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陶大镛先生，经济学泰斗，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我校荣誉教授。先生长期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世界经济、《资本论》、经济思想史等领域的教研，是我国从事世界经济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先生才华横溢，年少成名，经历丰富，故事良多。虽屡受波折，但端方刚正品格始终如一；虽缠绵病榻，但爱国忧民之心从未衰减。如今，陶先生困守医院已越数载，无法亲述他精彩而又漫长的人生旅程。此刻，我们只能在陶先生早年只言片语的回忆以及亲人、友人、学生的讲述中，悉心解读先生跌宕传奇的命运之路；从零散而有限的报道、记录和传略里，尽力勾画先生报国奋进的人生航迹。
（一） 求学时代
1918年3月12日，陶大镛出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一个排字工人家庭。他的父亲16岁就当起了工人，长期在商务印书馆排字车间做工，家境贫寒。陶大镛从小就勤奋好学，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读完子弟小学之后，接着上初中。但是，当他踏进初中二年级时，因父亲失业而不能继续读书。后来通过亲友的帮助，改为半工半读，勉强维持到初中毕业。这时，他的父亲要求他去工厂做工，但他并不甘心就此辍学，而是想方设法地投靠免费的学校，于是他进了江苏省立上海中学高中商科。由于他的学习成绩优异，他读到高中三年级上学期就提前毕业，进了一家电机制造厂当簿记员。
满目疮痍的旧中国，民不聊生，亿万民众受欺压受凌辱，租借地区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这些都深深刺痛了他的心。陶大镛渐渐明白，国富民强之日，才是中国人扬眉吐气之时。然而，要振兴中华，必须发展民族经济，这引发了陶大镛对经济学的偏爱。他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学习数、理、化等课程，终于考上了学费较低的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经济系，从此与经济学科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
“我是1936年秋天考入中央大学经济系的。在一年级时，只知道发奋读书，不大过问政治。那时还要写些稿子，靠点稿费维持自己的生活。1937年夏，‘七七’事变爆发后，由于祖母和父亲病重，我回到了上海。七月底八月初，在三天之内，祖母与父亲相继去世，我是独子长孙，那年才20岁，刚刚料理完丧事，谁知‘八一三’上海战事又起，全家从闸北逃到租界，挤住在一间小阁楼里。我仍靠写稿子维持生活。正在这时，收到学校来信，中央大学决定迁移到重庆，要我赶快回南京去报到。我到底去不去？思想波动很大，真是左右为难。幸好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二姐夫鼓励我走，他说今后母亲和姐姐的生活由他负担。就这样，我两手空空，只背了一个布袋，在炮火中匆匆离开了上海，由于没有钱，我从上海步行到镇江，在镇江遇到了同学，一起回到南京，又从南京乘船同赴重庆。我们乘着一艘货轮，住在船的底舱到了武汉。在武汉等船时又遇到日本飞机轰炸，过三峡时历尽艰险，终于在1937年9月初赶到了重庆。”——陶先生2001年自述（陆方整理）杨国昌（陶大镛先生的硕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跨进大学校门以后，陶大镛先生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读了一本又一本“古典的”和“庸俗的”经济学著作，同时还挤时间写些文章，靠微薄的稿费来维持生活费用。在学生时代，陶先生想当记者，办刊物，有时也曾希望到中学去教书；虽然羡慕过大学教授的地位，也向往过出国留学，但当时对于他而言，只是一种奢望而已。当初向上海《时事新报》经济版试投了《中央储备银行的职责》一文，很快就被刊登出来了，这是他的“处女作”，当时他喜出望外。那时，他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书堆里，根本没有时间关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直到后来他祖母和父亲在贫困中相继去世，再加上抗日战争爆发，在这种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现实面前，他开始考虑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了。
（二）
“从1937年到1940年大学毕业，在大学二、三、四年级的几年里，我都是在沙坪坝度过的。那一段难忘的岁月，很值得回忆。当时生活十分艰苦，中央大学是借重庆大学的一侧，在松林坡上盖起了一片简陋的平房。集体宿舍是几百人一大间类似仓库式的平房，睡的是双层床、上下铺。洗脸间是半露天的，每个人的饭碗都放在脸盆里。饭厅里八个人一桌，大家都站着吃饭，伙食由学生会自己管。虽然有时要‘抢’饭吃才能吃饱，但每餐还能四菜一汤。当时四川桔子、花生都很便宜，桔子一角钱一大筐，偶尔还能打打牙祭，生活是苦中有乐、富有朝气！只是，像我这样的穷学生就更困难了。当时我在重庆举目无亲，冬天只有一件绒衣，经常是光着脚穿球鞋，在重庆大学的操场上跑步。有一次得了疟疾，没有钱买药，我睡在上铺直发抖，同学让我换到了下铺。一天晚上，我起床到门口解手，不觉晕倒在尿桶边，恰巧后来天下雨了，感到脸上发凉才醒过来，当时幸好年轻，醒后坚持站起来，洗了脸再回到床上。
那时生活虽然艰苦，读书空气却很浓。我们的教室十分简陋，图书馆阅览室也很小，但是藏书不少，主要的参考书都有。大家学习刻苦勤奋，到图书馆还要早去抢座位。我们的学习还常常受到日本飞机轰炸的干扰。在1939年‘五四’大轰炸期间，每逢下午一拉警报，我们就要跑进防空洞。即使在防空洞里，同学们还在学习，或看小说，有人还朗读莎士比亚诗句……警报一解除，学校就上课，秩序很好。当时中央大学拥有很多具有学术权威地位的名教授，对学生们影响很大。如宗白华先生讲美学，方东美先生讲康德哲学，沈刚伯先生讲西洋史，孙本文先生讲社会学原理……我很喜欢听沈先生讲课，他一上讲台，不仅教室里坐满，连窗口，地上都站满、坐满了人，各系学生都可以自由地来听课。教授们教学认真，中午也不回家，他们生活相当清苦，常常是吃一碗阳春面就当了午餐。学生们课余去请教，他们也不怕麻烦，因此师生间感情深厚，关系十分融洽。当时的教务长童冠贤先生，在经济系讲‘西洋经济史’也很受学生欢迎。我在二年级时，因成绩不错，已获得奖学金，在‘西洋经济史’的考试中，我用中英文同时答卷，童先生颇为赞许，鼓励我博学，还经常借书给我。
当时的同学，不仅学习刻苦，而且关心时事，抗战气氛浓，爱国热情高。可是校内的政治情况很复杂，每届学生会改选时斗争都很激烈，国民党通过‘三青团’操纵学生选票。有一批‘三青团员’、党棍子，早该毕业了，还不走，一呆就是六七年，他们是‘职业学生’，为反动政治服务的。那时校内也有我们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活动，在那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也培养出了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我在大学一年级时，不大过问政治，很幼稚；二年级到重庆后受抗日战争影响，接近进步同学，逐渐接触了进步书刊。我读了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后，才认识到资本家是如何剥削工人的。当时我激动地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我懂得了人怎样变成了‘会说话的工具’，我懂得了‘儿童的鲜血怎么会变成金属货币’，我更懂得了资本主义的工厂又怎么会变成苛罚的拷问室。从这时候起，我不再把父亲之死只看作‘个人的悲剧’，我深切地理解到它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了。从这时起，我不再为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所麻醉，我狂热地开始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了。从这时起，我不再消极地憎恨旧社会，我勇敢地愿为新社会的创建而努力了。”
——陶先生2001年自述（陆方整理）
沈越（陶大镛先生的博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分党委书记）：陶大镛先生是一个有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人，我觉得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趣和研究，是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有很大联系的，也跟他的家庭出身有关系。他经常向我们提到他是一个工人的儿子，所以他对社会底层、弱势群体，倾注了自己的热情和心血。
（三）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到北京时，有人问我是如何接受马列主义的，我说，就是从学习《政治经济学》开始，联想到我的父亲，他从16岁起到去世，一直是商务印书馆的排字工人。我从小就常到排字车间看父亲排字，他瘦弱的身影，他苦难的一生，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去世时才49岁。我读了《政治经济学》，才懂得像父亲那样的无产阶级是怎样受资本家剥削的，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思想有了转变，接受了马列主义。此后我真是如饥似渴地要求学习，起初，找不到《资本论》，我就念英文本；后来，我拿出奖学金的一部分，托人到香港买了三本英译的《资本论》，在一个暑假里就把它念完了，这部书我至今还保留着。”
——陶先生2001年自述（陆方整理）
赵春明（陶大镛先生的博士生，我校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多年来，陶大镛先生对《资本论》这部“工人阶级的圣经”，总是爱不释手，即使在颠沛流离的艰苦岁月中，也一直把它带在身边。现在我们翻开他珍藏的这部著作，从页边下注明的日期，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当时的读书进度。显然，当时学习《资本论》对于他的政治启蒙以及后来在经济科学上的造诣，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利用学校放暑假的机会，他一口气读完了这本著作，并且马上用“卡奇”的笔名，在重庆出版的《读书月报》（1940年）上发表了《我是怎样读<资本论>的》一文，介绍他读《资本论》的体会。他的笔名“卡奇”取意卡尔•马克思和伊里奇•列宁。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陶先生对马列主义的追求和信念。而且正是这种坚贞不渝的信念，成为了先生日后历经坎坷曲折、努力探索真理的力量源泉。
（二） 投身进步运动
（一）
“1939年前后，我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工作团’，还做过团长。参加这个团的同学很广泛。在‘五四’大轰炸时，听说重庆城里防空隧道堵塞发生惨案，死了上万人，我们就跑步进城冒险参加救火、救人，没有什么工具，我们就凭着满腔热情，在火里穿行；居民被压在废墟下，我们就去抢救，记得有的人被拉出来时已经没有腿脚了。那种惨状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今也难忘记。‘救亡工作团’学习俄国的 “十二月党人”，要接近群众。我们曾组织同学下乡、下煤矿，慰问他们。大轰炸后，还组织歌咏队、话剧队到城里义演，卖票得的钱用于帮助疏散难民，为难民发救济金。之后，在1939至1940年间，我们还募捐办了个刊物叫《新流》，请生活书店帮助刊出了两期。
也就在1939年，我与进步同学联系更多了。经济系的石山（靳吉甫）同志是地下党支部书记，但是当时我不知道。和我单线联系的是中文系的陈维诚同志，我从他那里看到不少延安寄来的小册子。1939年春天，陈维诚介绍我参加了地下党。
后来，陈维诚通知我说，校内国民党、‘三青团’活动很猖獗，我们要与之抗衡。组织上让我出来负责主办‘中苏问题研究会’，这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开始每隔一星期开一次座谈会，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介绍唯物主义哲学。在会上公开提出‘我们要认识苏联在二战中起什么作用，能否与英美联合反法西斯主义’，当时在校内很受欢迎。
每到星期六，我们还通过‘中苏文化协会’负责人张西曼，与苏联大使馆联系，借苏联影片，在校内露天放电影。还在苏联大使馆的支持下，在沙坪坝举办过苏联人民生活图片展览，虽然遭到国民党党棍们的骚扰、抗议，但是在我们轮流看守之下，还办了三整天，影响很大。
‘中苏问题研究会’办的另一件大事，就是请思想文化界的名人如邹韬奋、沈志远、钱俊瑞等到学校做报告。其中最轰动的就是请周恩来同志做报告。我以个人名义曾写信给他，请他到中央大学来讲当前形势，讲‘中国青年向何处去’的问题，他约我到八路军办事处去谈。他说：‘我可以去，但是一定要校方领导同意。你去找童冠贤先生吧，他同意了我就去。’我回学校后，就去找童先生，取得了他的同意。之后，我又到曾家岩周公馆去，我看到当时周恩来同志起居生活非常俭朴，还见到了邓颖超同志，她出来给我们倒了两杯水……周恩来同志到中央大学来做报告的那天，童冠贤先生亲自到校门口去迎接，他们握手时，我看出他们像是很熟悉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实际上童先生和周恩来同志在日本留学时曾一起生活过，童先生曾和我们党有过联系。
那是1939年的春天，周恩来同志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那次报告是在中央大学的大饭厅里举行，报告的题目大概是：‘谈谈当前的形势与任务’。他的报告讲得好极了，非常生动，很吸引人，讲了足有两三个小时，给大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天大饭厅里挤满了人，真是掌声不断，轰动极了！很多年后，在解放初期，有一次周总理到民盟来，那时我是民盟的候补中央委员，我问他是否还记得请他到沙坪坝中央大学去做报告的事，周总理含笑回答说：‘记得！记得！’‘中苏问题研究会’的活动，前后约有一年。当时与此有关的外围组织，一是‘社会问题研究会’，另一是‘文学研究会’，我都参与了，但是都不如‘中苏问题研究会’影响大。由于参加的学生很多，我们开会时，‘三青团’想捣乱都不敢，他们只好在门外吹吹口哨而已。以上活动都是地下党组织的，石山同志也参加了‘中苏问题研究会’的活动。党推我出来负责具体工作，可能因为我算是个好学生，在同学中有点影响吧。”
——陶先生2001年自述（陆方整理）
牛平青（陶大镛先生的夫人）：陶大镛先生1939年就入党了。我们结婚60多年了，以我作为亲人来看，陶先生是个书生气十足的正直的人，他非常刚强、从来不怕打压。
（二）
“到了1940年初寒假时，国民党掀起白色恐怖，中央大学的地下党员冯秀藻突然被捕。党通知我们‘中苏问题研究会’的主要负责人，说抓人的黑名单上有石山、曾联松等人。不久，石山、陈元晖、周寿臧三人去了延安。当时没有通知我去延安，但是不许‘中苏问题研究会’活动了。校长罗家伦要开除我，是童冠贤先生保了我，说我是个好学生。他找我谈话，叫我不要参加社会活动了，要我好好写毕业论文。此后半年中，我白天在重庆大学图书馆，晚上在法学院教室集中精力写论文。我的毕业论文是：《中国古代生产技术研究》。
当时我很崇拜郭沫若，我也学习甲骨文，论文的第一篇写的是石器时代，以后是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写完第一篇，我送给郭沫若先生看，他很高兴，介绍在当时的《说文》历史期刊上发表，因此，史学界很早就有人知道我。但是论文写完后，交给经济系主任吴干，他看后却不予通过，也不让我参加西南联大的留美庚款考试。之后，童冠贤先生看了我的论文，打了85分，又让我参加了庚款考试。后来听说已考取了，最后却被当时教育部划掉了我的名字。”
——陶先生2001年自述（陆方整理）
詹君仲（陶大镛先生的学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原经济系系主任）：陶大镛先生的文笔很好。他看了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受到启发，就以《中国古代生产技术研究》为题，根据大量考古史料写成了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共十万多字。毕业论文最后送请郭沫若指导，并经郭沫若推荐，在 《说文》月刊上发表了其中的两章：《中国石器时代的生产技术》和《中国金石并用时代的生产技术》。
杨国昌 （陶先生指导的硕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陶大镛先生在大学时代所写的论文，初次显露了他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的才能，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是以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写作的。他曾说过，人类社会的历史像一根长链，“石器时代、金石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都是这根长链上的一环。”他在论文中分析社会发展过程时，特别强调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说：“每一种生产工具，代表着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在石器时代，人类只能生活在渔猎社会和游牧社会；到了金属工具发明之后，人类始能踏进一个比较安定的农业社会。所以，生产工具决定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工具的革命，可以促使人类经济生活的革命”……陶大镛先生的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是很平常的唯物史观的ABC，但在封建军阀统治下的旧社会，能讲唯物史观，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1940年夏，陶大镛先生在中央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考取了南开经济研究所研究生。当时，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而研究生的课程与他所追求的革命理想格格不入。一年以后，他毅然放弃研究生的学习，前往香港，加入到邹韬奋、沈志远等一批进步文化工作者的行列，从事进步文化活动。
（三） 颠簸岁月
（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虎口余生，于1942年春，从香港历经艰辛混在梅县难民回乡队里，到达广东坪石镇。本来打算在老友处歇一歇脚，再去当时的‘文化城’——桂林当一名新闻记者。通过他的介绍，我去拜访时任中山大学经济系主任的王亚南教授。说老实话，在学术的征途上，我当时还是一只‘迷途的羔羊’。就这么一个偶然的机遇，后来在王先生的关怀和推荐下，把我留在了中山大学，这是我一生中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就开始了教书的生涯，至今整整半个世纪。”
——陶先生1992年自述
在王亚南的推荐和帮助下，陶大镛的工作才基本稳定下来，开始在中山大学执教。王亚南对陶大镛影响至深。在陶大镛的最初印象中，王亚南的名字是同《资本论》紧密连在一起的（王亚南是最早翻译《资本论》三大卷的译者之一）。陶大镛首次拜访王亚南，就为他的博学和深思所倾倒。
“我追随这位献身于真理的良师，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没有上过讲坛，他指导我备课；我缺乏科研修养，他激励我知难而进；我偏爱钻书本，他又提醒我重视实际。他学风严谨，一丝不苟，经常告诫我打开眼界，博览各个流派的学术著作。
十年浩劫期间，福建方面通过所谓的 ‘外调’，要我写材料‘揭发’亚南先生到重庆‘会见’蒋介石的情况，我当时毫不迟疑地予以驳回了。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货膨胀恶性发展，物价扶摇直上，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才伪装‘开明’，向社会贤达‘征询’‘限制物价’政策。王亚南先生怀抱拯救祖国、热爱人民的赤子之心，揭穿通货膨胀的真相，伸张正义。这种坚持原则，嫉恶如仇的崇高精神，难道错了吗？
1974年我路过师大校内的书店，见到一本《<资本论>研究》，以为是亚南先生的新作，没想到前言中写到：‘这是他生前的部分成果。’顿时觉得一瓢冷水浇透全身。失去一位敬爱的恩师，让我痛苦万分。”
——陶先生1998年自述（高山平整理）
詹君仲（陶先生的学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原经济系系主任）：陶先生非常敬爱他的老师王亚南。在他对王亚南先生的悼文中，曾这样深深地感念过：“饮水思源，如果没有亚南先生的提携、指引和鼓励，恐怕在科学大道上我还不能如此顺利地踏步前进。”
从1942至1946年，陶大镛先后在中山大学（坪石）经济系任讲师、广西大学（桂林）经济系任副教授、交通大学（重庆）管理系任副教授和四川大学（成都）任教授，讲授过经济学原理、中国经济史、国际贸易与金融、经济学原著选读、财政学、统计学、会计学、经济数学等课程。由于他在教学和学术上的成就显著，仅三年时间，他就由讲师、副教授被提升为教授，那时他年仅27岁，这在我国教育史上是不多见的。他是名副其实的“老教授中的少壮派”。
“1942年王亚南力排众议，坚持聘请当时‘没有上过讲台，资历也很浅’的陶大镛到中大经济系担任讲师，并合开经济学原理一门课。1943年秋天，陶大镛要去桂林参加留英庚款考试，必须中途离职。王亚南从陶大镛和整个事业的发展出发，对此不但没有不悦之色，反而一面积极找人代课，一面热情鼓励他去投考，赞助成行，同时推荐他到广西大学继续教书，免去其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使他安心备考。 ”
——摘自《王亚南教育思想研究》
杨国昌（陶先生指导的硕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在这期间，他曾用真名以及大古、石人、奚石人等笔名，在《广西日报》、《中国工业》、《时代中国》、《广东省银行季刊》、《国讯》、《民主周刊》、《民主生活周刊》、《民主与科学》、《民众时报》等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和官僚资本的罪恶，作了尖锐的揭露。例如，在《肃清官僚资本》一文中，他曾写道，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官僚资本已经枝粗叶茂了，它的发展与中国的官僚政治是分不开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就是大官僚的化身。”他还认为“消灭官僚政治就成为肃清官僚资本的基本前提”，而“肃清官僚资本是建设新中国的开始。”
王同勋（陶先生的同事，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陶先生非常勤奋，我从来没有看到他闲着的时候。他爱写文章，文思敏捷，才华横溢，下笔快且行文优美，而且分析问题非常到位，文笔老辣，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这方面非常让我佩服。
（二）
在四川大学任教期间，陶大镛积极参加民主运动。1945年冬到1946年春。他与彭迪先教授、李相符教授一同声援昆明“一二•一”惨案，营救被捕的进步学生，因此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迫害，这就是当时在四川大学发生的“三教授事件”。
彭迪先 （民盟原中央副主席，“三教授事件”当事人之一，1991年逝世）：抗战胜利后，人心厌战，渴望和平民主，反对蒋介石挑起内战和独裁卖国。当时担任四川大学校长的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他打起“民主办校”的旗号，吹嘘要学蔡元培办北京大学的样子，要办一个“万人大学”。为此他先后聘请了一些民主进步教师来校任教。1945年暑期，聘请年青力强的经济学家陶大镛做经济系教授。
1945年12月1l日，森林系学生李实育和几个同学在学生宿舍张贴声援昆明学生和抗议“一二•一”惨案的标语，遇到几个“三青团”反动分子围攻殴打，此后反动分子又纠合三四十人，蜂拥到李的寝室把李打昏，同时，他们还诬陷，说李在纪念“一二•一”游行队伍中喊过卖国口号，并将李关押审讯。此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步学生用各种方法公开事件真相。1946年2月14日，法院被迫宣告李无罪释放。“李实育事件”发生不久，参加围攻李的“三青团”骨干分子肖连荣（有人说他是首先出手打的），冒名顶替别的学生补考，被当场抓住。我向学校当局提出，“替代考，按校规，要开除学籍。”黄季陆表示不同意，说“肖再过几个月就要毕业，记两个大过就行了。”当时我明确表示如不开除肖，就要辞职。经济系陶大镛教授、森林系李相符教授等都表示要与我共进共退。
事情就闹大了，我们说要发表公开声明。川大经济系和别系的一些进步同学知道此事后，都纷纷表示支持我们，使我更增强了斗争的信心。这就使黄季陆非常尴尬，找不到滑过去的借口，终于忍痛开除了肖的学籍。
肖被开除后，川大的反动分子更加仇恨我们了。他们一伙阴谋策划，在当时川大训导长丁作韶（中统特务）、川大“三青团”头目王文元等人的策划下，炮制了惊动校内外的“三教授事件”。
1946年3月12日，反动分子在川大图书馆大楼前的墙壁上，贴出一张题为《新民主》的特大壁报。壁报内容无中生有地诬蔑我们三人 “吃卢布”（接受苏联津贴），“讲新民主”，主张东北自治，新疆、西藏独立，出卖祖国，等等，极尽诬蔑谩骂之能事。壁报贴出后，全校哗然，掀起轩然大波。我和陶大镛在课堂上公开宣布，如不处分这些侮辱师长的反动家伙，我们立即辞职，并将向法院起诉。
反动分子阴谋“先收拾李相符，再来收拾彭迪先和陶大镛”，想把我们三人轰出川大。对此，我们提出了“尊师重道”的口号，很快掀起了“尊师运动”，以争取广大的中间派师生。结果，全校各社团、各系级纷纷出启事、发声明，大多数院系主任和六七十位教授签名，表示要站在我们这一边，不少同学纷纷主动到我们家里慰问。形势对反动分子极为不利。黄季陆得到急电从南京赶回成都。一下飞机就有几十位进步同学向他“请愿”（实际上是示威），要求严惩肇事者。黄季陆虽然想庇护他羽冀下的反动分子，但由于师生中进步力量占绝对优势，而且当时很有影响的成都市各大学教授联谊会也公开发表宣言，声援 “三教授”，谴责反动派。因此，黄季陆只得把公开出面肇事的马云声等四个特务学生分别处以记两大过、两小过和停学一年的处分。暑假中又撤去了丁作韶的训导长的职务，解聘了王文元，这两个罪魁祸首先后滚出了川大。
1946年10月，应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陶大镛以进修学者的身份，赴英国从事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工作。
（四） 留学英伦
（一）
1946年至 1948年，陶大镛以进修学者的身份，先后在曼彻斯特大学和伦敦大学从事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工作。
“这是一个苦难的时代。我怀着一颗焦灼而沉重的心，暂时离别了祖国的怀抱，真有无限的感伤和帐惘！
航行是迅速而顺利的，仅只五个钟点，就从龙华(上海)飞到了九龙。太平洋战争前，我曾到过这里。可是，今天的九龙机场，四面野草丛生，到处泥潭没足，低矮的军用布幕架成了一间休息室，里面的一切设备是出乎意料的简陋。中航公司有专车送我们到半岛酒店，在车上，但见颓垣断壁，战争痕迹犹存，香港给予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衰落’了。
海风吹来，已深深感到秋意。香港的秋市，更呈现了一片萧条气象。皇后大道的灯火，并不能矫装它的繁华；满街洋溢的音乐，也无法掩饰它的凄凉。从难童的哀诉，伶女的苦笑，盗窃案的层出不穷，厂家的纷纷倒闭，就可反映出香港的危机。”
——陶先生自述（1946年10月，香港）
1946年10月，陶大镛经香港飞赴伦敦，途经越南海防、缅甸阿克耶、孟买加尔各答、印度卡拉奇、伊拉克巴斯拉、以色列耶路撒冷、希腊雅典、意大利罗马等城市，于11月抵达伦敦。一路的所见所闻让陶大镛大开眼界，也让他感触良多。
“英国的国有运动正在酝酿中，工党执政以来，对于独占性企业的国有政策，是朝前走了一步的。政府提出的英格兰银行、航空、海底电报与无线电报，及煤矿的国有法案，都先后在国会通过了。11月12日，英王向国会报告政府所提出的16件新法案中，就有两件是国有法案。
尽管在对内政策上，丘吉尔和艾德礼形同水火，可是在对外政策上，他们又融如胶漆。当艾德礼宣布政府要延长兵役的时候，丘吉尔狂喊：‘红军前线已推到了易北河了，法国的命运已经非常危急了！’而前两天，11月10日，是停战纪念日。全英悼念着两次战争中的英魂。在阵亡将士的墓碑前，无数的花圈，无数的挽词，无数的十字架堆插在四面；无数颗眼泪，挂在不同的脸上，慈母哭着爱儿，娇妻哭着情郎，稚女哭着阿爷……教堂里传来了哀钟、哭声和挽歌，混成了一片，是那么凄楚、肃穆和悲凉。我站在人海里，也不禁掉下泪来。
伦敦的雾季，还没有过去，但，它是会过去的。度过这一个凛冽的严冬，总能给它带来暖和的阳光吧？”
——陶先生自述（1946年11月，英国）
在旅欧期间，陶大镛对世界经济做了深入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先后在上海的《新中华》、《世界知识》、《文汇报》，以及香港的《大公报》、《经济导报》等报刊上发表。当时，陶大镛根据东欧各国驻英使馆提供的政治经济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战后东欧的经济改造》。该书介绍了战后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社会经济改革情况。随后，他又撰写了《新民主国家论》一书，对东欧的人民民主国家进行了综合考察。在此期间，他还撰写了《世界经济与独占资本主义》和《世界经济讲话》两书。这些著作是当时研究世界经济问题所不可多得的读物，因此，陶大镛可说是我国研究世界经济问题的先行者之一。
“我觉得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与东欧诸国颇多类似之处。今天中国的历史任务，也同样是反帝反封建。东欧各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改造，已把它们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海里拯救了出来。我相信，它们的光辉的业绩，将可给中国经济改造的将来，提供最可珍贵的经验!”
——陶先生自述（1948年4月，伦敦）
杨国昌（陶先生指导的硕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陶大镛先生在上述两部有关东欧的著作中，热情地宣传了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在社会改造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很明显，他写作的意图是想通过对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研究，为中国将来的经济改造提供一点可借鉴的经验。
詹君仲（陶大镛先生的学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原经济系系主任）：陶大镛先生在旅欧期间，十分关心祖国的命运，结识了一批留英的进步人士，共同推进民主运动，声援国内的人民革命战争，并于1947年至1948年负责筹建了中国民主同盟英伦支部。他身居异国，以学者的身份向国统区人民宣传新民主主义，描绘新中国未来的前景，这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
陶大镛在留英期间，为了探寻真理，曾潜心研究了社会主义思想史。1948年，为了纪念《共产党宣言》问世一百周年，他利用大英图书馆的丰富藏书，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赶写了《社会主义思想史》一书。
杨国昌：当时，在他身边没有一本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史的中文参考书，而能够写出这样一部系统的著作，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该书于1949年在香港出版，新中国诞生后由三联书店发行过三版，1955年做了较大修改和增补以后，改名为《社会主义思想简史》。该书系统地介绍了社会主义思想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以及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做斗争的历史。正是通过对各派学说的分析、比较，使他更加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牛平青（陶大镛先生的夫人）：在英国的时候，陶先生经常带上几块三明治，一壶水，在大英图书馆里一坐就是一天。在马克思常坐的那排书架前，他似乎能够汲取到特别丰富的养分。马克思坐过的地方，地上留下了马克思的脚印，他说他就要坐在那里看书，也要在那里留下脚印。
他很有才华，我特别喜欢看他写的东西，我是他的第一读者。我还经常帮他抄文章，互相切磋。他在回国的船上一个月时间写了小半本《世界经济讲话》，那时候我们什么资料都没有带，他记忆力特别好。
“1948年，我旅居英国，在伦敦大学进修。当时，香港三联书店曾向我约写三部书稿，《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史》都已如期交卷，唯有《世界经济讲话》一书，我一拖再拖。除因太忙，还考虑到这是一本青年自学的入门书，要求写得简明易懂。而当时在经济科学的领域里，几乎还找不到一本这样的参考读物。1949年初，我匆匆携眷从伦敦赶回香港，搭乘海轮“广州号”，航程约需要一月。为了利用这段难得的时光，我索性在船上动起笔来。风平浪静时多写几段，波涛起伏时搁笔沉思，时断时续，倒也乐在其中。在船上大约写了全书的三分之一。抵港后，一直想把它写完，但生活总是无法安定下来，又拖了好几个月，直到离港北上首都前夕，才足足费了半个多月功夫，一口气把它续完了。所以，这本十分粗浅的小册子，却经历了一个‘难产’的过程。”
——陶先生自述（1998年3月，北师大小红楼）
旅欧期间，陶大镛考察游历了欧陆各国，除了撰写了一批对世界经济的研究文章外，还撰写了很多随笔、散记和杂文。
“我写的随笔、散记和杂文，希望能从不同的侧面来反映当时当地社会经济的一些真实情况。其中5篇随笔，是赴英时的旅途见闻，后面的5篇散记，则是返国前匆访欧陆的考察片段。另外4篇，都是涉及到保卫世界和平这一当代的主题。”
——陶先生自述（1998年3月，北师大小红楼）
1949年初，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在望。一心向往祖国的陶大镛，在故土的召唤下，克服重重困难，毅然携全家远涉重洋，回到了香港。
（五） 身滞香港
（一）
1949年2月，陶大镛携眷经过近一个月的海上颠簸，抵达香港。
詹君仲（陶先生的学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原经济系系主任）：陶大镛先生在离别伦敦的时候，特地到海格特公墓的马克思墓前献了一束鲜花，以此表达对马克思的崇敬和报效祖国的决心。他携带全家人克服了重重困难，冒着巨大的风险坐船回到香港，在进步教授汇集的达德学院等待着时机准备北上。
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令陶大镛兴奋不已，魂牵梦萦的祖国就要获得新生了。他希望将自己所掌握的关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些知识，用以培养国家建设的有用之才，使中国富强繁荣起来。
“我应聘在达德学院任教，该校不久就被港英政府查封，我就开始主编《文汇报》经济周刊，兼写社论。前后不过半年光景，却是我一生中值得怀念的岁月。
我记得很清楚，在这段时期，我跟徐铸成和杨东莼两位同志，约定每天下午3点在香港中环的一家咖啡馆碰头，边饮边谈，纵论天下大事，笑趣横溢，主要还是围绕港岛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动态，交换意见，确定社论的主题，然后决定由谁执笔。大致这样分工：杨老负责政治，徐老负责社会、文化，我则负责经济。谈到4点光景，立即分手。执笔人奔归家门，‘闭门造车’。当晚11点钟报馆就派专人来取，有好几次，稿子尚待收尾，报馆专车已等在门口了。可以这样说，几乎每篇社论都是急就章。”
——陶大镛先生自述（1992年5月，北师大小红楼）
杨国昌（陶先生指导的硕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陶大镛先生从伦敦回到香港以后，暂时在达德学院商经系任教，并主编《文汇报》经济周刊。他在积极准备北上的同时，仍然抓紧时间从事学术研究。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编了二十多期经济周刊，还写了大量的文章发表在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光明报》、《经济导报》等报刊上。
赵春明（陶先生指导的博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陶大镛先生知识渊博,著述等身,有人誉之为“天才”。殊不知，“天才”的背后是勤奋。1949年初，历尽艰辛的陶先生与学界前辈王亚南先生相聚香港，两家同住一栋房子的上下楼，朝夕相处，亲如一家。当时，陶先生和王先生都没有固定的工作，只能靠写稿度日。陶先生习惯于开夜车，而王先生则一向在黎明前奋笔。因此，每当陶先生刚刚躺下，楼上王先生家的灯便亮了；而在黑夜来临，王先生家的灯刚刚熄灭时，陶先生又在书桌前挥笔疾书了。真理的种子便在这两家灯火的交相辉映中得到了播撒。
一次傍晚散步时，王亚南先生语重心长地对陶大镛先生说：“搞学术，决不能三心二意，一定要持之以恒。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赶时髦。大器晚成，要一辈子这样努力下去，肯定能学有所成。”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陶先生没有辜负王先生的一片厚望，成了一位博古通今、蜚声国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这句话现在也已成为了陶先生许多学生们的治学座右铭。
（二）
陶大镛虽然身在香港，却无时无刻不关心着祖国的命运和前途。他对当时的国内形势有着鲜明的判断，一心向往着祖国的胜利，时刻心系着同胞的安危。当时国内形势一片大好，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战略决战，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实力快速缩减，节节败退。1949年元旦，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宣布下野，此后代总统李宗仁试图求和，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但遭到中共与蒋介石拒绝。为此，陶大镛在香港《文汇报》上撰写了一系列社论文章。他在《北方传来的福音》一文中这样写道：
“东北华北的全面解放，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鼓舞与欣忭。雪片似的和平福音，纷纷传来，那么悦耳，又那么令人欢奋。千百万受苦受难的北国同胞，现在都从水深火热里翻过身来，他们逃出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魔掌，开始度着自由、安定、欢乐的日子了。
……
政治自由，是经济安定的前提……有了这自由，有了这安定，人民才能得到真实的欢乐。这欢乐，是庄严的、热烈的，却不是萎靡的、得意忘形的!它表现为精神的解放和个性的解放。
北方的人民，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以至文化上，都确确实实得到了解放！在那边，隆冬已经过去，春天的温暖重新回到了人间。每个人都生活在自由的新天地。”
1949 年 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陶大镛在香港得到会议召开的有关消息，心潮澎湃，奋笔在《文汇报》上写下了《光明的召唤》一文，酣畅淋漓地表达他对祖国胜利在望的欣喜之情——
“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北京；全中国的目光，也集中在北京。今天的华北，事实上已经成为我国的政治中心。这次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重大决定，更给充满了信心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无限的勇气与感慰。中共的这一决定，有着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是一个伟大的号召：它不仅号召中共党员‘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它更号召全国人民共为‘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建立’而奋斗。我们遥闻之余，真不禁欢欣鼓舞。愿略抒数语，聊表祝贺之忱。”
当年4月，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强渡长江，击溃沿江防御的国民党军，顺利解放南京。接着先后解放了南方的许多地区。当时香港民众舆论纷纷，各种不同的观点充斥岛内。陶大镛清晰地分析了国内形势，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为岛内民众剖析真相，澄清事实——
“解放军正长驱南下，大有直薄穗垣之势，南中国的全面解放，已计日可待。在这新旧大转变的前夜，香港市上，谣诼乱飞。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为了澄清邪说，为了抑止以讹传讹，对于蒋党爪牙所散播的满篇鬼话，必须予以戳穿，才不致上当，才能粉碎他们的挑拨离间的阴谋！”
对新中国满怀热情的陶大镛，一心向往着回到祖国大陆参加工作。虽然身滞香港不能马上成行，但他的心却始终紧贴着祖国的脉搏。1949年7月，在地下党的安排下，陶大镛终于得到了回到大陆的机会——新中国诞生前夕，他应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南汉宸先生的邀请，赴东北解放区，后绕道营口，终于在8月底抵达了北京。
（六） 建设新中国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陶大镛担任中央出版总署编译局计划处处长，并兼任《光明日报》经济周刊主编。1949年，新中国第一个综合性学术期刊《新建设》问世，1951年，陶大镛出任主编。此间，他还兼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和辅仁大学经济系教授，讲授战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
牛平青 （陶大镛先生的夫人）：陶先生从小受父亲影响，立志办杂志。他热爱出版工作，将忧国忧民的情怀融注在创办或主编的出版物之中。大学时，他就与同学一同创办了进步杂志《新流》。后来又陆续主编了多份报刊。
主编《新建设》期间，陶先生广泛组织李达等知名学者撰写了大量优秀文章。大家对他的工作非常肯定。
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以后，1953年，北京师范大学为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师资的培养，成立了政治教育系。1954年，陶大镛被聘为教授，踏入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门，并担任了北师大第一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就在北师大这方饱含知识和希望的热土上，陶大镛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与时光。1955年，北师大首次在全国招收政治经济学研究生，许统乔、杨国昌等五位同学有幸成为了陶大镛的研究生开门弟子。当时，陶大镛就已经是北师大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著名教授了。
1955年至1956年，陶大镛还兼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编审。1956年，他出席了全国科学规划会议，参与制订了我国第一个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为繁荣新中国的社会科学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王同勋（陶先生的同事，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我和陶先生最初的接触是50年代初，当时政治经济学是很重要的一门学科。1953年，学校刚成立政治教育系，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很需要一个领头人，这就请来了陶先生。当时在社会上、在经济学界，陶先生都是很有名望的。他是《光明日报》经济周刊的主编，他从1951年开始主办这个刊物，当时已经出版了60多期，在全国经济类学术刊物中算得上是最好的刊物了。
1953年，政治教育系招收了第一届本科生。那时的政治经济学课时是很多的，大概一周有8个课时。陶先生亲自给我们授课。他因为工作太累，眼睛都熬坏了。1956年，由于在教学科研工作上的突出贡献，他当选为“北京市劳动模范”。他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宣传起了重要作用，他培养的学生现在都是各个方面的骨干，这些人有力地推动了政治经济学发展。毫无疑问，陶先生是我校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奠基人，对我们学校的学科建设厥功至伟。
詹君仲（陶大镛先生的学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原经济系主任）：我是1953年考到北师大的，当时我们是政治教育系第一届本科生。当时学界很缺这方面的人才，这方面的教师更是很少。我们当时的系主任张刚特意找来陶先生给我们本科生讲了一年半的政治经济学。陶先生深入浅出的讲解，对我们有很大影响，我们当时都非常喜欢听他讲课。他不仅讲课，还要求学生搞科学研究。
1956年，我毕业留校工作。那时候，科研的氛围并不是特别浓厚，尤其是师范类院校，都认为教学是第一位的。陶先生一直很重视学术科研，他热情鼓励老师写文章，总说不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要保持勤奋。在科研上，陶先生总是给我们压力，科研任务很多。他强调科学研究必须掌握第一手材料。我这辈子中，最崇敬的人就是陶先生。
这段时期，陶大镛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兢兢业业，尽管任务繁多，仍然挤出时间从事学术研究。他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世界知识》、《观察》、《经济周报》等十几种刊物上发表了许多论文。
杨国昌（陶先生指导的硕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陶先生在钻研学术的过程中，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到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之中。他不仅写文章，著书立说，还做过多次讲演。他说，新中国人民经济的发展，真是一日千里，可是，我们经济学界的研究工作，还落后在客观形势的后头，经济工作者决不应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必须好好地学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一些重大的经济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找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来，使我们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从而能动地指导经济工作的实践。
怀抱这样的愿望，陶大镛在“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这个总任务的思想指导下，写过《土地改革与解放农村生产力》、《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等多篇论著，后集成《人民经济论纲》出版。值得一提的是，陶大镛的著作《怎样学习政治经济学》在当时的经济学界产生了热烈反响。
“我从香港绕道东北、跨进首都大门所写的第一篇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心得就是 《我怎样学习政治经济学》一文。当时《学习》杂志刚刚创刊，正在迎接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高潮，我如实地叙述了自己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象牙之塔’走进马克思主义科学殿堂的思想转变过程，在当时沉闷的经济学界似乎起过一点小小‘浪花’的作用。
……刚进5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迅猛发展，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潮。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一再催促下，我匆匆写成了《怎样学习政治经济学》，当时发行较广……”
——陶先生1992年自述
杨国昌：陶先生在研究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外，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方面也有较深造诣。回国后，他继续从事有关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工作，并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1954年，《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理论》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同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什么是帝国主义》一书。1955年，他的著作《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问世，陶先生在书中着重从经济发展规律的角度，探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
（七） 波澜人生
人生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每个人在生命的旅途中难免会遇到曲折和 不 幸 。
1957年，席卷而来的“反右”风潮使许多知识分子蒙受苦难。
39岁的陶大镛也难逃此劫——由于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出在党委领导下实行民主办学的建议，他被别有用心者指责为否定党的领导。他和费孝通、钱伟长、曾昭伦、黄药眠、吴景超等人一同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成为轰动文教界的“六教授”之一。命运在这里似乎和陶大镛开了个无情的玩笑——从解放前的“三教授”到“六教授”，从“左派”到“右派”，从此，一蹉跎就是22年。
当陶大镛看到报纸上发文批判他的“右派”言论时，犹如晴天霹雳。他立即去找了当时的北京市有关领导，澄清事实，并在《北京日报》发表了简短声明：“多少年来，我一直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决拥护社会主义。”但陶大镛还是被撤消了行政职务、剥夺了上讲台的权利，被分配到资料室接受“监督改造”，后又被调往经济思想史教研室。
“当时，全国范围内正处于‘大跃进’的高潮，我除了参加劳动锻炼，就集中精力，多方设法，把近代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名著一本本找来，边读边写，越读领域越宽，居然萌生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念头，打算编著一本《庸俗经济学批判》，对1870年以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一次总的述评。自我1941年离开南开经济研究所以后，还没有机会在这方面下过功夫，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界流行的好些著作相当陌生。现在既能一卷在手，倒有‘塞翁失马’之感。”——陶先生1992年自述1959年，时值共和国成立10周年，一批“右派”分子获得了“摘帽”的机会。国庆节的前一天，陶大镛突然得到组织部门的通知，第二天去天安门观礼。这个信息让他感到欣喜——20天以后，报纸上正式公布了第一批“摘帽右派”名单，陶大镛的名字也在其中。
虽然摘掉了“右派”帽子，但“摘帽右派”的称号一直伴随着陶大镛。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来到北师大群众大会上点名批判陶大镛，使他遭到残酷的批斗。在那种环境下，陶大镛不仅肢体受折磨，精神上的痛苦也非一般人所能忍受。
蒙受极大冤屈的陶大镛并没有放弃研究工作，仍然保持学者特有的精神，孜孜不倦地学习，不厌其烦地收集资料，默默无闻地从事研究工作。虽然被剥夺了发表研究成果的权利，他还是在“牛棚”里继续着对庸俗经济学的研究，偷偷写下了上百万字的书稿！
牛平青（陶大镛先生的夫人）：“文革”时，我们被赶到12楼的一间小房子里，我们俩在风雨中互相支持，互相理解。夫妻间的理解和信任是支撑我们走下去的最重要的力量。不论在何种状况下，陶先生总是忘我地工作，没一点休息时间。遗憾的是在那二十多年里，除了特殊批准发表过两篇文章之外，陶先生没有被允许发表其他任何学术论著。
杨国昌（陶先生指导的硕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逆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陶先生在1957年到1979年的22年间，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时期，受到了种种打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尽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继续探索真理，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二十多年里，他对帝国主义时期（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各派庸俗经济学做了系统的研究，写了近百万字的书稿。
在那个非常时期，写这些东西不被扣帽子、打棍子就不错了，所以，那些文字的命运可想而知。漫长的22年中，陶大镛的研究同整个中国的学术命运一样，可说是一片空白。这种不正常的情况，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学术都是一种损失。以至于若干年后，陶大镛谈起22年中自己仅有的两篇学术文章，仍不禁唏嘘——“1962年，在组织上的敦促和安排下，要我给《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撰稿，我勉强答应下来，前后送去了两篇，这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庸俗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破产》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庸俗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破产》。由于这是我在那22年中公开发表的仅有的两篇论文，它们对我来说，当然弥足珍贵。”
无论环境多么恶劣，陶大镛始终坚守着心中的理想与信念，以超乎想像的坚韧挺了过来。
赵春明（陶先生指导的博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坚强来自内心的信念，陶先生曾多次对我们讲，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不会因为人生际遇而动摇，因为这是他披沙沥金寻得的真理。
胡松明（陶先生指导的博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陶先生始终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说，有人说我是“左派”，有人说我是“右派”，我看我自己既不“左”也不“右”。那意思就是，他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1978年，拨乱反正的春风还未吹向陶大镛，但他已感受到丝丝暖意。这一年初夏时分，他突然接到时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许涤新的来信，邀请他参加《政治经济学辞典》的编审工作。22年了，他知道这份信任的份量。当年冬天，他和2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逐条审定资本主义部分的辞目。用陶大镛自己的话说，“那时真是拼命了”。
1979年，正在长春做辞典定稿工作的陶大镛，接到老伴牛平青写来的一封快信，告诉他已经平反的消息。沉冤昭雪，错案平反。从此，他终于可以放下包袱，投身工作了。此时的陶大镛，已过了花甲之年，但却仍旧精神矍铄，干劲不减当年，积极致力于教学科研和社会活动。他曾以平静的口吻总结了这22年充满波澜的岁月——“1957年祸从天降，1979年喜从天降，真是世事无常。”
（八） 书斋春回
（一）
改革开放的阳光射进了陶大镛小小的书斋，整个经济、学术界也日趋活跃，他的研究与学术活动又丰富起来了。从1981年起，陶大镛终于有机会重新实地考察和了解世界各个发达国家的经济状态和学术进展，亲眼目睹二十多年来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变化和新趋势。重又“睁眼看世界”的陶大镛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说道：
“1978年后，迎来了知识分子的春天……最近几年，我有机会重访欧美，看到西方世界的变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新情况有所认识，结合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粗浅理解，我又重新探索了一番，写了 《现代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贫困化》、《探索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两篇论文，并向各方讨教。”
对世界的重新了解与熟悉，加上陶大镛经济研究的功力，使他很快找回了自信与敏感，他蕴蓄已久的学识才华像打开闸门的江水，滔滔不绝地奔流出来，他又迎来了学术研究上的“第二个春天”。一大批著作陆续发表，其中包括今天研究世界经济的必读作品《论世界经济的研究对象》，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亨利•乔治经济思想述评》、《世界经济新格局研究》等力作。
詹君仲（陶先生的学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原经济系系主任）：陶先生著述很多，主编的作品也很多。他对书稿编辑的要求非常严格，基本上事必躬亲。《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资本主义部分，由他担任分支主编，从设计到审阅全是他亲自把关。主编《外国经济思想史新编》时，他不仅将当时北京市在这方面研究上有成就的学者都集中到了作者队伍里，而且在框架、结构、篇章设计等各方面都细致入微地审定，甚至连注脚他都要看。只要是他主编的书，从约稿到主要文章，他都会过问。他的工作十分繁重，每天都是晚上12点后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继续工作。他晚上烫脚时有看报的习惯，为提高效率，他爱人牛平青先生就帮他把文稿中主要的东西标注出来。陶先生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让很多人都自愧不如。
（二）
多年来，陶大镛一直没有间断对《资本论》的研究。对陶大镛而言，他与《资本论》已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年轻时初识《资本论》，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这本书指引他从玄学的黑夜走向科学的黎明，并奠定了他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实基础。此后，他一直运用《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研究、看待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面的显著成就，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成立中国《资本论》研究会时，陶大镛被一致选举为副会长。1992年，陶先生回顾了自己研究《资本论》的历程，言辞中仍旧透着学者的谦虚与自警：“说来惭愧，从我初学《资本论》算起，至今已有52个春秋……但我对《资本论》的研究，仍然相当肤浅……学然后知不足。在《资本论》的学习过程中，更会有这样的感受。《资本论》如此博大精深，我越读，就越有高山仰止之感。”
陶大镛坚信，《资本论》所揭示的经济运动规律，今天仍然是适用的。但他绝不反对学术探索，他的思想坚定却不僵化。
杨国昌（陶先生指导的硕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陶先生认为，不能把《资本论》中的一字一句，都奉为万古不变的信条。因为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必须全面地、准确地运用《资本论》中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研究和分析新现象、新问题。
沈越（陶先生指导的博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分党委书记）：当时，有人认为深圳的经济发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看法一时间甚嚣尘上。陶先生专程赴深圳做了为期几天的考察，之后，他开始在各种会议上发表演说、提交论文，为深圳的效益和速度叫好，称经济特区是 “符合发展潮流的一大创举”。由于他是“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站出来讲话，并以理服人，影响就很大了。这充分表明，这种“创举”并非离经叛道，也表明陶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个思想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者。
陶大镛和《资本论》之间，还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赵春明（陶先生指导的博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关梦觉与陶先生是至朋好友。1941年初，当他得知陶先生曾从香港邮购到《资本论》的三卷英译本时，就向陶先生索阅，并再三保证一定原璧归还。临走时，他借去了第一卷，并约定短期内送还。不料不久后便爆发了“皖南事变”，陶先生与关梦觉失去了联系。虽经多方打听，但仍无踪影，陶先生为痛失《资本论》第一卷而闷闷不乐。解放后，在北京召开民盟四中全会时，陶先生又与关梦觉见面了，一见面，陶先生便急切地问起那部《资本论》。原来，“皖南事变”发生后，关梦觉不得不仓卒离开渝城，后来又从西安奔赴东北解放区，生活一直处于颠沛流离的状态，但不管走到哪里，关梦觉都把这部《资本论》带在身边。在黑龙江工作期间，关梦觉又把《资本论》转借给一位老干部，并嘱他妥为保藏。此刻，关梦觉向陶先生表示了歉意，并答应一定努力找回原书。两年后，关梦觉从吉林给陶先生捎来了一份“礼物”。陶先生打开一看，里面正是他朝思暮念的这部巨著——此书一“丟”十余载，转手几万里，最后终于又回到原藏者手中。陶先生后来回忆起这件事说，他那时的喜悦和激动，实在无法用笔墨来形容。在过去的岁月里，每次一提到这一段学术上的“佳话”，总会给我们带来不少美好的回忆。如今，这卷充满传奇色彩的《资本论》，还珍藏在陶先生的书斋里。
（三）
1979年，北京师范大学决定把政治教育系分为哲学系、经济系和马列主义研究所。陶大镛接受了筹建经济系的任务，并任系主任。他虽然年过花甲，依然忘我工作，积极组建师资队伍，制定经济学人才培养方案，由当时的政教系77级和78级学生自愿报名转入，很快就建起了全国师范院校中第一个经济学系，为全国其他师范院校做出了榜样。
詹君仲：陶先生担任了第一任经济系系主任。他关心教师队伍的建设和本科生、研究生的培养，亲自抓教学计划的制订和科学研究。他特别关心中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水平的提高，在带硕士生、博士生以外，陶先生每学期总要抽时间给全系教师和学生做学术报告。
王同勋 （陶先生的同事，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陶先生当系主任期间，对教师生活十分关心，谁家的孩子病了，他都会登门探望，还自己拿钱给生活有困难的教师补贴家用。他不仅希望系里的教师们在教学上能够取得成功，也希望大家在科研上能够有所成就。在陶先生的领导下，系里创办了三个学术性出版物。一是他主编的《经济学集刊》，当时这本刊物经教育部审批后，由我校和中国社科院共同出版。1980年《经济学集刊》就出版了第一批全国性的学术论文集，作者都是全国闻名的专家。二是《<资本论>研究论丛》系列丛书，一共出了十几本，在社会上影响很大，那时研究《资本论》的都看这本书。三是《美国经济问题研究》。他鼓励教师一边教学一边科研，通过科研提高教学。
在陶大镛的带领下，北师大经济学科逐渐成长，发展壮大，如今的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已成为我国经济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九） 教泽宏敷
（一）
陶大镛热爱教育，在他近七十年的从教生涯中，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确可谓桃李满天下。1980年，第五届全国人大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1年开始实施，北师大第一批获准招收研究生的专业就有世界经济学。陶大镛也成为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
詹君仲（陶大镛先生的学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原经济系主任）：陶先生对研究生的录取和培养极其严格。他是1981年的第一批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到2002年最后一批研究生毕业，20多年来，在他名下录取和培养的硕士生、博士生加在一起不足20人。陶先生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在学术和品德方面他看得上的学生才招，他决不批量生产，追求的是质量。
沈越（陶先生指导的博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陶先生和我相识的契机是1985年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年会，会议在郑州召开。那时我认识陶先生，陶先生却不认识我。当时我作为在校硕士生做大会发言，发言以后先生就问杨国昌老师，说这个年轻人是哪儿的啊。杨老师告诉他是我们北师大的学生，于是陶先生就在回京的火车上把我叫到他的包厢，和我长谈了一夜。我当时研究的课题是关于按劳分配的性质的翻译问题，按照中译本，按劳分配被理解为“资产阶级权利”，而我认为应译为“市民权利”。我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做相关研究，我投考北师大研究生一是由于北京丰富的文献资料，二是为了求师。到北京后我发现，北京的学者中，一类是属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很精到，但不懂德文；一类是对德文很了解，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功底比较弱。可陶先生却集中了这两类人的优点，他学识极为渊博，而且对我的论题又有很独到的见解。这一宿谈话的收获很大，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后来，我便考了陶先生的博士生。
李翀（陶先生指导的博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我第一次见到陶先生是在1980年。当时我在北大经济学系攻读硕士学位。罗志如教授和我的导师厉以宁教授完成了合作撰写的《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书稿后，邀请在京部分知名学者来北大讨论书稿。我作为研究生参加了座谈会。当陶先生身穿中山装、脚着布鞋登台发表意见时，一位同学告诉我：这就是著名经济学家陶大镛先生。我凝视着陶先生：一位平和的长者，双鬓花白，两眼炯炯有神，带着学者特有的风度。我第一次与陶先生联系是在1984年，当时我是中山大学讲师，为进一步深造，我准备重返北京攻读博士。我在北京多所高校和多位学者中选择了要拜陶先生为师。我于是给陶先生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到北师大经济学系深造的愿望。不久，我收到他的回信，他告诉我准备招收1到2名博士生，欢迎我报考。经过认真准备，我终于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取了陶先生的博士生。
陶大镛不仅对学生严格要求，也时刻爱护提携他们，悉心鼓励学生成长。
赵春明（陶先生指导的博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我珍藏着陶先生的一封信。1991年，我翻译了西方著名经济学家曼德尔的名著 《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当时，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有偏见的，这本书译成之后找不到出版商出版。陶先生就专门给出版社写推荐信，最终这本书得以付梓。这是我第一次写书出版，所以先生对后辈的提携令我铭记在心，至今这封推荐信我仍然珍藏身边。
胡松明（陶先生指导的博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我1998年考上陶先生的博士生，是他的“关门博士”。第一次见陶先生时，我和他谈西方经济学的“理性预期”，我“侃侃而谈”了四十分钟。由于他年事已高，我一直以为他不会对西方学术前沿有太多了解。没想到我说完之后，陶先生又给我补充了许多前沿性的知识，着实让我惊喜。陶先生在求官求利上从不“与时俱进”，但他在知识上却在随时更新，他说，“如果你懂都不懂，那你就没资格谈。”他曾借给我两本书，是他从英国带回来的。他说，这两本书文笔好，你看得懂。我当时是第一次知道英文原著还有“文笔”一说。他对学生很严格，也很宽容。他说如果不能按时毕业也没有关系，可以往后延期，关键是要厚积薄发。我认为，陶先生对学生的要求、对治学的要求、对教学的要求，于今天的教师而言，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二）
陶大镛长期工作在教育第一线，对教育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始终怀着一颗赤诚之心、本着一份使命之任，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建言献策，奔走呼吁，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
詹君仲：陶先生时刻关心教育事业。他曾和几位学者一同倡导设立了“教师节”。他多次在各种场合强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反对将教育推向市场。上世纪80年代，我们国家的教育经费还达不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陶先生就坚决主张要提高教育经费。他还很早就提出了对小学生免收学费、减少各种杂费的建议。
牛平青（陶大镛先生的夫人）：文革之后，百废待兴。改革初期，民盟积极地四处办学、举办讲座，推进国家的教育事业。陶先生也身体力行，和钱伟长、费孝通等一同为教育事业的恢复与发展而奔忙。他作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主要负责华北地区，在他的推动下，内蒙古青城大学得以创办，他被特聘为名誉校长。
沈越：陶先生对中国的教育问题，尤其是师范教育问题特别关注。他时刻关心北师大的发展，这一方面是基于他对学校的深厚感情，另一方面是他认为，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承担着发展中国教育事业的重要任务，是支撑中国基础教育的脊梁。陶先生还经常谈到农村教育的问题，即使是在病床上。他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给我的感触很深。
陶大镛对我国教育的现状、问题和症结了然于胸。他坚决认为，教育不是商品，不能推向市场。要实现“科教兴国”必须“国兴科教”，他多次呼吁政府应该对教育加大投入，每年至少要从GDP中拿出4%投在教育上。他在民盟中央论证“三峡工程”时，大声疾呼建议“缓上”，要求把钱省下来先发展教育事业。他提出，发展教育关键在政府。各级政府切不可“凑凑合合办教育”，一定要“认认真真办教育”。同时，他十分关心教师的待遇问题，指出稳定师资队伍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前提。他对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时刻抱有忧患意识，他曾说：
“其实，我们只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抱成见，面对教育的现状，就会深深地感到不安，无限的隐忧萦回心头……‘十年树木，百年育人’，唯有教育事业，不能急于求成，无法‘毕其功于一役”，必须高瞻远瞩，具有战略眼光，才能从根本上缓解潜在的危机！”
殷彪（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2007年，我作为陶先生的徒孙，有机会去医院陪护先生。虽然陶先生要靠人工喉来发声，每说一句话都很艰难，但他依然拿出上课的架势来，给我讲他所思考和关注的问题。比如他对教育产业化的批判、对农村义务教育的关心，他认为的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他构想的集旅游、观光、战略多功能于一体的海滨花园城市等等，这一切的一切，让我切身感受到一位大家的高尚品格。虽然躺在特殊护理的病床上，先生依旧心系苍生，忧国忧民。而且，先生还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关心，他所说的都是既有理论依据，又有实际经验的问题。先生的这种精神和品格，永远刻在了我的心里。
前任校长陆善镇在“陶大镛教授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座谈会”上给予陶大镛高度评价：几十年来，他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教学、科研人才，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对我校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陶大镛则曾这般简短地谈及自己的教育生涯：
“我长期生活在文化教育的大花园里，这里五彩缤纷，生机盎然，经常看得见燃烧着的科学之火，也不时辐射出令人耀目的真理之光。作为教育岗位上的一名‘园丁’，我在耕耘之余，曾为新文化启蒙运动呐喊过，也为知识分子呼吁过；我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国策而寄予希望，也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前景而喜忧参半……”
（十） 忧国忧民
（一）
陶大镛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历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北京市委主委、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多项社会职务。在他主持民盟北京市委工作的十几年中，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带领广大盟员，广泛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类问题的协商。他对北京市的亚运会筹备、廉政建设、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等工作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牛平青（陶大镛先生的夫人）：陶先生当时兼任着全国人大、北京市人大、民盟等一系列社会工作，他不辞辛苦，尽心竭力地奔波操劳，忙得连每年的体检都不去。实在没时间啊！
陶大镛大力推动民盟开展面向社会的各类服务工作，开展了多项咨询服务和智力支边活动。1990年，他组织盟内外农业专家学者组成攻关组，在北京市顺义县开展了大面积的吨粮田试验推广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亩产达到了1006公斤。他组织举办了各类培训班、辅导班，培训人数达一万余人次。编写了各种普教资料300余万字，远赴四川、西藏培训教师400余人，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欢迎。
牛平青：1995年，陶先生被确诊为帕金森综合症，但他还是不肯休息，仍然拄着拐棍，坚持工作。后来身体状况实在不太好了，才每年到天坛医院神经内科住院两次，调一调药。2003年，陶先生的病情恶化，开始用呼吸机，特别痛苦。2004年，转到了安贞医院，并做了喉管切开手术，需要借助人工喉才能发声。他因病卧床期间让我最感动的，是持之以恒地忧国忧民。一天，龙新民来看他，他借助着人工喉说：“我作为经济学家，对不起农民啊！研究了一辈子经济，还没能让所有农民都过上富足日子，我心里惭愧啊！”说着就掉下了眼泪。当时大家都深受感动，连护工也没能忍住眼泪。
李翀（陶先生指导的博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陶先生住院的时候，甚至不能连贯地讲话。即便如此，在病床上他给我们讲的也是国家大事——“三农”问题、教育问题……一个人在神志都不甚清晰的状态下想的还是这些，这就足以说明他的精神和信仰。在经济学界都有这么个说法：你可以不同意陶先生的观点，但你对他的人格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不管在观念上与陶先生有怎样分歧的人，不管他们的学术观点如何不同，但大家对陶先生的人格都是极为推崇的。
胡松明（陶先生指导的博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陶先生住院期间，我去看他，他即使不清醒时都要我给他谈世界经济的问题。他的儿子陶晓永每次看他，都要向他报告世界经济的演变和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他是全心全意地为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操心啊。
牛平青：陶先生有几件遗憾的事情。其中一件事是，他计划写一本书，名为《大时代，小故事》，他打算在书中记录100个人生小故事，浓缩经风历雨的人生智慧。他断断续续地讲了一些，但因病最终没有能写成，这是很大的遗憾。还有一件事，他认为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想要办一份《太平洋导报》。当时还找来了自己得力的学生商议，但后来没办起来，陶先生也是倍感遗憾。
中国未来的发展将迎来“太平洋世纪”。对此，陶大镛早在1998年就曾有过富有预见性的论断：“世界经济活动的重心逐渐向太平洋转移，未来的‘太平洋世纪’将会创建一个崭新的、更加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这样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前途，既面临着困难和挑战，同时也存在着希望和机遇。”
（二）
在陶大镛心中，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大业重有千钧，然而关乎百姓民生的“小事”，他也时刻挂念心头。
王同勋 （陶先生的同事，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北师大东门外的过街天桥，就是陶先生呼吁建起来的。建桥之前，师生过街只能横穿马路，那儿老出交通事故，还死过几位老师。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相关方面呼吁过很多次，但那个时候国家穷，建个桥困难挺大的。在陶先生担任北京市人大副主任后，他就在市人大会上强烈呼吁在这里建天桥，后来市人大通过了这项决定。90年代，这座桥终于建了起来，它是我们这一带最早建成的过街天桥，对师大师生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作为社会活动家，陶大镛有着一般学者所不具备的组织协调能力。他既运筹帷幄，又通过个人魅力，把许多人都团结起来，凝聚在一起共同为事业奋斗。
沈越（陶先生指导的博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陶先生是一个组织能力很强的人，这是我与他长时间接触后深刻体会到的。譬如开会遇到问题，有些学者间会发生矛盾，有时甚至会发生冲突，其他学者都没有办法。这时，主办方往往都会把“难题”交给陶先生，他说几句话、打几个哈哈就把矛盾化解了。他在对不同观点的处理上不像有些人那样搞批判，他采取的是一种包容的态度，并以自己的独特魅力把和他观点不同的人吸引过来。
牛平青：陶先生对上对下，都是一个好同志。我们在一起很少谈家庭，却经常谈国家和世界，但他对家庭、子女的责任心却是很重的。以前他有时间的时候，我们还一起去看过话剧；他喜欢音乐，特别喜欢《蓝色多瑙河》等交响乐，我们在国外的时候，他还买唱片来听；《洪湖水浪打浪》、《游击队歌》等歌曲他也很喜欢。至于什么桥牌、高尔夫之类的活动，陶先生是沾也没沾过。他是个很乐观的人，虽然长年住院，近来神智不清醒的时候也多了起来，但情绪好的时候，他还是会幽默地说：“我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还活着呢！”他坚强乐观的精神，连主治医生都很钦佩。
风风雨雨九十三年，迈过波澜曲折的人生道路，陶大镛始终保持着忧国忧民之心。他胸怀苍生，襟怀坦荡，仗义执言，为民谋利，从不计个人得失。他的道德风范与人格情怀，将永远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精神版图上恒远绵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