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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兹全先生自述
发布时间: 2016-05-23  

       
       编者的话:何兹全先生,九六高龄,资深教授,史学巨擘;师从陶希圣、傅斯年、钱穆等,初出茅庐便以首创“魏晋封建说”自成一家。1950年,何先生负笈海外归来,旋即来到我校历史系,执鞭杏坛凡半个多世纪。他潜心魏晋南北朝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研究,造诣精深,成果丰硕,著述良多。九十载春秋铸学术精魂,近百年风雨显赤子之心。何先生“爱国一书生”的耿介忠诚,“士不可不弘毅”的坚砾高远,“择善而固执之”的深慎笃定,“人海身藏焉用隐,神州坐看可无言”的气华神达,无不为后辈学人孺慕景仰。新的学期,我们追随着何兹全先生的心迹启航,幸也,乐也。 

       (一)何氏家族
    
       1911年9月7日,我出生在山东菏泽城内西当典街家中。菏泽县现在已改为菏泽市。

       何家是菏泽县的大户人家。家谱上说:何家是明朝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的。好像最初先迁到河南考城,后来又迁到菏泽来的。

       鲁西一带的居民,很多是从山西洪洞迁来的。传说迁人时候,明朝透露口风说,山西人要迁到山东去,只有洪洞县人不迁,于是大批百姓逃到洪洞去。官府又说,洪洞人也要迁,只有老鸹窝(村名)的人不迁。于是大家又逃往老鸹窝。最后,就只迁了老鸹窝的人。山东西部很多人家说起老家,都说是山西洪洞县老鸹窝人。

       1970年左右,我下放临汾劳动两年,火车从老鸹窝大槐树旁经过,老鸹窝的大槐树老树已死,新树还在。我总要延颈向车窗外观望,好像看到大槐树,就像看到自己的老家一样。

       明神宗万历年间,何家出了一位何尔健,官拜浙江、湖广道监察御史、辽东巡按、大理寺丞。为人耿直敢言。神宗为了搜刮民财,填补他匮乏的财政收入,派太监到处采矿税,到辽东去的是太监高淮。何尔健适于此时巡按辽东,为了请求皇帝豁免而申述辽东军民生活上的困苦,揭发高淮的胡作非为。他前后上了13个奏章,为辽东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军民请命。这些奏章在家族中保存了下来,题名为“御珰疏稿”。

       何尔健不畏强梁,拼死为民请命的赤心肝胆,在当时就受到人民的敬爱,朝鲜到中国的使臣在辽东听到他的事迹,称他为“铁面御史”,朝鲜历史上都有记载。

       这部“御珰疏奏”是研究明朝末年辽东人民生活、官逼民反和女真人所由兴起的很有价值的史料。我和内人郭良玉女士曾加以整理和点校,1982年由河南中州出版社出版。

       何尔健的儿子何应瑞做过南台(在南京)工部尚书,明朝亡后,绝食而死,以效忠明朝。以后何家虽然没有出过大官、学者,但几百年来,一直是菏泽的大家族、书香人家、官宦门第。

       何家有祠堂,供奉祖先。在我的记忆里,祠堂大门朝南,大门对面是影壁墙。进大门,有个二门。大门、二门之间,有二三十米距离。西面是跨院,东面是一南北长条空地。大门三大间,两边各有两门配房。

       平时大门不开,西跨院的南门,有一对外的小门,到祠堂去都开这个小门。进二门,对面是大厅。这是祠堂的主房,有五大间,两旁厢房各三间或四间。族中有族田,有族长,还有管族中公共财产和事务的人。各代都有排行的字。我只记得我这一代的上下是:恒、思、芳、淑、茂。我原有个名字叫何思九,字子全,后来嫌这名字不好听,废了,以字行,又改“子”为“兹”,成为现在的名字。

       在家族中,我的辈数很高。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一些族中老人们已经叫我爷爷、老爷爷(曾祖)了。现在家乡来的人说,我已是族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称何先生为“八叔”——编者加)。只是我这族长,已没有族长的威风。解放后或者可以说北伐以后,族权和皇权、神权一起被打倒了。

       我小的时候,族长可威风了。逢年过节,祠堂大厅里挂起祖宗的“影”(画像),满院张灯结彩,族长和执事人穿起长袍马褂,族长在前,族中子弟按行辈往后排,黑鸦鸦的跪满一院子,向祖先叩头跪拜。如有哪家子弟,做了错事、坏事,就要拉到祠堂,受族长审问。先把祖宗的影请出来,挂在大厅正中,影前摆起香案,族长出来向祖先影叩头,然后坐堂问案。一般要打板子,族长一声说:“打!”几个年轻人把犯人按在地上就打,打得大呼求饶。我们小孩子跟着看,真和官府过堂的一样。

       小时候听大人说,我曾祖父原是做小买卖的。有一次他出去做生意,路上适逢大风,他到路旁树林里避风,趴在坟头半醒半睡,迷迷糊糊的,看见几个光屁股的小孩跑来,看见他,互相小声说:“别惊动老爷。”(旧时老百姓对官的称呼)我曾祖父回家后就不做生意了,弃商从戎。他后来做到千总、把总、游击等官,驻防在金乡。长毛(太平军)打来的时候,城破家亡,他以身殉职。我曾祖父一家为清朝牺牲,换来一个世袭“云骑尉”,归我祖父、伯父继承。

       小时候听我母亲说,我们这一支原在祠堂后面,有一个三进院子的大宅第。不知为什么祖父一次生气,把院子都卖掉,换了一盆烟土(鸦片)。家道从此衰落下去。我父母分家出来的时候,只分到了五斗高粱、一条小板凳。

       我们家虽然穷了,亲戚家却都很富有。我大姑(是我二爷爷家的女儿)嫁到关门李(村名),他们家有十多顷地,有很多钱,是菏泽首富。那时候,菏泽城里有许多钱庄,都是富家商人开设的。钱庄可以印钱票,在市面流通,是地方上的小银行。各钱庄都以财力雄厚取得社会的信任。有的人家储蓄钱财就存有信用钱庄的票子。菏泽城里最殷实的钱庄,好像是一家叫“恒泰”或“永泰”的钱庄,最有信用和名气。我二姑嫁到箫老家(地名),在菏泽城西北二十来里。二姑家也有十多顷地,住的是群楼,院墙浑砖到顶,有女墙、炮眼,简直是个小碉堡。我和大姑家不亲,因为大姑早已去世了,和二姑家很亲,小时候常到她家去,二姑也很疼我。四姑嫁到朱楼。四姑家里有一个屋子存放铜钱,门里有个钉锤和砧子。铜钱锈到一块了,要砸开才能用。真比《汉书•食货志》所说的“贯朽而不可用”还进了一步,不是贯朽,而是钱也朽了。

       我家隔壁是仙槎大哥(何思源)家,我大伯(仙槎兄的父亲)是个教书的。可他家我们的二姐却嫁到曹县朱家,是有上千顷地的大地主。

       何氏家族穷了,闺女却多能嫁到富家,我想原因大约是家穷门第在。富户愿意和何家结亲是因为何家是书香人家、官宦门第,好比南朝的王、谢家族,都愿和他们结亲。何家当然不能比王、谢,但在地方上却有这么一点土地位,可用王谢来理解。

       分家以后,父亲跑到河北,入了保定军官学校。我小的时候,看过他的同学录,我记得他的校长、教师,都是北洋军政府和军队里的大官。

       父亲不在家,母亲带着我姐姐和哥哥,生活靠她给人家做针线活。鞋店和衣服店的针线活都是拿给穷人家做,大约是按件给钱的。听母亲后来说,生活不好,脾气就大,我姐姐、哥哥小时候没少挨打。(整理自何先生著《爱国一书生》) 

       (二)我的童年

       我两三岁时,父亲驻防新泰县。这时他已做了排长或连长。我跟母亲在新泰县住过,但不怎么记事,只记得和小孩们在麦田里玩过,麦子埋过头顶,在麦田里跑着捉迷藏,看不见人。现在想起来,不是麦子长得高,只不过是人小,长得矮。

       后来又到过黄河入海的地方——利津县。这时父亲已是营副,我也已经六七岁了。我开始入学读书,进的是私塾,一个老师带。但读的是“人、手、足、刀、尺、山、水、田、马、牛、羊”的课本。

       因为我是“少爷”,在私塾读书有些优待,下午放学比别的同学早。大约四点来钟,家里厨子就来喊,接回去吃饭。每天下午,我就看着太阳照在屋里地上的地方,等人来接。如果那时不来接,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时间难熬。听到喊:“少爷,吃饭了!”就和囚犯出牢狱一样,辞别老师往家里跑。记得那时我最爱吃的是鸡蛋炒青椒,几乎每天下学回来都吃这个。

       现在依稀记得利津的生活,有:

       父亲营房的西门外,门前不远处有个大水坑,坑边有个石碑。我和小孩们在碑上“撞钟”玩。各人有个铜钱往石碑上撞,依反弹回来落地不动的地方,看谁的钱离石碑最远。由最远的依次砸较远的。砸着第一个,再砸第二个。砸不到,再由这家往下砸。玩得挺有劲。最好的铜钱边上都撞得厚厚的。我有一个最喜欢的铜钱,一次用力过猛,越过石碑撞到坑里去了,下去摸了半天也没摸到,心疼得不得了。
不上学的时候,有时跟大兵去田里捉田鼠。找到田鼠洞,就往里面灌水。起先它们不出来,水喝得太多了,难受,才往外走,但也跑不动了,上去就能捉住。养起来,给它个棍儿,它会耍。

       有一次,我和小朋友们在野地里玩,忽然蝗虫来了。远远的黑压压一片如黑云滚滚。一会儿,蝗虫铺天盖地而来,天昏地暗。蝗虫之多和倾盆大雨一样。我和小朋友们脱下小褂挥舞扑打。大约半个小时,蝗虫飞过,太阳又出来,像是雨过天晴。我们累得坐在地头上喘气。蝗虫过后,秋熟的谷子、高粱都只剩下杆杆!蝗虫自来是农业大害,蝗虫过后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我小时候见过这一幕。可怕!

       从利津回到菏泽后,我仍读私塾。我先跟后街二爷家的二叔读书,后来又跟一位私塾老师读书。

       跟二叔读书的,只有我和他儿子两个学生。二叔是中医,前面是临街药房,后面的小屋是他的医室,也是我们的书房。有人来看病,我们就帮他抓药,所以我小时候有抓药的本领。

       我们最喜欢二叔出诊,给人去看病。只要他一出门,我们就玩,有时还打架或偷药房的熟地吃,酸酸的,很好吃。熟地被偷吃光了,病人用药,没有熟地,二叔打他儿子,也打我,一人一顿戒尺。

       说起这位二叔,想起老一辈人的一段故事,对我却很有教育意义。

       这是我父亲最穷的时候,有一次实在穷得揭不开锅了,想到后街二爷爷家向二叔的父亲借。我父亲走到后街,远远地看见二奶奶正在门口站着。她看见我父亲来了,装作没看见他,扭头关门回家。我父亲站了一会儿,没有勇气去敲门,回家了。

       这是我小时候母亲告诉我的,一直对我心灵有很大的刺激。它让我认识到人情的冷酷,使我从来不愿求人。

       后来从二叔家转到私塾里,私塾离家不远,就在我家对门,用的是族侄家的房子。老师是一位60多岁的老先生,为人善良,对学生很和气。有时我们朗诵书,他听得高兴,也高声朗诵起来,一面朗诵,一面摇着脑袋,甚或上身也摇晃起来。这时候,我们见他半闭着眼睛,读得入神,就一个个地溜出去。

       私塾的斜对面是族侄喜娃家的花园,我们就跳墙到花园里去玩。老先生摇晃着脑袋把一篇书背完,才发现他的学生没了,出门大喊,我们才翻墙而过,回到书房里,一个个大声朗读起来,老师回来看见我们那股认真劲,又高兴了。

       从我记事时起,我们迁到西当典街路北这个家,就再未迁过。再往后又跟父亲住过平邑集,当时平邑集属费县,现在已是平邑县了。
在平邑,我开始进学堂读书,入的三、四年级,初小班。我在私塾读《四书》、《诗经》,没学过算术,我跟三年级上算术,跟四年级上语文。

       语文老师是位老先生,教我们《古文观止》。我很喜欢这个学校,也很喜欢这位语文老师,觉得他很有学问。至今我还记得这句话,他说,“中国的戏,不出四个字‘忠、孝、节、义’”。语文老师和校长都是泗水人,费县人排外,不久把他们排走了。

       我对平邑集的印象很好,常想念那个地方。我有个很要好的朋友,至今记得他的名字叫“邢君模”。他好像是离平邑集几十里路叫“地方”的人。一别数十年,不知现在他在何方。

       平邑南门外,有条小河,河是石子底,河水不深,清澈见底。星期天我常和同学去河边玩。平邑集西北有个小山,叫“九顶莲花山”,顶上有个鸽子洞,去玩过,但不常去。

       不久,父亲被调到泗水营本部,我也跟着到泗水,转入泗水县立小学。在平邑被挤走的语文老师也在这里教书,但不教我们班。
学校对街有南北两院,有天桥横跨大街两边。我常到天桥上去俯看街上行人。很有意思。我从未见过过街的天桥,觉得很新鲜,很好玩。
1925年(民国十四年)又回菏泽。此后山东局面比较乱,国内形势更在大动荡中,父亲驻防地常常变动,我和母亲就再未到他的驻防地去过。这时他已升为营长,收入比较多些了,但钱弄不到家里来。

       在北伐战争中,父亲所在的山东军大约和冯玉祥的部队作战,被打垮了,他也被俘。后来他逃脱出来,跑回家乡,不敢进城,住在我四姑家,带信进城,我去看过他。战争稍息后,他回到城里,从此过着家居生活。

       抗日时期母亲去世,战后父亲去世。当时我在四川宜宾和南京史语所工作,两地相隔,在他们临终时也未能见一面,实为终生憾事。
父亲生性刚烈,为人正派,对他的上级抱有尽忠思想。脾气暴,三句话说不好,就能和人打起来拼命。
       
       父亲热心助人,老年在家,谁家有事求他帮助,立马就去。我记得有一次天很热,他正在家吃晚饭,有家亲戚来求他,他没吃完,推碗就走。还有一次他去发信,不知那邮务员怎么得罪了他,他大怒,从邮局小窗口伸进去他的烟袋杆子,打人家的头。同族的人都怕他,动不动就骂人,揭人家的短。

       一般说,我的童年是幸福的,受父母钟爱,没有吃苦,养成我心地善良,比较软弱的性格。(整理自《爱国一书生》) 

       (三)青少年时代

       大约1925年,回菏泽不久,我就转入南华学校,插入高小一年级。也许我在平邑、泗水转来转去,学习不正规,到南华只能插入一年级,算起来,我大约吃了一年亏。

       南华学校的校园是清朝科举时代的考场,民间都叫它“考棚”,不叫考场。

       南华是私产学校,它的主要基金是清末被没收的一个造反家族或罪犯家族的土地财产。我小时候还听说过,这一家族,男的都被杀头,妇女一车车拉进府城,财产被充公,一部分就成了南华学校的校产。

       那时菏泽城里的学校有省立六中,省立第五女子师范,城东南角有个县立小学。六中、五师是公立,南华是私产。南华有中学,有小学。那时男女是分校的,但我想不起有女子小学。五师可能有附小,可是我记不起来。

       南华校长曹香谷名兰亭,山东巨野人,我们都习惯称他“香谷老师”。他在菏泽教育界是思想比较进步的。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全国各地都举行悼念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全国人民的觉醒。

       南华学校也举行追悼会,菏泽各校各界都来参加。大礼堂悬挂着孙中山遗像,白布写的挽联挂满前廊。现在一闭眼,会场形势仍如在眼前。广场里挤满了一排排学生和各界人士,追悼会开得非常隆重。我当时是童子军,穿起制服,手持军棍,在大礼堂前站岗,对追悼会的印象极深。

       曹香谷老师是个教书、育人的教育家。我们住校,每天早晨天黑乎乎的,他就吹哨子把我们叫起来,然后领着我们在校里校外跑步。有个时期,学校正在种树,路边挖了许多坑,早晨跑步困极了,边跑边睡,你撞我,我碰他,碰撞着互相支持,有时糊里糊涂,会摔到坑里去。

       跑完步,天已亮,他把我们带到大礼堂前。他每天都在大礼堂前廊的柱子上挂个小黑板,上面写着古圣先贤的几句格言,并给我们讲解,也介绍他们的生平。这对我们每个人一生做人处世都有很大的影响。有些话,到现在我还记得,如“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请看风急天寒夜,谁是当门定脚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些话到今天还是我处世做人的准则。小学时期,品德教育对一个人的一生为人都是最重要的。

       1926年暑假前,我从南华小学毕业。我们全班都升入南华初中一年级。但就在这一年,南华中学改为师范,我们都成了南华师范班的学生。

       当时我们也曾动摇过,不知师范是个什么玩意。老师也怕学生军心不稳,骗我们说:“叫作师范,其实和中学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就糊里糊涂,在1926至1927年上了一年师范。

       1926年底或1927年初,我加入了国民党。寒假春节前,一天,杨尚谦到我家来看我,就介绍我入了国民党。

       在加入国民党之前,我已是一个注意政治形势发展的学生。我比我的同班同学都更注意国内形势和北伐军的胜利发展。1927年,广东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北伐军的胜利,使我非常兴奋,每天都迫不及待地读报纸,后来索性发展到去报贩子处取报,帮他往学校送。当时我对国民革命的将领、编制、北伐路线都非常熟悉,军长、师长、团长,甚至更小的军官,只要见过报,我都记得。北伐军所到的地方、打仗的地方,如汀泗桥、贺胜桥等,我每天跟着报纸查地图。我的政治知识、地理知识也跟着北伐军进步。我的心和热情也跟着北伐军的前进而沸腾。我就是在这种思想情况下加入国民党的。

       我们在二校门里面边过厅的西屋里,开了个合作社,卖文具和日常生活用品。这里是国民党秘密活动的据点。碰头会在这里开,秘密书刊也藏在这里。

       这时我第一次读到了列宁的著作《远方的来信》,还有一篇改变党的名称为共产党的文章。对列宁文章的意义是不懂的,但对列宁说理透、步步深入的文风,则佩服得五体投地。

       1927年,菏泽一带是战场,北洋军和国民革命军杀个几进几出。1927年初和1928年夏,菏泽学校停课一年。大约1927年暑假前后,北洋军又打回菏泽。我们十来个学生,跟着老师,逃出菏泽。我们先到了东明,晚上还能听到菏泽的大炮声。第二站,我们到了佃户屯,住朋友家,然后去开封。

       在开封我们先住在鼓楼街一个旅馆里,逃难中还穷开心。一次饭后,热热闹闹地聊天,不知谁出了个主意,叫每个人在一个小纸片上写个字,连起来看能成个什么句子。大约参加玩的是八个人,八个字组成这样一句话:“健狗欢欢,努力党国”。至今不忘。

       不久,我哥哥来找我,我就跟他回家了。和我一块去开封的,后来都到了冯玉祥的部队去工作。时间不长,冯玉祥又打进山东,北洋军退回泰安、济南。菏泽又成了国民党、国民革命的天下。

       1927年暑假后,正规学校没有开学,有人在文庙办了个国文补习学校,我们没有学上的一群学生,就进这所学校。学校有一位四十多岁、身材不高的负责人,还有位老先生给讲《诗经》。这使我对国学有了兴趣。我读了李笠和梁任公的国学书目,也弄到了《书目答问》。于是订计划,定安排,要按照他们的书目,一部部读下去。

       国学补习半年,寒假我就转学到六中去了。此时六中并没有开学,只是把城里的学生集合起来,补补课。

       在动乱中的这一年,对我来说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加入改组派。我在改组派中虽然未参加过什么实际政治活动,但对我一生的生活甚至做学问的学术思想都有很大的影响。

       1928年上半年,我的南华同班同学赵子骥老找我谈话,分析政治形势和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最后就介绍我加入改组派。改组派的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改组派。改组派的领导有汪精卫、陈公博、何香凝、顾孟余等,都是当时被认为国民党的左派,真正继承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改组派总部在上海,他们也办了一些刊物。

       陈公博的《革命评论》对我的思想、感情影响都很大。现在记得比较清楚的是他的唯物史观。从此地出发,使我走上从物质、客观实际、社会经济来解释历史,而不从思想意志、意识形态去观察历史的道路。

       参加改组派,读《革命评论》在我的人生长途上是一个结节点。此后,我对三民主义有了自己的理解,认为三民主义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思想和政治道路。

       一场革命风暴过去,战事已远离菏泽,菏泽逐渐安定下来。1928年暑假后,菏泽各学校都已正式开学。我和南华的朋友,因为已在六中读了半年书,也就于秋天转入六中了。六中是省立中学,在山东省立的一些学校中,是有名的好学校,校风朴实,学生勤奋,每年都有考上北京大学的学生。

       就在我入六中的前一年,中学改了学制。旧制中学四年毕业,接大学预科;后改为中学六年:高中三年,初中三年,大学取消预科。但我在初中三年已利用寒假期间把旧制四年的功课学完,预备考北大预科。

       在六中学习的两年是艰苦的。转学到六中后,我结识了一些新朋友,这些新朋友在我以后的生活道路上,比南华的一群朋友更为密切。(整理自《爱国一书生》) 

       (四)求学北大

       1930年6月,我六中初中毕业,决定到北京读书。当时北京叫做北平。国民革命军打到北京,国民党定都南京,改北京为北平。

       1930年改变学制,大学取消预科(和四年制中学衔接的),中学改为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我是三年初中毕业的。但我在六中除学习三年级的课程外,还自修完了四年级的课程,当然是不甘心从高一读起的。来北京时就决定要考高二插班。我和王显林等几个人考上了辅仁大学附中高二插班,住进了现在北师大北校(原辅仁大学)大楼对面的学生宿舍里。

       辅仁高中读了一学期就读不下去了。考学用的是旧制中学四年制的临时毕业证明,是我们假填的,入学后催我们交正式毕业证书,我没有,只得转学。我插到文治中学高三,学校在现在平安里西边报子胡同里一个什么胡同里。我们根本不上课,高三插班生招了几百人,学校也根本没有这么多教员和教室供这么多学生上课。等学校放了暑假,教室空出来,我们才去考毕业。就这样,一年我混了个高中毕业文凭,真正的高中毕业文凭。文治高中毕业,我报考了三个学校,北大、清华和山东大学。北大放榜那天,我还未敢去看,我的朋友赵子骥刚刚出去又匆忙跑回来,进门就大喊:“兹全,北大你考上了!”

       那时候考大学不分系,考取后入学报到时随意选系。起先我选择的是政治系,没过多久,我就转入了史学系。当时北大史学系教授的学术思想,大体可分作三个流派。一个是以乾嘉为主导的学派,这派可以钱穆教授为代表。一个是乾嘉加西方新史学学派,这派可以胡适教授、傅斯年教授为代表。一个是以乾嘉加点辩证唯物论,这派的代表人物可以举出陶希圣。这其中给我最大影响的是陶希圣。他开的两门课:中国社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我都选修过。我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主要是受他的影响。其次是胡适、傅斯年,再次是钱穆先生。
在北大的四年,我是很用功读书的,好好地学习了四年。 

       一年级时,我曾努力学习了一阵子英语。我学英语是相当早的,在费县平邑集小学五年级时已开始学,菏泽六中毕业时,我的英语已经学得不错,短篇散文像《最后一课》我能背诵十多篇,《天方夜谭》能背诵四五十页,入北大后,我选了潘家恂先生的英语课。我读了不少名家英文小说,我最喜爱Five Tales中 Apple Tree,也是能上口背诵的。背诵是我们那时候老师们强调的一种学习方法。到现在我也仍然觉得是一种好的学习方法。

       大约二年级开始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每天钻进图书馆看书。那时北大新图书馆还没有建成,松公府的平房大院用作图书馆。第二进院的北房是古籍阅览室,屋里南北条放着几张长桌。桌子又长又宽,对面可以坐人。当时在这屋里看书的人并不多,我们一个人往往可以霸占半个桌子。借的书多了,三面围起书墙,自己藏在书堆里看书,像个小小世外桃源。

       三年级开始写文章。我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北宋的差役与雇役》,刊登在北京《华北日报》1933年11月22日和12月6日《史学周刊》上。回忆起来那时对北宋的役法和王安石变法很有兴趣,就读起宋史来。不久我的兴趣转移到汉魏晋南北朝。我写的第二篇文章是《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刊登在1934年9月《中国经济》月刊第2卷第9期。我学欧洲中世纪史,读了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又选修了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史”课,他提到南北朝的佛教寺院之盛,也使我很受启发,我便立意要研究这一课题。每天上午或下午,只要没有课,我便去文津街北京图书馆善本室阅读《大藏经》律部和史部有关佛教寺院和寺院经济的书。那时我住在北大东斋,从北大东斋到文津街北京图书馆,都是走来走去。下午回校时,走在北海大桥上,南北两海景色一览无余。夕阳斜照,水波荡漾,清风徐来,极为舒畅。从1933年11月到1935年6月北大毕业,我共发表了七篇论文。

       在北大的几年,我几乎是“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除上课去图书馆外,最常走动的是书摊。当时东安市场、琉璃厂、隆福寺等地,都有很多旧书铺。书商中有不少懂版本的内行人。北大各大学的教授们常常委托他们找书,有了好书他们也主动向教授们推荐。他们和教授学者成了好朋友。而我们学生最常去的是东安市场内的书摊街——丹桂商场,因为东安市场离北大最近。吃过晚饭以后,有时就去丹桂商场走走。迈着方步,倒背着手,这书铺走走,那书摊看看。遇到新书,就翻着看,遇到自己需要的书,就买上一本两本。每年正月,厂甸海王寺有庙会,从和平门到琉璃厂顺街搭起大棚,街心是书摊,两旁也是书摊。书摊上往往出现些珍本、手稿。北大各大学的名教授无不去逛厂甸的,他们也往往得到多年搜求不得的好书和手抄稿本。我们学生自然也是自附风雅年年都去的。
北京的庙会很多,只有厂甸比较特殊,是书会为主的庙会。另外的大庙会有东岳庙、白云观等大庙的庙会。这些庙有庙会的时候,我也去逛。东岳庙在朝阳门外路北,庙院相当大。记得院子里有一统碑,是元代名书法家赵孟頫写的。事隔60多年,不知庙现在还有否,赵孟頫书写的碑命运如何?

       北大同学一个个好像都是大丈夫,神气不凡。不仅同坐一堂,很少交谈,甚至同住一间宿舍,几年都不交谈。我当时觉得很别扭,闷得慌。后来才知道这是当时北大学生间特有的风气。师大风气就和北大截然不同。我的中学好友朱启贤、王显林都在师大。星期天无事,常到和平门外师大找他们去玩。他们那里总是热热闹闹。宿舍里人来人往,海阔天空地聊,彼此间都很熟。我师大的朋友比北大的还多。
我初到北京,喜欢走路。沈巨尘、武仙卿带我去师大看朱启贤,晚饭后回北大,就是走回来的。记得经过北海桥,北海、中南海远处灯光映入水内随波闪亮,夜景如画,画中有诗,令人心旷神怡,如在仙境。

       我不喜欢看电影,但喜欢看戏。最常看的是富连成科班的戏。我看富连成科班戏的时候,正是盛字辈鼎盛世字辈初露头角的时候。我最喜欢的是高盛麟,嗓门亮,圆润、高亢。高盛麟、裘盛戎和袁世海后来都成了名家。当时我说他们好时,他们还都是娃娃。

       掐指算来,在北大读书已是60多年前的事了。如果有人问我:“你这大半生中哪个时期生活最幸福?最有意义?”我会毫不考虑地说:“在北大读书的四年,是过去生活最幸福、最愉快、最有意义、生活得最像个人样的时期。我童年也是比较幸福的,但童年是在天真无知中生活的。北大四年,是在有知识、逐渐认识世界、认识自己中生活的,比起童年,是高层次的幸福。”(整理自《爱国一书生》) 

       (五)日本一年

       1935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傅斯年老师本来约我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是很多大学历史系毕业生求之不得的职业。因为仙槎大哥(何思源)已说了送我去日本留学,那时下意识里还有崇洋思想,留学日本,也比留在国内好。说老实话,我那时连“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意思都不清楚,以为是研究历史上的语言的。后来到我要到史语所时,才知道我当年是多么愚蠢。

       暑假期间,我回菏泽家里看了看父母,就经济南从青岛坐船出国了。同行的有朱建业(俊岑)、赵文蕴和孙镇南。朱俊岑已去日本一年,暑假回国的,我们三人是跟着他去的。那时出国似乎还没有许多繁琐的手续,行前只去了一趟济南的日本领事馆,就去日本了。

       到东京,即住进诹访町诹访Hotel。朱俊岑大约原就住在这里,他和老板娘很熟。诹访Hotel是个方形木建筑,四边建筑,中间是庭院,两层楼房,每边约有四五间房向中开门。楼上一圈是长廊,凭栏可以看院子里花草。我们四人都住楼上,我和镇南住一间,日本席铺地,进屋脱鞋。一人一个书桌,看书累了,就往席上一躺。被褥都在壁橱里,晚上睡觉才取出,生活非常简单。

       我就在这里住了大半年。

       这个地方靠近高田马场。马场是个长方形的大场地,长约四五百米,宽约二三百米。马场的一头有个高大的像土墙样的土山,有四五层楼高,上面宽约二米,高高低低,可以行人。

       几十年来,我非常怀念那个地方。1992年六七月间,作为东京大学东洋史研究所的访问学者,我到了东京。有一天,由尾形教授的研究生汪诗伦女士(台湾学生)陪同,去寻访了旧居。当年那一带是日本式木建筑居民区,而今已是高楼大厦。我脑子里唯一的坐标高田马场已毫无影踪。

       在北大我学过日语,但学得不好。到日本后,仍须先补学日语。当时为华人补习日语的有个“同文学校”,但在神田区,离我住的地方高田马场相当远。高田马场附近正好也有个日语补习学校,我们就就近入学了。

       教师约四五十岁,高身量,不胖,中文说得很好。日语变格比较复杂,他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有两门课,一门日语语法,一门日本散文选。我语法学得很好,各种变格都学得清清楚楚。散文,仍取在中国的办法——背诵。

       不久,我就练习着翻译文章。我译过道端良秀先生的一篇关于唐代寺院组织和管理的文章,寄至杨中一兄编的《益世报》(或《华北日报》)史学副刊上发表。

       日本人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生活得勤劳而紧张。社会上你看到、接触到的人,都和赶庙会样地忙忙碌碌。对比之下,当时在北京看到的是街头上悠悠闲闲拿着鸟笼散步的人,是争权夺利的人,是釜中游鱼!

       一般没有到过中国,不懂中日关系的日本人,对中国人还很亲,称中国人为“民国人”。说起西方人,有反感,称之为“洋鬼子”。有一位取、送衣服的洗衣人,和我们混得很熟,现在已忘了他的名字。他很活泼,来取衣物时有时也聊聊天。有一次就谈到中日间可能发生战争,可能在战场上和他相遇:“呀!这不是某某君吗?!”于是相对大笑,很有趣。大笑的背后,也很凄惨,友好的人民为什么要打仗呢?谁主宰日本人民的命运?日本军国主义!

       我们吃不惯日本饭,也很少到街上中国饭馆吃饭。中国饭馆一般有中国“定食”(预先做好的中国饭),很不好吃,我们一般就用老板娘家的厨房做饭吃。我们边做边吃,老板娘边看边学,说我们的饭香,好吃,开玩笑对朱俊岑说:“我要年轻几十年,就嫁给你!”

       也有对中国不友好的人,大多是到过中国的人,特别是日本浪人。他们轻视中国,看不起中国人,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有一次我们在高田马场散步,走在高土墙上,适巧一个日本浪人在训练狗,在土墙上埋有什么东西,要狗去找。那浪人远远地喊,大约是叫我们让开,我们听不见,也没听懂。后来,他也上了土墙,恶狠狠地盯着我们,嘴里说什么日本话,大约是骂人的脏话,很不礼貌。

       1935年12月,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政变,杀害了日本首相。

       此时我正在东京。这天晚饭以后,忘了有什么事,我乘有轨电车去神田区。后来发现,街上气氛不对,路人惶惶,行色紧张。我也紧张起来,赶快乘车回返住处。车上人很少,车开得很快,更增加了紧张感。事后,才知是日本少壮军人发动了政变。

       政变失败,死了几个大臣,杀了几个少壮军人。后来多少年,看过一个日本电影,描绘这一幕。有一个镜头是杀那几个少壮派军人:一排人,蒙着眼,坐在地上,手臂绑在身后的木桩上,面对行刑的持枪人;行刑之前一刻,那些少壮军人大喊:天皇万岁!天皇万岁!
在日本的感触,使我清醒。这已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前夕。人家全国上下,紧张勤奋地劳动着,我们还悠悠闲闲,昏昏大睡。蒋介石还在剿共,大打内战。我忽然清醒了。此时不是读书时,此地不是读书地!

       但既然来了,又当如何?!我心情乱,极端苦闷。思想也渐趋明了,认为蒋介石是千古罪人。这时,是我感情上开始亲近中国共产党的时期,认为共产党人是爱国的,剿共就是屠杀爱国者,这是不能容忍的。

       那段时间,我开始出现神经衰弱,不能看书,甚至谈话稍久,对面人说些什么也记不住。稍后,又出现胃消化不良,胃饱胀,吃不下东西。

       1936年4月,我决定回国了。既然神经衰弱不能读书,自然也不能担负繁重工作,休息第一。

       回国路线已很模糊,大约是先由东京坐火车去长崎,再换轮船去塘沽,经天津到北京。同学朋友送我去东京车站,快进站的地方,一个朋友的女友坐在长椅上在那里等我们。使我惊奇的是那位女士正一只腿放在另一只腿上坐在那里吸烟。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女士在街头吸烟。

       船到渤海湾口时,遇到大风。船开进旅顺口避风。旅顺口是军港,但没有一点军港气氛。日本船开进去,停泊在港内,没人管,没人问,静悄悄,天下太平无事。第二天,风平浪静,日本船又开走,仍是无人问,无人管!(整理自《爱国一书生》) 

       (六)抗战时期的生活

       从日本回国后,我就到北京的《教育短波》社去工作了。

       在那里结识了一些人。当时曹县国民党的三杰之一袁春霆就是其中一个。他的妹妹袁兰荣曾在开封静宜女中读书,和我夫人郭良玉是同班同学,良玉叫她“姐姐”,亲如姐妹。是兰荣介绍我和良玉认识的。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京形势不正常起来,时时听得炮声,人心惶惶不安。《教育短波》社当然也要考虑,如果北京不稳,搬到哪里去?当时的考虑是搬到南京。大约是7月下旬,社里忽然决定我和李道明先去济南看看。因为赶火车,我离开北京很仓促,床没有动,书桌没有动,译书和稿纸就在桌上摊着都没有收拾。好像当时是打算三两天还回来的,哪知一去就是13年整,1950年4月我才又回到北京。

       我到济南不两天,我的家乡荷泽发生大地震,房屋倒塌,人畜死亡。父母年事已高,我得回家去看看。在家住了一两天,就去南京,火车走到浦镇附近野外,日本飞机来袭。火车停下来,旅客都下车躲在路两旁的田里。解除警报后,车继续开行。浦口下车,赶轮渡过江。警报又响了起来,一阵狂轰滥炸后,敌机飞走,警报解除,轮船徐徐开动,开到下关。《教育短波》已在傅厚岗找到房子。

       11月,上海沦陷,南京紧张起来。这时我和良玉还未结婚。她正在南京南郊陶吴镇桃花堂小学教书,我去看过她。南京紧张了,《教育短波》社经庞镜塘介绍可随国民党政府一个部的船去武汉。前一天一早天未亮,我请社里工友去接她。黑天以后他们才来到南京。次日一早上船,船上船下乱作一团,下午才开的船。这天好像是11月19日。

       船逆江而上,大约一天两夜,到汉口时,正是清晨。码头上有风,非常寒冷。我们找到汉口路一栋房子的楼上住下。楼上内外两大间,外间办公,里间住人。

       我和良玉是到汉口后结婚的。不久,仙槎(何思源)大哥到武汉来开会或述职,给了我们400元,是给我们的结婚贺仪,也是安家费用。我们用这钱打了一对结婚戒指,也用它买了一些金首饰。这是我们兵慌马乱中的救命基金,我们一直没有动用,到1950年,连同历年一点积蓄一起捐助抗美援朝了。我们在隔壁又租了一间房,算是我们的“洞房”了。我们结婚简单,没有鞭炮,没有花烛,没有一件新衣,只有两被窝卷。但有的是爱情和理解。海誓山盟,日月长存,就像一次在空袭中我接良玉飞奔,摔倒了爬起来又跑一样,我们在人生道上跌跌撞撞历尽坎坷,已奔跑了70年,还要奔跑。

       1938年新年过后不久是春节,我和良玉回了一趟开封。良玉的父母小妹仍住在开封,我陪良玉回娘家。这时,日寇已占据黄河北岸,开封在黄河南,市面表面上虽然还安定,但已可以看出人心都不平静,随时都可能战火来临。我们在开封没住几天,就赶回武汉了。

       1938年夏秋之交,我们到了重庆。下船后先住在朝天门江庆旅馆里。天气闷热,旅馆人多,我、良玉、岳母、良玉的弟弟良夫、小妹良蕙、族弟小赞儿,同住在一个大房间,只有一个小窗。良玉热得只想从窗户钻出去。

       何芳川是旧历戊寅年十一月十四日生,新历已是1939年元月4日。“芳”是他的排行辈,“川”是他生在四川;是他祖父我的父亲给他起的名字。他生在重庆七星岗一个妇产科医院。元月4日一早我们去医院看良玉,护士告诉我已经生了,男孩,抱起来隔着玻璃门给我看。我让护士快抱回,别受了凉。我看了良玉就往回跑。心里那个高兴!从妇产医院到菜园坝,少着说也有四五里路,还要从两路口下坡才到。我觉得我脚下有力,跑起来如腾云驾雾一样,不几分钟就到家了。回家给老人报喜。

       我们就在重庆安了家。有一天,友人段超人带信告诉我们,芳川病了。我和良玉赶忙过江去看儿子。到了托儿所,护士说:“何家小孩病了!”我们一紧张。走到儿的小床头一看,小儿侧身卧着,骨瘦如柴,满身是红点,我们喊:“儿!爸、妈来看你。”儿的小脸转过来,咧着嘴就哭,无声无泪。我和良玉二话没说,抱起儿来就走,直奔朝天门附近的仁济医院。

       芳川临床有一个约三四个月大的女孩儿,空袭中父母被炸死,小女孩肩部被炸伤。大眼睛,黑面孔,翘翘的鼻子,很可爱。良玉很想把她收养。穷,自己的儿子还养不起,兵慌马乱,谁也不知明天的命运,哪敢再多收个孩子!不几天,小女孩病了,她不闹,也不哭,闭起眼睛。又过了两天,小女孩死了。护士说:“是破伤风,没有预防针可打而死的。”现在说起来,良玉还很动感情,惋惜没有把她收养下来。

       儿子住院的头几天,我和良玉没有吃过什么东西。后来儿子好些,我用一个大搪瓷碗在医院门口小摊买一碗担担面吃。出院后,我、良玉和好友袁兰荣带着儿子壁山到族兄何思清(澄宇)家暂住。

       有一次,我和良玉坐小渡船从南岸去重庆。大水时期,水流湍急。船行到嘉陵江和长江的汇合线上,水流更急。船夫多是吃鸦片的,紧张尽力划,却只见船退不见船进。他实在没气力了,索性停下来不划。小船扭转船头,顺流而下,一下就是十多里外,漂到江北下游。船家要多载人收钱,本已超载。呼吸之间,差点翻船。我和良玉都不会游泳,大江翻船,准死。

       良玉带着儿住在赴集路1号,每星期六下班后,我都赶公共汽车或私营车回歌乐山。路程是先到沙平坝,然后步行爬上歌乐山,山路大约需要一个多钟头。汽车票不容易买,车少人多,车多是旧车又常常坏。有一次排队买票晚了,车到沙平坝,天已黑下来。事已至此,只好摸黑爬山。荒山黑夜,只有一人沿着乱石野草中一条蜿蜒小道上山。既怕鬼又怕打闷棍的(劫路的)。怕打闷棍的逐渐胜过怕鬼。打闷棍的很现实,鬼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走到家已经九十点钟了。这样黑夜爬山我爬过两次。

       1944年夏秋之交,仙槎大哥第二次到了重庆。他希望我跟他回山东做官,我认真地考虑了一番,考虑的结果还是不跟他走,而是去叙府李庄史语所。我去,是做助理研究员,但我又有信心,将来会做出名堂的。(整理自《爱国一书生》) 

       (七)安身立命处

       和我生命运有关的决策,1930年去北京读书是一次,1944年决定去史语所又是一次。这是一次一生命运攸关的重大决策。这决策,决对了,才有今天的我。我常常想,一个人的一生命运,常由三者决定:机遇、偶然、个人条件。个人条件,有被动,有主动。机遇来了,别人不合适,只有你适合。合适是你的条件,是被挑选的,这是被动。面前摆着几条路,由你选择,这是主动。

       重庆去李庄(历史语言研究所所有地),是坐船去的。大约是三天的路程,白天行船,晚上靠岸住宿,这大约和过险滩有些关系。李庄没有码头,船不靠岸。船到李庄后,停在江心,接客人的小船用勾子勾着轮船,靠紧。客人和行李由底层货舱门下到小船。船夫一松勾子,小船即离开大船拨转船头顺流而下。同班好友高去寻(晓梅)去接我们的。史语所说是在李庄,实则还在李庄山上一个叫作“板栗坳”的地方。和高去寻多年不见,一路说笑,逆着江流方向向上,平地一段路,上山,最高处有一棵大皂角树。这是行人休息一下的地方。然后就是高高下下弯弯曲曲的平路,不远就到了板栗坳。

       史语所用的是一家大乡绅的房院。房舍的布局是环着一个小山头建造的,从进口处顺序排列有:田边上、柴门口、牌坊头,戏楼院。田边上斜对面有桂花院,戏楼院顺小路再往前走还有一个茶花院。田边上是图书馆,也有几个研究室,我就在那里,和胡庆均同志一个屋。牌坊头是主房,史语所只占用了前院,后院厅房和配房仍由原主人住。柴门口是眷属宿舍,芮逸夫、劳干、陈仲勉先生以及董同和等有家属的都住在这里。傅斯年先生住桂花院,董作宾先生住牌坊头。

       山上没有电灯,点燃两根灯草的桐油灯。天一黑,院门一关,房门一关,满院寂静,满野寂静,宇宙间都是寂静的。有时候也聚到一家房里聊天。男男女女一屋子,海阔天空,小则家常,大则国事,无所不谈。我们没有广播,报纸是十天半月前的,很少有人去看,山外的大事,靠每天从山下来的代买菜的人把听到的广播带给我们几条。别小看这几条消息,秀才们有时抓住一条就纷纷热烈发言,讨论半天。

       我房子后面有棵大树,树上有一窝猫头鹰,我们不知道。头一天到,次早黎明猫头鹰叫。我们被惊醒了。在我们家乡,猫头鹰在谁家叫,不祥。我们没有思想准备,心里很乱。哪知以后它天天都叫,也习以为常了。在李庄的两年,是我一生生活得最安祥的一段。猫头鹰带来的不是不祥,而是幸福安祥。

       柴门口门前有条蜿蜒小路,是从山里通向李庄的大道。每逢三、六、九或初一、十五李庄有集市,是农民的交易处所,卖菜、卖鸡蛋等等农产品的农民都来赶集。每逢集市之日,柴门口的各家太太们都到院前小路旁等着买点青菜、鸡蛋。有人为了买点新鲜好菜,就迎着卖菜者的来路往前多走一段。人人都这样想,于是争着往前走。你追我赶,有时走出一两里路。说说笑笑,这也是在乡下才能享受到的乐趣。

       李庄是战时长江上游的一个文化区。李庄街里有梁思成主持的营造学社,有同济大学,离李庄不远有中央研究院的社会学研究所。平时边远荒僻的小镇,一时汇集了这么多学术文化机关,还有学生众多的同济大学,一下使李庄出了名,也空前地热闹起来。

       板栗坳没有小学,史语所同仁们的学龄儿童大大小小有十多个。为了解决孩子们的读书问题,史语所设立了附属子弟小学。子弟小学也吸收附近农家小孩来上学,但来的不多。开办子弟小学,是傅斯年先生的一项德政。解决了孩子们的入学问题,也为所内一部分同仁缓解些生活问题。

       史语所的人星期日有的到社会所去玩,也有的到营造学社听梁思成先生的夫人林徽音的“训话”。我说“训话”完全是真诚善意的。梁、林都长我一辈。林先生极健谈,和她在一块,总是受到热情的款待,话也是她说的多。虽然我很少去拜望他们,但对他们总是很怀念的。

       在李庄我写了三篇文章,一篇是关于经济的:《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和钱币问题》;两篇是关于兵制的:《魏晋的中军》和《魏晋南朝的兵役》。那时印刷条件困难,史语所以《六同别录》的名称把同仁在李庄的文章以手写石印方法先予出版,我的文章都被收录了。抗战胜利后,才以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正规形式刊出。我的文章分别刊入《集刊》的第14本、第16本和第17本。

       《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分析论述了东晋南朝的钱币流通使用和由此而引起的社会经济问题。两篇兵制文章中,我最得意的是对于世兵制的提出和论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兵制方面最显著的特点是世兵制,兵家世代为兵。30年代我写过一篇《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刊登在1935年5月1日出刊的《食货》半月刊的第1卷第11期上。在这篇文章里我指出,“三国以后社会所表现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人口的分割”,“大族与国家平分了天下的人口”,“国家有国家的领民,大族有大族的领民”。我还进而指出,“国家领民以其性质和对国家之剥削关系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州郡领民,二是屯田客,三是军户。”

       军户,曹魏时期称作士家,晋到刘宋逐渐有兵户、军户之称。在《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一文里,我不但指出三种领民是分籍的,各有所属的,一般民户属于州郡县,屯田客属于佃家将校,军户属于所隶属的将军,而且指出军户是“世代为兵的”,军户的社会身份逐步降低,“到东晋时军户已渐渐成为低于编户的人户”。

       《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可以说是世兵制研究的滥觞。但那篇文章对世兵制的研究未能展开。在《魏晋南朝的兵制》这篇文章里,我才提出“世兵制”这个大题目,并对它的形成、制度和它的破坏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论述。

       李庄几年的生活,真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于我哉”!无日机轰炸之乱耳,也无党争、腐败消息之刺心。安定,安静,安适;读书,休息,睡大觉。山前山后、田埂林边走走,偷闲学少年!(整理自《爱国一书生》) 

       (八)留学美国

       我大概是1947年5月到美国的,暑假中办了入学手续,9月开学就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研究院了。北京大学在美国是有地位的。我还请了胡适之先生特为我给哥大历史学家古德瑞赤(Giidrich)教授介绍,我就直接入学了。

       在哥大我主要学欧洲古代和中世纪史。我是学中国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我到美国去时思想上就很明确,学欧洲史是为了和中国史做比较研究,没有改行学欧洲史的思想。学欧洲古代史,首先需要文字过关,要会法文、德文,还要会拉丁文或希腊文。我只会点英文,根本不够学欧洲古代中世纪史的条件。

       教授中我听课最多的是:卫期提曼(William•L•Westmann)和爱文斯(Evans)。卫斯提曼讲欧洲古代史,爱文斯讲欧洲中世纪史。卫斯提曼有学问,是美国治欧洲古代史的一大家。爱文斯也很博学,但听不出他对欧洲中古史的独到见解。我在爱文斯教授课上写的读书报告,却很偶然地保存下来了。有的得A的,有的得B的,有的得C的。他一次在我写的《中世纪的城市》(Medieval cities)写了句评语说:“思想丰富的论文,英语不够流畅。”不够流畅,就是英语写作能力差。在我的另一篇《查理曼大帝国衰亡的原因》上的评语说:“思想丰富的论文。但是你需要把你的概括建立在更实际的知识的基础上。”大约他不同意我的概括和我的思想见解。

       我听过海斯教授(C•J•Hayes)的课。此人在我脑子里很有名气。他和穆恩教授(P•T•Moon)写了《世界通史》(《World History》),1930年我在辅仁大学附中读书时,历史课曾用此书做课本。北师大历史系刘启戈教授曾译为中文出版。Hayes讲课像钱穆先生,在课堂上走来走去,很有生气。

       我最喜欢和佩服的教授学者,除哥伦比亚大学的Westmann外,有M•Rostovtgeff 和Henry Pirenne。我细读过Rostovtgeff的《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罗马帝国的社会经济史》)。我最受启发而喜欢读的是Henry Pirenne教授关于欧洲中世纪的著作。他是法国人,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的牢狱和不自由的日子里。他的书有英文译本的,我几乎全读了。我喜欢他的书大概由于他的史学思想和我相近。他看重交换经济、城市经济在欧洲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同样,我看重交换经济和城市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我喜欢买书,虽然穷,我也买了不少书。在美国买书,有好多好多办法。你要想买已经绝版的书,你可以到旧书店去找。你往往可以找到你要买的书。万一那里都找不到了,你可以委托一家书店代你征求。他们可以向全美国乃至全欧洲各国的书店去征购。我确也通过这种方法买到过几本好书。

       美国的课堂,真是太自由随便了。吸烟的可以嘴里叼着纸烟听课。坐在前排的可以把脚放在教桌上。老师讲着课,就可以提问,也不用正式举手,拿着铅笔、钢笔的右手食指往上一指,就表示有问题举手了。我特别看不惯吸着烟把脚放在教桌上。不尊师,不重道,太民主,太自由。这是现代和落后的矛盾,还是东西方文化的矛盾?

       我出国时大约只有1000多美元。多数穷学生没办法时就打零工,我也只有打零工。我做零工最多的地方是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teacher's college)的饭馆。我的工作是在餐厅收拾餐具,把刀叉碗分开放在我背后多层的小格子电动机上往楼下洗涤室送。客人吃完饭,不走,坐在那里聊天,我就轻松地坐在那里无事可做。饭馆要关门了,他们说走,都把餐具往我台子上送,我就紧张地抓送起来。工作完了,累一身汗。

       我还短期做过不到一个月的《纽约新报》主笔。对我来说主笔一个月有150元的收入,解决了生活问题,而生活问题是当时最重要的问题。但也还有不少困难。每天下午从我住处到中国城报社,要坐车走好多路,每天一篇社论还要一篇短文(每日一事),累得我实在够呛。往往头天下午发完稿回住处的路上就得考虑第二天社论的题目。第二天上午就得到图书馆找材料写成初稿,下午又得去报社了。因被报社搞得筋疲力尽,也无有精神读书了。报社主笔不干,是莫大损失,也是莫大幸福。

       我也在魏特夫(Karl Witt Fogel)主持的中国史研究室打过零工。中国学者王毓铨、冯家升都在这个研究室工作过,从中国古籍中搜集材料,供魏特夫写文章。这个研究室附设在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的楼上。我在哥大时,在中国史研究室的有瞿同祖和房兆楹。

       大约1949年的暑假末,在陈翰生和王毓铨先生的介绍下,我去了巴铁摩尔霍普金大学国际政治学院。霍普金大学国际政治学院院长是欧文•拉铁摩尔。此人曾在抗日战争时期,由美国罗斯福总统推荐担任蒋介石的顾问。

       我参加听拉铁摩尔的讨论课,到他家去参加过一次鸡尾酒会,另外和他没有多少接触。我的印象中,他是个开明的民主自由者。他认为美国要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和共产党势力对抗,只有培养民主势力、依靠民主势力,依靠反动落后的腐败势力如蒋介石,结果一定失败。当时我思想深处某种程度上是欣赏他这种思想的,不同处是:他是民主加资本主义,我是民主加社会主义。

       我在霍普金大学只呆了半年,1949年9月到1950年春,我决定回国了。(整理自《爱国一书生》) 

       (九)来到师大

       1950年夏天,南北朝鲜的战争已经爆发,美国也行将参战,我估计中美之间的交通维持不了多久,就赶紧坐火车横穿美国到旧金山,然后匆忙赶船回国。同船回国的,有20多人,大都是学生。大家都满怀信心和喜悦,奔向光明。

       回到北京后,我开始自己联系工作,正在那个时候,顾颉刚先生到北京,而且我也知道北师大历史系正需要人,我就请他向白寿彝教授推荐,由此,开始了我与北师大的不解之缘。

       我没有在学校教过书。抗战初期,很多青年流亡到武汉,政府为他们办了个训练班,我在该训练班教过“中国民族战史”。那次教学是失败的。上课堂很紧张,讲稿忘了,不知所措。

       到师大后,头一学期没有课,跟着学生辅导,这对我太好了,一则可以和学生混熟些,熟了自然会减轻紧张程度;再则在辅导中也可以锻炼讲课。尽管如此,第二学期上课仍是很紧张的。我从头一学期就备课写讲稿,写呀写。第二学期一上课仍紧张得不得了,上课讲得毫无条理,东一斧西一斧乱砍一阵,把讲稿顺序全忘了,想看看讲稿也找不着地方。

       课堂上的紧张情绪,有一两年才过去。上天不负勤奋人。到上世纪50年代中叶,我的课堂教学已经运用自如了。课堂气氛生动活泼,能吸引学生用心听课,用心思考,甚而至于,我能做到讲完一课的内容,刚刚做完一堂课的小结,下课铃就响了。学生注意到这一点,开始问我:老师,你的时间掌握得怎么这么好?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北京师范大学和私立辅仁大学合并,原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做了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原辅仁大学历史系主任柴德赓做了北师大历史系主任。

       接着又进行了教学改革。历史系课程与解放前课程相比有较大的变动,取消了断代史课,只开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两门通史课。两个通史都为一、二年级两年的课。理论上说,历史本来是贯通的,司马迁就提出“通古今之变”,通是要在通史中才能体现出的。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把上下数千年的历史全由他一个人讲下来的。老年教师不行,青年教师更不行。实际教学中,仍是分段教。

       教学改革后,系下又设置了教研室(或称组)。北师大中国古代史(从远古到鸦片战争前夕)最初分为两个组,隋唐五代以前一个组,宋以后一个组。我是第一组组长,白寿彝教授兼第二组组长,那时要求集体备课,人人写讲稿。讲稿在讲课前集体讨论。还不时要求集体听课,听课后集体讨论,对讲课提意见、提批评。五十年代,差不多年年有运动。有运动,就有新精神。有新精神,教学就要紧跟。这样,讲稿差不多年年都要修改。就是没有新精神,教师自己为了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也主动修改。就以我教中国通史中的魏晋南北朝史这一段来说,五十年代,我年年写的魏晋南北朝史的讲稿,加起来有一尺多高。

       1958年,又一次教学改革,北师大中国古代史提出打破王朝体系。打破王朝体系的改革,北师大好像还是急先锋,但也没有贯彻下去。对于打破王朝体系我是很积极的。我有幻想要建立一套科学的中国历史体系。北师大历史系教改中,中国古代史新教学大纲的制定,我是参与的,而且是主要起草人,修改教学大纲的说明和教学大纲的序言都是我草拟的。我在向学校党委和校长的汇报会上还受到校领导的称赞。刘庸儒副校长说:“中文系会写文章,没想到历史系也很会写文章!”

       这次教改并没有提出多少科学意义的新东西,但它却反映一个时代的思潮,特别是这思潮在史学方面的反映。这对将来研究新中国各时代的史学思潮都是有意义的文献材料。

       我在历史系几十年,讲的课程并不多。作为大学的一个历史系来说,课程是贫乏的。这就影响了学生的知识面,当时,过多地重视了师范大学的“师范”性,轻视了“大学”性。

       解放后十几年,北京师范大学一直在保持师范特色和向综合大学看齐这个问题上进行着不懈的探索。

       我解放后一直是勤勤恳恳工作、战战兢兢做人,当然我也抓时间读书。教学、写讲稿也是离不开读书、翻书的。“气候”允许时,我也要写写文章,让人知道我的学术见解。吴晗同志任北京副市长兼管教师进修学院时,曾请史学界的人去进修学院讲学、做报告。我曾被邀请去讲过一次“魏晋时期社会经济变化”。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提出后,学术气氛比较松动,学术界又把历史分期问题提出来讨论。我也技痒,大胆冒出来参加讨论,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后来登在1956年8月号的《文史哲》上。在这篇文章中我论述了三个问题:一、西周春秋是前期古代社会;二、战国秦汉时期的奴隶制及其在社会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三、东汉以来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和封建社会的建立。

       我是学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的。我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汉魏之际,是由于战国秦汉是奴隶制最盛的时代,是城市交换经济发达的时代。为了弄清楚先秦以来中国原始社会解体、奴隶制的发展,有必要研究先秦历史。在这种求知精神的推动下,我慢慢读先秦的书,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欧洲古希腊与罗马的理论著作。

       这一时期,我还出版了三本书。最早的一本是《秦汉史略》,1955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小书曾一再印刷,发行了数万册。1957年5月,北师大历史系出版了《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讲义》,其中秦汉至唐中叶部分是我写的。第三本是《魏晋南北朝史略》。这一时期我还发表了一些文章,主要都收集到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读史集》里。(整理自《爱国一书生》) 

       (十)文革岁月

       人们对“文化大革命”最早的评语是“大革文化命”。这时代应称作“大革文化命”的时代。

       有一天,我出小校门去学联社。一出去就发现不对头。理发店墙上贴了标语,要除四旧,改招牌,人人都你瞪着眼望我,我瞪着眼望你,都不说话。气氛紧张、恐怖。山雨欲来,风声鹤唳,大祸就要临头了。

       历史系师生开会,慢慢都变脸了。平时的轻松说笑没有了。历史系开大会,开始往外揪人。一个人激昂发言,矛头一转,点到某人,就揪出去。过一天,有人喊到我的名字,我也被揪出来。

       我被揪出来后,在文史楼下东头大教室被批斗过一次。被斗的不止我一个,历史系揪出来的大多被斗,斗人的是历史系师生。被批的在讲台下面站成一群,面对开会的师生。这时的批斗会还比较“文明”,只是喊斗,没有动手打人,也没“坐飞机”(两臂背过去用力往上揪,像喷气式飞机形状)。群众喊站好,还有人过来给排整齐。我记得李慎兆过来扶着我的两肩,小声说:“何先生,站好。”那个时候,那种情况下,这一句话暖人心,我没齿不忘。

       我在劳改队时间不长,好像两三个月就解放了。但没有完全解放还家为民,而是从劳改队换到劳训队。劳改队是敌我矛盾,是敌人,是罪人;劳训队是人民内部矛盾,是自己人,犯了错误。

       劳训队的人有些慢慢都到群众中去了,我也想到群众中去接受教育。不久派我去中华书局标点二十四史,这时已在中华参加标点二十四史的和陆续来报到的有:唐长孺、姚薇元、陈仲安、高亨、邓广铭、邵循正、许大龄等人。

       秋天以后,各校就从中华书局往回调他们的人。武汉大学最早把姚薇元调回去。不久,北大又把邵循正、邓广铭两位调回去。我回师大已是冬天,天气很冷。我在中华书局,如在桃花源中避乱,大约有半年了。回师大,更大的苦命运在等着我。

       回来后,一天,我正在屋里坐着写材料,一人领着一群人进来,说了一声“何先生么”就扑向我来,倒背双手把我揪出去,就听他们喊叫,呼口号:“打倒CC特务何兹全!”呼着喊着把我揪到西西楼。那里已有一大屋子人等着斗我。

       我第二次被揪出来,罪名更大于第一次。第一次的罪名是“学术权威”,这一次则是“特务”。我一向鄙视特务,最看不起做特务的人,现在我成了特务!

       我受过好多次批斗,最残酷的有两次半。一次是在北饭厅,受全校师生的批斗。又一次是游斗,大约是1968年4月8日。这次被宣称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所有和国民党有关系的人都拉出来斗。第三次是由兵团抓我去引起的。

       1969年10月,北京各单位各学校根据林彪的“第一号命令”,紧急下放疏散。北师大师生下放疏散到东方红炼油厂。在东炼劳动不久,我们就全体回师大了。但回到师大没有呆多久,我们就到临汾师大干校劳动去了。

       山西临汾原有师大的分校。分校撤了以后,仍有一部分人在那里劳动,管理那里的田地房屋。历史系1969年初已有一部分人随同校部干部和其它各系师生去那里劳动。

       1970年春,师大第二批人去临汾劳动,我也在其中。我在临汾两年(1970年至1971年),学会了不少农活。锄地、间苗、割麦子、掰棒子、翻土、修田埂、平整土地、灌水等等。间苗、割麦子活最苦最累。弯着腰割麦子,不一会儿就腰酸腿疼。间苗更厉害,跪不行爬不行。知识分子不劳动,缺乏这种锻炼。

       阴天下雨,不能去田里干活,就在家搓棒子,把玉米粒从棒子上搓下来,活很简单但有技巧。不会的就是搓不下来,总不能一个粒一个粒地往下抠。会的很简单,先打开个缺口,然后两个棒子从缺口处对着拧,一拧一拧,玉米粒哗哗往下落。

       我在临汾还淋过石灰。人是从西片、东片两排各队调出来的。淋灰的班长是李宗伟同志,天文系的。政教系有老郑、校医院的陈礼元(护士长),历史系还有李雅书,别的记不清了。

       除了这些劳动外,我还主动做些“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报纸来了,我主动为各班各队一份份地分报送报。有时间我还为人修理马扎。这是开会时每人必需的工具,不然就得坐在地上。我只有一个锤头,工具不够。有一个星期休息天,一上午我为人修了七八个马扎。衣服、鞋破了,都是自己修补。

       农闲时,就到马路上去拾粪。马路上来来往往的马车很多。两人三人一组,一人拉车,一人或两人捡,用铁锹往车里装。我们捡粪,有时顺着马路走得很远。我就捡粪捡到北边的土门,有几十里。

       1970年底,在临汾劳动的历史系教师全都回北京过年。回临汾后,三、四月间又得使我高兴的消息,二孙女何梅诞生了。60年一个甲子,我整比她大60,同是辛亥年生,同是属猪。大孙女生后取名东东,二孙女生下后,大家都叫她“二东”,分庭抗礼,把她姐姐挤成“大东”了。

       忘了是什么时候,总之在9月中旬之后,北京师大军宣队有人到临汾向师大教师传达消息。时间是在晚饭后。传达的事情多了,人们照例并不注意听。有的小声和“邻居”说话,有的在半睡状态中休息。劳动一天,也该休息了。等听到林彪、飞机、摔死,大家都惊醒了,耳朵竖起来。真如晴天霹雳。我震惊是震惊,说不出有什么感情。我对林彪没有好感,也没有什么敬佩,不像对周总理、陈毅老总和小平同志,这是有感情的,从心底敬佩的。林彪讲话那种拉长秧的声调使你听着腻,可以和江青比美。但他是载在党章上的接班人,如此收场也够啼笑皆非的了。
       年底回北京,就没有再去,临汾分校就交出去了。后来我们都说,很可惜的一片房舍。山西临汾夏天比北京凉快,夜间凉爽可以好好睡觉休息。留下这片房舍,供教师携家带口暑假去休息度假或去写作,不都很好吗?

       回京时,我和大个(刘)宗绪等约定:2000年,大家重来吕梁山,同坐“威虎厅”!(整理自《爱国一书生》) 

       (十一)生活在新时代

       四人帮倒台后,有两年左右的过渡时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复出居领导地位,一个安定、团结、繁荣、发展、有理想的时代在中国开始了。可以称这个时代为邓小平时代。

       我忘了是听谁说的,肯定是有人告诉我而不是我自己想到的——这人告诉我:“邓小平同志是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中世纪’的人。”

       有人说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说欧洲的前社会主义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眼下虽因改革经济跌落到低谷,但它们一旦从低谷中恢复过来,会一日千里地发展,起来很快。事实却不尽如此。

       我晚年有幸生活在这个时代:邓小平时代,更是愉快的、幸福的。在这个社会里,我的理想和现实完全合一。

       青年时代我是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的信徒。孙中山自己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也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徒。稍后,我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考茨基等人的著作。我觉得孙中山的思想,哲学、社会科学、历史学的理论基础太薄弱。我就用考茨基等人的思想理论来丰富民生主义的思想理论,后来又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来比附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解放后,我诚心诚意地努力改造思想。因为思想改造得越好,和现实越合拍,你就会生活得越愉快,生活得越幸福。更重要的是你越能对现实生活做出更大的贡献。

       1950年回国后,我即不断争取参加共产党。当时有一种气氛,热爱社会主义,要求进步的人,都在争取入党。不争取入党,就是表示自己不愿意进步。我参加过国民党,抗日战争开始前后在国民党支持的刊物上写过文章,又是陶希圣的学生,这些政治问题都使我一时很难入党。事实也是如此,一些知识分子,往往只是埋头读书,不关心国家大事,却一批批地入党了,而对我却是一年年往后推。为了表示要求进步、靠近党,我仍是不断争取。“文化大革命”后,在邓小平时代,1983年,我被批准入党。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我自己觉得有深刻的认识,我衷心拥护它在中国实现,愿为其实现而努力工作。我的入党是堂堂正正的。我也有一点“私心”,“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批斗为国民党CC特务,外人不明真相,不免引起疑云和误解。我入了党,这些诬蔑之词便不攻自破了。

       1978年后,学术界又活跃起来,各种学会恢复活动,常常召开各种类型、各种问题的学术讨论会。

       印象深的是1978年10月,在长春举行的“中国古代社会分期讨论会”。会开得很热烈。知识分子寂寞了多年,开始又能畅言,且又是个热门话题,无不热烈发言,各抒己见。到会的又多是熟人,多年不见,会上会下都很活跃兴奋。我在会上做了“魏晋之际封建说”的发言。

       “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古代社会分期问题大体采用郭老(沫若)的说法,中国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定在春秋战国之际。长春会上又把这个问题翻腾出来,西周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又提出来。我的发言,整理后仍用原题目《魏晋之际封建说》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发表。

       此后我参加过秦汉史学会、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唐史学会、北京史学会和一些专业史、地域史学会的学术会议和活动。因此,我到过西安、成都、南京、长沙、广州、烟台、郑州、开封、新疆、济南、龙口、聊城、曹县、厦门、天津、海南、甘肃等地。我是好多历史学会的理事,后来成为顾问。在这些会上,我大约都有发言。手上材料现成的,我约略述说几个。

       一、烟台魏晋南北朝史年会

       在1986年9月在山东烟台召开的全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年会和学术讨论会,我有一个发言。

       二、兰州简牍会

       1991年7月在甘肃兰州参加“中国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7月30日上午10时大会开幕,由时任甘肃省文化厅副厅长马文治主持,当时的副厅长王金堂致开幕词。下午大会发言。我在发言中讲了三点:一、怀念前辈学人蔡元培、傅斯年等人对考古发掘找新材料的重视和倡导。二、简牍对史学研究的重要。三、提了几点希望。

       三、海口汉学会

       1995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诚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召开的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在海南省海口市举行,我和刘家和教授一块去参加。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韩国的汉学家们和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在内的中国学者共80余人,汇聚一堂,对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艺术、宗教进行讨论。我在这次会上宣读了《中国的早期文明和国家的起源》这篇论文。

       四、香港钱穆先生纪念会

       这年5月又去香港参加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召开的钱穆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学术研讨会。也是我和刘家和教授同路前往的。这次会上我提交的论文是《钱穆先生的史学思想》(读《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札记)。

       五、河南、新疆讲学

       1978年后,还曾去各地和海外访问、讲学、做学术报告。最早的一次是1979年去开封河南大学和郑州大学讲学。时间久了,我回忆不起讲的什么内容,手底下一时也无材料可查了。只记得杨凤阁同志告诉我:同学反映“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的报告”。大约我是讲的一些怪论,同学们听得新鲜。

       1984年9月去新疆乌鲁木齐,在新疆大学讲了一个月的“周唐经济社会史研究(十八讲)”。听讲的除新疆大学历史系高年级的学生外,还有新疆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学生。

       六、华盛顿大学(西雅图)访学

       1987年9月到1988年8月,我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国际研究院中国研究所做访问教授一年。在那里我听Professor Jack L .Dull的中国史课并参加他带研究生(中国史)的讨论课,此外就是我的科研时间,在这一年里,我写出大部分《中国古代社会》的稿子。

       七、访问日本东京大学

       1992年6月去日本东京大学访问,接待我的是东京大学东洋史研究室的尾形勇教授。我在尾形勇教授的研究室里为他的研究生和几位教授做过两次学术报告。一次题目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元代社会”,一次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和特点”。这两篇论文都收入我的论文集《历史学的突破、创新和普及》,在1993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八、访问台湾

       1995年12月,我还去了台湾。原是受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杜正胜教授的邀请,去台参加傅斯年先生诞辰百年纪念学术研讨会;又接在新竹市的“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张永堂教授的邀请去该所为研究生讲些中国文化思想专题。我准备了“中国文化六讲”的讲稿。

       九、创办《东西方文化研究》

       另外,我在这期间还创办过一份杂志,刊名是《东西方文化研究》,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有一信念:“社会主义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需要继承自己前代的文化遗产,也需要吸取外国的进步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创新。”

       这时期,我心情舒畅,身体健康,浑身灌注着一股新生力量!(整理自《爱国一书生》) 

       (十二)九十自我学术评述

       我的史学研究,有三个领域,一是中国社会史(周到隋唐),二是汉唐佛教寺院经济,三是汉唐兵制。用力最多的是中国社会史。寺院经济是属于社会经济史的范围,我研究兵制,也是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1995年12月我去台湾,在“清华大学”应人文社会学院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之邀为研究生做了几次中国文化的演讲,讲后出版了一本《中国文化六讲》小书。研究室负责人张永堂教授为本书写的〈序〉,对书和作者做了如下评述:“何先生治史深受胡适、傅斯年、陶希圣、钱穆等人的影响,因此他颇能把握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观点,以思考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相关问题。这是何教授治史的特点,也是本书的特点。”1995年去台湾时,和永堂教授还是新交,但他的评语,可谓知人知心。我治中国思想文化史、寺院史乃至兵制史,都是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观点来进行思考的。中国社会史是我的学术之根。

       史学界的同志们都知道我是认为魏晋之际(现在我喜欢用汉魏之际)中国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我这认识是30年代形成的。1934—1936年,我发表了多篇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社会经济的文章,主要的是《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这三篇文章里包含了我对汉魏之际到唐中叶社会的认识。这认识中有正确的地方,有教条主义、生搬硬套的地方。

       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1949年解放前),西方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思想有两次大冲击,一次是1919年“五四”运动带来的西方资产阶级新史学对中国史学思想的冲击。一次是1927年后北伐战争后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对中国史学思想的冲击,具体地说就是1930年前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

       我是在这次冲击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史学思想的。像我们这样年纪而又终生做历史研究的,是少数人,多数人去革命了。

       中国中古时代,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是中国的封建时代,魏晋之际(或汉魏之际)封建论,到今天我还坚持。我要说,我这思想、这认识是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产物。30年代以后,我不断丰富、深化、调整我的认识。50年代,我写了一篇《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论文从四个方面论述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

       稍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下,我才大胆地写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据说尹达同志看后,送郭老(沫若)看,都没下文。最后我送《文史哲》发表了。在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东汉以来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到封建社会的成立”,才又正式提出汉魏之际封建说。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气氛轻松、活泼、自由多了。近年来我写了不少文章,畅谈汉魏之际封建说。不但很少顾虑,而且敢于“主动出击”和同志们公开争论问题了。

       30年代,在我对魏晋南北朝历史有些认识,认为它是封建社会时,我对秦汉社会也多少有些认识,认为是奴隶社会。而奴隶社会的上限到何时,对先秦社会我就知之甚少而没有底了。

       50年代中我写的《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第一次接触到先秦社会,从内容上说,我对西周春秋社会的认识,大体上以后没有什么大的改变。近四十年后,1991年出版了我的《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体系仍是沿着这里所走的路走的。我用由“部落到国家”和“早期国家”代替了“前期古代社会”。

       在“战国秦汉时期的奴隶制及其在社会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一节里,我用大量的材料,说明战国秦汉时期,奴隶制的发展、发达,大量奴隶使用在矿业、商业、手工业和家业。用大量的材料说明小农和小农经济的衰落。

       在我的记忆里,我在北大读书时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北宋之差役与雇役》。我现在回忆,当时我大约对王安石变法有兴趣,研究了一阵子宋史,但不久就放弃了,转到魏晋南北朝去了。

       我研究寺院经济,也是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研究的。对兵制的研究,我也是从世兵制度下士兵身份低落和依附化着眼的。我在1935年写的《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里提到这些。

       我特别注意的是军户的身份地位。1982年我写了一篇《十六国时期的兵制》,也就是这前后,还写过一篇《孙吴的兵制》。魏晋南北朝各朝代的兵制,我大体都写到了。这两篇文章,我都重视兵户社会身份的依附化。寺院经济和兵制的研究构成我研究中国社会史的两翼。

       “五四”运动前后,西方史学思想进入中国。胡适等人进入北大,北大出了傅斯年、顾颉刚一批人才。全国史学界都出了一批受西方史学思想影响的人才。

       在学术上我一生受影响最大的是陶希圣和傅斯年,两位都是我的恩师。在史学思想理论方面,陶希圣的影响比较大。但我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工作过几年,时间虽不算长,却是直接在傅斯年的指导下做研究工作,受史语所学风和治学方法的熏陶,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傅斯年出身“五四”,陶希圣出身中国社会史论战。我的史学界同行、同辈学人中,多半是出身“五四”这一系统的。现在,大约只我一人是出身“五四”系统,又是出身社会史论战系统,而又是以社会史研究为重点的人了。

       北伐战争后,如雨后春笋一样,上海出现许多新书店,专门出版新兴社会科学一类的书。所谓新兴社会科学的书,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河上肇的关于辩证法的书。对我以后研究中国古代和中世史影响大的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农民战争》和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我从这些书里学习的是读史、学史、写史的理论和方法及辩证法和唯物论。在治学态度上,我常常说我服膺两句话:“择善而固执之”(《中庸》),“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荀子》)。这是一对矛盾的统一。

       20世纪30年代初学写文章,到现在已近七十年。回头看看自己的成就,虽然也曾有时“骄傲”有时“委屈”过,但基本上大多时间还是虚心、甚至心虚的。客观、公平地评估自己的一生,有五字可用:“贫乏”、“不浅薄”。我生的时代,是世界、中国千载不遇的大变动的时代,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时间都浪费掉了!我是“幸运”的,也是“悲剧”的。(整理自《何兹全文集》) 

       (十三)怀念我的朋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还经常出去讲学。一般就是去一些大学,往西到过乌鲁木齐的新疆大学,往南到过厦门大学,还有河南大学等。算起来全国我也跑过不少地方,香港、台湾、广州、广西等,另外还去美国西雅图,日本等。但是我主要的活动还是在北师大。身体变老了,以后外出讲学也少了。和外面的接触也很少,不是活跃人物。师大领导待我还是很不错的,将我评为“终生不退休”教授,我觉得很满足了。现在九十多岁了,带有两个研究生,他们每两个星期来我这里一次。

       如今回忆起来,很多和我同时代的朋友都已经不在了,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恐怕都像古人一样了。我最怀念的就是在北大念书的那四年,那时候最高兴。当时北大的风气很自由,我听过胡适、陶希圣、钱穆、傅斯年的课,也得到过他们的指导,特别是陶希圣和钱穆,常常看我写的文章。我这个人,对国家民族的命运,对政治,对社会,有理想有热情,但骨子里是个书生,不懂政治,尤不懂政治斗争中的纵横和残酷,在和陶希圣先生的谈话中,常问些傻话,提些傻意见,他有时也说我不懂事。但是陶先生在学术上给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另外一位对我影响巨大的是傅斯年先生。两位都是我的恩师啊。

       另外还有陈独秀,曾经是北大的文科校长,共产党的创始人,被国民党放出来后,到了武汉。当时我也在武汉办《教育短波》杂志。我和我老伴都上过他家去看过他,他也到过我家来聊天。他不高个儿,粗胳膊腿儿,一个瘦小老头,很穷,住在裁缝铺的二楼。这个北大的教授,后来被解职了,后来又被捕了,后来又放出来了。有一次他写了篇《论国际问题》的文章,登在报上,我看只有上篇,下篇被扣了,没有发表。他的文章也不是完全能合乎当时的政治要求的,尽管是抗战时候,言论自由,但也不会完全自由。我给他写信,说你的文章第二部分没有登出来,你给我寄一份我看看。他给我写信说,我叫国焘给你看,他没给你看?……他还给我写了好多封信,我也给他写信,问他问题,不过这些信解放后都烧掉了,他是共产党的叛徒,我跟他有那么多的关系,有好处吗?没有好处。张国焘,也是反动派,解放后对待这类问题很严格,这样的信被人看到,都要向党交待问题:我和国焘啥关系?我不敢留啊,社会关系太复杂了,其实并不复杂,被弄复杂了。 

       还有白寿彝,我们是五十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我1950年来师大,他就是系主任。后来我当了副系主任,他不管事,都是我给他管事,有一次开会的时候,我就说,我和白寿彝合作很好,做事都是先斩后奏,先办了再告诉他。他就说,那你还有斩而不奏的呢……大家听得都哈哈地笑了。他很忙,有很多事情都是我代他的名义做的,我们一直合作了五十多年,没有矛盾,朋友关系很好,这很难得。因为我没有私心,他也没有私心,我们都是“一心为公”。我们两个人的性格并不一样。中庸里有句:“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荀子说:“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白公能择善,对事物的分析能力强,概括能力强,接受新事物新观点快,固执太少。一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很快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我则“老顽固”,不能择善,接受新东西,30年代的观点,如“汉魏封建说”,至今仍多在坚持,不愿改变,只是更为成熟些,稳些。大家相互批评,也相互影响,我向他靠,他向我靠。到了晚年,我称赞他的日新月异的精神,他也欣赏我的顽固,都能“择善而固执之”和“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了。

       在北师大工作这么多年,我和学校的老师们关系都挺好的,也没有什么矛盾。我这个人不喜欢争斗,只要不争斗就不会出现矛盾。我一般喜欢做学问。一直到现在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年轻时还特别有雄心壮志,加入国民党后还要给孙中山提供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邓小平之后的道路和我的思想也差不多。现在的时代我看着也觉得很好,不是阶级斗争的时代。通过民主革命进入社会主义,我也觉得就像是我的主张被接受了一样。

       我在1984年搬入小红楼,师大的小红楼共七座,一块儿住进来的有十多个人呢,本系的,外系的,像钟敬文,都走了,就剩我一个了,再过几年我就一百岁了。有时候也觉得挺孤单,尤其是在九十多岁的高龄,经常一个人时就想起我的老师,亲友,还有和他们的往事。(采访/申婵 刘玄)

       (十四)闲适的晚年生活

       在小红楼住了这么多年,跟周围的人都特别熟悉,连每天经过的清洁工人我们见了面都会点点头,打声招呼。小红楼对面的幼儿园每天都有小孩子吵来吵去,跟鸟叫一样,很好玩的。我就很喜欢看他们。

       师大这些年变化很大,但是我长期住在这里,不太容易感觉出来。每天生活都很简单平静,来拜访的人也不多。我的一些学生和学术界人士给我热闹地办了八十五岁和九十岁的寿辰,我很高兴啊。但是后来就没有让他们再操办了,老年人不喜欢麻烦,也劳碌很多人,怕影响别人的事情,我也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不用搞得那么张扬。现在每天我和老伴由一位保姆照顾着,生活很规律,吃点稀米粥:玉米、红薯、胡萝卜还有青菜。每天上午和下午,会出去走一走,散散步,中午小睡一会儿。我们过的都是很旧式的生活,一点儿也不现代。儿子去世后,我觉得就像腰斩了一样,儿媳妇还经常来看我,觉得很欣慰。家庭和谐也让我的晚年生活很闲适。

       现在读书的时间也少了。不像年轻的时候,在图书馆的书桌上经常堆着老高的书,有时读完了就放到那里,下次来了再接着读,图书馆管理员看我每天都坐在那里,也就索性不管我了。我也自得其乐。读书之外,每天还会写点东西。有一次,我儿子看见我在写文章,我跟他说,我才写了五百字。儿子就说,老爹,五百字还少啊,这么多年,每天都写五百字,那么该要写多少字啊。但是我还是觉得没有写够,没有写到我想表达的思想。就这样写啊写,日子过得还真快,九十寿辰时,我跟我的学生们开玩笑说:一不小心就到九十了,就是不封顶。现在只要有时间,身体允许,我还是要写点东西,写些心得什么的。有时也会与我的学生们一起讨论。这一辈子啊,真是阅人无数,什么人都打过交道,什么人一看就知道怎么一回事。

       老伴身体好的时候还养过花,外面院子里那些花都是我们以前养的。老伴还种过玉米。养花很好的啊。以前也是老伴来安排我的生活,衣食住行,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现在她身体不好了,我就来医院陪她,吃住都在医院。平时在家,晚上吃完晚饭,我们也不看电视,年轻的时候挺喜欢听戏,排好长的队去买戏票,现在就不爱好了。晚饭后休息一会,就和老伴躺在床上聊天。

       年轻的时候还喜欢运动,足球、篮球、乒乓球都很喜欢的,就是都玩得不好,喜欢凑凑热闹。现在身体不灵活了,也就很少关心那个了。现在经常有学生过来陪我聊聊天,我觉得很满足了。

       我这一辈子,经历的磨难比较多,但是也很幸运,能赶上新生活,也能做我喜欢的学术工作。这是我的福气。

       记者手记:

       采访何兹全先生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在几次采访中何先生留给我们的亲切印象却久久不能抹去。何先生并没有试图严肃地给我们这些小毛孩讲大道理,反而和蔼得就像一个很久未见的老朋友。在和他交谈的过程中,他提到很多过去的事情,战争岁月、文革年代,那对于我们古老得就像某座烽火台一样遥远的往事,他却一一历经。虽然有太多的镜头在他的记忆中已经漫漶不清,耳朵也有点不太灵,但他仍然努力配合我们的采访。采访中照顾何先生和郭先生的阿姨一直提醒我们何先生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与我们谈论太长时间,但在我们的连番提问中,何先生从没有流露出哪怕一丝的不悦,一直笑逐颜开,有时还会说上一两个笑话,一下子把我们逗乐。

       最后的一次采访是在医院,郭先生躺在病床上,何先生坐在旁边的躺椅上。郭先生一看见我们就拉着我们说话,让照顾他的阿姨拿糖给我们吃。护士来给两位先生量体温,何先生要走到郭先生旁边看看,等何先生量体温时,郭先生也要过问一下。
    
       病房里还坐着何先生的一位学生,他们愉快地交谈着。何先生的学生,我们也称做老师,不停地跟我们说当年在何先生门下求学时的美好回忆:听何先生讲历史、去何先生家蹭饭吃……一切的一切都令他对何先生备加敬重。三十年的师生之情,朋友之情,听得我们无比羡慕。
    
       采访结束,我们离开医院,觉得刚才郭先生拉住我们手的地方还留着余热。我对我的同伴说,虽然头发早已花白,还躺在病床上,儿子也已经先己而去,但是两位老人,年轻时你照顾我,年老时我照顾你,偶尔拌拌嘴、吵吵小架,手拉手一起走到现在,并且还要永远走下去,这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采访/申婵 刘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