毅谈诗的一封信，在那封信里面有一句非常简要的话：“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这样，“形象思维”的问题一下就提到文学理论界的面前，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所以在1978、1979年，我也发表了关于“形象思维”的文章。
随着“形象思维”讨论越深入，我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过去的很多创作，只是用形象作为传声筒来传达思想，因此这些作品往往不能感动人。因为它是在配合某种观念、某种政策来写某种作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当然也出过一些比较好的作品，但是大量的小说都有公式化、图解化、概念化的毛病。一个作家要表达一种观念，然后围绕这个观念，设计出一组形象，讲一个故事，这就变成小说了。在这种文学观念影响下，文学就变成了讲一种思想或概念的工具。典型的就是“文革样板戏”追求的主要的目标。那真是一个“审美饥饿”的岁月啊，八亿人只有八个样板戏。
所以，“如何理解文学的特征”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种认为“形象和形象性就是区别文学和非文学特征”的观念是有问题的。我就抓住这一问题，通过独立思考，力图寻找另一种说法，以促进中国文学理论的转型。1981年，我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的《关于文学特征问题的思考》是我那个时段最重要的论文。同年，我还发表了《评当前文学批评中的“席勒化”倾向》。我这两篇文章集中想解决“文学的特征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在1983年，我又写了另外一篇长达三万字的《文学与审美》。这几篇文章构成一个系统，论述了“文学特征问题”。
后来有人归纳，说“童庆炳想做的事情，是要把文学的形象特征论，改造为文学审美特征论”。我觉得这个归纳正好符合我的想法。如果说，1981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那篇文章是我对别林斯基提出质疑，初步提出了文学审美特征论的话，1983年的《文学与审美》详细论证了文学审美特征论。
1984年，我写了一部40万字的教材。由于中组部为了提高广大干部的学历水平，设立了一个科目，叫党政干部基础科，开设十门课程，在全国各地通过电视上课。十门课程中就有文学概论，由我主讲。我用了整整半年的时间，一边写讲义，一边讲授。那时候每周三下午，只要打开北京电视台，就可以看到我在讲课。我在电视上讲课的内容总结为了以文学审美特征论为主导思想的教材，在红旗出版社出版。上下两册，头一版就二十七万册。因为通俗易懂，又搜罗了很多例证，所以大家很喜欢这个教材，我也因此成为了北京市的劳动模范。教材出版后，出版社给了我八千块钱稿费，中组部又给了我两千块上课费，合在一起，我就成为了“万元户”。
在研究文学理论的同时，我和妻子开始了文学创作。当时“伤痕文学”非常火爆，谁要是发表一篇伤痕文学的文章，真是一夜就成名。我俩觉得我们心中也有很多感情，为什么不写呢？有一次，妻子从她学校里听了一个故事，然后她把那故事跟我讲了。于是我们合作，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讨论，最后由我动笔完成了这部小说。小说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文稿到了著名作家、理论家、编辑家秦赵阳手里，得到了肯定。1980年，我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十万字的《生活之帆》。
《生活之帆》出版以后，反响非常热烈，一印印了七万册，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都有卖。外地的同学给我们寄信：“你的‘帆’在我们这里也升起来了。”前后收到了五百多封信，可见那个时候文学真是了不得。
1987年，我又撰写长篇小说《淡紫色的霞光》，27万字，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文革”后期，我开始讲课。一直到1984年，我每年都给本科生上文学概论课。每讲新的一轮我都要再备课。上课是老师的本分，我觉得一定要很负责任地把真正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我上课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把书本上的知识、理论、观点，搭配一些比较有趣的例子、诗词歌赋、小说。一本书，拿出其中的一个细节来，细细地给学生讲，从这一个细节怎么能体现出一个文学观点。另外，学生对我的课最感兴趣的是，我讲课的时候，我是把自己摆进去的，把我自己的所见所闻、所经历的甚至连一些梦境都放到课上去讲。这样讲不但课程更加丰富生动，也更能吸引学生，更能够让学生理解到，文学理论跟每个人的生命、经历、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不是纯粹的概念。
我把上课看得非常神圣。我有篇散文叫《上课的感觉》，最先发在校报上。文中就谈到我上课前必须要洗个澡，把皮鞋擦得锃亮，穿上最漂亮的西服，系上相宜的领带。上课对我来说，不是一种负担，是一种非常愉快的事情，就像过人生中的一种节日一样。后来这篇散文在《人民文学》也发表出来了，改名叫《我的节日》，也被五六个刊物引用，特别是被天津的《散文（海外版）》放在头版头条加以转载，还评了散文大奖。（录音整理：陈爽 王起晨 罗容海）
（十三） 怀念那教学相长的日子
与学生游香山
1984年到1989年，这是我人生最忙的“季节”，这几年发生的事情太多。除了一些行政的工作以外，最重要的事就是开始带研究生和博士生。1983年，我们教研室获得了博士点；1984年，我们开始招博士生。当时，黄药眠先生作为导师指引我做副导师，他身体不太好，有比较严重的心脏病，所以多数任务都给了我。在1984年，我们最早一届招了三位研究生：王一川、罗钢和张本楠。
我对博士生的指导，并不在于给他们讲课，更多是跟他们讨论问题。而他们研究的是不同的领域，这样就逼着我去读各领域不同层面的文章，这样才能跟他们交流。而最重要的是给他们一些方法上的指导。关于方法，我的想法是要稳扎稳打，要把资料研究得非常扎实，要进入语境中。一个问题，一定要提到语境中去研究，不能把某个人物的一句话、某几句话孤立起来。尽管我们是研究理论，也要用历史的、逻辑的方法。
现在回过头来看，头两届博士生后来都成才了，都成了高校很好的学者。比如，北大就有我两个学生，一个是王一川，还有一个是第二届1985年进来的丁宁。
王一川如今在北大艺术学院当院长，是长江学者。他对美学、艺术学都有很大的贡献，在国内美学界像他这个年龄的人里，他是出类拔萃的。罗钢现如今在清华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当书记，同时兼任清华大学学报主编。他在这里只读了三年的博士，应该说是三人中最勤奋、最努力的一个。那时，他的论文题目确定以后，每天就带一个烧饼去国家图书馆，一待就是一天。三年下来，他把中国重要的文学理论家的思想与来源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梳理。很多没有进入我们学术视野里的思想都被他发现了，他的博士论文叫《历史汇流中的抉择———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家与西方文学理论》。第三个学生叫张本楠，他是中国的博士生中第一个研究王国维的人。他关于王国维的论文后来在台湾出版，也受到好评。
1985年，我们教研室三位老师一起招进13名硕士研究生。那一届我原本只招了4名，教研室另外两位老师钟子翱和梁正华合起来招了9名，一共13名。但是不久，钟老师患病，指导不了学生了，而梁老师又要回南方去。于是这一届学生全都归到我门下了，再加上1984年招进来的三名博士生，1985年又招进来3名，合在一起共有19名学生。
带硕士生就要开课，当时我给他们开了一门“文学理论专题课”，为上好这门课我费了很大的工夫。因为1978年以后，我们放开眼光去看外面的世界，这才发现20世纪已经是一个理论的世纪。尤其对文学理论来讲，出现了各种各样文学理论批评的流派。当时第一批翻译过来的文献，让我们感觉仿佛一股新鲜的空气扑面而来，我们也意识到如果不研读这些书，读出心得，作为一个教师就没有资格给硕士生上这些课。所以，当时我下了很大的决心来开这门课，而且要讲出系统性来，不是再讲些陈旧的、过去的、认识论的那一套概念，而是要实现文学理论教学内容的转型。
这堂课上，我要实现一种教学的民主。因为像这些外国的理论对学生们来说，是新的东西，对我来说也是新的东西，那么我鼓励交换意见。这堂课整整讲了一年，讲得很慢，每堂课都会有争论。最喜欢提问的那个学生，就是陶东风，现在在首师大教书。讨论到有些地方，他就会固执地举起他的手，把他的观点摆出来。紧接着，又有同学举手，说“我觉得你说得不对”———这样课堂上就出现了热烈讨论的局面。就这样，我讲解的知识，被他们吸收消化了。同时，他们对问题的一些理解，也有一些很精彩的东西，是我所缺乏的，是我讲稿里的不足。这样，我们就互相补充，教学相长。这是我真正第一次体会到教学相长是什么意思。
除了我开的文艺学专题课以外，当时还开了这么一种讲课形式，就是让学生读一本书，我带大家读，一个班里面大家分工，你读这一章，他读那一章。当然我要做个示范：我读第一章后，对这一章进行概括，主要有几个观点，哪几个观点我不太同意，为什么不同意，然后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当时，我发现学生来学做研究，但是并不会读书，要么是全信书，要么是对书里的东西抓不住要点，总是抓住一些次要的东西，而这书主要讲什么却不明白，读不懂。所以我就带着大家一起读一本书。
当时很多人读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或者韦勒克的《文学理论》，而我选的是苏珊•朗格的《艺术问题》。这本书我引导大家读得很细。苏珊•朗格知识很渊博，她对中国的画论都很熟悉。读到其中一段，谈转化问题，说其实这是由五代后梁画家荆浩提出来的，文中是用现代汉语来解释什么意思，我就让学生去找，一定要找到原话，这样才能理解它。学生就很认真，就把原话找出来了。这是荆浩的《笔记法》里面“六要”的第六要：“墨者，高低晕淡，品物浅深，文彩自然，似非因笔。”类似这样，好些话当时译者没有译出来，但是我们作为专业读者找到了原文。
正当我发愁如何指导这么多硕士生写论文时，我们刚好申报了一个课题，是关于心理学美学的，得到了三万块钱的资助。我就要求这13个学生，都做这个题目。我们分为三步骤。首先每个人写出一篇三万字到五万字的硕士论文，硕士论文等于是这本书的一个提纲；然后你再写成一本书；第三步，你参与最终成果的写作。
1985年到1989年，我们集中精力研究，手稿写成了，论文也都通过答辩了，一共出了十六本书。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陶东风的《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六论》，这本书不知怎么流转到季羡林先生的书房。季羡林专门看了陶东风的这本书，说“这本书了不起，学贯东西古今啊！”然后问“这是谁带的研究生”，一了解是我。于是陶东风、我还有他的另外一个学生———一个梵文学者，被约请到他家里去，整整谈了一天，先生对我们满口称赞。
这个漫长的教学过程不仅取得了成果，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人。他们现在成了全国各地各高校的学术骨干，然而起步就在北师大，当时大家都参与我的这个项目，写出了人生第一部著作，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过程。
从1984年到1985年的这个时段，是读书的黄金阶段。大家都愿意充实自己，愿意吸收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吸收西方的东西，吸收古典的东西，因此形成了一个读书的热潮。所谓读书的热潮，就是研究的热潮，所以那个时候的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处在社会的中心地带，和现在“文学边缘化”、“文学理论边缘化”很不一样。那时候，文学理论话语是很重要的话语，文学理论、作品随便的一篇，或者很不起眼的小说，都可以轰动整个中国。
很多学生都很怀念那段日子，因为那段日子大家没有别的追求，就是死心塌地读书、研究探索问题，以前也从来没有这样过。现在，那19个人的班在北京的大约还有十位学生。每年年底，在我生日的那一天我们都要聚会。他们也都老了，有好几个学生都要退休了。每次聚会都有一些怀念，就回忆他们当学生时候的那种读书情结。（录音整理：陈爽 王起晨 罗容海）
（十四） 教研室的十年“长征”
受众甚广的文学理论教程
我这一生可以说遭遇过三次打击，三次低潮。第一次是小时候家里不让我上学，让我辍学；第二次是1963年，我被当成“白专道路”批判了一个月，就因为我发表了一篇研究《红楼梦》的文章；第三次就是1990年，博导评选落选。当时我已经辞去了研究生院副院长的职务，回到教研室当主任，正准备一心一意把教研室建设起来，博导评选受挫将我个人和教研室都带入了低谷。
这时候，在我的面前就摆着一个问题：怎么办？对我来说有两种选择，第一种就是选择自己干，不管教研室了，教研室的主任我也辞掉，这样子自己还可以清净地做一点学问；第二种就是还要继续干，带领着教研室走出低谷，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单独干，而是要跟大家通力合作，把教研室的团结、教学、科研都搞好，让教研室走上一个比较高的教学科研水平。
我自己反复思考，自己一生的追求就是想要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情。所以选择了克服困难，还是要继续干。当时我的情绪很不安定，有的老师就来鼓励我。比如启功先生鼓励我：“没有什么了不起，你受这么点打击有什么呀！我还当了22年的右派呢，这才出了头了。不要灰心，要继续干。”然后他写了一幅字给我，是陆游晚年书房的对联“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意思就是你静下来读书吧。所以我给自己的书斋起名为“消永日斋”，纪念启先生给我的鼓励。
钟敬文先生也把我找去，现身说法，告诉我他最困难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有这些前辈老师的鼓励，又有教研室一批年轻的教师都拿到了博士学位，我也觉得可以再做点事。
我坚定了信心之后，事情很快有了转机。1991年，国务院博导评审组临时增加了一次会议，会议中又通过一些博导。当时我没有申请，结果却在讨论名单中，被拿出来投票，全票通过。这样，我在1991年获得了博导资格。
也就在这个时候，经过几次人事调整，教研室出现了比较和谐的局面。尽管我们只有一个教授，著作也不算很多，力量也不算很强，可以说正处在教研室的低谷时期，但我们就从低谷开始起步。记得有一天晚上，我把罗钢、王一川、李珺平、张海宁，这四个年轻教师，找到东操场的一个双杠旁边，开了一个很简单的会议，核心议题就是“我们怎么办”。我们分析了教研室的利弊，做了比较深入的讨论、思考，大家建立了信心，开始了教研室的十年长征。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们打了四大战役，之后我们教研室一下子成为全系乃至全国最强的一个教研室。
第一个战役是在九十年代初期，由黄药眠先生和我两个人从教育部领来一个博士点基金课题，课题叫“中西比较诗学”，1990年前后，我们就开始做这个课题。这个课题参加的人数达到二三十人，几乎把所有相关专业的老师学生都组织到一起了。我们按照比较文学的结构和思路，集体撰写出了中国从未有过的一本书，叫做《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上下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在1991年出版的，乐黛云老师———研究比较文学的顶尖专家、北京大学的教授，看到这本书以后就说：“哎呀，我们研究了这么久，就是想写这么一本书，结果我们没写出来，你们比我们先写出来了。”
第二个战役，就是教材编写。1990年，教育部决定高校要编两部文学理论的教材。一部是由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合编的综合大学教材。另外一部是师范院校教材，就由北师大、陕西师大、山东师大这些单位编写。师范院校这部教材就由我牵头。在文学活动论观点的统领下，在灵活创造性地运用“古今中外法”的过程中，经过多次会议和漫长细致的统稿，师范院校这本教材于1992年出版了。没想到的是，综合大学的那本教材没编出来。于是我们这一本不仅师范院校用，综合大学也用。那时候中文系你不管是考哪个专业，都要考一门文学理论，指定的用书都是这本书。后来，我又下了比较大的工夫出了第二版，叫修订版。然后是第三版，现在已经修订第四版。这个教材在中国影响很大，直到现在仍然还在使用，已经印了一百多万册。每年我们编写教材的人都可以拿到不少的稿费，像我每年要拿三万多元，这书直到现在还在印刷。我之所以说它是一个战役，不只是针对这一本书而言的。我们从这本教材得到启发，我们发觉学术观点要有影响力，就要编各种各样的书，后来我们就编了好多本书，比如《文艺心理学教程》、《马克思与美学理论》、《西方文论发展史》、《美学》等等。我们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形成了一套教材体系，很有冲击力。这样在各个高校，无论是基础课也好，选修课也好，都是用的我们北师大文学理论教研室编的书。
第三次战役，是把我们八十年代所做的心理学美学发扬光大。我们考虑到，仅仅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文学、美学创作、美学作品，还是有缺陷的。因为文学毕竟跟社会有着密切的关联，文学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所以，我们有了教育部的一个课题———“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1999年，我们完成了这一课题。这样，关于文艺心理，我们前后一共有了17本著作，我们认为这17本书超过了朱光潜先生所写的《文艺心理学》。
第四个战役，要从它的背景讲起。
1989年，对我们文学理论这个学科来说，是一次转向。当时，中央对意识形态管得比较紧，于是文学理论就出现了一次转向，叫语言论转向。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我们就专门来研究文学的语言是怎么回事。那时候，我读了很多西方关于语言论的著作，又参照了中国古代诗论、小说论，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其实这个观念并不新，就是“文体论”。当时在我的组织下，我们出了一套丛书，叫“文体学丛书”。我关于文体的思考，在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上就有体现，所以后来莫言给我的书《创作美学》写序的时候，他就用了我讲的《轻轻的呼吸》做例子，因为我在讲课的时候讲形式的重要、文体的重要时，他们都觉得这个案例非常好。
所以这四大战役，总结起来，就是我们出了将近四十本书。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教研室在那十年里出了这么多的书。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给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注入了一些新的东西，开拓了一些新的领域。而这四大战役，涉及了文学理论的各个方面，而且又切合那个时代的需要。比如说，那个时候很需要从国外介绍西方二十世纪的文论流派，我们有《文艺新视角丛书》；我们有新的文学观念编写出来的新教材；我们的文体学研究，这是一种新的开拓，五四以来没有一个人用这样一种方式开拓文体学的研究；文艺心理学研究，我们把朱光潜先生的研究从古典推向现代，他主要是十九世纪的研究，而我们的研究的是二十世纪的东西。我们教研室很团结，开了几次学术会议，在各高校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四大战役打完了，我们教研室又走向了新的高峰，评上了国家重点学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1999年，我们成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2001年，我们成为国家重点学科。距离1989年正好十年，我把一个陷入低谷的教研室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峰。那时候，我们教研室有七个教授，各有特长，这是别的学校所没有的。而且我们的著作，有国家教学成果奖以及很多其他奖项，这是别的学校无法和我们相比的。
世纪之交，我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没想到随着重点基地和重点学科的入选，我只能更加忙碌起来……（录音整理：陈爽 王起晨 罗容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