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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如先生自述
发布时间: 2016-05-04  



       编者按:张静如先生,著名中共党史专家,中国李大钊研究的开创人,中共党史学史研究的首倡者。先生为学严谨,为人坤厚,将国家民族利益尽皆端置于胸。先生素朴勤勉,善言多思,于学行相济之余且能与时俱进。先生思想解放,享誉学界,为发挥中共党史的资政育人作用殚精竭虑。先生乐游教海,奖掖新人,是提携后学的明师巧匠,56年执鞭生涯化育桃李无数。本期始,让我们伴随着先生的讲述,一道穿越时光,触摸那些似曾远去的传奇岁月;共同抚今追昔,分享这位生长在皇城根下的学者的人生风景。




                                                                                                  




       (一)生不逢时

       我是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1月3日在北京出生的,农历则为壬申年腊月初八。按迷信的说法,这个生日是不吉利的。腊八这一天要喝粥,叫腊八粥。显然,生在这一天是个喝粥的命。换成阳历,也不好,且不说都是单数,就说发薪的日子偏偏总在四号,三号正好没钱,当然是穷命。也有人说,不对,腊八粥可不是没钱人能喝上的,是富贵粥,那么多米,那么多豆,还有莲子、核桃、花生、枣。喝这种粥的人,是有钱人,不能是穷命。发薪前一天生,很好,刚生下来就有钱了,怎么是穷命。不管怎么说,生在哪一天,都不怨我。其实,人生在世,并没有什么命。只有个人努力,才能生存于社会;只有个人努力,才能有好的生活质量。
  
       不说命,只说现实,我出生的日子确实不好,正赶上国家处于危亡之时。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咄咄逼人,中国老百姓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害怕当亡国奴。我一记事,给我影响最深的有两件事。一个是在院子里挖防空洞,万一日本飞机来轰炸就钻进去。不知道我父亲从什么地方请来的几个叔叔,挖了几天,在地下弄好了一间屋子,上边有个出口。防空洞里只放了桌子和椅子,没有床,大概真躲进去,就只坐坐,不能睡觉。另一个是在挖防空洞之前,全家去六国饭店的楼梯上住过一夜,只能坐着,也没有盖的,真叫受罪。据说日本飞机不炸租界地,所以去六国饭店。当时,我虽然不明白什么亡国之类的事,但在脑子里却很清楚:日本人是坏蛋。在幼小的心灵中,一种单纯的民族情感形成了。于是,在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以后,我和一些小朋友干了许多带有危险性的事。今天看来很幼稚,但当时却自认为有意义,是抗日的行为。做过之后,常常很得意。
  
       最得意的事,是打日本小孩。恨日本人可不敢惹大人,只能欺负小孩。我家的东边一进口路北东四三条五号是个日本的什么株式会社,里边住着家属,有几个小孩。我和几个邻居的小朋友在一起商量,想拿日本小孩出气。一天,我们把两个日本小孩叫出来,让他们向我们服软。日本小孩很硬气,不肯低头。我们人多,而且比日本小孩大一点,当然占优势。不服,甭废话,围起来就打,一顿狠揍,日本小孩脸上都出了血。打完之后,各自回家躲起来,怕日本小孩回去告状。结果,日本小孩很倔,没告状,也没再找人来报复,不了了之。这事想起来,很后怕,万一告了状,他们的大人找来,那还得了。挨自家大人一顿揍不说,指不定惹出什么大事来。那时,真是孩子,虽说无法懂得日本侵略者和日本人民的区别,可以原谅,但以多欺少,以大欺小,总不应该。
  
       也别说,不是完全不敢捉弄大人。记得有这样一些事:一件事是到日本洋行去偷东西。我和小朋友一起,到洋行里假装玩,因为都是小孩,大人们不注意。我们分工很细,有人在那儿玩,有人打掩护,有人行窃,配合巧妙。拿了东西以后,一使眼色,全体迅速撤离。偷东西不是要据为己有,而是为了发泄对日本人的气愤。所以,我们把偷来的东西放在地上用脚踩,然后把它扔到臭水沟里(那时到处是明沟)。干这样事,心里痛快,但也害怕,大概只干过一次就不敢再干了。现在想起来,确实挺危险的。另一件事是在路上捉弄日本兵。日本侵略者占领大半个中国领土后,特别强调他们不是侵略,而是要帮助中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他们印的大东亚共荣十二条传单到处散发,要求每个中国人都会背,尤其是小学生,大概也是从娃娃抓起,进行奴化教育。所以,在胡同里,日本巡逻兵碰上小学生上下学,就拦住让背。小孩记性好,都能背上来。我曾几次被拦住过,当然没有背不上来的时候。我和同学非常厌恶这些日本兵,就想捉弄一下。有时用小石子打,有时大声喊“八格牙路”。我们个子小,跑得快,路也熟,日本兵拿我们没办法。我们打完了、骂完了,心里舒服,像做了什么大事。再有就是在课堂上跟教日语的日本老师捣乱。日本侵略者为奴化中国人,在小学就安排日语课。我们当然不愿意学,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会也不答,硬说不会,故意捣乱课堂。至于在黑板上乱画、上课不叫起立的事,时时发生,不在话下。不好好学习日语,在我和同学的心中,也是表示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抗。其实,挺傻的,学了好几年,什么都不会。那时要好好学习,真能掌握一门外语。我的好朋友,日本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斋藤道彦问我会不会日语,我说会横着背字母。背了一遍,把他唬住了,我说自己基本功好。什么叫基本功好,就是只会背字母(也认不清),别的都不会。
  
       北平沦陷八年,我除了干了许多自认为是抗日的幼稚事,也还干过正事,那就是晚上帮我父亲偷听大后方的广播。当时的收音机不像现在这样先进,只是一个木匣子,有四个晶体管,通上电。拧开后,要一点一点找,很费劲,有时找不到,找到了,声音也很小。听的时候,怕外边有人知道,就把窗户上挡上黑布。这件事是我的活,登上窗台把布挂好,下来后坐在我父亲边上专心听。一旦听到国军在什么地方打了胜仗,特别高兴,真想跳起来喊两声。我父亲是职员,北平沦陷后继续做事,并无什么抗日行为,但内心里却时刻盼望国民政府赶快打回来,把日本侵略者赶走,大家不再做亡国奴。他的这种民族情结一直影响着我幼小的心灵,日夜盼着抗日的胜利,以至于当看到美国的高空飞机冒着白烟在北平上空飞行的时候,并不像以前听说日本飞机要来轰炸那样害怕,反倒想最好把日本侵略者都炸死(其实美国来的都是侦察机,不是轰炸机)。孩子的想法虽然天真,可却很真实。

       (二) 温馨家庭

       听我父亲说,明朝时,我们家的祖上居住在北京朝阳门外东坝,是干镖行的。后来,有了些钱,自家开了个小银号。显然,这个家始终没有成为大户,也没留下什么家产。我出生后家里租的房虽然还不错,说明有一定经济实力,但终归不是祖辈留下的。因为祖居北京,我又出生在北京,可说是地道的老北京人。现在真正的老北京人不多了,因为经过两百多年的变迁,外地来京居住的人越来越多,清末或民国时期来北京的,他们的后代人也就算是老北京了。大概像我这样的老北京,应该算是稀有之物。
  
       我父亲名叫张紫垣,1894年(光绪20年)6月15日生,清朝末年在满蒙学堂读书。1921年,官商合办的北平电车公司成立,招收工人,我父亲报考被录取,此后当过课员、股长、课长(解放前不用“科”)。我父亲虽然没上过大学,但文化程度不低,写一手好字,略懂古玩字画。我母亲名叫陈蕴清,1907年(光绪33年)8月20日生,比我父亲小十三岁,是家庭主妇,不在社会上工作。她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性格温顺、和善、内向,能吃苦耐劳,善于操持家务。全家生计全由我父亲支撑。我父母生子女四人,我姐姐慧如,弟弟绍如,妹妹敏如。我家除此六人外,还有两个奶奶:四爷爷的老伴四奶奶,六爷爷的老伴六奶奶。家里养着的亲戚先有舅姥姥和她女儿两个人,小姨结婚后与舅姥姥一起走了,又来了个三大爷。佣人有个聋厨子(耳背),专管买菜、做饭;有个佟妈,后来又换成阎妈,专管收拾屋子,打扫卫生;弟弟出生后还有个奶妈。另外,有个包月车夫,不在家里住,每天接我父亲上下班。家里装有电话,四局(亦称北局)一一六九。挺奇怪,一个电车公司的职员(我父亲当课长好像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以后),能养活这么多人,说不清怎么回事。我生在西城的新建胡同,因年纪太小,无印象。2007年11月13日,我到这条胡同看了一下。七十多年了,第一次看到生我的地方,颇多奇想,不便言表。出生不久,家就搬到东四三条④十一号。我家在胡同东口内路北,是个独门独院。房子不大,只有两进,再加两个小跨院和后边夹道,是个典型的小四合院。2006年5月,我与家人一起去看了一下,早已面目全非。在能够看到原来样子的地方,照了几张像留念。
  
       四奶奶(我父亲的养母)住北房。这屋子比较大,外边两间是客厅。一进门,屋顶上挂着宫灯,北边是座不烧火的炕,炕中间放着炕桌儿。客厅墙上挂着名人字画,有王石谷的,也有齐白石的,还有徐悲鸿的,等等。桌上放着古玩,有清代的,也有明代的。家具都是花榈紫檀的,显得古色古香。四奶奶在东边屋内活动,一般都坐在南边的炕上。北边有个套间,堆着箱子和被褥。六奶奶(我父亲的生母)住比北屋小的东房里间,外边两间东墙是个佛翕,供着祖先牌。孩子们和父母一起住西屋,家具就没有北屋那么讲究,只是榆木的。西墙上有个小窗户,通往厨房,做好饭就从这儿送过来。其余的人分别住在南屋,或小跨院的屋子里。
  
       整个家庭生活是有序的。每天,我父亲上班。孩子们大的上学,小的在家玩。我母亲和佣人买菜、做饭、打扫卫生。两位奶奶闲着没事,或在家休息,或出外走走。冬天屋里生带烟筒的火炉子取暖,夏天在院子里搭天棚乘凉,同时在木制的冰箱里放一大块冰,(下边有洞漏水),用瓶子装上水,随时享用冰镇凉水。北平沦陷后,社会生活各方面压力都很大。特别是中后期,粮食开始紧张起来,吃饭常以玉米面窝头为主,有时还吃那种拉肚子的混合面。尽管如此,孩子们却不予理会,只是有时不爱吃粗粮,别的很少感受,因为一切有大人顶着。他们仍然无忧无虑地生活着,享受着家庭的温馨。我就是在这样环境中,度过了童年。
  
       我的大名是按我姐姐的名字排下来的,都有个如字。因为我生下来很安静,不爱哭闹,所以叫静如。这个名字给别人带来误会,不认识我的人,总以为是女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有青年给我写信,猜想我是个和善的老太太。起先觉得别扭,日子长了,也就无所谓。我就是我,名字不过是个符号,管他是男是女。现在不少人给孩子起名时,特别讲究,甚至不惜花钱让“姓名学专家”去起,纯属迷信一类。其实,起名的标准应该是好写、好记,念着顺口就可以了。我是长子,当然在家里受宠,什么都占先。好在我随和,兄弟姐妹关系从未紧张过,但也还落下烙印,年轻时比较傲,自以为是。傲当然不好,不容易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但它也有好的一面,自信心比较强。从小,我身体不好,常闹病,全因扁桃体肥大。上学后,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到九岁,割了扁桃体,就逐渐好起来。
  
       说起生病,我小时候生了一场大病,差点死了。其实就是细菌性痢疾,拖时间太长,人都起不来了。给我看病的中医大夫叫汪逢春,是“四大名医”之一。吃了他开的很多付药,就是不管用。他告诉我父亲说,这孩子不行了,准备后事吧。我父亲只好请别的医生,叫死马当活马医。随之,请到了另一位中医,也是“四大名医”,叫萧龙友。他到家里给我把脉,开了一付药,一吃就好了,接着又吃了几付以巩固疗效。汪逢春善用温热药,治风寒感冒拿手,但小孩阳盛,宜用凉药。萧龙友改变了治法,很快见效。萧龙友的医术确实很高明,曾给孙中山、梁启超、蒋介石、吴佩孚等看过病。他既无家传,也无师承,完全是自学成才。他写一手好字,也善作画。我非常感谢这位老萧大夫,没有他的帮助,也就没有我的今天。现在一些人提出取消中医,说它不科学。事实上,几千年来,中医在为中国老百姓造福方面是有很大功劳的。西医和中医看病,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思维路径,强求一致,根本不可能。我主张,两条腿走路,互补不足,共同达到有病治病,无病防病的目的。

       (三)学在“箴宜”

       上小学一般都是就近,最好不上大街,免得丢了或被车碰着。离我家最近的学校在东四五条,叫箴宜小学。这所学校建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名尚毅私塾。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住在班大人胡同的继识一(终身未嫁的老姑娘)舍宅将私塾改称箴仪女学。宣统年间,因避讳“仪”字而称箴宜女学。在清末的北京女学中,该校很有名气,影响相当大。民国后,改名私立箴宜小学。解放后,按所在胡同名,改叫班大人胡同小学。1965年,班大人胡同改为育芳胡同,该校又改为育芳小学至今。育芳胡同是连接东四五条和六条之间的横胡同,南北走向,中间曲折。育芳小学位于该胡同南口往北顶头西拐路北,东邻朝阳门南小街(现开有东门)。
  
       1938年9月,当我五岁零八个月(按阴历算已七岁多)的时候,进入了箴宜小学。因为小,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上学,很不愿意,但在父母的劝说下,不情愿地答应下来。当时,我提了一个去上学的条件,要求每星期带我去看一次武打戏。上学的第一天,我母亲跟着我一起去。别的学生做早操,我不肯进入队伍,站在一旁看。该去上课了,我仍拽着母亲不撒手。老师好说歹说,终于使我慢慢走进教室,从此就入了笼。
  
       学校创办人继识一在封建社会可谓现代女性,不惜用家产办学,为女性解放做贡献。但她并不完全尊尚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也很重视,要求学生既学现代知识,又读圣贤书。这一做法,为后来的继承者坚持下来。我入学时,校长姓骆,教导主任姓白(两位均为未出嫁的老姑娘),她们培养学生的方法,与继识一基本一样。当时,民国已建立二十八年,社会上从物质到文化的现代性内容越来越多,而她们仍然非常重视对学生灌输中国传统文化。礼堂内的西墙放着孔子的牌位,每周一学生要向孔子牌位行礼。在课堂上,规定学生必须读《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论语》、《孟子》,并要求背熟。所以,“人之初,性本善”,学生随口就能背出。即使长句子,也背得烂熟。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对学生后来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确实有着良好的作用。另外,学习些古文,对提高学生的文字水平和增长知识有很大好处。可惜,我的古文底子并没有打好,至今很多文言文看不懂,给我的研究带来不少困难。
  
       由于年代久远,对当时老师、同学的事,都记不起来了。能记住的,只是一些片断。记得有个学生比较胖,一上课就睡觉。老师见他睡觉就把他叫醒,问他讲的什么内容。他当然不知道,说得驴唇不对马嘴,引起同学哈哈大笑。使我难于忘怀的是我上高小时的班主任赵老师,四十多岁,不胖不瘦。他待人诚恳、和善,对学生更是疼爱。他讲课深入浅出,学生容易掌握。给学生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讲课中,常常提示学生从小要知道爱国。他每月收入不多,家境贫寒,却一心放在教学工作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因为我功课不好,我父亲请他给我补习。时间一长,我和他的感情越来越深。我常去赵老师家,与他家人都很熟。他对我也很照顾,一次全班同学犯错误,集体罚跪,只有我没跪,大概是有点私情。在我小学毕业后的第二年春天,赵老师因病去世了。我得到消息后,大哭一场,因为我太爱他了。他给了我知识,帮我打下了写作的功底;他教我做人,使我懂得了为人的准则。为表心意,我专门去看了师母,并写了篇祭文(用文言文写的),跪在我家院子中间的地上焚烧。文中立志:长大要当教师。
  
       前面说过,我小时身体不好,常闹病,请假多。所以功课不算好,但也过得去,能够跟上进度。记忆中,还没有出现过不及格的事。在功课中,比较好的是语文成绩,特别对作文感兴趣,写得很流畅通顺。在班上,我比同学都小一点,个子小,年纪小,很不起眼,倒也没有挨过欺辱,与同学们的关系处得尚好。同学们之间闹矛盾,打架,我都不参与。我虽比较文静,但也很好玩。最爱玩的是抓子儿。这本来是女孩子玩的,一般用玻璃球在平的洋灰地上,或用桃核在土地上抓(把子抛至空中,同时拿起地上的子,再接住空中的子),有很多程序上的变化。男孩子很少玩,但我和几个男同学却专爱玩这个。我们只用桃核玩,程序变化比女同学多。最难的动作叫“牛犄角快蛙蛙”,只有我和另一个同学能够完成。为了玩,我还出了点险情。一次下课,到后操场去玩,上课铃响了,不知为什么,同学都跑光了,就我在最后,一着急绊倒了,下巴磕在石头上,弄了个大口子,出很多血。我哭着去找老师,结果用个袜子给我勒上,让我赶快回家。到家后,父亲带我去杨绍连诊所,上了药。好了以后,落了个疤,到现在还能看出点痕迹。
  
       我最好的朋友,是同学三年的魏华聪。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用北京俗话说叫“好得穿一条裤子”。我总上他家去,他也常到我家来,吃喝不分。他比我年纪大,个子也比我高,在一起,是我的保护伞。他对我一生影响很大,后边会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们曾有过联系,“文化大革命”中就断了。2006年,我又通过公安系统找到他。步入老年后,童年时好友见面,欣喜之余,生出诸多感慨。我们曾努力找过小学同学,但所获不大,只得知王景伏、阎连魁两人的电话。年头太多了,恐怕很难再找到更多的人。
  
       同年6月,我让在市教委工作的学生帮助联系育芳小学的领导人,约好时间去了一趟。到学校一看,已完全不是老样子,都变成了楼房。据校长程洪介绍,学校开设“中国传统文化学习”课程,在不同年龄阶段安排学生学习《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看来,学校领导已把箴宜小学的老传统继承下来了,应该说是好事。当然,用封建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代替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不对的。现在确有些人一说到古代,似乎什么都好,我实在不敢恭维这种认识。但是,提倡现代中国人特别是学生有选择地学习一些古代的经典作品还是有必要的。我在育芳小学照了几张像,以作纪念。
  
       2009年4月22日,我又去了趟育芳小学,没想到育芳小学已经改成了东四七条小学育芳分校。又见许多工人在干活,一问,原来正在拆迁,完成后,就成为史家胡同小学的分校。

       (四) 京味记忆

       生活在温馨家庭的孩子,除了上学念书,就是“吃喝玩乐”。
  
       先说吃喝。我自小爱吃甜食,尤其偏爱吃甜点心,像萨其马、蜜供、酥皮白糖馅饼之类。现在卖的点心,原料比过去高级,但我觉得不是味。一天,我在附近菜市场的非正规点心铺里买到“大八件”、“小八件”,还真有点过去的味道。什么东西好吃不好吃,因人而异。只要爱吃,就是最好吃的。一切爱好都如此,没有绝对的。人与人相处,不要把自己的爱好强加给别人。这是个重要的道理,为人应该明白。另外,我还爱吃黏食,如炸糕、切糕。我觉得那时这种吃食用黄米面做,比现在用江米面做的要好吃。卖切糕的车子非常讲究,车上的铜饰物擦得锃光瓦亮,切糕上铺着特别干净的白布,看上去很卫生。卖切糕的人是回民,穿戴很精神,动作利落,手艺高超。买主要多少,切下来的糕准是多少,叫做“一刀准”。再有,我还爱喝豆汁。一碗豆汁、两个焦圈、一小盘辣咸菜,吃起来特别美。很多人不爱喝,说它又臭又酸,好似泔水。可是,爱喝的人总不喝还想它。到现在我和老伴时常还要买来喝。
  
       那时,很多吃食在家门口就能买到。胡同里有挑担子的、推车的、挎肩的,所卖食品多种多样,诸如糖葫芦、雪花儿烙、炒红果、甑儿糕、芸豆饼、糖果、小炸食(十余种小件油炸食品,用草纸包着)、大花生、半空(果实不饱满的花生)、瓜子、水萝卜、烧饼、焦圈、蜜麻花、糖耳朵、熏鱼、熏肉、羊头肉、烤白薯、煮老玉米、豆汁、大麦米粥等等。也有卖做饭用的东西,像各种蔬菜和油盐酱醋。卖东西的,有的吆喊,有的打小铴锣、有的打冰盏儿。吆喊像唱歌,有韵有调,非常好听。吆喊的内容和声调,我和老伴的记忆有的不一样,也同现在电视里表演的不完全一样。大概是因为北京城内东南西北城的习惯不一样,所以人们的记忆或记载就会不一样。也有的吆喊听起来不那么顺耳,如卖硬面饽饽的,都是夜里十二点之后才出来,先喊“硬面”两字,中间停一小会儿,再喊“饽饽”两字。冬天外边刮着大风,听起来很凄惨。食品的叫卖,吸引着孩子们的神经,一听有响动,都往外跑,拽着大人要求买这买那。对这些东西,我不太感兴趣,因为平日不吃零食。孩子们围着买的时候,我只是跟着看热闹。
  
       但有许多食品在胡同里不好买到,必须上大街。从我家出西口,是东四北大街。这条街上卖吃食的很多,牌楼根底下路西有“森春阳南货店”,卖金华火腿、南京板鸭、洋点心、冰淇淋,往北东边有“瑞芳斋饽饽铺”,西边有“便宜坊烤鸭店”。旧时,北京有很多饽饽铺,瑞芳斋就是其中很有名的一家店。饽饽铺子的门脸都很有讲究,门口挂有牌子,写上有特色的糕点品名。铺内可卖的糕点种类很多,同时按照季节变换花样,很受顾客欢迎。要买更多的吃食,还得进东四北大街路西的胡同,叫隆福寺街。这条街以隆福寺而得名,东西走向,东边比较热闹,店铺较多,西边则冷清一些。东边除书铺外,吃东西的地方有“白魁饭馆”、“灶温饭铺”。白魁饭馆以卖烧羊肉出名,肉烂,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味道鲜美。夏天,是卖烧羊肉旺季,每天下午三四点钟,烧羊肉出锅时,居民都拿着碗或盆来买肉,多要汤,拿回去浇过水凉面,既开胃,又祛暑。我不爱吃面条,可爱吃烧羊肉。灶温饭铺以卖各种面条为主,有烂肉面、炸酱面。后者也叫“小碗干炸”,用肉丁炸,上边漂着一层油,很受吃主欢迎。隆福街中间路北的隆福寺庙建于1452年(明景泰三年),过去是每旬一、二、九、十有四天庙会,香火极盛,庙里庙外到处有赶庙会的摊贩。我小时候,除有几座大殿外,已经变成了露天市场,有卖艺的、卖鲜花的、卖杂货的、卖玩具的、卖字画的、卖瓷器的,也有卖吃食的。吃食方面,有豆汁、老豆腐、豆腐脑、扒糕、切糕、炸糕、糖耳朵、油饼、烧饼、水果糖、山里红等等。卖山里红的很有意思,手臂上套着两挂山里红,个很大,嘴里喊着:“还有两挂大山里红”。买主给了钱之后,卖山里红的使一下手法就变成小个的。
  
       至于要买高档一点的食品或吃好的饭,就得去离家远一点的东安市场。这个市场初建于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是露天的。民国初年,陆续建立了店铺,上有铁罩棚,下有平整的道路,形成一定规模。1920年6月9日发生大火,随后重建。1933年12月统计,全场共有商户925家,其中铺户267家,摊户658家。这个市场包罗万象,卖什么的都有:中餐馆、西餐馆、纸店、皮鞋店、古玩店、药店、金店、绸布庄、食品店、文具店、书店、茶庄、鲜果庄、钟表店、服装店等等。也有照相馆、球社、戏院,还有许多卖各种东西的摊位。东安市场不可能常去,而是有时有会儿的。去时,大人有大人的目的,对我来说,记忆深的是去“东来顺羊肉馆”(1903年建)、“森隆中西餐馆”(1924年建)、“五芳斋饭馆”(1924年建)吃饭和买各种吃食拿回家。有时,也去“吉祥戏院”看戏或买刀枪玩具。
  
       再说玩乐。自小,我爱看武打的小人书,爱看武打的京戏。很幸运,我还赶上看过武生行当的宗师杨小楼的戏,至于李少春、李万春、叶盛章的武戏更是常看。记得小时候看戏,去的戏院很多,如广和楼、广德楼、长安戏院、吉祥戏院、华乐戏院等。因为爱看武打戏,就喜欢拿刀动枪,当武侠。家里有各式各样的木制、竹制的“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都是在东安市场买的。我经常和弟弟一起,用“兵器”打着玩。有的“兵器”制作工艺非常好,像真的一样。有一天,日本兵查户口,看到墙上挂着一把剑,抽出来闪闪发光,吓他们一跳,仔细看是假的,才作罢。
  
       小时候,特别爱玩蟋蟀,北京叫蛐蛐儿。这是受我父亲影响,他是个养家,在京津一带小有名气。每到秋天,他要买很多蛐蛐,总有四五桌(每桌二十四个)。北京的蛐蛐个子小,寿命短,战斗力弱,不受欢迎。所以,蛐蛐贩子多从山东去捉。山东的蛐蛐个子大,寿命长,战斗力强,买主愿意要。蛐蛐贩子多住在崇文门外的大车店里,有时是我父亲去大车店买,有时是贩子们送到家里。不管哪种情况,我都在旁边帮助挑选。买完之后,卖蛐蛐的叔叔总要单送我两个,自己养着。养蛐蛐是个细活,很讲究。蛐蛐放在罐子里,比较好的蛐蛐罐是清代赵子玉、淡园主人、公信主人制造的。蛐蛐罐里放个过笼(蛐蛐住的小房子),过笼边上放个小水槽(瓷做的盆,蛐蛐喝水用的)和竹子做的小食板,上边放着捣碎的毛豆加水碾成很稠像浆糊似的吃食。每天,要上食上水,打扫卫生,有时还要帮助雄性蛐蛐“娶妻”(即把称作“三尾”的雌性蛐蛐放入罐内)“生子”(叫“过蛉子”)。斗蛐蛐(实际上是雄性蛐蛐互相争夺雌性)很有意思,两个蛐蛐用牙咬在一起,谁的牙硬谁就能取胜。但也很残酷,有时能把对方大腿咬断,甚或咬死。蛐蛐牙的软硬,与先天有关,更与后天调养有关。所以,先要会挑选,买回后要会养。比如直接吃毛豆,就费牙,也不好消化,不利长身体。斗的时候,也要有技巧。双方把蛐蛐放入斗罐中,用“探子”(细竹棍或象牙棍一端缚上几根鼠须)挑动蛐蛐的斗性,引领蛐蛐占据有利地形,摆好架势,先张牙,再鸣叫,威慑对方。我父亲有个好朋友吕向武(我们称吕三叔),是养蛐蛐高手,既会养,又会斗。每次去蛐蛐局时,都是我跟着他去。有一年打将军,是北京和天津的养家聚在一起,把各自的“强将”带来争斗。吕三叔带我去了,结果我们的蛐蛐得了冠军,随后,举行了隆重仪式。院子中间摆个供桌,放上供品,点上蜡烛,冠军蛐蛐罐摆在正中。参加者站在供桌前鼓掌,蛐蛐贩子跪地磕头。那天,我非常高兴,觉得特别带劲。
       
       (五) “大同花园” 
       
       1944年7月,我小学毕业。因为功课不是很好,市立中学考不上,是年9月,我进入了外交部街的私立大同中学。
  
       这所学校建于1923年(民国十二年)6月1日,是蔡元培、蒋梦麟、谭熙鸿等与热心教育事业的几位学生一起创办的。最初的校址在东城亮果厂后局大院,后又迁移过两处,首任校长为谭熙鸿。学制是“三三制”,校训为“敏健、笃实、恕慎、廉明”,1924年5月,改名为“京师私立大同中学校”。1928年夏,北京市改名北平市,故学校亦更名为“北平市私立大同中学校”。1929年秋,学校向官方借到原清廷睿王府为校舍。1932年10月30日,学校临时大会议决多方筹款购买睿王府旧址。来年5月,筹借到款项之后,从华北江淮水灾协赈会手中买下了这座旧王府,使大同中学有了稳定的校址。我入学时,校长是孙芳岑。
  
       我上大同中学时,这座旧王府虽已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但有些旧房子仍然存在。特别是西边的花园并未被完全破坏,有草亭、土山、荷花池。故当时的大同中学,有“大同花园”之称。较之其他中学,这所学校多一优雅之处,对于学生课余精神调节有很大好处。现在的中小学,有不少因为面积小和经济实力的关系,常常是楼挨着楼,绿地也很少,这对学生身心健康不利,有条件的话应该逐渐改变。
  
       2006年6月和2007年4月,我两次去二十四中(即原来的大同中学),学校的校长、书记出来接待,进行了座谈,参观了校园。当然,早已看不见大同中学时的模样。只有在新盖的楼中间院子里保留着大同中学时的几棵古树。现在的二十四中已是一所现代化的中学,有多功能的阶梯教室,不小的一座图书馆,确实很像样子。教学成绩在北京市的中学里虽不是最优的,但也不是最差的,属于中等偏上水平,这在全市那么多中学存在的情况下,也不容易了。现在二十四中的领导和教师仍在不断努力,争取更大的进步,我祝母校越办越好。
  
       我入校时校训、校旗、校徽、校歌都没变,仍沿袭过去的形式和内容。校歌至今我还会唱,它的词是这样的:“菁莪棫朴为国雄,冥冥行致昭昭功,霹雳飞电兼狂风,淬砺我族方无穷,抚吾长剑,弯吾长弓,澄清揽辔跻大同。”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人们美好愿望的反映。大同中学的校训、校歌立意于此,说明创办者和继承者都立志为培养青年学生走上人生的正确道路而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是,他们并没有预料到政治对教育日益增强的干扰。到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大力加强对教育领域的控制,特别着眼于对未成年学生的争夺,加上八年的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大同中学创办者的初衷早已被湮没。我入学时,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处境越来越糟,顾不上加强对中学的控制,所以,除了要学日语外,在我记忆中,没有什么特殊的感受。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对大同中学的控制明显加强了。国民党东城区委委员李福双当上了校长,国民党党员训育主任贺世法具体贯彻上级意图。李福双外号大白薯,原来是总务主任,人虽比较严肃,但学生并不太怕他。贺世法则不同,厉害得很,几乎人人都怕他,碰到他时赶快躲开。他专门注意共产党的地下活动,防止进步思想在学生中的传播。同时,学校还通过“三民主义”课向学生灌输被歪曲、篡改了的孙中山倡导的主义,以左右学生的观念。此外,严厉的军训教官,使学生只能规规矩矩,不敢越雷池半步。一到全市有政治活动的时候,大同中学的学生没有一次不参加。到时候,操场通大街的门锁上,学校大门里的栅栏只开一扇,贺世法站在那里,一个一个出,谁也跑不掉。特别是1947年10月蒋介石在太和殿召见群众,更是严上加严,我几次想溜都没有溜成。记得蒋介石穿着一件黑色的披风,站在台子上,很神气地挥手讲演。人很多,我们站在最上边台子上,也听不到他在说什么。好不容易讲完了,才让我们走。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对全市大专院校中的共产党嫌疑分子实行大逮捕。之后,中学也开始紧张起来。根据地下党的指示,大同中学的党员和进步分子也组织撤退。那两天我发现有些同学不见了,听小道消息说他们是共产党。
  
       虽然国民党对学校控制很严,但学校的多数老师都是很好的,非常敬业,对学生耐心指导、关怀爱护、严格要求,给学生留下良好的印象。现在我能够记得许多教过我的老师的名字。孙竹潭老师教语文,个子矮,外号小钢炮。他爱打篮球,但跑不动,只站在篮球筐的左边角等着别人传给他,然后投球,还真准。韩焕堂、孙梅生两位老师教数学,据说皆列入北京中学四大名数学教师之中。他们上课什么也不拿,只凭嘴说和粉笔写,例题背得特熟,令人佩服。李炳文老师教语文,长得有点像鲁迅,穿着身不起眼的大褂,很有风度。他讲课深入浅出,易为学生接受。徐寿彭是教体育的老师,而且是体育部的主任。他带我们去外校赛球,自己掏钱给大家买口香糖吃。这些老师都对我有很大帮助,特别是他们上课时没有讲稿,侃侃而谈的风度,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虽然学校的政治环境不好,但年纪小不甚懂事的我并没有过多感受,仍然以玩耍为主,调节着自己的生活。一到这所学校就觉得非常新鲜,范围比小学大得多,又有一座吸引人的花园,确是有“用武”(玩耍)之地。下课以后,我和同学常去花园做“官兵拿贼”的游戏。一拨人当“官兵”,一拨人当“贼”。“官兵”在土山下,“贼”在土山上,下攻上守,玩得特带劲。有一次,我当“官兵”,攻上土山后,一个“贼”也没有找到,不知从什么地方跑了。同学告诉我,山边有个工友的屋子,是穿堂门,“贼”都从那里跑掉。我问:“什么是公主的屋子?”小学的勤杂工叫“管役”,中学叫“工友”,我不懂,听成了“公主”。同学们大笑,有人说我想念公主,外号就叫“公主”吧。从此,“公主”的外号,一直叫到高中毕业。得了一个“美丽”的外号,也算是“大同花园”对我的“恩赐”。

       (六) 迷途知返 
 
  在大同中学的前四年,我没有好好学习过,一直在混日子。我那时是经常不上课,不爱学习到了极点。不念书,就学坏。上初一的时候,跟邻居大点的孩子学会抽烟。那年我是十一岁,看到人家抽烟觉得好玩,问人家抽烟什么味,邻居大孩子说你试试。我拿过来抽一口,没什么感觉,邻居大孩子说一定要吸进去才叫抽烟。我一吸,头就晕了,邻居大孩子说再吸就没事。果然,又吸,不晕了,从此就算会抽烟了。这事当然不敢跟大人说,学校里也不让抽,只能偷着抽。没钱买烟也是个事,只好把早点钱省下来买。
  
       我不好好念书,并不是逃学到外边玩,而是在学校里玩球。我喜欢玩篮球、排球、垒球,玩起来没够。在中学的六年里,我玩球真玩出点小名堂。初中时,我们几个好玩篮球的同学,组织了个篮球队,队名叫“海峰”。我个矮,打篮球不吃香,但我跑得不慢,所以打前锋。记得有一次好像是与市立二中的球队赛球,我跑到篮筐前罚球线的地方,别人把球传给我,可我却背对篮筐,转身又不行,干脆背身投篮,没想到进去了。显然,纯粹是蒙的。到高中,我相继进入了垒球、排球的校队。到校队就不是玩了,而要苦练基本功。我是二排中,天天练救球,摔得身上到处是伤,而且非常枯燥,需要很大的毅力。也许这种训练,使我更加坚强,更有耐力,做事、做学问认真,不怕吃苦,不达目的不罢休。
  
       我虽然不爱学习,可自小喜欢历史的兴趣并没有淡化。大同中学的图书馆书不多,却有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的二十四史。这种书在中学没人借阅,连历史老师也不看。上初三的时候,我发现后就借来看,说是看实际是翻阅,大体上知道二十四史用什么体例写历史,懂得写历史必须掌握大量史料,明白治史者要对历史上的事件、人物做分析和评价。这也许对我后来研究历史,有那么一点点作用。从后来的记忆中推论,可能开头看得仔细一点,所以对《史记》、《汉书》印象深,越看就越没有耐心。不管怎样,十三岁的时候,翻过一遍二十四史,也算是不容易了。从这儿能隐隐约约看出,在混日子的过程中,内心还有那么一点“求生欲望”。
  
       初中毕业的时候,家里让我考市立中学。我没考上,市立中学考不上,只能接着在大同中学高一继续混。在高一下学期的一天,我的同学魏华聪问我不好好念书将来怎么活着?我说不要紧,我父亲养活我。魏华聪说你爸爸要先死,谁来养活你。我一听,觉得这话很有道理,为了以后活着,下决心好好念书。我更应该感谢他,他的一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浪子回头金不换。我明白了世理之后,一切都在改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有了决心,困难是能够想办法克服的。
  
       当时,我决定从最不会的和最不爱学的课程入手,因为如果最不会的会了,最不爱的爱学了,其他课程就好办了。我最不会的和最不爱的课程是英语,必须从这儿切入。于是,在1948年暑假我开始补习英文,家里托人找了位教英文的老师。这个老师很负责,从字母一点一点耐心教,直到我学会再继续前进。一个暑假下来,我把英文拿下来了,而且学得相当不错。到高二下学期,我居然写出几万字的英语文法解读,得到老师的夸奖。可惜,这个稿子没有留下来。更可惜,我上大学后变成学俄语,就把英语全忘光了,只剩下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和几个单词。不过,那时候的劲也没白费,英文文法和俄文文法是相通的,弄懂了前者对后者还是有不小的帮助。
  
       切入点找到了,并且已经走进去,但并不等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的基础太差,要想把理科的各门功课都赶上,很不容易。我又想,从头一门一门补不行,只能采取迎头赶上的办法。具体说来,就是上课认真听讲,回家后把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和课本上写的完全弄清楚,特别是对老师讲的例题和课本上写的例题反复琢磨透。说实在的,我那时虽然已不再玩了,可还是比较懒,不愿意做老师留的作业。所以,第二天老师让交作业,我常常交不上,就被老师叫到黑板前做题。由于我确实弄懂了,换别的题也难不倒我。老师一看我做得挺快、很对,也就不追究作业了。当时,数学老师的做法是对的,既然证明学生会做题了,就不要再逼着交作业了。题海战术并非好办法,只能浪费时间,使学生不能自由发挥各自的才能。
  
       确实,到了高三,我已经成了班上学习“相当棒”的学生。我从什么都不会,经过“迎头赶上”的办法,达到成绩优秀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小学教育中课程内容重复性太大,混了四年居然能补上,而且拔了尖,可见如果把重复的东西去掉,六年中学减为四年,一样能学好。这种重复性在现在的中小学教育中,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
  
       别看赶上了,而且拔了尖,可我还是不喜欢数理化,真正喜欢的是历史、语文,还有解放以后新开的政治课。我不做理科的作业,并不是去玩,而是大量看历史、政治方面的课外书,加上自己写一点小文。记得有一次语文老师让写作文,题目自选,我就写了一篇《论刘邦》。这篇作文被语文老师在班上表扬,说文字流畅,有自己的看法。文中在叙述楚汉之争,项羽败死,刘邦创业的历史过程中,认为刘邦所以能取得天下,是因为善于用将,善于争取百姓同情,开国之后狠抓政治稳定。因为我在初中时《史记》、《汉书》看得细,史料熟,写起来很顺手。我又到图书馆借了书,文内引用了一些《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中的话。这篇作文是我第一篇经过自己研究写出来的文章,为后来研究历史开了个头。写这篇作文的时候,是1949年下半年。这时,我已看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翦伯赞的《关于“亚细亚的生产方式”问题》等专著,看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薛暮桥的《政治经济学》等通俗读物,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有了初步的了解,所以能够分析一些历史问题。
  
       这样,我的思想也慢慢进步起来。解放前,只是对国民党的统治不满意,而对共产党却没有任何了解。解放军围城的时候,学校提前放寒假,我躲在家里不敢出来。不久,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进城,给老百姓留下深刻印象,大家的心都踏实下来了。1949年4月,学校开始上课,对我来说,一切正常。使我感到新鲜的事,是学生会竞选。记得高三的学生站在院子的桌子上发表讲演。5月4日,党和青年团在校内贴出通告,宣告组织的存在和成员名单,随后有很多学生申请入团。也是这一天,我参加了到天安门的游行。那天,风很大,有五六级,大家顶着风走,劲都很足,我也由此产生努力进步的想法。但我与别的同学不太一样,想从道理上弄明白什么叫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奋斗目标是什么。所以,我非常重视新开设的政治课的学习,并且找到前边说到的一些书来看。是年9月,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为迎接开国大典清理东单广场和开辟天安门广场的义务劳动。也许是因为我的表现,团组织找到我谈话,希望我努力争取入团。1950年2月,我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员。

       高三毕业前,我决定考辅仁大学历史系,因为我特别向往当著名历史学家陈垣的学生。当时,报考大学填了五个志愿,我都填了辅仁大学。我想,不能姓“碰”,而要姓“想”,考不上,就去工作。我要当陈垣先生的学生,我要成为历史学家,当大学历史系的教授,这就是我那时的决心。现在,许多考大学的高中毕业生没有自己的志愿,完全姓“碰”,碰上什么学校、专业就上,也不管自己喜欢不喜欢。其实,兴趣很重要,要做的事没有兴趣,肯定做不好。有幸,我以二百五十的及格分数考上了辅仁大学。

       (七) 辅仁岁月
  
       我能够上大学,很不容易,因为解放以后家庭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所以,那一年我考大学时,说是可以申请助学金才去考,但学费还要交。我姐姐把结婚戒指卖了,我才上了学。上学后,所谓助学金也很少,只有四十斤小米。我没钱交住宿费,只能买张电车月票走读。不管怎样对付着生活,大学算是上成了,而且是一心想上的由陈垣当校长的辅仁大学。这所大学的前身是1913年由英敛之在北京香山静宜园创设的辅仁社。此后,英敛之努力促进公教大学的筹办,1925年公教大学成立。1927年,北京公教大学改名为私立北京辅仁大学。1950年10月,辅仁大学由中央人民政府接管。1952年9月,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辅仁大学前后共存在27年,为中国培养了大量本科生和研究生。
  
       我所上的史学系,教师队伍很整齐,亦不乏名师。给我上过课的老师,除陈垣外,还有赵光贤、刘启戈、李雅书、吴世俄、朱庆永、杨曾威、尹敬坊、陈桂英、荣孟源等老师。陈老上课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既严肃又和蔼可亲,七十岁的老人,精神非常饱满。他讲课深入浅出,学生容易明白,而且点到为止,留给学生思考的余地。我特别欣赏陈老的板书,整齐、潇洒、刚劲、匀称,从不潦草。我教书以后,觉得板书很不好写,一般写出来的字不耐看。我常对自己的学生说,陈老的板书好看,别人写出来是趴着,陈老写出来的字是立在黑板上。陈老的课使我受益匪浅,从中学到很多做学问的态度、道理和方法。当时,我不仅听他的课,还看他的书。如他的《校勘学释例》所提出的“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的方法,对我后来研究中共历史进行辨伪、校勘有很大帮助。
  
       上文说到,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是1952年9月。当时,叫做“院系调整”。为了使辅仁和师大两个学校的同学合并前先接触一下,1952年暑假,两校学生一起到门头沟区潭柘寺野营。暑假以后,我就从辅仁大学史学系二年级的学生变成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三年级的学生。
  
       进入大学后,我一看,辅仁大学的图书馆比大同中学的图书馆大多了(现在看辅仁大学当时的图书馆也是很小的),藏书丰富,真高兴。每天到学校不去教室上课,直奔图书馆,借来线装书就看,一头扎进去。有时,干脆不去学校,而去新华书店看新出来的书,因为图书馆进新书不及时。在图书馆,每周要用一天时间看各种期刊,以便了解多种学科的前沿。虽然学历史,但一定要关注相关学科的发展,只有具备多学科的知识,才能搞好本学科。
  
       大学一年级,学中国通史时,我就考虑是不是可以把研究甲骨文当作方向。想来想去,决定试一试。研究甲骨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与现代文不一样,难于认清。甲骨文是用青铜刀在龟甲和兽骨上刻,因为材料坚硬,字形多是方块形和长方形,这显然对现代文字有影响。我搞了一阵,很有兴趣,天天在纸上划,并努力对尚未被认识和隶定的单字进行破解。但多次努力都没有成果,这使我逐渐怀疑干下去的前景究竟如何。经过思考,我决定改方向。第一次问路失败了,我并不灰心。因为一切努力没有白干,不仅搞的过程中看了很多书,对后来的研究有用,更重要的是积累了研究问题的经验。失败使我更加慎重地选择方向。我分析了主客观条件:外语不行不能搞外国历史,古文不行不能搞中国古代史,而且外国史与中国古代史离现实较远,有点与当时的政治环境不甚相符,遂决定研究中国近代史。我对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进行了问路式的研究,并写了一篇《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变化》,得到当时教中国近代史的荣孟源老师的夸奖。说到这位老师,他跟我关系很好,当时他是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在辅仁大学历史系兼课。他是范文澜的得力助手,在中国近代史方面有很深的造诣。特别是在史料学的研究上成果甚丰,主持编辑了多部资料书,如《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等。经过思考,我把研究太平天国运动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切入点。随后,我搜集到当时能够看到的有关太平天国运动的原始材料,以及谢兴尧等研究太平天国史专家的著作,仔细阅读,深入研究。我研究过洪秀全,也研究过洪仁5笔保曳浅P郎汀蹲收缕罚衔沂玖朔⒄棺时局饕宓囊馔迹欠鲜贝绷鞯母倭臁?上В捎诙嘀忠蛩氐那V疲槿诗的理想未能实现。另外,我还研究过太平天国时期对中国传统习俗的冲击。由于我整天都看有关太平天国的书,被同学戏称为“太平天国专家”。这一段的研究,对我后来从事中共历史研究有很大的好处。因为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改造中国社会的奋斗是直接继承了鸦片战争以来前辈们拯救中国的事业,因为中国近代史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大背景。
  
       为了研究问题,我除了在辅仁大学图书馆看书和向老师借书之外,还常去北京图书馆。我当时手里没有坐车的钱,只能走着去,虽然很累,但却不在乎,来回劲头十足。去一趟不容易,要呆就一天,中午也没钱买饭,只能吃个烧饼之类的东西,晚饭多吃点也行了。我当然没钱买书,借来的书,自认为重要的原始材料用手抄下来,而且字体工整,不潦草,确实很费劲,但每抄完一个材料,像完成一件大事,心里美滋滋的。
  
       在问路研究的过程中,我体会出进行历史研究必备的两个条件:一是要掌握大量的原始材料。就是说,一定要从大量原始材料中分析出结论,不能靠二手材料做文章。对于以往研究者的成果,可以而且应该参考,但不要被其左右。二是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不管研究者以什么理论为指导,这是个人的选择,但没有理论指导不行。当然,在当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就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比较熟悉,能够比较灵活地运用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历史问题。另外,在研究过程中,还必须有坚强的毅力、韧劲、耐力,必须特别有兴趣。兴趣、爱好很重要,因为如果对一件事没兴趣,不愿意做,即使做了,也钻不进去,不能千方百计去想办法,当然不会做好。毅力和兴趣,是搞好任何科学研究的基础。

       正当我兴致勃勃地研究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1952年年底,组织上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到学校新成立的马列主义教研室的中国革命史资料组当资料员。此前,也就是1952年下半年,组织上曾经希望我去北京地质学院当中国革命史教员,我不愿意去,或者说也有点不敢去。这回说去当资料员却正合我意,因为正想能有机会接触更多的史料。至于从搞近代史转成搞革命史,倒觉得还可以,一方面两者是相联接的,一方面搞太平天国运动尚未有什么成果。当时别人很不爱当资料员,认为资料员是教学辅助人员,被人看不起,可我却没有这样想法。这样,在我大学三年级上完第一学期以后,即1953年2月,也就是我刚刚二十岁的时候,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马列主义教研组中国革命史资料组做资料工作。 

       (八)奠定基础 

       我所属的马列主义教研室是1952年下半年成立的,教研室下设政治经济学教研组、中国革命史教研组,分别负责全校的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教学。我和沙福志是这个教研组的资料员。中国革命史教研组在1953年9月成立政治教育系之后,改称中国革命史教研室。
  
       建立资料室,光有人不行,还必须有房子、书架,更重要的是书。我们的资料室设在原辅仁大学的二院,有两间非常高大的屋子,外屋是办公地点,里屋放着多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架。然后,把北师大和辅仁两所学校馆藏解放前的旧书、旧杂志以及解放后刚出来的有关新书搬来,如《新青年》、《少年中国》、《新潮》、《国民》、《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等等,相当丰富。在当时,几个大的大学中,虽然有的图书馆馆藏比北师大、辅仁图书馆合起来还要多,如北大,但并没有集中,没有我们资料室那么大气势。为了搞好资料室工作,我们一起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的资料室参观。他们的资料员翻着报纸查找资料,一条都不丢,仔细搜索。他们有时把一年的报纸翻完,也没找到一条想要找的资料,这本身就是很大收获,因为它证明这一年的某种报纸上没有这方面的材料。他们的做法和说法,给我们很大启发。
  
       我分工管书、整理书、借书、买书。买书主要指的是去旧书店(东安市场、西单商场、隆福寺等地),买解放前的书籍和报刊。由于北师大和辅仁图书馆革命书籍和报刊所藏比较少,所以重点是采购这方面的书籍和报刊。当时,有一些书商专门去南方,如广东、湖南、湖北一带,收集散落在民间的革命书籍和报刊。《新青年》这个重要的刊物,我们只有一至九卷,没有季刊和不定期刊。《向导》、《共产党》、《先驱》等,我们一本也没有。怎么办?只好到旧书店、旧书摊去淘宝。我三天两头去,跟许多书商很熟。他们这些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对革命书籍和期刊的名称、版本、期数相当了解,我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知识。当时,除了我之外,碰到最多的是中央党校、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人。单位来挑书的人,对书商来说,就是上帝,他们特别注意单位购书人的行踪,有的你不认识他,他却认识你。有一次,我从旧书摊前走过,突然听人叫我张同志,一看,是个卖书的,不认识。此人很神秘地给我拿出一本书,叫《湖南自治运动》,是1920年出版的,内有毛泽东在《大公报》发表的几篇文章。这本书确是很稀有的,当然不能错过,我马上决定让卖书人送到北师大图书馆。可惜,这本书被中宣部知道了,硬从我们这里调走了。经过十几个月的努力,我把许多革命期刊都凑齐了。这些书籍和报刊应该还在北师大图书馆存着,不过后来影印本多了,原件也就很少有人再用了。
  
       在中国革命史资料组工作的一年中,我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史料基础。除了出外购书和在室内整理书之外,有足够的时间看书。我和朱纯治、沙福志住在会贤堂。这时,在资料室内安了一张床,我常常睡到那里,以便看到更多的书。比如,《新青年》月刊一至九卷、四期季刊,五本不定期刊,我全部看完。所谓全部看完,包括论文、小说、诗歌、译文、通讯、广告,一字不丢。可能有人不明白为什么要看广告,其实看广告可以知道很多事,比如看杂志广告,就能够知道那种杂志上有什么人发表了什么文章。《新青年》这个刊物对研究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有重要的作用。研究中共历史一定要掌握第一手史料,这需要花很大力气。但是,一部中共历史的史料浩如烟海,不能一下子都掌握,而《新青年》则是掌握一手史料的入手之处。要想深入研究中共历史,必须通读《新青年》。一年的功夫没白下,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史料,有的精读过,有的粗读过,有的知道目录。这些积累对后来我的研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54年2月,组织上调我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那年月,跟苏联专家学习是个非常时髦的事,最早有苏联专家上课的要算中国人民大学,随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也相继有了苏联专家。组织上调我去北京大学进修是因为去了个教哲学的苏联专家,叫萨波什尼柯夫。说心里话,当时我不愿意去,因为喜欢搞历史,不爱搞哲学。不过当时我又想到,研究历史必须掌握理论,借此机会学习点理论也是好事,学完了还可以想办法转回搞中国革命史。
  
       带着矛盾的心情,我来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全国大学和研究单位中是很有名气的,云集了许多著名的哲学家,比如,冯友兰、金岳霖、郑昕、任华、张岱年等。虽然我不想去学习,但我非常敬佩这些名家。
  
       在北大进修期间,主要是听萨波什尼柯夫讲课。此人十分敬业,也坚信马克思主义,但比较教条,而且水平不高。尤其是在我确定论文选题的时候。最初我是想研究梁启超,所以就拟定了“梁启超改良主义研究”的题目。讲了我的想法之后,他大发脾气,说你是共产党员,怎么能研究改良主义?照他的逻辑,研究秦始皇就成了封建专制主义者,研究资本主义就相当于资本家。他是专家,没商量,只好自己去改题目。我改成研究李大钊之后,他伸出大拇指,连声说“好”,那个样子确实也挺可爱的。我应该感谢他,由于他的反对而使我改了题目,以后一辈子研究李大钊。多亏他,歪打正着,否则,也许一事无成。
  
       除了听萨波什尼柯夫的课之外,冯友兰、张岱年、任华等都给我们讲过课,收获还是很大的。听这些课要考试,考试是采用口试的方式,先抽题目,做点准备,再进屋去答。因这个课是冯友兰和张岱年两个人讲的,一前一后,所以要抽两个题目,一人一个。进屋以后,我说先答冯先生的题。接着,我就说冯先生在课堂上怎样说的。张岱年听着即使我答得不对的地方,也不敢说,而冯友兰听着更不好说什么。到答张岱年的题目时,又如法炮制。答完后,二位相互一点头,冯友兰说:“五分”。
  
       两年半的进修,主要干了两件事。一个是继续加强史料的基础,一个是专心深入读马恩列的著作。过去在读史学理论书籍时,虽然也接触过马恩列的著作,但都是片断的。这回则不一样,而是一字一句地读原著,认真思考,到自认为读懂为止。读后确实受益匪浅,不仅更坚定了信仰,而且大大提高了理论水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这对我后来研究中共历史学以及为人处世、观察社会都有很大的帮助。我一直以为这两年半叫“进修”,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北京大学突然发给我一个研究生班的证书。这样,我有了研究生学历。

       (九) 辞别北大 

       在北师大当资料员奠定史料基础,在北大哲学系进修奠定理论基础,这就为我开展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确定毕业论文之前一年,我已利用北大图书馆的条件,把北师大中国革命史资料室没有的五四时期的期刊翻过一遍。确定研究李大钊的思想之后,首先是集中精力搜集李大钊的著作。当时,能够参考的李大钊的著作目录,一个是1951年2月3日刘弄潮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李大钊著述目录试编》,共一百多篇;一个是同年5月24日上海《大公报》上发表的蔡尚思的李大钊著述的分类编目,共二百多篇。我在北师大中国革命史资料室工作时,刘弄潮曾去看过《少年中国》,所以就认识了。经他指点,我到中共北京市委档案室借来李乐光生前所存李大钊著作的抄件三百多篇,全部抄下,并用能够找到的原件校对。在此基础上,我又从报刊上发现一些李大钊的著作。随后,我结合五四运动前后到整个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认真研读李大钊的著作,列出写作大纲。经过半年的时间,写出了毕业论文。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系指定的论文指导老师石俊给了我很大帮助。虽然他没有专门研究过李大钊,但对中国近代思想史还是比较熟悉的。所以,在思想、历史的大背景方面,在研究方法上,给我许多有益的指点,并且为我联系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小册子。
  
       到1956年上半年,我的毕业论文写出来了,临毕业前进行了答辩。原来,写论文时说是要给副博士(即硕士)学位,口号是“向副博士进军”,后来毛泽东不让搞学位制度,也就吹了。这样,进行答辩,只是通过或不通过,与学位没有关系。但是,答辩过程却是非常庄严的,那个阵势比现在博士、硕士答辩大多了。屋子里坐北朝南放一长桌,铺着白布,桌上放的茶壶茶碗都有讲究。壶嘴、壶把、碗把所朝方向,都由苏联专家规定。长桌对面放几排椅子,坐着听答辩的学生。长桌的左边放一个小桌,是答辩人的位置。长桌中间坐着苏联专家萨坡什尼柯夫,两边分别坐着冯友兰、金岳霖、郑昕、任华、张岱年、任继愈、石俊、汪子嵩。做我们班辅导员工作的黄楠森也在场。答辩时,气氛很紧张,有的人所写论文是关于哲学基本理论的或与现实联系密切的,往往被问很多问题,有的还不太好回答。各位答辩委员对我的论文内容比较生疏,所以提不出什么问题。冯友兰提了两个问题,对我来说太容易回答了。于是,我的答辩很快就通过了。
  
       1957年3月,我的毕业论文《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对这本小册子应该怎样评价呢?应该说,它是国内外研究李大钊革命思想的第一本书,而且直到1979年《李大钊传》出版之前也只有这一本书。因此,它是一本开拓性的著作。不管如何,小册子的出版,是我从1949年到1956年的七年中在各方面下功夫研究历史取得的初步成果,为我以后的研究开了个好头。
  
       我入大学时已是团员,而且是班上仅有的六个团员之一。那时,团员的事是很多的,因为碰到的运动多。从1950年9月入学到1952年9月师大与辅仁合并之前,碰到的运动有:镇压反革命运动,土地改革运动,抗美援朝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这些运动在我们班上要做的工作,有多有少。像土地改革运动,一二年级学生不到农村参加,只是对班上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同学做些思想工作。记得,全校在大礼堂开逮捕反革命分子大会,我去做保卫工作;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系里老师的事,我也被分工去做一位女老师的思想工作。
  
       当时,北师大只有党总支,我们属历史系、中文系、外文系、音乐系、美术系、体育系的联合支部管,支部书记是阙雄飞,组织委员谢秀忱。他们俩人是我的入党介绍人,经常与我联系的是谢秀忱。讨论我入党的发展会是在1953年初,即我上三年级的第一个学期末。由于我与同学联系少,群众关系不密切,挨了一顿批,结果没通过。
  
       1953年7月初,这时我已工作了五个月之后,重新回到原支部讨论,这次顺利通过。总支经过谈话、讨论、投票,于7月23日批准我为预备党员。1954年7月,我在北大哲学系进修时转为正式党员。在北大,因为是进修,所以除去参加组织生活,就没有更多的政治性活动。只是在肃反运动中,我被指派参加了一段某位老教授的专案组,现在已记不清都做些什么事了。
  
       这之后,虽然经过多次运动,虽然自己对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并不都是恰当的,对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不都是清楚的,虽然在自己做的具体工作中有过不少失误,虽然也受过不应该有的“批判”,但我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我以优秀的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尽力为共产主义事业做贡献。
  
       大概因为我研究李大钊有了初步成果,也因为北大哲学系没有搞现代哲学史的人,所以就想把我留下。冯友兰两次把我叫到家里谈话,动员我留在北大。他对我说,你学得不错,系里缺少搞近现代思想史的教师,留下来会有发展的机会。但我不愿意,一是我还打算继续回去搞革命史的研究,不想搞哲学;二是我对北大有自己的看法,觉得还是回北师大心里踏实。两次我都婉言拒绝,并表达前辈对我关心的谢意。我没有留在北大,真是万幸,不然碰到反右派,一鸣放,肯定会“攻击”苏联专家,说话又损,准成右派。这回,算蒙对了,保住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去了冯友兰家两次,让我大开眼界,一看,房子真大,客厅里四周全是书柜,放满了线装书。我羡慕极了,就想,一定要当这样有名气的教授,一定把藏书摆满了屋子。可惜,这只是幻想,到现在也没达到。

       (十) “屯田”务农 
 
       1956年7月,我回到了北师大政教系。因为我在北大进修的是哲学,理所当然要到哲学教研室工作。根据需要我接受了给中文系四年级上哲学课的教学任务,同时担任教研室党支部组织委员的工作。当时,我们教研室主任是石盘,党支部委员有李思温、齐振海、郑修身和我。
  
       来年反右派斗争结束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干部下放的精神,学校里组织两拨人分别下放到农村和工厂。到农村的是下去劳动锻炼,然后再回学校工作,而去工厂的则是要精简,但当时并未说明。我是去农村的,和我一起去的有我们系的一些教员,也有别的系的教员和行政人员。去的地方,当时属北京市昌平区永丰乡的一个村叫“屯佃”。下去的那天是12月5日,刮着西北风,天非常冷。我们坐在一辆带棉棚的大卡车上,因为好奇,我从小窗户往外看,着了风,下车就病了。饭也没吃,就病倒在我们四个人要住的一个农民的家里,发烧三十九度多。等我醒来后已是第二天上午。炕很热,出大汗。我看见一位女青年正在填柴烧炕,她说是团支部书记,村里派来照顾我。好在年轻,躺了一天,病就好了。从此,就“扎根”农村了。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如何,因为组织上号召,要有一辈子在农村的思想准备。共产党员当然要听党的话,好好干,不去想以后如何。
  
       我们虽然分散住在农民家里,但并不在那里吃饭,只是睡觉。我们几人住在崔大爷家的西屋,三人住外屋,我住里屋。因为里屋的炕不能烧,夜里特别冷,我盖两个被子,还把棉衣压上。靠着体力壮,睡眠质量又高,一觉醒来大天亮,暖暖的挺解乏。我们吃饭是单起伙,叫下放干部食堂,大家轮流做饭。由于组织上不让脱离农民生活水平,所以细粮、油、肉都被限量,而且每顿饭的钱数也有规定。更不许从城里买食品带来(带点咸菜可以),否则要挨批评,严重的要受处分。轮到谁做饭,谁都会费尽心机设计,既要吃得好,又不超标,是个很不简单的事。比如,买炸豆腐炒菜,可以节省油,或买骨头熬汤。大家都年轻,饭量大,一劳动,吃得更多。我记得吃包子,一顿能吃八个。所以,吃细粮必须限量。比如,吃米饭,每人四两,不够吃窝头。这我倒不在乎,因为不爱吃米饭,每次都给别人。我吃窝头长大,不但不怕吃而且爱吃,到老了还是这样。现在,我还常买点窝头和香葱,蘸甜面酱吃,那叫个香。
  
       农业劳动对我是件生疏的事,很多都不懂,一切要现学。我当时所在小队队长姓范,是个劳动能手。他不善言谈,每次出工布置活,只是几句话,到地头就干。拔麦子的时候,不管多长的垄,他一蹋腰就到头,不带直腰的。他对下放干部非常热心,手把手教我们怎样干农活。我这个人不算笨,学一学就会了,干得还不错,当然离老范的水平差得远。
  
       干农活确实苦,尤其是天冷得很,冻手冻脚,真要咬牙坚持。有一天,早上零下22度,北风猛刮。我们照旧出工,扛着工具,把手笼在袖子里。到了地方,赶快藏在柴禾堆前背风。刚待一会儿,老范来了,说太冷了,今天不干活了。我们一听特别高兴,三步变两步,立马返回家。开春以后,我们又到菜地里干活,这活很细致,但比大田里的活轻松。脱了鞋,光着脚,挺爽,还能治脚气。
  
       干活累点也就是了,麻烦的事是在下放干部中自己跟自己较劲。我是个小头目,有两位老兄总想跟我练练,让我服输。有一天,在小河沟里淘水。由两个人一起抡个大的竹篓子淘,是个力气活。两个老兄来回换,我这边一个人干到底。我当时想,他们俩人想搞垮我,没那么容易,不定谁输。结果,他们俩人也没干过我,一再要求休息。这个事,今天想起来,实在没意思,何必非要较劲呢?他们不是党员,对下放不理解,不满意,有意见,可又没地方去说,所以就拿我这个共产党员出气。我应该宽容一些,可当时年轻气盛,想都没想这么多,实在对不起他们两位。
  
       另外的较劲,跟这种较劲的性质就不同了,那真有点“革命性”。当时,大家的劳动热情很高,纷纷写决心书表态。我的决心书写了几条,内容全忘了,只记得一年大干四百天的保证。就是说,不仅全年不进城回家休息,而且还要加班三十五天,这在当时下放干部中很显眼。也许有人说,准是为了出风头。不然,那时还是真的,觉得自己是党员,应该带头,起模范作用。我并不要求别的下放干部跟我比,而是自己这样做,可以使别的下放干部都努力按自己的条件尽可能去做得好一些。这事假不了,要一天一天干才行,并没有任何人强迫,完全是自愿的。现在有的学者写那个时候的历史,总是把许多事说成是政治形势所迫,人们不敢不做。说句公道话,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在现代人看来,也许有点傻,不可理解,但那时的人们还是真诚的。我的做法确实有点冒进,但不是假的。还别说,当时还真有人跟我一样这样做。他叫杨寿堪,那年刚从政教系毕业,留在哲学系教研室当教员,小伙子很有干劲,也宣告每年大战四百天。确实,他后来在研究西方哲学史方面很有成就,这跟他肯干有关系。
  
       下农村劳动虽然累,可整个生活是愉快的。多数人都高高兴兴地过活,并不是天天愁眉苦脸。下了工,洗手洗脸后,到食堂一看,热气腾腾的饭菜,一个个像饿狼似的,边吃边聊,如果有点新花样,更是兴奋一番,众口夸奖当天做饭的同志。干活时认真干,一休息,或聊天,或相互开玩笑,很是热闹。
  
       下去劳动,最让我不能忘记的一件小事,是一次我从城里回来,天色已黑,下了公共汽车,又因为路不熟,不知怎么走。幸好,有几个去北郊农场的人,他们路熟,就一起走。说着话,很快就到了屯佃村子的边上,他们继续上路,我一个人走,天黑看不见路,心里有点紧张,走着走着不小心掉进沟里。刚一掉进去,还没顾上疼,就听见上面一声大叫,原来是个猫头鹰被吓飞了。这一来,我真害怕了,使劲大声喊叫,但没人,只好连滚带爬进了村。好在有惊无险,算是回到了“家”。
  
       下放劳动不仅学到许多农业知识,而且对农村的情况有了实地的了解。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因为我一直长在城市,对农村一无所知,这在搞自己的专业方面是个很大的缺陷。尤其我在那个队里当了一阵子副队长,和农民干部一起开会,研究各方面工作,对我帮助很大。不过干副队长最头痛的是农民找队里来解决问题,有工分方面的,有人际间纠纷的,也有要钱的,还有开证明的。处理这类问题,对我来说还有个情况不明的难处。简单的问题,几句话就解决了,复杂的问题只能表示一定认真办,但需要队委会集体研究才能答复。我这个人没脾气,与农民交谈问题态度好,他们还真愿意找我说。有的说一说,我耐心解释一下,暂时解决不了的问题,也就算了。接触了实际,使我有很大收获。

       1958年5月,因为要开“中共党史”课,必须编大纲,所以教研室就把我调回学校,离开了生活半年的屯佃村。

       (十一) 回归本行 
 
       虽说教哲学课还过得去,但我仍不愿意搞下去,总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不愿意做的事硬做,心里不舒服,肯定什么也做不好。不行,非改变,这是当时的决心。我随即向系领导提出,很干脆,答应了。1958年初,我终于回归本行,继续搞中共历史。这回,不当资料员了,改成讲党史课,而且是教政教系的专业课。第一次是给政教系二年级讲,大概是1959年的上半年。这个班的人数不多,我教五四运动和中共创立这一段,因为熟,讲起来不费劲。虽说课讲得很顺,但由于我过于认真,还惹出点麻烦。我看到《中国青年》记者采访董必武的一篇报道说毛泽东在中共一大时当选为中央委员。记者把中共三大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会秘书的材料给董老,而董老误认为是中央委员。在课堂上,我说了这件事,不知怎么被反映到学校,一位领导找我谈,批评了我一番,说是你知道“一大”,还是董老知道“一大”。弄得我啼笑皆非,可也不敢反驳。
  
       说实在的,别看我后来一直搞中共历史,正经讲党史课很少。但我对讲这类专业课,还真有点想法:一是讲课要以充分研究为基础。二是讲课不要照本宣科。三是讲课不要约束听者,要靠讲授内容吸引人。上课点名、制止在课堂上做其他事、考试为难等办法,并非高招,而且也没用。四是讲课不要总板着面孔,要让听者感觉你是他们的朋友、知音,和蔼可亲。
  
       与讲课的同时,我又开始进入科研的领域。这次是为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而研究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不是我一个人搞,而是教研室几个人一起搞,但以我为主。当时,我翻阅了大量材料,特别是期刊,也参阅了以往研究的成果。在众人分别起草的部分初稿和我起草的部分初稿的基础上,我进行了修改,调整、重写,并由纵瑞堂写了结束语。最后,我又统改了一遍,形成定稿。这中间,已是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的时候,所以就把“问题与主义”部分交给《光明日报》,在1959年5月5日发表。至于全部稿子大概是在来年的中间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书名叫《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反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于1961年8月出版。由于当时不能署个人名,只能用集体的名字,所以就瞎起了个笔名,叫“蔡韋”。我们这本小册子,到1979年9月又由上海出版社再版发行。但是,1961年出版的这本书,手头并未保存下来。2008年6月,我的一个学生从网上查到有卖这本书的,就买下来送给我。我很高兴,在书上写下:“几十年后重见面”。
  
       另外,为了写这本书,我在1959年3月去了武汉大学,拜访李达。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出远门,也不知道买卧铺,不知火车到达武汉的时间。所以,到了武汉,下车快十二点了,当然无法去武汉大学,只能找地方住下。有人告诉我,车站附近有小旅店,走了一段路果然找到了。敲开门,服务员让我进去,我要了个单间,但需要从大堂穿行。我走过去,看到大堂中有人睡觉,女的都穿短裤,吓我一跳,不敢走,服务员说没关系,武汉天热都这样。我硬着头皮走过去,到单间睡觉。第二天,我坐车到武大校办,说要拜访校长李达。很快,校办的人就把我让进李达的办公室。见到这位中共一大代表我有点紧张,但由于老头的和蔼、平易近人,使我很快轻松下来。我说明来意,他很高兴,认为研究这个问题很有意义。他用了将近两个钟头的时间,给我介绍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背景和内容,并对一些人做了评价,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谈话中,他提到杨明斋的《评中西文化观》,说这本书已很少见到,是批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农国辨》(章士钊)的。很巧,1962年2月我在西单商场旧书摊上看见这本书,买下来,收藏至今。李达是位值得人们尊敬的正直的学者。他在脱离共产党之后,仍坚持研究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共有一定联系;建国以后,李达从事教育事业,并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工作。我能够与中共一大代表交谈两个小时,也是我的荣幸。
  
       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从此,全国进入了“大跃进”的热潮当中。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政教系的领导决定把学生拉到农村参加劳动,并开设共产主义教育课。为了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我和当时的系秘书贺允清一起去百花山踩点。当时,交通很不发达,我们在门头沟雁翅站下了火车,再没有车可坐,要步行山路几十里。当地人告诉我们,走山路有一段很危险,一定要快走。因为那是两座山中间的河床,万一下起雨来一涨水,跑都没地方跑。我们俩人赶快走,有点像慢跑似的。好容易过了这段路,又碰上一段很高的大坝,一边是河,一边是山涧,坝又很窄,我们硬着头皮走,眼睛向前,不往两边看。俩人一前一后(不能并肩走,没有那么宽),有时还要蹦一下,最后,总算过去了。中间到了斋堂镇,休息了一段时间,打听打听路怎样走,继续奋斗,傍晚才到了百花山。第二天和当地干部一谈,才知道这里根本没地方住那么多学生。我们俩人一商量,认为这里条件不具备,学生不能来。回到学校,如实报告了踩点的情况,只好作罢。
  
       接着不久,我又和几位老师一起,带着几个学生到河北定县清风店镇去踩点。我们到了清风店镇下边的一个叫东指东的村子里,住在大队部。每天早晨,大队干部站在房上用大喇叭喊话让社员出工,说不出工就捆起来。我们这些人吃饭都在派出所的食堂,算是好的待遇。米饭都是一粒一粒的,没有一点粘性。有同志说,这不叫米饭,应该叫“颗粒”。吃粉条也是一种麻烦。圆的像皮绳,扁的像皮带,根本不能咬断,只好整咽。不过,这些还算好的,最糟糕的是吃白薯面蒸的窝头,难吃不说,要命的是吃了就拉肚子,一趟一趟上厕所,真够受的。为了解馋,我们有时找个理由去镇上吃一顿。待了些日子,大家觉得这里条件不合适,随即打道回府。这期间,我们去徐水县参观了一番。当时,大跃进中河北省的徐水县因粮食高产出了名。到了徐水的一个村,先不让参观,而去大棚底下白吃白喝一顿。因为平日伙食太素,这回可解了馋,桌上摆着各式各样肉菜,吃了个痛快。以后才知道,“高产”是虚报的,一切都是假的。

       (十二) 恋爱结婚 
       
       我和老伴关崇峻是1956年11月结婚的。我们俩人是同学,但因为她是教育系的,我是历史系的,所以在辅仁大学上学时并不认识。辅仁大学和北师大合并后,她在团委工作,联系我们班的团支部,而我是团支部委员,这样就认识了。虽然还算熟,但只是工作关系,别无其他。1953年2月,我从班上调出来工作,没有再见到过她。1954年7月,她从北师大毕业,分配到外交部东郊幼儿园,来年又调到西郊幼儿园。该园离海淀镇很近。1954年2月,我到北大进修,虽与她近在咫尺,但没有碰到过。大概是天赐良缘,一天,我们突然在街上碰到。她穿着一件红色外衣,清秀的脸庞,窈窕的身材,给人以端庄美艳之感。见面后,我很惊讶,问她怎么会在这儿碰上,她说就在附近上班。当时,我想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聊了一会儿过去,留下地址,从此她就成为我追求的目标。
  
       以后的日子里,由于我追得特别紧,我们就逐渐进入了恋爱阶段。我时常给她写很厚的信,信封信纸都是粉色的,代表着爱的魄力,而每封信都充满着爱的激情。可惜,这些信都没了,不然写起回忆会增添许多鲜活的色彩。因为我们都在海淀,有时星期日她休息,就约好一起进城回家。记得有一次,在西直门下车后,没有再坐车,一直从西直门走到东四九条她的家,大约有二十多里路,既因为我们年轻不知道累,更因为有一种爱的力量。到了家门口,还恋恋不舍说了半天话,才不得不分手。有时,我们约好到北海,坐在道边背人的椅子上聊天;有时漫步在公园的小路上,旁若无人地说着悄悄话。恋爱期间,我们很少到外边吃饭,因为那时俩人所挣工资不多,还要给家里,手头很紧,但彼此很理解,尽可能少花钱。当然,也不是绝对没吃过,吃的时候只为填饱肚子。记得有一次在东安市场的森隆中餐部,要了个酸辣汤,俩人吃得美滋滋的。爱的力量是伟大的,只要俩人在一起,什么都是好吃的,连酸辣汤的味道也与众不同。什么叫恋爱,字典上解释说是“男女相爱”。这当然对,但没有把恋爱的劲头说出来。其实,男女相爱,未结婚之前,彼此总想着,最好能天天见面,几天不见面,就有非见面不可的感觉,坐不住,站不住的,有人就因此耽误学习或工作。我以为,年轻人谈恋爱是正常的,只要把握好,不但不会耽误而且有利于学习和工作。正是在我们谈恋爱的过程中,我完成了毕业论文,出了一本书;也正是我们谈恋爱的过程中,她工作努力、出色,提升为保教主任。我们是幸运的,谈恋爱的这段时间中国政治形势平稳,没有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这对享受甜蜜的恋爱过程是一种可贵的保障。
  
       我老伴是满族,祖上随清军入关,在朝廷为官。至其曾祖父纳钦时,已是清末,曾两任驻藏大臣,正二品(自元代起西藏就属于中国版图)。到她祖父奎濂一代,因中经辛亥革命,虽仍维持大家庭,但已开始没落。她父亲关松房,1901年生于北京,原名枯雅尔•恩棣,字稚云、植云,号翕斋,笔名松房、夕庵、夕庵主人。我岳父是著名的山水画家,集百家之长,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早在1925年,他的作品就在比利时的国际博览会上获银质盾奖。同年,他与溥雪斋、溥心畲等著名画家一起,组织在国画界颇有影响的松风画社。1948年,他在中山公园举办了个人画展。解放后,他先后参加中国画研究会、中国书法研究会,1957年北京画院成立即参加画院工作,被评为画师。我老伴的母亲奚稚梅,也出身于满族世家,虽为家庭妇女,但有一定文化程度,知书达理。她的弟弟是著名京剧演员奚啸伯(奚家也是名门,他们的祖父裕德,为清末理藩院尚书,后入阁拜相),与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并称为“四大名须生”。我老伴自幼受到父母和舅父的疼爱,并接受较多的传统教育,虽身体虚弱,但学习非常努力,做事极为认真。中学时,她先在贝满女中读初中,后转入女二中读高中,1950年考入辅仁大学。她在整个读书过程中,不仅成绩优秀,而且思想非常进步。高中时加入了中共地下外围组织“民联”,发展过下线,给警察局长家送过警告信。大学时,做团委工作,极为负责。辅仁大学和北师大合并后,她所以转入学前专业学习,是因为她有一颗热爱孩子的、善良慈和的心。她在学习和工作中,研究幼儿心理,研究对幼儿的教育方法,研究自制适合幼儿的玩具。用她同事的话说叫“会玩”。玩和吃就是孩子的一切,只有在玩中才能学到知识,一天一天长大起来。由于她敬业,由于她积累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的提高,终于成为幼儿教育专家。这真是“昔日满族名门后,如今幼儿哺育人”。
  
       恋爱的硕果是结婚,但我们结婚还碰到一点小小的麻烦。一提到结婚,她总说比我大不合适,我说那是非正常心理,为什么一定要男比女大呢,而且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但是,她家里不同意,怕将来出问题。经过一番周折,算过去了这个坎。结婚总要有个住的地方,我父母家没地方,她父母家也没地方,学校里说北京有家的教师不能给房。这就难了。恰巧,系里因教师住房不够,采取办公与住宿合一的办法,这样我就混上了一间办公室,作为非正规的宿舍,屋里只有双人床和办公桌,其他什么也没有。1956年11月16日,我们终于结婚了。结婚那天,同学、同事来了很多人,热闹一番。中间去老伴家接她时,还闹了点不愉快。她家本是大家庭,虽然已不在一起住,但姑娘出嫁是大事,北京的亲戚来了很多。一进门就给我介绍,说到几个人之后,我就不耐烦了,说反正也记不住,就别介绍了,弄得大家很不自然。现在想起来,太不应该,确是年轻不懂事。
  
       那时结婚跟现在不一样,什么度蜜月之类的事全没有。星期六结婚,星期一就上班,继续干革命工作。结婚第二年,我老伴又从外交部西郊幼儿园调到东郊幼儿园,在北新桥方家胡同。学校的房也不让住了,只好搬到幼儿园的一间几平米的车房。条件更艰苦了,屋里除放一张双人床和一张桌子外,就没地方了。不过,也有乐趣。因为不自己做饭,家里没有任何厨具,可以凭本买的带鱼也没办法吃。我们把鱼收拾干净,放在炉子上烤。围着炉子边取暖边吃,那个香劲就别提了。两个人的世界,幸福自在其中。这一年,她怀了孕,1958年1月14日生了个宝贝女儿。当时,我正在农村,由于革命第一,我没有能回来照顾。想起来,真对不住老伴。女儿生下来后,由于我们工作忙,住处也小,只能把女儿放在姥姥家。住在姥姥家有好处,生活上受到更多照顾,特别是到国家经济困难时过得相对好一点。同时,传统文化教育也多些,使孩子懂礼貌、爱学习、知上进。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由于管得严而多,造成性格内向,胆子小,缺乏创造性。女儿小时候,到外边碰上要做的事,总要问人家让吗?比如,到公园玩滑梯,她不敢上,怕人说,怕人不让滑。这种性格对她后来长大,确有影响。
  
       我和老伴结婚以后,虽然慢慢有了比较固定的简单的住房,但没有个像样的家,因为我俩多数时间在单位住,在食堂吃饭,孩子住姥姥家。相当长时间,过着“游击”式的生活。

       (十三) 下放“行医” 
 
       1965年11月,正当我专心致力于正常教学工作的时候,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个剧是吴晗在毛泽东1959年4月提倡学习海瑞之后写作的。姚文元的文章点名批判,说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这篇文章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群众性批判运动,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我和其他老师,谁也没料到一场史无前例的暴风雨很快就来到了。我更没有料到,自己多次混过运动却躲不过这次大灾难,很快就被揪出来。
 
       当时,系总支让从五年级两个班里挑出两名学生去《红旗》参加临时的批判组。我是辅导员,自然由我来从五年级一班挑一个同学去。当时的班长谭厚兰是贫农出身,党员,又能写,我就选中了她。另一个班选送了个男生,人家没出事,可谭厚兰却成了学生造反派的“五大领袖”之一。后来我常想,当初选个别人就没事了,是我害了她。话说回来,谁又会算命呢?她真出了风头,成了“名人”,但好景不长,一头栽进了监狱。好容易熬出了狱,分回北师大,她又得了病,过早去世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她确实做了许多坏事,逮捕入狱,罪有应得。但她也是受害者,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
  
       1976年6月,我和北师大的许多职工一起,到当时的顺义县牛栏山公社的史家口大队去劳动。顺义县(已改为区)在北京东北部,是个比较富裕的县。现在更不得了,是北京市诸多远郊区县中最富裕的区。牛栏山公社在县城的北边,距离正好是火车的一站,然后再往北往东就是史家口大队。
  
       在史家口大队,我和政教系几个教师住在一块较大空地的北屋,旁边是下放干部的伙房,紧挨着伙房是村图书馆。好像刚到史家口没两天,一位教师就病了,大概是有点水土不服,发烧近三十九度,人很难受。当地只有一个卫生站,大夫叫做“赤脚医生”,找了也没大用。我诊了一下脉,觉得有湿热,好在我带着羚翘解毒片,就又从卫生站要了点藿香正气片,一次各吃六片,第二天就好了。
  
       下放期间,我给村里很多人看过病,虽为“非法行医”,但还是有一定效果。村里有个老太太半身不遂,手张不开。我去看了她,觉得太可怜。她同意针灸,隔天一次。第一次扎足三里时,她太紧张,结果滞针,就只好用力打她的腿,才拔出来。扎了一段时间,居然使她的手张开了。这样一来,村子里就传开了,说我会治病,很多人来找我。有一天,村子里小孩打脑炎防疫针,到晚上有一个小孩发烧。孩子的家长把卫生站的大夫找去,还跟着一位下放到那个村的“右派”牙科教授。他们看过后说孩子脖子硬,可能是脑炎,不是感冒。遂后家长又把我找去,我一看孩子虽然发烧高,但脖子并不硬。为什么他们摸着硬,我摸着不硬,这是因为平日我与这个孩子非常熟,他经常到我住的地方找我玩,而卫生站的人穿着白大褂,孩子见到就很紧张,使劲梗梗着脖子,让他们误诊。我认定,这个孩子就是感冒,给了药,并守在孩子身边到第二天早晨,一试表,三十六度多一点,病好了。又有一天晚上,一位妇女肚子疼,在床上翻腾。家里人来找我,我看了以后,觉得很像胆结石引起发炎。我说睡一下就会缓解,立即给了睡觉的药,过一会儿她睡着了。第二天到县里医院检查果然是胆结石。还有位姑娘,老说胸口发闷,我听了心脏,诊了脉,觉得不会是心脏病,可能是心理方面的问题,我开了一个中药方给她调理,不久真就好了。
  
       我并没有学过医,那为什么敢给人治病呢?说来话长。我父亲对医道有点研究,看过不少医书,而且还有很多医学界的朋友,前边提到过的“四大名医”都跟他很熟。他常常给家里人和亲戚朋友、邻居开个中药方,别说还真管用,特别是感冒。我小时候就看一些我父亲存的医书,积累了一些知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也买了一些医学方面的书随便看看。六十年代初,因为常跑医院,和一些大夫有所交往,中医医院的大夫钟淑琪就是其中一位,我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知识。“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没事干,就想学点医。我和两位同事一起弄起针灸术来。我们仨人当时非常执著,自己扎,互相扎,练习手法,真像那么回事,给别的教师扎针还真有效。我除了看针灸书之外,还读了一些中西医书籍,如《黄帝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内科学》、《外科学》等,并写了许多眉批和笔记,可惜后来都处理掉了。从我现存的一本清代罗国纲编的《罗氏会约医镜》中,可以看到当时我做的批注。比如,书中有一小节“虚实凭脉辨”强调以脉辨虚实,我就在边上写了几行小字,其中说到:“不能完全凭脉,要了解病人的体质、疾病历史,以及症候群,总之要全面,看问题防止片面性。”现代人编写的《中医学新编》、《中药学概论》、《内科学》等书也读了几本。我不仅学会针灸,而且也学会西医的听诊、肌肉注射,中医的诊脉(只会诊出“浮沉迟数”)。学了这些的确有用,家里人有个小病都能处理。“文化大革命”中,我父亲脑中风,半身不遂。人民医院大夫确诊为脑血栓,说不宜马上针灸。可据我理解,要立即针灸才能见效。于是,我隔天一次,给父亲扎了一个多月,这样,父亲居然能站起来走路,跟正常人一样。正是有了这样一些基础,我去史家口时,就带上许多常用中医药,带上听诊器和针灸包,做好实践的准备。
  
       史家口村的农民对我们都很好,帮助我们解决许多难题,我们也尽力为他们做些事情。我除了“行医”之外,还吸引了一批小孩,对他们进行点教育。这些孩子经常在我还没下工的时候就到我住的房子外边等我。我回来后,跟他们一起玩,给他们讲故事,都非常高兴.

       (十四) 学术的春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即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开始了系统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成为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经过这次全会,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实行改革开放,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明显提高。社会的进步给人们带来幸福,日子越过越好。为了更美好的未来,人们信心百倍地继续大踏步前进。
  
       在社会的前进过程中,我的生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在过去的日子里,作为共产党员的我,总想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为社会发展多做贡献。我不断学习以提高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勤勤恳恳地完成分配给自己的教学任务;为做好学生工作而与学生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钻研专业,发表了一些文章和出版了两本书,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自认为做得还可以,但却不断受到政治方面的否定,说我不关心政治,走“白专”道路,不得不经常检查。“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更是遭罪,我被揪出来,成了“黑帮“,多次批斗。我的一本十万字的书,被大字报列出一百条罪状,说是反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以后,我得到了解放,开始了新的生活。
  
       解放,首先是思想解放,这是干一切事的基础。当然,思想解放不是胡思乱想,更不是胡说八道,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去想去说去做,以解决过去未曾解决或解决不妥的问题,创设出新的道路。在学术研究领域中,要敢于对传统结论提出疑问,经过缜密思考,反复论证,发表与往日不同的新见解。
  
       正是在思想解放的基础上,我开始了新的教学和科研活动。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已培养了一百多名硕士、博士、博士后和国内外访问学者。已毕业的学生有在高校的,有在科研、新闻、出版或党政部门的,也有个别经商的。他们在学术上或在其他方面,都已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同时,我团结了大批青年党史研究工作者,他们与我联系密切,成为编外弟子。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发表了三百多篇文章,主编或独自写作四十多种专著、教材、丛书、工具书,在党史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多次参加学术研讨会,做过百次以上学术报告,并先后在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北京市委党校、西安政治学院等几十所高校、党校、军校担任兼职教授。由我组织并主持的党史学位点的导师、研究生会议,延续了二十多年,对党史学科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多次参加学术评审工作,如北京市高校和党校职称评审、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评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位点评审等。同时,多次为教育部、北京市委服务,如为教育部编写政治理论课大纲、教材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先后担任多个学会的领导工作,如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等。
  
       在这个过程中,我对中共历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主要有:第一,我否定了以往认定中共历史是政治理论学科的说法,明确提出中共历史的学科性质是历史学科。这种观点得到党史学界的认同,使中共历史学科的发展步入正常轨道。第二,鉴于以往中共历史研究范围过于狭窄,我明确提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历史研究的主张。这一观点带动了中共历史研究向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诸领域发展,使研究更加深化。第三,鉴于以往的中共历史研究多从政治角度考虑,我明确提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是中共历史全过程的主线,因而研究应以这一主线为核心展开的观点。这一说法引起党史界学者的注意,很多学位点都先后把“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列为研究方向。第四,我力图改变以往研究不重视理论和方法的现状,倡导中共历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并初步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与中共历史实际相结合的中共历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在此影响下,不少党史工作者步入中共历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行列。
  
       改革开放不仅使我在学术研究领域内得到解放,从而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而且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有很大的改变。在经济上,我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大款,但再也用不着过那种到月底差几天吃饭钱的穷日子。对于现在无忧无虑的生活,我非常满足。“文化大革命”中,我和我的亲属们,有“黑帮”、“走资派”、“汉奸”、“国民党”、“五一六”分子,今天这个被揪,明天那个被斗,真是度日如年。这种日子一去不复返,现在的家庭美满、和谐。我的大女儿在美国、是旅美作家,二女儿在北京市委党校,工作很有成绩。她们都有了下一代,两个外孙女是品学兼优、身体健康的好孩子。我和老伴虽然一天比一天老,而且体弱多病,但尚能买菜做饭、生活自理,过着正常生活。我每年还能写十几篇文章,并经常组织青年学者编写一些大书,继续为学科建设贡献自己的余力。
  
       我的自述已经在校报上登载了多篇,改革开放后的部分虽已写出不少,但都是记载我的学术活动,学术性很强,对党史界同行还有些用,一般读者不会太感兴趣。所以,我告诉校报不要再发了。特写此篇,告知读者我在改革开放之后干了些什么事,权当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