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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祖洽先生回首人生
发布时间: 2016-05-20  

      
      编者按:黄祖洽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我校低能核物理研究所资深教授。他1924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参加并领导了我国核反应堆、原子弹、氢弹理论的研究,为我国核武器的研制、设计定型及其他一系列科学试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黄祖洽先生文学功底深厚,其文学作品收录于《三杂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一)八十杂忆

      我从12岁开始离开家。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心理上总觉得自己还是12岁,没有意识到在不断长大。考虑问题也老是保持12岁的少年心态。1950年遇了车祸,出院后,头上缠着纱布条,行动迟缓,步态蹒跚,有点“老气”,不少人叫我“黄老”,我感到奇怪:自己还年轻,怎么一下子就被称“黄老”了!后来身体慢慢恢复,承担的任务越来越多,工作忙起来也没有功夫想到自己的年龄了。改革开放以后,环境变得更宽松,心情也感到更轻快。虽然还是和过去一样工作,耳边听到的表扬声却多起来。不少好心人都夸我干劲足,不像快八十的人!其实我也不过是尽量用“做一个劳动者”、“爱岗敬业”的要求来督促自己,不敢怠惰、偷懒罢了。近年来,随着体力衰退,倒确实有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年岁不饶人”的感觉。过去作学术报告、讲课,站着4个小时,边讲、边走动,还觉得神清气爽。今年站着讲两个小时的课,下来已觉足跟生疼了。看来自然规律不可抗拒,还是真老了。现在要回忆往事,不禁想到1985年7月,我随周培源教授夫妇去巴西圣保罗州坎皮那斯(里约热内卢附近)参加Pugwash Conference第35次年会的事。周老那时已83岁高龄,仍是精神矍铄,谈笑风生,在我们晚辈前面,一点也不掩饰和老伴拌嘴中“精神胜利”的乐趣。闲暇时对生活、学习和工作中的往事娓娓道来,听了颇受教益。他又说,老年人对过去事情的记忆,是:“‘古代史’清楚,‘近代史’模糊,‘现代史’转眼就忘。”当时我刚年过花甲,居然也有同感,可能是我年轻时遭遇车祸,得过脑震荡,记忆力衰退更快所致。现在年将八十,真体会周先生的话了,果然对青少年时代的有些经历,印象深刻,想起来还历历如画。后来的事,只有对照所能找到的片段有关资料,才能唤醒模糊的记忆,追想起来,加以叙述。否则便都是依稀仿佛,说不清楚了。例如,对几次留苏的经历,有些还有点文字记录帮助回忆,能写得具体些,有些没有依据,就只好一带而过;又如,对参加核武器研制过程中做过的、发生过的事,由于(按保密规定)个人不能保存工作纪录和文字资料,时间已经过去好多年,即使还有些印象,考虑到涉及敏感问题,也是“少说为佳”了。好在《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一书收录了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的自述,当时记忆力还略好些,对有关经历有个概括的交代。该书已出版多年,没有听说对我那篇“自述”提到的事实有什么异议,想来没有差错。就干脆收入本文集的“杂文”部分,并在下面“杂忆”中引用它了。以下按大致的年代时序,拉杂地谈些回想得起来的往事,就算讲故事吧。
 


      (二)童年趣事•乡橘春色

      出生在城市知识分子家庭的我,却在乡间经历过不少童年趣事。记得那时长沙市城区还局限在湘江东侧。西侧叫河西乡,有岳麓山和山南的丘陵地带。除了沿江岸有一个纺纱厂和一些小店铺外,都是星罗棋布的水田和农村庄园。我的表舅家在河西乡,是个不大不小的农庄。庄中有橘园、茶园、一些菜地和一小片竹山。他们家是以耕读为业的旧式大家庭,三代同居。老一代是我母亲的三个舅舅(我叫舅外公):大舅外公及其子女读过书,在外谋生,偶尔回家看看,仅留儿媳带孙子女常住家中;三舅外公有神经病,无子女;二舅外公壮年早逝,二舅外婆还健在。二舅外公的儿子——我的表舅是个体格强壮、能挑起一百几十斤重担子,又熟悉各种农活、会经营农庄的当家人。表舅妈也十分能干,是表舅的好帮手,经常性的侍弄菜地、茶园、竹山、桔园,季节性的采茶、制茶、摘橘、挖竹笋以及附带的养鸡、养鸭、喂猪等活计,都在表舅和表舅妈的带领和安排下,由全家人做得井井有条。表舅人极勤劳、憨厚。每年橘子收摘下来,装在箩筐里,都由他一担一担走山路挑到江边,然后坐船过河进城去卖,到了城里,有时顺便来我家看看,歇歇脚。这时母亲总要留他吃顿饭,抽两袋烟,聊聊家常。他少不了要拿出几个橘子来给我们小孩尝尝新。橘子红红的、甜甜的,又好看,又好吃。我们吃着橘子,看着他淳朴的脸和长满茧子的大手,感到可敬可亲。每当母亲说想到河西乡表舅家去拜访时,我总缠着要她带我去玩。那时湘江上还没有大桥,去河西必须坐船(小划子)。一只小划子由一个船夫驾驶,他站在船尾,面向前方,两脚夹着舵,双手抓住两只长长的桨划着(不同于北京游艇上游人坐在船中,面朝船尾向后划)。这两只桨一会儿掠出水面,一会儿切入水中,随着运桨方式的不同,既能发出前进的动力,又能配合舵的摆动,调节方向,必要时还能使船倒退。一只划子可以载七八个人,坐在船上,江风拂拂,很是爽快。远看天空的白云、飞鸟和江面的船只,近看船侧水中被桨激起的、向后流去的一个个漩涡,从小到大、逐渐消失,留心木浆在水中的划动和转折,感受划子在水面驰行的快慢和摆动,觉得特别有意思。从船夫划桨用力的姿态和小划子运劲方式的变化,我慢慢体会到桨击水和水推舟之间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船到西岸后,母亲牵着我走过一块狭长的跳板,下船上岸,经过河滩,爬上一个高高的、由好多级石阶梯砌成的台阶,就进入了“银盆岭”小镇。这镇上有一条由几家小饭铺和日用杂货店组成的小街。饭铺外边的长条板凳上,可以坐着歇一会儿,喝口水。出了镇,再走一两个小时的山路和田间小路,就到了表舅家。这里好玩的事儿真多。表舅的大儿子李毛应,我叫他应哥,只比我大一岁,很快就和我成了好朋友,带着我在他们庄园里跑来跑去,到处玩,一会儿到一株橘子树下,让我摘片叶子揉一揉,闻闻它那辛辣芳香的味道;一会儿到一棵毛竹边,摘下几片又长又宽的竹叶,一下子就做出个竹哨含在嘴里吹,或是灵巧地做成一只小小的竹叶划子,让它在木盆里水面上漂来漂去。如果去的时候是暮春天气,他会带我到已经采过茶的茶树丛中,摘下一朵小小的白花,让我试着吮吸,品尝花蒂中蕴含的蜜。中秋前后时光去,隔老远就可以闻到浓郁的、甜甜的桂花香。那是他们家房屋旁边种的两棵大桂花树,用开满枝头、一簇一簇的桂花在迎接我们。应哥告诉我,这两株桂花树每年可以产出几十斤桂花,收起来挑到城里去,能卖不少钱哩。他还告诉我,桂花树有两种:一种是像他们家开银白色小花的,叫银桂;另一种是开金黄色小花的,叫金桂。不管是不是开桂花的季节,爬到树上,在枝杈比较平整的所在坐着呆一会儿,都是惬意不过的事。在表舅农庄停留的几天,应哥领我看、给我讲了许多在城里看不见听不到的新鲜事儿。上面提到的还只是一个开头,下面我还要说到有关他家橘园、茶园和竹山的有趣故事。这些见闻在我小脑袋瓜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不过,令我最不能忘怀的还是我的童年好伙伴——应哥本人。他年纪小小的,就懂得那么些事,又会干许多农活。他和他爸爸一样,老实忠厚,待人亲热,长大后更学会了经营一些新的副业。他能干、强壮,是个很有作为的人。不幸却在十余年前,因为老伴早逝而伤心,导致脑血栓,瘫痪在床,终日痴痴地望着老伴的遗像出神,没有几年也去世了。

      表舅家的橘园中种有几十株橘树,每年都能结出好几担著名的河西红橘,是他们家的重要财源之一。河西的红壤本就适于栽培橘树;长沙的温暖气候也有利于橘树的生长。但要取得橘子的优质和高产稳产,除了选择优良的种苗外,还必须管理得法。表舅有丰富的经验。他告诉我,栽树苗前先要用猪粪施足底肥,然后要适时灌水、修剪,到要开花结橘的时候,更要及时施用鸡粪、鸭粪等追肥。他家养的许多鸡、鸭、猪,一方面可以提供肉、蛋产品,供卖出和自用,另一方面也保证了需用肥料的来源。此外,保护作物的防治病虫害工作也马虎不得。橘树上爱长一种类似大型椿象的害虫(当地人叫它“烘烘”,这名称可能来自它飞行时发出的声音),它寄生在树的枝叶上,繁殖很快,能通过爬行或短距离飞行从一处迁移到另一处,大量吮吸树汁,造成橘树营养流失、严重减产。这种害虫,当时只能靠人力捕捉、扑杀。但它们往往躲藏在枝叶深处,从地面难以发现、捕杀。只有个子小、动作灵活、会爬树的小孩们能帮助扑灭。于是应哥就组织起“小孩除虫队”来消灭“烘烘”。我如果赶上了,也会参加一起爬树、捉虫的活动。在树上捉了虫,先放在口袋里,下地后再把它们烧死或踩死。谁叫它们祸害果树呢?死了活该。有时也留下几只健壮会飞的,用细线拴住后腿,牵在手里,让它们飞着先玩一会儿,最后再踩死。橘树一般种在平地。茶树却都种在山坡上,可能是那儿通风更好,承受日晒、夜露也更充足,使得长出来的茶叶更好。采茶的季节在早春,最好是雨水节气之前。那时采下的茶叶是经过了一个冬天后新萌发出来的嫩芽,味道纯正浓郁,叫雨前茶。采茶的工作由表舅妈安排家中女孩们来承担,要一大早就起来,爬上山坡去干。她们心灵手巧,到早饭时候,每人已经带着一兜采下的茶叶回来了。茶叶采下来后,加工过程比较复杂,我也不懂,反正听说要经过晾晒和炒青等过程。幸好乡下也能请到比较懂行的制茶师傅来指导。这样制出的茶叫家园茶,意思是不能登大雅之堂,只能自家或送亲友喝。其实,从今天的眼光看来,由于整个生产加工过程都清清楚楚,没有什么污染,倒是可以放心饮用的绿色佳品。过了清明,茶树会开出许多小白花。这时候茶园里会飞来一群群小蜜蜂,纷纷忙着采蜜。应哥教我用片纸卷成一个小纸筒,一头捻封闭,一头开着,然后看准蜜蜂用手一捞,很容易就可以捞得一只,对着开口放进纸筒,再把开口捻闭,拿在耳边听它翅膀扇得嗡嗡响。如果纸是透明的,还可以仔仔细细观察小蜜蜂的形态和动作。玩够了,就捻开纸筒,把蜜蜂放出去,让它回家。

      (三)童年趣事•情系柳竹

      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我很小的时候,它使我至今保持着一种对自然界一草一木的由衷爱好,一种对生命力的赞美和信任。那一年春天,大哥因被怀疑有肺病,医生建议到乡下空气新鲜的地方住一段时间。母亲便带着我们三兄弟在乡下临时租了两间茅草房,住了下来。房前有水田和池塘,水田里一大早就有农民在插秧,池塘边有几颗柳树和一些不知名的灌木,遍地是青草和野花,空气清新凉爽,小鸟唧唧啾啾地在树枝间飞来飞去,显得环境十分幽静,确实是个养病的好地方。有一天,我听母亲说了一句“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就问她什么意思。她告诉我,意思是花不好种,柳容易活。我听了就想试试柳到底是不是容易插活,便在垂柳树上摘下一支光秃秃的绿柳条,插在池塘边的泥土里。每天早上一起来,就跑去看它有没有发出芽来,心里默默地祝告着:“求求你!一定要活起来呀!”过了两天,柳条还看不出什么变化,母亲却要回城一趟去料理家中一些事,还要带她最不放心留下的我这小儿子一块儿走。我却放心不下插在池塘边的那柳条,怕有人或畜生祸害它,便把它连同周围的泥土用手抠出来,把土团成一团,提着带有这团土的柳条,悄悄地走到茅草房旁边,找来找去,发现有一个曾经插过粗木桩的、一尺多深的空洞,便小心地把柳条放进洞里,什么人也没有告诉,就跟着母亲回城了。在城里呆了几天后,回到乡下,我首先想到我的“秘密”,赶紧跑到茅草屋旁去看藏在那个洞里的柳条。令我大为惊喜的是,柳条上居然已经萌发出小小的叶芽,它活了!我轻轻地把它拿出来,仍然连土块移栽到池塘旁边,让它在那儿更好地生长。眼看着自己亲手插下的柳条一天一天长大,直到长成了一颗小树,真的好开心、好感动。我不禁赞美那柳条的坚强生命力,赞美大自然的伟大。我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受到什么创伤,都会想起那柳条的生命力。它鼓励我发挥自己的意志和潜力,从许多次挫折中重新振作起来。

      听说,清朝著名的大书画家、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最喜欢竹子,认为竹子中空、有节、峭直,似君子,因而以竹为友,常以竹为题,吟诗、为文、作画,曾有“不可一日无此君”的名言流传下来。我小时候和竹子做朋友,原因倒没有这样高雅,只不过是由于年幼贪玩,被表舅家的竹山迷住了,和竹子打过许多交道,自己也动手做过一些竹制玩具,好像和竹子做了朋友一样。那竹山里种有许多碗口粗的毛竹,形成一片竹林,我觉得是表舅家最好玩的地方之一。秋冬季节,我会在它的山沟壁上仔细寻找,看能不能找到一根竹鞭,就是那从黄土里伸出来的、和筷子差不多粗、两尺来长、韧性颇好又很挺拔的竹根。竹山里有那么多毛竹,但能找到的好竹鞭并不多。把它弄下来,很可以想像成古代骑士们使用的马鞭,在打仗游戏中玩。春天,竹山地下会冒出许多竹笋。它们长得很快,一天一个样,没有几天就高过我了。冬天里虽然也会长出冬笋,味道比春天的春笋还更好,但长得很慢,个头小得多,产量也很少。新笋长成竹子后,原来的毛竹就可以适当砍掉一些,以免竹子长得过于拥挤。毛竹和竹笋也算是表舅农庄中可贵的一宗出产。毛竹可以当建材,也可以卖给竹器店作原料。竹笋可以挑到菜市场上去卖,既可以趁新鲜做菜吃,也能腌制成咸水笋保存,随时拿出来给孩子们作零食。我就吃过表舅妈亲手做的咸水笋。它那好吃的鲜味,至今想起来还不禁垂涎欲滴。可惜自从离开长沙以后,我就浪迹天涯,再也没有机会品尝过它了。竹笋的笋壳也不是废物,它可以做鞋垫或其它垫料,有时也用来给小孩做些小玩具,像布娃娃的小斗笠和小蓑衣之类。除了产出这些有趣的竹产品以外,表舅家的竹林对我最大的吸引力,还在于在那里可以尽情地玩爬竹子的游戏。竹子比较好爬,因为它粗细比较合适,手把着容易使劲。毛竹越往上越细,竹梢弹性很好,容易弯曲。爬到高处,可以摆来摆去,只要轻轻一晃,用手够住挨近的另一棵竹子,再把脚和身子挪过去,用不着下地就可以在林中游来游去,好像小说《人猿泰山》中那个泰山在森林中大树间飞行一样,很是惬意。等到玩够了,可以抓住一根竹梢,把脚和身子往下坠,使那竹梢慢慢弯下去,直到我的脚离地不远,才把手放松,轻轻地落到地上。离了手的竹梢会自己弹回去。这些玩法当然都是跟应哥学来的。通过多次这类游戏,我的臂力和胆量都有不少长进。表舅家有许多零碎的竹片、竹筒。应哥看我喜欢,临别时总要塞些给我带回去玩。回家后,这些东西可变成了我的宝贝。我曾用来加工制造出不少有意思的文具和玩具。最简单的加工,是把一段比较粗的、两头带节的竹筒从中间适当地方锯开,长短两截分别做成水筒和笔筒。如果有接近竹梢的较细的竹筒,可以锯一段一头开口、一头带节的下来,在节膜中间钻一个小孔,配上一个大小合适的、用布条缠在筷子上作成的活塞,就可以组成一个可以用来抽水和喷水的唧筒,当时这可说是跟小伙伴们打水仗的“先进武器”。用竹片做出一个竹蜻蜓是比较麻烦的事。先要通过锯、削、刮等工序,准备好一片长、宽、厚都合适的竹片。然后用小刀将它削成一个螺旋桨的形状,用木锉打磨光滑,再在桨的中心部位钻一个小孔。下一步工作是从另外的竹片上削下一根竹杆,再加工成一根长短粗细都合适的竹签,紧紧地插进已经准备好的螺旋桨中间的小孔内。这样做出的只是竹蜻蜓的毛胚。进一步还要检查竹签和桨面是否垂直,桨片两端是否平衡。检查竹蜻蜓制作是否完善的方法,就是让它试飞。如果用手将竹签一搓就可以让它平稳地飞出去,就算成功。为加快旋转的速度,我想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土办法”:从蚊帐竿上锯下一小截斑竹管,在管侧钻一个小孔,然后找一根一尺来长的线绳在竹蜻蜓的杆上按合适的方向绕许多圈,把绕好的竹蜻蜓插进斑竹管,让线绳头从管侧的小孔引出。玩时,左手握住斑竹管,右手握住线绳头使劲一拽,竹蜻蜓便会很快旋转着,高高飞出。我还利用竹料做过弓箭。不过,我对这样简单玩意儿的兴趣却没有保持几天。我想要做出准头更好、劲头更大的“武器”。后来,我把一条宽约一指、长约三寸、从废旧自行车内带上剪下来的橡皮条弯成U形后,捆在一根斑竹管的一端,作为代替弓的发射器;将一片五寸左右的、不带节的竹片劈成许多小竹签,用碎玻璃片把一根小竹签刮光,前面再捆上一颗钉头被砸平的小铁钉,便成了一支锋利的箭;这样的箭用上面所说的发射器射出去,可以射到大树高处的树枝上,一直钉进去,可算小孩手中的“尖端武器”。不过这武器玩起来有点危险,千万不能对人使用。

      (四)童年趣事•乐在书中

      小时候,认识了一些字,就喜欢把叔叔、哥哥们以前看过的《儿童画报》、《儿童世界》、《小朋友》之类的书(它们都被父亲堆放在一个木箱中)翻出来看着玩。对照着图画,勉强猜认着图上说明的文字,居然也能了解故事的大致情节,觉得很开心。在看书玩的过程中,连猜带问,慢慢多认识了不少字。识的字多了,后来就能离开图,阅读文字更多、更长一些的有趣故事。不知不觉中,养成了自己找书看的爱好。上小学后,每学期开始都领到一些新课本。拿回家,包好书皮,就迫不及待地翻看,找书中有些什么吸引人的内容。不过,新课本毕竟太少,满足不了看书的“瘾头”,只好满屋子找别的书来看。连母亲放在抽屉里的“皇历”也被我翻出来,看其中阴、阳历的对照,每天“宜”什么、“忌”什么,看每个月前面附的小诗(我还记得阴历正月前的小诗是:“岁朝宜黑四边天,大雪纷飞是旱年;最好立春晴一日,农夫不用力耕田。”)和由黄、白、黑、赤等九个表示颜色的字组成的一个九方图,琢磨它们究竟有什么含义。琢磨来、琢磨去,加上问大人,诗的意思虽然大致明白,但“宜”、“忌”有什么根据?九方图是怎么得出的?起什么作用?始终也没弄清楚,只好丢开不管。有一天,无意中发现家中另外一个平常不让孩子们打开的木箱里,竟满装着许多石印袖珍本的绣像绘图旧小说。什么《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隋唐演义》、《水浒传》、《精忠岳传》、《封神榜》和《镜花缘》等,甚至还有几种文言文的小说,像《聊斋志异》、《子不语》、《草木春秋》之类。发现了这一箱“宝贝”,也不管看得懂,看不懂,只是一本一本拿出来看着玩,爱不释手。看了这些小说,倒也使我对文字的阅读速度和理解能力有了不少长进,同时对其中人物的忠奸、好坏、善恶有了些敬佩、同情或鄙视、厌恶的认识,潜移默化间培养了某些同情正义、鄙视邪恶的感情。不过,由于看小说着迷,也着实花费了我不少时间,有时耽搁了更重要的事。如果不是由于父亲的制止,我小学时期的课外时间也许会全部消耗在看这些小说上。父亲给我讲了着迷于看小说的害处,并且推荐我看一本刘薰宇编写的《趣味数学》。看了这本书后,我的兴趣果然转到了数学上。从小学四年级开始,算术成绩也从原来的中游状态上升到全班最好:各种类型的四则杂题,使多数同学茫无头绪,我却能按照老师的要求,先把题意想清楚,必要的时候用图解的方法来分析,一步一步按题中说的条件把算式列出来,这样就能化繁为简,把看似复杂的问题清晰地解出来。同学们常来让我帮助分析题意,老师也对我进行表扬。越是受表扬,越提高了学数学的兴趣。算术老师林康要求学生很严格,至今我还记得他在算术课上要求的两条:一是每写下一个式子,一定要在旁边注明它的意义;二是移项或移行的时候,一定要连着前面的符号(+、-、=号)一块儿移。我之所以到现在还记得林康老师,就是因为他在小学教算术中要求的这两条:从第一条我养成了注意算式物理意义的习惯;从第二条我习惯了数学运算的一丝不苟。父亲的书柜中有不少历年来为了自学而购买的数学和科普知识方面的书籍。我不时隔着书柜的玻璃门,察看柜中的书名。其中上、下两卷的《数学游戏大观》和一套几本的《科学大纲》先后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便在闲时取出翻阅,得益不少。暑假中,我到乡下外婆家去住,随身带了从父亲书柜中挑选出的一本小册子《幻方》和一本吴在渊编写的《代数》。对前一书的兴趣来源于小时留在脑中的,对“皇历”中九方图捉摸不透的疑问,以为读它可以解决。可惜后来发现《幻方》介绍的知识虽然也很有趣,但和九方图却根本没有关系。不过,吴在渊《代数》这本书自学过后,倒确实让我得到了代数方面的启蒙知识,使我初中学代数时不觉得陌生。 

      从湘潭第一高小毕业后,父亲让我去当地一个私塾读了半年旧书。这个私塾设在一个祠堂的大厅里,大大小小的十多个学生都由一位老先生教。教学的内容很杂:有识字的,有念《三字经》的,有念《百家姓》的,有念《千字文》和《幼学》的,如此等等。老先生坐在厅里最里面的一张大桌子后,前面排着学生们坐的小课桌。他教课的方式是:让一拨一拨的学生挨次到他那儿去,听他念几段要学的书,跟着他念,然后叫学生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大声朗读,直到能背诵了,可以去背给他听,他才再往下教你念几段。大厅里总是书声朗朗,煞是热闹。有时候,听别的学生朗读就像听唱歌一样,听多了,自己没学也会唱了。像《三字经》我就这样听熟了。老先生对学生要求很宽松,不指定你每天要念多少,也不要求学生老是坐在厅里,可以自己出到大厅外面的花园里去玩捉迷藏、爬树等游戏,也可以提早回家。父亲送我去,请他教我念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他说要半年时间。我小时候记忆力比较好,又已经念过小学,自己参考书上的注解能基本上懂得所念文字的意思,所以背诵的进度超过了老先生的预期,不到半年就把四书背完了。他只好接着教我念《唐诗三百首》中的绝句部分。读旧书费了半年时间,总算从此对传统文化有了些启蒙。小时背诵的东西,不容易忘记。随着以后生活经验的积累和各方面知识的长进,对记住的内容理解得会越来越多,有时甚至会成为某种感悟的源泉。私塾的这种教学方式,是不是也有它的可取之处?

      (五)中学时代

      九江乡村师范,原校址在九江市甘棠湖畔, 1940年迁至铅山县杨村,1941年改名江西省立九江中学。我在山清水秀的杨村生活、学习了4年。那时的物质生活相当艰苦:宿舍借用属于当地一家大姓祠堂的库房;睡的床是用同学自己上山砍来的毛竹,请竹匠搭起的通铺;吃的是糙米饭和8人一碟的咸水豆芽菜。不过同学们学习都很努力,有青春向上的朝气。没有电灯,晚上自修就在教室里把课桌两个两个相对拼起来,两人共用一碟油灯写作业。直到高三下学期,学校才设法弄到一盏“汽灯”为全班晚上照明。杨村周围是农田,一条小河流过村边,河那边是山区,河边有一只用竹篙撑的小船停在那里,准备村民用来撑到对岸办事。我每天大清早起床漱洗后,就跑步到河边,自己把小船撑到对岸,再爬上一个小山顶,在上面先做一套早操,再练嗓子,大唱抗战歌曲。然后下山、过河、回宿舍,拿出英语读本到田间朗读一阵,才到食堂开早饭的时候。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在河边开了一片荒地,种上了两畦苋菜、两畦蕹菜和几窝南瓜、冬瓜。功夫不负有心人,过了一些天,我们种的蔬菜已茁壮成长,可以摘下来送到食堂里,大大改善伙食。原来苋菜可以摘好几茬,南瓜、冬瓜也不断结出长大。我们开的这片菜园还真解决问题。我们把它命名为“习圃”,寄托向颜习斋学习的意思。河边劳动回来的小路旁,有一个长满小树和杂草的小土丘。我们把它稍加修葺,居然成了一个可以休息、可以看书的小园。由于参加的同学有江西、安徽和湖南三个省籍的,这小园就被我们命名为“三省园”。当然也暗含曾子所说“吾日三省吾身”的意思。这样有趣的学习生活,现在看来倒是可遇不可求的了。我们那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同学之间在艰苦条件下能团结互助、取长补短。生活上,处境好一些的乐于帮助更困难的。记得去杨村上初三的那一年,学校食堂要交一石米作伙食费。我家暂时交不出来,还是向同学韩天荣家借的。后来上高中,取得了公费待遇,解决了吃饭问题,但副食很差。有个同学叫熊用贤,他的经济情况比我好一些,有时向农民买到鸡蛋,总要分一些给我吃;我的衣服破得不能穿了,他也把自己多余的让我穿。可惜毕业分别后听说他英年早逝,让我至今怀念不已。学习上,各个同学各有特长,有的长于文史,有的长于数理,有的长于生物,有的长于地理,有的长于唱歌、绘画。“能者为师”,互教互学。所以尽管有些课没有老师,但是我们整个班的升学率并不低。九江中学虽然经过搬迁,但是由于当时校长缪正有远见,尽可能保留了原有的图书、仪器和有经验的优秀老师,所以教学质量相当不错,同学们的学习风气也好。记得在初二下学期学化学的时候,教课的蔡希欧老师讲得简明扼要,有系统,相当受同学欢迎,使我对化学产生了兴趣。我对化学反应方程式需要死记硬背不满意,后来在学校图书室里发现一本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化学解法》,借回去一看,才知道各种类型化学反应的进行是有规律可循的。只要掌握这些规律,区别反应的不同类型,并且记住一些基础知识,像各元素的电离倾向序列,哪些盐类易溶于水、哪些不溶于水等,就很容易判断反应进行的方式和方向,写出有关反应的方程式。代数方面,由于有了些基础,便在富余时间自学从家中找到的几本《算学小丛书》。这套小丛书中的习题,在书末都附有答案,很便于自学时练习。通过独立做这些习题,我既锻炼了解题的能力,也开始体会到数学的美妙。1940年初中毕业后的暑假中,我找到了一本父亲念旧制中学时用过的,老一辈留法数学家何鲁编写的代数课本。这是本篇幅不长,行文简洁(文言文)、然而内容颇为丰富的书。粗读第一遍的时候,有许多地方不懂,便用铅笔在有疑问处轻轻划上问号。第二遍从头仔细阅读时,一边读、一边用笔在草稿纸上自己推算,把原书省略了的过程补出;每搞清楚一处原来有问题的地方,便用橡皮擦去相应的铅笔问号。这样,一个暑假,把这本书读了六遍,总算把所有的问号都擦去了。虽然费劲,但每弄清一个问题,都感到非常高兴,像得到了什么宝贝似的。等到把全书都看懂,书中的主要内容便转化成了自己脑袋中的知识。从此,我在精读一本好书时,养成了自己思考问题的习惯。到了高二,受教语文的汪际虞老师影响,我在校图书室里借出了司马迁所写《史记》的选读本,进行阅读。熟读了其中的一些名篇后,对史迁的叙事笔法、立论见解和文章气势十分倾倒。说来也怪,有时竟能通过朗读这些感人至深的文章,振奋精神,使伤风之类的小病不药而愈。(当然,实际上在当时困难的医疗条件下,也不容易找到治病的药。)后来又借阅了商务印书馆所出《万有文库》中的《通鉴纪事本末》。浏览后,觉得它的文章之美虽然不能和《史记》相比,但看起来也和小说同样引人入胜,而且比小说具有更加可靠的历史背景,有益于提高自己对许多历史事件的认识。高二本来应当还有物理课,不过学校没有请到合适的老师,只好让同学们自学。初中时教我们物理的老师熊怡,对同学很友善。高中既然没有物理老师,我在自学中遇到问题,还是去找熊老师问,他仍是借书给我,让我自己看。中学时代在数学、物理和文史方面的自学经历,使我以后在大学、研究生的学习过程中和走上工作岗位后,保持了主动自学、注意学习和思考相结合的习惯,也使我增加了独立克服困难的自信,得益非浅。

      1943年高中结业后,按江西省教育厅的规定,必须到设在赣县的夏令营受军训一个月才能毕业。在夏令营受训期间,中正大学、广西大学和厦门大学联合在营区招考。我参加了考试并被录取。但听说西南联大的物理系是全国最好的,因为那里集中了我国物理学科方面最好的教授。我便下决心要上那儿去学习。因此,夏令营一结束,我就拿着营里发给每个学生回家的路费,和一个比我高一班、已经在中正大学就学一年的同学程珊相约,设法去内地,各自寻求自己理想的大学。 

      (六)不幸的车祸 有缘的婚姻

      考上西南联大物理系后,我搬进了新校区的宿舍。那是抗战期间联大在昆明成立后,因陋就简盖起来的一排排长条形的茅草房。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也准备复员北上。具体的安排经三校领导商定是:各校先派人北上进行必要的复校筹备事宜,以便一年后能分别在北平、天津的原校址开学复课。同学们则仍在昆明完成1945—1946学年的学业;于1946年5月1日填写志愿书,分发各校;于1946年5月4日提前结业。由于物理系的教授多半是清华大学的,所以我选择了清华。
   
      1950年7月下旬,我在清华研究院通过硕士论文答辩后,就离开清华园,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理论室工作。同时还有几个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也被分配到这个所实验室工作。当时这个所设在东皇城根甲42号院内,有一幢包括实验室、图书室和办公室的办公楼,一间给理论室用作办公室的西厢房和几幢作工场、仓库、厨房和食堂用的小平房。当时理论室已有彭桓武(兼室主任)、金星南、邓稼先、叶龙飞等人在工作。当时他们正在彭先生指导下,通过计算轻核的结合能来探讨低能区域核子间作用力(假设有两个力程)的可能形式。我报到后,所里先给我几天假休息。利用这假期我到东北去了一趟,先去沈阳探望多年不见的季灵叔夫妇,然后又去大连看望在大连大学(后来改为大连工学院)工作的何泽庆。8月上旬回到北京,开始在理论室工作,在彭先生指导下考虑如何用忽鲁登变分法计算低能区质子——质子散射的相移。不久,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8月27日星期天,几个从清华一同分来的同学,约我一起回清华园去玩。他们都是骑自行车的,我也借了叶龙飞的自行车骑着,一块儿去了。下午骑车回城,出清华西门,过北大西门,向海淀骑去,以后的事,就是别人事后告诉我的了。原来,当我骑过海淀西街的时候,被从后面驰来的一辆汽车撞成脑震荡,晕倒在地。幸亏这辆汽车就是清华大学的校车,上面坐着认识我的老师和同学。他们当即把我送到中央人民医院(那时在白塔寺附近)脑系科住院治疗。据说,我在医院病房昏迷不醒有两个多星期之久,起初所里组织同事轮流照顾我,后来才请了一个护工看护。等恢复知觉后,才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护工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恢复知觉的过程好像是从梦中醒来:梦见自己骑着自行车在雷雨中,听到隆隆不断的雷声;醒过来后,才发现这不断的雷声实际上是窗外的建筑工人在砸石头的响声。护工王雅清看见我醒来,赶紧去通知护士转告医生。医生告诉我来院后的情况,叫我仍旧安卧休息。休息中,王雅清跟我讲了我没醒过来时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真让我自己也感到后怕。

      在医院又躺了一些天后,可以起来慢慢行走了,便转到文津街中国科学院院部继续休养。那时科学院还在草创时期,整个院部就设在一幢三层楼里。我被安置住在底层的一个平常用作招待室的房间。当时计划局的关谷兰是清华学长郭敦仁的夫人,他们知道我受伤后在那儿休养,曾一同来看望。他们两口子都极其热情、开朗,关谷兰更以就在二楼工作之便,常来照顾我。她怕我一个人躺在那儿难受,便建议我织毛线,还教我一种织围脖的针法,织出来自然就成了双层的。我觉得挺好玩,便动手织起来。有时躺在床上织,有时也坐起来织。用心专一,双手也得到活动,对休养大有好处。随着围脖一点点加长,日子也一天天过去,我的伤势逐渐康复,可以起来在楼上楼下到处走走。关谷兰便邀请我周日上她家中去玩。郭先生周末已从清华大学回来。我和他们一家子谈谈笑笑,很愉快地度过一天。下午他们再把我送回文津街。

      和关谷兰一起工作的还有几个大学毕业后新分配来的女青年。一来二往,也都认识了。她们都很同情我这“伤号”,特别是张蕴珍,她作风正派,办事认真,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家就在北京,常从家里做些酱牛肉之类的食品带来给我增加营养。我也常和她谈心,帮助她学习俄语。慢慢彼此有了好感,成了朋友、恋人,1952年年底,我们结成了终身伴侣。想起来,她出生在河北,我来自湖南;她在辅仁大学学化学,我入西南联大学物理,可以说是相距很远。由于时代的变化,由于我车祸的偶然事故,竟走到了一起,共同生活了50多年,不能不说是一种缘分。对我来说,在遭遇车祸之后的休养过程中,能遇到这样好的另一半,真可说是因祸得福。

      (七)四去苏联

      我去过苏联四次。
    
      第一次是1951年8月由中国科学院派遣去苏联科学院学习,8月13日乘火车离开北京,经满洲里出境,23日才到达莫斯科,在火车上坐了11天。到莫斯科后,驻苏大使馆的人来接我们,安排食宿,分别告知将分去的单位。8月29日,苏联科学院研究生部的办事人员带我们住进高尔基大街49号招待所。第二天下午,苏联女研究生季娜志愿做向导,领我们去参观红场。沿路她把一些有意义的建筑指给我们看,向我们解释。到达红场时,克里姆林宫上的大钟指着6点差10分左右。红场上有许多人在排队。季娜说是在等着看列宁墓,她领着我们加入行列,所有的人都脱帽进入列宁墓,围绕列宁的棺走一周出来。棺是玻璃的,里面有电灯。灯光照着头部,使大家都可以瞻仰到列宁的遗容。看过列宁墓后,又去参观克里姆林宫前面的纪念铜碑和革命先烈的墓。红场看来不大,比北京天安门广场小得多。季娜又建议我们去游览高尔基公园。由红场去那儿,顺便可以参观莫斯科的地下之宫——地下铁道。以后几天,季娜和她的两个同学维娜、冬妮亚又领我们去参观了斯大林博物馆和动物园等处。为了帮助我们补习俄语,苏联科学院派了两个老师每天来辅导。隔了一段时间,老师们觉得我们可以开始专业学习了,我便被分配到苏联科学院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学习。起初负责指导我的苏联学者是著名理论物理学家福克院士。我们每个星期见面一次,他让我做“多时”场论,先调研有关的论文。不过他那时已经五十多岁,平常在列宁格勒工作,每个星期要到莫斯科来一趟对他不太方便。后来所里就改派费因贝格教授指导我研习宇宙线物理。过了一年,我因脑震荡后遗症,在不同场合犯了几次癫痫。大使馆怕出安全事故,便安排我于1952年8月提前回国,仍回近代物理所,半时休养。在接近一年的半时休养中,我从俄文版翻译了伊凡年科和索科洛夫编写的《经典场论》一书(曾获斯大林奖),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我觉得,对于从事数理物理学习和研究的人,《经典场论》是本很好的参考书,所以趁着半时休养的机会把它翻译了出来。
    
      第二次去苏联是1953年2月至6月,为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做专业翻译。这次在苏联访问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新西伯利亚和塔什干等城市和许多苏联科学院的研究所。另外,苏联科学院还派人给代表团做了好几次介绍有关科学组织和管理经验的报告。访苏回国后,我仍在物理研究所理论室工作,开始调研反应堆理论,做一些初步计算。
    
      第三次去苏联是1955年11月至1956年6月。1955年10月19日,钱三强作为团长,率领成员近40人的“热工实习团”去苏联的“热工研究所”,参加实验型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的设计审查。该所在莫斯科郊外,我们住在普式金街的“十月”旅馆,每天坐汽车来回上下班。我和彭桓武先生同住一室,负责实习反应堆理论设计部分,平时很便于讨论。我们在听了该所主管工程师关于将要提供给我国的重水反应堆工程结构的报告后,先阅读该所反应堆理论主管加拉宁博士写的资料,有不清楚的地方便找他请教;然后根据反应堆元件和活性区中各种材料的结构和中子截面数据,计算出活性区元件栅格的增殖特性;在此基础上,再考虑控制吸收棒的效应、反射层的作用和几何配置的影响,算出活性区的临界尺寸;也就是说,在重水水平面的一定高度下,活性区中要插多少根元件,反应堆才能到达临界状态。加拉宁所写的资料当时还是保密的,要每天从保密室借出,下班前再还回去。不过,不到一年,它就印成书在苏联公开发行了。书出版时,我们已经回国,加拉宁博士寄了一本送给我。我把它从俄文译成了中文,就是1958年由原子能出版社出版的《热中子核反应堆理论》。这是后话。在苏联时,我用两种方法,对临界尺寸进行了计算:一种是用中子通量加权平均的方法把不均匀的活性区化为均匀的增殖介质,当作均匀堆来算;另一种是把具有复杂结构的元件抽象成用一定参量描写的线源,再用非均匀方法计算重水介质中线源栅格的临界尺寸。它们是两个极端的近似方法:一个把活性物质跟中子的作用分散,另一个把这作用集中,实际的情况应当在二者之中。经过仔细计算,两种方法得出了临界尺寸的同样结果。虽然这结果比苏联原设计书上给出的数据小了百分之十以上,但我还是相信自己的结果。后来和加拉宁博士讨论,他也认为设计书上给出的数据可能有误。1958年,在我国实际建堆的临界启动过程中,证明了我的结论是正确的。

      第四次去苏联是1958年10月至12月,参加二机部部长刘杰率领的代表团访苏,作为专业工作人员,协助提供我们自己有关核潜艇用压水型反应堆的初步理论设计的计算结果,供刘部长在和苏方谈判时参考;同去的还有赵任恺、韩铎、董茵等人。遗憾的是,由于苏方缺乏在核潜艇方面对中国提供帮助的诚意,虽经刘部长几次出面谈判,仍然没能得到我们希望得到的结果,只好无功而返。回国后,我还回到原子能研究所理论室做反应堆理论研究工作。

      (八)和原子能打交道

      从1950年分配到近代物理研究所,直到1980年调离核武器研究所,我和原子能打了30年的交道。大体来说,前15年做的是为和平利用原子能服务的反应堆理论研究和设计工作,后15年做的是有关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工作。其间也做过一些有关中子输运理论和临界安全评估的研究。
    
      我初到近代物理研究所,在彭桓武先生指导下用忽鲁登变分法计算低能区质子—质子散射的相移。这工作由于遭遇车祸而中断,直到1951年5月我恢复工作后才完成。后来和理论室的同事们一起调研核理论。1953年初,按照钱三强所长的部署,我开始调研反应堆理论,当时反应堆理论还带着相当的保密性,公开的资料很少,加上美国对中国封锁、禁运,国外的资料很难得到。能找到的只有Fermi写的《Neutron  Physics》,其中对反应堆的工作原理有些简单介绍。稍后才能买到《The Elements of Nuclear Reactor Theory》一书的俄文译本。这书虽然略而不详,但仔细读后仍能从中看出一些有用的东西。结合对扩散方程和中子输运理论的研究和理解,我曾试着做过一个均匀反应堆的模型计算。1955年在日内瓦召开了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会议文集提供了有关反应堆理论的不少资料。参考这些资料,1956年以后,我和新分来的许多大学毕业生一起,开展了另外一些类型反应堆的理论研究和初步设计。当然,对已经建成的实验型重水反应堆运行中出现的一些物理问题,我们也一一加以研究,为堆的更好运行提供帮助。1960年6月,我国原子能代表团赴民主德国德累斯顿参加国际反应堆会议。我在会上所做有关我国第一个重水反应堆理论工作的报告,就建立在这些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关于快堆的研究工作,原来是配合核武器研究所进行的,后来做这部分工作的人就干脆并过去了。
    
      60年代初,为了加速核武器的研制,在核武器研究所集中力量研制原子弹的同时,按照有关领导的指示,在原子能所成立了一个由我带领十来个年轻人组成的“轻核理论小组”,承担氢弹的预研工作。不久,原先做?茁衰变理论研究的何祚庥从苏联杜布纳研究所回来,参加了这个小组;后来,本来带领另一大组年轻人做核理论研究工作的于敏也转过来和我们一起工作。于是,我们便有了在当时来说力量相当强的一组人,齐心合力地进行着氢弹原理的探索。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但是我们都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为了祖国的尊严,为了尽快打破霸权主义的核讹诈,大家日以继夜地从各个角度分别探索着、思考着,又不时在一起讨论着突破氢弹的途径。1961年底,为了加强原子弹和氢弹预研工作的联系,我被要求用一半时间到核武器研究所兼职工作。一方面参加研究原子弹研制中所需的“状态方程”的设计;另一方面仍继续参加氢弹的预研。这样的安排虽然加重了我在体、脑力两方面的负担,但的确有利于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加速进展,所以我精神上很愉快,总想多做一些工作。实际上,那时我还负责指导四名中国科技大学学生做毕业论文,由于平时找不到时间,只好在星期天请他们到我家里来讨论。当时我家和两工作地点分三地,要花很多时间乘公共汽车来回奔跑。有时在公共汽车上脑子里也在想着某个疑难问题,而有些问题也确实是在这种场合下,突然得到触发而想出来的。其实,在那些年,许多参加这工作的同志都是这样一心一意,废寝忘食,扑在工作上的。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努力奉献,我国终于在1964年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不过,过度的疲劳终于影响到他们中有些人的健康。我也在过累和过度紧张的情况下,得了腰痛、胃溃疡和高血压等毛病。
    
      1965年5月,原子能所的“轻核理论小组”被合并到核武器研究所,我也和小组中大部分人一样,被正式调到这个所。合并后,大家协作,发挥各自的长处,在原有对原子弹研制和氢弹预研认识的基础上,共同探索实现氢弹的途径。果然只经过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加强型弹核爆的试验,便在1967年,即原子弹爆炸后仅仅二年零七个月,便成功地爆炸了我国第一颗氢弹,创造了世界上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氢弹试验成功最快的记录。值得提出的是,这一成就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必须在遭受大字报围攻和群众组织批判的同时去做自己的研究。我在这一期间,参加了加强型弹的设计和将设计方案提交生产部门的工作,以及进一步突破氢弹的理论研究工作。
    
      1969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越来越严重,核武器研究所也进驻了工、军宣队,知识分子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而我也在刚刚领导完成了一种型号氢弹的设计后,就被送到河南上蔡县的“五七干校”去“学习”,实际上是去劳动改造。在那里,我从事过播种和收割高梁、收割麦子、种菜、养猪及当建筑小工等工作,样样活都干。好在我年轻时也在农村劳动过,并不以劳动为苦。相反,我感到体力劳动对健康很有益处。每天在田野中劳动,出几身透汗,到了晚上洗个澡,然后上床睡觉。虽然身体上有些累,但精神上却得到了难得的放松。到1972年年初离开干校的时候,我的血压已经恢复正常。这也许是那些想以劳动来“惩罚”知识分子的人始料不及的吧。
    
      在干校劳动之余,我常对过去的工作进行反思,觉得虽然尽力完成了应当完成的任务,但在培养年轻人方面却做得不够。回研究所后,我更感觉到“文化大革命”造成“人才断层”问题的严重。

      (九)回归学校

      1980年5月1日,我从核武器研究所调到北师大低能核物理研究所任教授兼所长。当时这个所正在草创时期,所里的研究工作主要牵涉到离子注入工艺和材料改性的实验研究,虽然也属于核物理应用的范畴,但对我却是全新的东西,需要从头学习。于是我先当学生,分别到各课题组了解工作内容,向老同志们学习。并在学习的同时做了几件事:一是每个星期召开一次所务会议,和所里的其他领导商讨,做好工作安排。二是组织一个学术委员会,推动各研究室成立学术小组,组织室内的学术活动 。三是亲自抓全所性的学术活动,定期请各课题的学术骨干或外来学者做报告,介绍情况,交流思想,讨论问题,提出建议,希望通过学术活动提高大家的业务水平。四是把原子能研究所一些行之有效的学术管理办法介绍过来,希望借助它们比较成熟的经验,提高所的管理水平。在所领导集体和全所同志的团结合作、共同努力下,在1980至1984年我的任期中,所里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
    
      除了所长的工作,我的时间多用来带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生和自己做研究。1982年3月,我自己招了一个博士研究生丁鄂江,他的数学基础好,物理概念清楚,做学问的态度好,能力强,是个难得的人才。我建议他做Boltzmann方程的求解工作,向他介绍了国外相关学者的新成果和我的研究经验。之后他在这个课题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且这个工作就是他在1984年用来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1986至1987年,丁鄂江去挪威Hauge教授那里做博士后,做浸润相变的研究工作。回国后,在理论室起了很好的学术带头作用,协助我带博士研究生宋岩、陈金玉等,指导他们做浸润相变方面的研究工作。我也向他学习了浸润相变理论。我和丁鄂江合作多年,从他做博士研究生开始,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互相学习,互相启发。除了几篇文章外,我们还合作编写了《输运理论》和《表面浸润和浸润相变》两本书。
    
      我认为,一个人成才不成才,主要靠自己。环境的影响和师友的帮助当然也不可少,但只是提供条件和帮助、启发。在指导研究生时,导师固然应当着意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进行适当的指导,帮助解决一些疑难,但最重要的还是启发他自己对研究工作的兴趣,介绍他看一些有关的文献,要求他做学术报告,报告时导师可以提出问题,展开讨论,使理解深入或引发更有兴趣的问题。这过程中研究生如能形成自己的想法,导师就可以鼓励他进一步着手工作,看有没有深入探讨的价值,能不能作为写作论文的题材。论文写作中也应当帮助把关,保证质量。不过,导师绝对不宜也不可能越俎代庖、包办代替。要充分发挥研究生的主观能动性。实际上,我所带研究生的论文题目多半是这样形成的。我觉得这样培养出来的研究生更有发展前途,更能发挥自己的潜力。实践证明也确是如此。上面所说丁鄂江的情况只是一例,其他我所带的博士,现在大都已能独当一面,自己也可以培养博士生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沿着自己的研究方向,取得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成果。
    
      我本来就觉得大学教授给学生讲课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由于低能核物理研究所过去只招研究生、不招本科生,所以自从1980年来北师大后,1999年以前还只给研究生没给本科生讲过课。1999年暑假,所里开始招本科生,我就给他们开了一门课:《现代物理前沿选讲》。内容主要介绍20世纪物理学家在宇观、微观和宏观三大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开这门课的目的是想让刚开始接触物理学科的大学生能对物理学的全貌有一个鸟瞰,引导他们注意:物理学的前沿有许多意义深远的、十分有趣的问题,值得一个青年人用他的毕生精力去探讨、去追求。这门课开出以后,物理系的新生选修的也很多,一共有140人左右听课,把一个大教室都坐满了。我认为学习是学生自己的事,不需要别人来强迫,而强迫的方法也是无效的。所以我不用点名之类的办法来考核同学们有没有缺席。如果他没有兴趣,心不在焉,强迫他坐在那里又有什么用呢?还不是浪费时间!事实证明,虽然不点名,一个学期下来,缺席的同学并不多。考虑到同学们大多数刚开始学高等数学,我在开始几讲中,着重介绍每讲所涉及的主要物理内容和所蕴涵的物理概念,介绍物理学家取得有关成就的历史背景,他们献身科学、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认定目标、坚持不懈的努力,避免使用高等数学。要让同学们听课就像听故事一样有兴趣,不知不觉中受到科学精神的熏陶和科学家人格的感染。为加深同学们对讲课内容的理解,我适当地留一些题,让他们通过做题来培养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期末我指定一篇英文文章,请同学们阅读后写篇小论文。一方面培养他们自主阅读英文文献的能力,另一方面根据所交小论文和平常的习题也可以评出学期的成绩。由于讲这个课,我自己也学到了不少新知识,一方面在备课时要认真查阅有关的参考资料,搞不清楚的地方还要做些推算,或者找各方面的专家请教;另一方面,同学们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也往往促使我进一步思考研究。我真正体会到了“教学相长”的道理。2002年,我又给大三和大四的同学开讲了《粒子物理基础》专业课,另外还参与讲授《核物理和人类生存》这门课的概论部分,论述核科学在人类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能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