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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敏:跨越世纪的诗哲人生
发布时间: 2016-05-04  



       九叶诗派”,中国现当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们,将艺术性与现实性高度凝练,撑开了中国新诗发展的又一片蓝天。如今,九叶之中,八叶飘零;惟余一叶,年高九旬;虽经风历雨,却愈显苍郁。她曾师从冯友兰、汤用彤、闻一多等名家硕学,深受濡染;她是冯至的入门弟子,亲得提点;沈从文主编的报刊上频频闪现她的诗篇;巴金替她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对她倍加青眼;她也曾行走于北师大的木铎声中,与我们相视擦肩……本期起,“九叶派”诗人、外文学院教授郑敏先生将以她的讲述带领我们,感受中国新诗的发展变迁,品味“诗与思”的深邃缠绵…… ———编者




                                                                                                  





       (一)落寞童年 

       在1920年,军阀内战炮火正酣时,我出生在北京一个颇有寓言意味的胡同里。它是“闷葫芦罐”,现在似乎已经改成“蒙福禄胡同”。从此开始了我的“闷葫芦之旅”。
  
       我原姓王。父亲是留学法国、比利时学数学的。回国后供职于当时的外交部。虽然曾任悉尼公使,但回国后由于某种内心的伤痕,终于离职,而选择做一位在家参禅诵经的素食者,生活自然很困难。但他时常在出门借钱买粮食时,误入古寺与高僧论道,直至日落,空手而归。我们兄弟姐妹共六人,分别寄居在外祖家。我在两岁时几乎因脑膜炎死去,病好后需要一个较好的康复环境,因此就过继给了我的姨妈。我的养父姓郑,是我生父的留法好友。从此我就成为了郑家唯一的孩子。
  
       我的养父(以下称父亲)是一位工程师,充满了法国大革命为人类留下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他是我最贴心、慈爱的亲人。如果在人生的种种磨难面前我能够走过来,那都是因为他积极热情的人生态度对我的熏陶。
  
       父亲先是在河南一个矿山做工程师。在十岁以前,我都生活在矿山。我的家在一个半山坡上,山下就是矿山的唯一的大马路。我经常站在我家的矮墙前看着马路上来往的行人。由于矿山上住着的都是父亲的同事,这几十户人家的男女老少的动态,及瓢碗锅盆的事大家也多少都知道。这条经过我家墙下的马路也就成了这个小村子的舞台,或者不如说是矿山宿舍的台历。每天打那马路上经过的工程师、技术员、工人,及家属、青少年,对我这个孤寂的孩子而言都是很有吸引力的舞台人物。譬如说,每天下午放学时就有一对梳着长辫子的姑娘走过,在马路对过的院墙外边,她们分手时,彼此深深地鞠躬,那种温文尔雅的举止,加上那长裙短袄的服装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不久,其中的一个得了肺病,另一个每天来去时显得十分孤单。
  
       夏天晚上,这矮墙根就是捉蟋蟀的好地方。后园子的南瓜花是蝈蝈爱吃的。东墙外是后山坡,坡上尽是野坟。有时,傍晚,山坡上一阵哭声,一队包着白头布,披麻带孝的乡民,往山坡上送殡。虽说有时也有些孩子来找我玩,但更多的时候,是我一个人在院子里游荡。也许这种孤寂的童年使得我日后总喜欢和山川草木花鸟交朋友,好像自然界这些不说话的东西都能告诉我一些什么有意思的事。
  
       五岁以后,父亲考虑到我的教育问题,就每天晚上教我算数。他热切地希望我长大后能学自然科学,费尽心思为我制造了一些小实验用具。又因为我喜欢晚上一个人站在廊子上看星星,就幻想也许我将来能学天文。但我的算数“成绩”终于使我父亲清醒过来,他无可奈何地放弃了美梦,听任我翻阅他架子上的《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和《小说月报》。《西游记》是我的启蒙读物。每晚上父亲给我念一段“孙猴子”的事,白天我就重温那一段。花果山、水帘洞对我来说真是醉人的地方———这样我就开始了文学阅读。不久,父亲又给我找了一位家庭教师,他是矿上的职工,因为祖传家学渊博,而且写得一手好字。他当然是一位高师。可惜,我很令他失望,因为我总好像被书斋外面的自然景象所吸引,对他的讲学接受能力较差,只有当他讲到与自然有关的词句时,我才忽然像着了魔似的注意聆教。譬如说他讲解松、竹、梅“岁寒三友”时,正好是一个大雪日子,我听得入神极了,课后跑到后园子看那一丛半埋在雪里的细竹子,真像它们是有个性的“高人”似的。
  
       十岁以前,我生活的矿山装载了我的童年记忆。矿山虽小,但也有它自己充满喜怒哀乐的四季风光。
  
       矿井下有时出事,工人被压伤了,就送到一个矿山医院里去治疗。但听说那医院的经费都被院长给贪污了,因此连纱布、棉花也都短缺,工人的命运是很惨的,这使我每经过那个有红砖矮墙的医院就觉得里面阴惨得很。春天是比较热闹的季节,矿山上各院子的桃李花都开了,老乡们骑着驴来看花,女的扎上红头绳,侧身坐在驴背上。两只小脚整整齐齐地垂在一边,男的牵着驴。对当时穷山沟的妇女们也许这就是最幸福的娱乐了。春天山下沟里还有庙会,矿上则举行职工运动会。
  
       那是军阀混战的年代。小矿常常在直奉两系的拉锯战中被抢来抢去。一次,厂长准备了“欢迎直军”和“欢迎奉军”两种标语,一会贴上这种,一会又急忙换上那种,成天提着浆糊在马路上跑,中间有时上我们家来歇脚,在炉火前暖和一下手脚,对着火苗发愣。矿上也经常受到溃散流窜的败兵的袭击。那种时候我们都迅速地转移到矿下,等流窜的败兵离境才出来。
这些童年的环境都使得我和一个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不一样。我没有他们那种待人接物的训练,在生人面前显得局促不安。这种窘涩的外表使我在整个青少年时期都显得不懂事和孤僻。 (整理/桤木 项健)        

       (二) 结缘诗歌 
 
  在十岁那年,母亲和我移居到北平,以便我能上学。因为我是一个“自学”的儿童,只好托一个亲戚将我插入一个公立小学的四年级。那时公立小学是一些中下层的子弟上学的地方,校舍、师资都很不讲究。这一年我过着极不适应的小学生活。每早五点摸黑上学,因为心里紧张,早饭也不敢吃。到学校,由于不会与小朋友们一起玩而受到种种嘲笑戏弄。又因为功课跟不上而受到老师的惩罚。打手心和罚跪是当时对付劣等生的手段。一学期下来,我就病倒了。当时我很不愿意在原来的学校继续学习下去了。母亲非常着急,暑假时,请来了补习教师,为我补习小学课程。后来,我的功课很快赶了上来。开学后,母亲为我转了学,到了新学校,我的成绩在较好的水平上,跟班上的同学渐渐熟悉起来,来往也多了。从此,我就开始了较之过去广阔而舒畅的少年生活。
  
       少年在北京的生活留给我的记忆是深刻的。我那时每天坐洋车去上学,早上一出门,招招手,对面的车夫就立马过来接我。那个师傅总是一声不吭,有时候看起来似乎是生病了,但还是卖力地跑着。当时我对拉车的车夫们产生了强烈的同情感,我后来创作的许多诗中的艺术形象是取材于这一时期的生活的,如《人力车夫》、《清道夫》等。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祖国国土沦丧,广大人民无家可归,到处流浪。我的父亲也无法在六河沟煤矿安身了。他辞去了煤矿的工作,全家搬到了南京,父亲先在安徽蚌埠,后又到了淮南煤矿工作。我随母亲在南京定居下来,跳一级,考入江苏省立南京女子中学初中一年级。那时候我的生母也搬过来与我们一起生活。我一直都知道她是我的生母。在我的印象中,生母总是捧着一杯茶,坐在窗户边上读书、诵词。有时候也会在家和邻居们打打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活动。我的生母和母亲关系很好,虽然她们俩在性格上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她们都非常重视我的学习。
  
       中学阶段的学习,开阔了我的眼界和胸怀。我的国文教师是一个北京大学毕业生,她强调坚持刻苦自学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她的鼓励下我打开了阅读的广阔天地。那时候,我常常课余时间躲起来看翻译小说,看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这套书在当时影响很大,通过它我接触了西方文学的精华和有哲学深度的散文。我相信,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对四十年代中国白话文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参与这套丛书翻译的都是名家,譬如李健吾等人。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本是尼采的《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它是我的哲学启蒙书籍。四十年代的白话文对比二三十年代有很大不同,和这些翻译文集很有关系。
  
       虽然我的字写得并不好看,但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很强,得到老师们的青睐。我经常会写些讽刺小品。一次,教育局长来学校演讲,告诫学生们不要只讲权利,要多讲义务。我自小受父亲民主、自由思想熏陶,对此很反感,写了一篇文章反对教育局长的观点。
  
       我还在南京上高中时和班里的同学一起办了一个读书会。同学们经常在我家碰头、看书,尤其记得《简•爱》和《冰岛渔夫》这两个长篇,诗歌反而印象很少。可以说,我的文学之路是从中学开始的。我对新文学的认识则是从散文开始的,也看过一部分当时的新诗,但当时的新诗对我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我在晚期接触语言学的时候才知道,五四的那批人在提倡白话文时并不知道“语言学”,胡适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倡的是“我手写我口”,但是从你口里讲出来的话并非文学语言,所以当年我就不喜欢二三十年代的新诗。即便到了四十年代,中国的白话诗形式还是很幼稚的,语言刚刚开始向文学语言转变,白话散文还能看看,很多白话诗对我没有吸引力。
  
       现在回想起来,我和诗的缘分始于青少年。我祖父王又典是前清颇有名气的碧栖词人。我母亲读过私塾,聪慧好学,有文学的天赋。那时我的母亲和一些大家族里受过私塾教育的孩子们,都喜欢用闽调咏古诗,让我领略了中国古典诗词回肠荡气、慷慨激昂、柔情万种的抒情力量和音乐性,所以在中学时期最吸引我的就是语文课的诗词部分。最早接触的《古诗十九首》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课下自己开始半懂不懂地读些词,特别是岳飞的《满江红》,李后主(即李煜)和李清照的词。当时我既不了解这些词的历史背景,也不真正理解作者的身世和他(她)所要表达的情怀,但词中的一弹再三叹的感慨和节奏感,以及词藻的美都深深地吸引着我。应当说是古典诗词的音乐性和汉语文本字词本身所自有的魅力吸引了我,启发了我对文学的审美本能。
  
       抗战爆发的时候我念高一,我们全家先去了庐山避难,过了暑假,就坐船到了重庆。一路险滩,只能小船通行,当时我很幸运地看到了三峡历史上闻名的滟滪堆。到了夜里,船泊在滟滪堆,月亮又大又圆,挂在峭壁之上。所谓“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就是那里的风景,可惜这样天然险峻的自然地貌,现在已经不复存在。
  
       在重庆我就读于“南渝中学”。1939年抗战时期,我19岁,考上了西南联大。我和父亲一位朋友的也考上联大的女儿作伴,坐着当地人称“黄鱼”的货车,从重庆出发,经过贵州到昆明。记得夜里在贵州一座顶高的山上,司机突然就停下车来,站在车外,欣赏起风景来。其实那时挺危险的,但并没有恐惧感。好像那时的人都比较淳朴,并无险恶。这样一路上颠簸,停驻耗子横窜的阴森小客店,到了昆明。
  
       小时候我知道北京有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京有南京大学,都是很神奇的学府,可是在昆明的联合大学,却给了我别样的印象。西南联大当时的校舍简陋,图书不全。我们文科的教室,就是几排铁皮房子;弄了一个拱门,就权当校门口了。没有正规的宿舍,很多老师和学生,就在学校外面租民房。清贫且不说,还要时常躲避飞机的轰炸,尽管如此,学校里却聚集了国内顶级的教授和大师,他们思想敏锐,学术空气活跃,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罕见奇迹。

       (三) 联大岁月 
 
       在西南联大报到时,因为想到哲学自学很困难,我就临时决定不入外语系,改修哲学系。
  
       初到联大,我发现那是一个很“松散”的地方,给你很大的学习、思考和自由交流的空间,比我们现在的大学自由多了。当时所有的文科生都要读雷海宗编的《中国通史》,蔡维藩编的《西洋通史》;哲学系学生必定要读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冯文潜先生(冯至的叔叔)的《西洋哲学史》。高年级学生要修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哲学》,郑昕先生的《康德》,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可以说这三门课,令我将哲学与人生结合在一起。虽然我一生从事的不是哲学,而是诗歌和诗论,但这个根是深深扎在哲学上的。
  
       我的分数并不是很高,但是联大四年,令我终生受益。那时候并不是现在的教育模式,没有统一教材,不用相同的模子来教育人。甚至当时许多哲学课都没有课本,老师随时地讲他在哲学上思考的每一步,学生也听得其乐融融。仿佛有很多的种子掉到了土地里,这些种子在今后生根发芽。
  
       那段历史,正处于抗战时期,是中国最复杂最严峻的关头。学习环境亦十分艰苦,教舍很破,一面墙,围着一块荒地,后面都是坟;铁板盖着的房子,有门有窗,但窗子上没玻璃,谁迟到了就得站在窗子边上旁听吹风。逃警报是经常的。警报一响,老师和学生一起跑出铁皮教室,跑到郊外的坟地底下,趴下来。只见得飞机在我们的头顶上飞过。图书馆是一个很大的大筒仓,藏书很少,也没有上架一说。记得《西洋哲学史》大家都要抢着看。走进食堂,大家站着吃饭,挑着米饭里的沙子、小石头和稗子。所谓蔬菜都是很清的汤水,肉是不常见的,好在我年轻的时候不爱吃荤。我父亲每月给我寄两块五,晚上可以去吃米线。米线是两毛钱一碗,加一个鸡蛋就是两毛五。这就很奢侈了。
  
       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我们非常的幸运。我的老师里,有很多大师。有冯友兰,教我们《中国哲学史》,还有他独创的《人生哲学》,对我影响非常大;有郑昕,专门研究康德;有汤用彤,教《魏晋玄学》;有冯文潜,是南开大学的教授,教《西洋哲学史》、《美学》。后来还从维也纳回来一位老师,教得非常现代,我都听不太懂。所有的那个时代的哲学大师都给我上过课,受益极深。
  
       老师里挺多怪人的。我上过闻一多先生的课。他很奇特,一边叼着烟斗,一边讲课,黑板上一个字也不写。沈从文给我们上过《中国小说史》,刚好相反,特别爱写黑板字。冯至是我们的德文老师,要求极为严格,他最像现代的老师。我记得留美回国后,还见过沈从文。一次西南联大的校友、诗人袁可嘉请我去家里吃饭,巧遇沈从文。席间沈从文突然问到,你们记得有个写诗的郑敏现在到哪里去了呢?我心中窃笑,沈从文只记得在他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频频发表诗歌的郑敏,却不记得我还当过他的学生呢。
  
       30年代末的时候战争已经打响了,每个人的思想都必须经过一个转变。原本闻一多对诗歌的格律要求很严,后来他很革命,思想上跟进得特别快;卞之琳是访问完英国之后回来给我们上课的,诗人气质非常浓郁。汤用彤个子比较小,治学非常严谨,讲的又是玄学,给大班上课时嗓门特别大。数理逻辑学家沈有鼎教我们的逻辑,他喜欢吃蛋饼,讲课时总喜欢盯着自己的手,让我们很纳闷,可惜逻辑课我就没怎么上通。印象最深的是郑昕的康德课。郑昕较年轻,他讲的是一个永远永远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是否有超生死的物本身存在(物是否有物之外存在的物自身)?康德在这个问题上困惑了很久,郑昕似乎也一直在这里面矛盾和挣扎,这个问题,现在看来似乎也没有办法解决。
  
       我觉得西南联大教育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个教授———他这个人跟他所学的东西是融为一体的。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有时走在昆明的路上,就可以碰见几位老师。在西南联大,所有的教授好像跟自己所思考的问题合成一身,好像他的生命就是这个问题的化身,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思想,无论什么时候都在思考。这对我的熏陶极深,我就生活在一个浓厚的学者的文化艺术氛围里面,这种无形的感染比具体知识的传授要大得多,像是注入了一种什么东西到我的心灵里面,以后我对艺术的尊敬,对思考的坚持,都是从这里来的。西南联大的教育就有点像孔子带着他的弟子们走来走去。老师整个的就成为思考的化身,这种精神是我以后在任何学校都找不到的。
  
       那时,我在选课和旁听时选了闻一多先生的《楚辞》,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和冯至先生的《歌德》。这些文学课自然都是当时喜爱中外文学的学生所心向往之的。这些课丰富了我当时年轻的想像力,加上昆明是一个这样迷人的地方,使得我不得不找一种方法抒发我的感受。这样我就开始写诗了。至今一回忆到昆明的石板路、石榴花,突然来又突然去的阵雨,人字墙头的金银花和野外的木香花,还为之心旷神怡。那时我所写的《鹰》和《马》确实都是昆明蓝天上和入暮小巷里的时物。记得我是用一个小纸本记下这些不知不觉来到我的想像力的光圈内的短诗。1949年出版的我的诗集将这些短诗中很大部分都收录了。
  
       当时西南联大的诗歌创作空气是非常浓厚的,因为在联大执教的老师中,就有冯至先生、闻一多先生、陈梦家先生、卞之琳先生,还有同时在昆明的,大概是云南大学李广田先生等等。可以说云南在40年代云集了整个中国新诗各阶段的主要大诗人。因此,我们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学生,如果有谁爱好诗歌,就都会从各位大诗人那里得到很大启发。
  
       在大学一年级阶段,闻一多、徐志摩、卞之琳、废名(冯文炳)等人20世纪30年代的新诗进入了我的阅读范围。特别是徐志摩的《偶然》和废名的一些极富禅意的诗对我这个喜爱诗的哲学系学生有着异常的魔力,在这类诗的启示下,我写了自己的第一首诗《晚会》,并且在当时由一些联大师生主编的昆明报纸的副刊上登出。
  
       但诗真正进入我的心灵还是二年级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作为一名哲学系的学生,学校规定必修德文。当时有两个德文班,而我被分配到冯至先生的德文班上。这个偶然的决定和我从此走上写诗,并且写以“哲学为近邻”的诗,有着必然的联系。因为我从那时起,就在冯至先生的《十四行诗集》中找到了自己诗歌最终的道路。 
       
       (四) 恩师冯至 
 
  当时,我还选修了冯至先生关于歌德的课,并读了冯至先生翻译的里尔克的《给一个年青诗人的十封信》,这些都对我影响非常大。我在哲学系攻读的是西方古典哲学。冯至先生研究歌德、里尔克,我也学德文,与他的路子很接近,都看重哲学,觉得德文诗比英文诗更直接。
  
       那时冯先生才步入中年,虽然按照当时的习惯穿着长衫,拿着一支手杖,走起来却是一位年青的教授,而他在课堂上言谈的真挚诚恳更是充满了未入世的青年人的气质。可冯先生是很少闲谈的,虽然总是笑容可掬,却没有和学生闲聊的习惯。
  
       不过联大的铁皮课室和教授学生杂居在这西南小城里的处境,以及“跑警报”的日常活动使得师生在课外相遇的机会增多。在知识传播和任教方面存在课内和课外两个大学。我就曾在某晚去冯至先生在钱局街的寓所,直坐到很晚,谈些什么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冯至先生、姚可昆先生(冯至先生的夫人,北京女子师范学院毕业)和我坐在一张方桌前,姚先生在一盏油灯下不停地织毛衣,时不时请冯先生套头试穿,冯先生略显犹豫,但总是很认真的“遵命”了。至于汪曾祺与沈从文先生的师生过往想必就更密切了,生活使得师生之间关系比平时要亲近得多。当时青老间的师生关系无形中带上不少亲情的色彩,我还曾携冯姚平(冯至先生的长女)去树林散步,拾落在林里的鸟羽。但由于那时我的智力还有些混沌未开,只隐隐觉得冯先生有些不同一般的超越气质,却并不能提出什么想法和他切磋。但是这种不平凡的超越气质对我的潜移默化却是不可估量的,几乎是我的《诗集:1942—1947》的基调。
  
       念了哲学之后,我开始对歌德和里尔克特别感兴趣,我就不喜欢那种纯粹抒情的诗了,喜欢智性多一些的。自己在课余的时候就开始动笔写一些白话诗。当时我们精神营养主要来自几个渠道,文学上以冯先生所译的里尔克信札和教授的歌德的诗《浮士德》等为主要,此外自己大量地阅读了二十世纪初的英国意识流小说,哲学方面受益最多的是冯友兰、汤用彤、郑昕诸师。这些都使我追随冯至先生以哲学作为诗歌的底蕴,而以人文的感情为诗歌的经纬。
  
       在我大学三年级时,一次在德文课后,我将一本窄窄的抄有我的诗作的纸本在教室外递上,请冯先生指教。第二天德文课后先生嘱我在室外等他,片刻后先生站在微风中,衣襟飘飘,一手扶着手杖,一手将我的诗稿小册递还给我,用先生特有的和蔼而真诚的声音说:“这里面有诗,可以写下去,但这却是一条充满坎坷的道路。”我听了以后,久久不能平静,直到先生走远了,我仍木然地站在原地,大概就是在那一刻,注定了我和诗歌的不解之缘。
  
       冯先生对我的影响一方面是他所讲授的文学,另一方面,是他诗歌中的境界。我认为冯先生的十四行诗至今没有得到它应有的评价。他的十四行诗受到很多尊重,而真正理解他的十四行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的文字十分朴素,但是其中蕴含的深层的文化积淀,融合了西方的哲学和他所崇拜的杜甫的情操。他的诗是深厚的文化产物,达到了中国新诗的最高层次。但是,由于中国的普通群众,一般的诗歌爱好者和学者,很少能够达到冯先生的文化层次,所以他们更喜欢具有煽动性的,令人更激动的,浪漫主义的(或革命浪漫主义的,或西方浪漫主义的)诗歌作品。但是,冯先生的诗歌并不属于这种流派。而我由于有了与他类似的哲学文化背景,我特别喜欢他的作品。因此,这种影响并不是单纯的哲学的影响,而是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文化对人的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我不是冯先生在外语系的学生,但是,我确实认为,我一生中除了后来在国外念的诗之外,在国内,从开始写诗一直到第一本诗集《诗集:1942—1947》的形成,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冯先生。这包括他诗歌中所具有的文化层次,哲学深度,及他的情操。我觉得我跟他的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是先念哲学,然后进入诗,在诗歌上我们的趣味很接近。他是一个绝对的学者,非常严谨的老师,我好像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句玩笑话;他的文章也是这样,没有一句是随随便便的,每一句都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冯至先生的家与我们的宿舍离得很近。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经常冒冒失失跑到冯先生家去坐着,卞之琳等人有时候会去看冯先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就坐在边上听,一言不发,他们也不会赶我走。我非常尊重冯先生,可是无法跟他瞎聊,好像我一定要带点什么问题去请教他,否则不会到他那儿去串门。有相当一段时间我经常去找他,但每次去他那儿好像上课似的,你如果不提问题他绝对不说,尤其是生活琐事,与他无关的事。所以我后来也没有怎么去访问他,因为毕竟不能老一本正经地提诗歌的问题。
  
       当时在西南联大,还有一位重要诗人是卞之琳先生。在外语系,大家今天经常把联大的诗歌和燕卜荪与奥登连在一起。奥登通过卞之琳先生的翻译起了很大影响。燕卜荪是在当时讲课时对王佐良先生、周珏良先生这一辈人有着直接传授的影响。这可以说是英国现代派诗歌的影响。法国方面,我不是太清楚,但至少我知道卞之琳先生受很多法国文化的影响,他翻译的法国诗歌也在国内反响很大,对当时联大的学生肯定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抗战结束以后,清华北大就迁回北京了,我在1943年毕业。我的诗开始是在天津《大公报》文化副刊发表的,冯先生是当时的主编。几年后,袁可嘉接替了这个位置,我的诗就一直在上面发表。我的第一本诗集《诗集:1942—1947》,是巴金先生亲自编的。巴金对当时的青年作家非常爱护,给大家发表诗歌、编书,包括我和陈敬容的诗歌。
  
       许多许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在写新诗方面,我无意中走上了冯至先生在《十四行集》中开创的那条中国新诗的道路。可能因为在求学期间我和冯至先生一样,步入了哲学和诗歌的殿堂。套用德里达的一句话,柏拉图和老庄永远出现在我的面前,而我总在倾听他们和缪斯的对话,并且寻找表达他(她)们对话的汉诗艺术。  

      (五) 留学美国 
 
  四十年代的大学生和现在不少学生一样,想在国内念完本科,然后到国外去念研究生。
  
       我的父亲是很好的父亲。他卖掉房产,为我凑足去美国留学的路费,自己退休回福建老家。1948年我就出国了,到美国布朗大学学习。父亲的钱只够路费,我不得不半工半读。
  
       在联大读了四年哲学,我觉得哲学也念够了,于是到了美国就开始念英美文学。布朗大学位于罗德岛,虽然没有哈佛发展得那么迅速,规模也不大,但却是最英国味、最古老的大学,也是常青藤盟校之一。
  
       1940年代,中国诗坛正是艾略特与奥登的时代,艾略特的文集在中国也出版了。当时他也确实是美国最红的诗人之一。他的“现代”,或“后现代”,在今天也仍然算得上是“现代”。他的现代性艺术渊源,要归功于17世纪的玄学诗。艾略特挖掘并重新解释了17世纪的诗人庄顿(John-Donne),庄顿就成了20世纪40年代最受瞩目的诗人。我就选择了庄顿作为我后来的硕士论文题目。
  
       我觉得重新解读是很重要的。就是因为艾略特把庄顿和17世纪的英国诗歌重新解读了一遍,于是英国的“现代”,是直接从17世纪挖出来的;由此英国诗歌才一跃成为最“现代”,而跳过了19世纪的浪漫主义。他的现代性就是由传统借鉴而来的。
  
       我的导师威伯斯特教授是布朗大学的17世纪英国文学主讲教授。他一直给予我鼓励和支持。一开始上课时我总是躲在教室后头的角落里,虽然每次都照交论文,但还是觉得混不进洋学生里头。那些学生,有的都教书了,年纪也很大,我不习惯跟美国学者混在一块。导师留意到我,问我,“你为什么每次都躲在角落里?”并说我写的论文跟美国人的思维不一样,我很东方,头脑奇特,还说我的学位论文和学术报告有一种特殊的东方哲学色彩。当我在纽约收到他对我的论文的肯定的信时,很感谢他问我有无出版论文的计划。但那时我所感兴趣的事已经走出了英国文学的范围,我希望多方面地接触纽约的生活和吸收西方的艺术,特别是音乐。应该说,我的导师威伯斯特教授对我是很好的。但与其说我从威伯斯特身上学到很多,还不如说我从艾略特研究的17世纪诗歌中得到更多。
  
       今天回想起来,我不是一个将知识看成身外的财富,并加以收集的学院派学者。因为作为一个诗人,我常常渴望有新的智慧来观照生活,而这不是收集具体知识就能得到的。对于一个作家,不能没有知识,却又不能光有知识,他需要将知识还原为生活感受,再超越具体感受,得到自己特有的精神境界。也许这就是诗歌与哲学不可分的原因吧。
  
       1948年至1949年,中美关系不好。刚到美国时,我住在一个老太太家里,老太太见我很穷,时刻提防我,恐怕我交不起房钱,最后还是把我赶了出去。我只好搬到青年会宿舍去住。在艰难度日中,我结识了不少华工,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在海外漂流了大半生,积攒了一些钱,渴望抗战胜利后回国看看。但国民党当局却百般刁难,对他们进行敲诈勒索,有些人经受不起,只好又返回异国他乡。当时我对这些父老同胞,感到非常同情。
  
       我到美国两年多,虽然有奖学金,免掉了学费,但还要生活费,所以一直在半工半读,每天花很多时间去打工,很难在两年里修完课程学分、写完论文。教务长对中国学生的态度很恶劣,他把我叫去办公室谈话:“硕士课程只能念两年,你现在已经到期,必须走。”他的态度激怒了我,我大声说,“你以为我愿意赖在这儿混啊!我绝对会尽快,但我必须半工半读!”我对他大发脾气,他吓得赶紧关上门。因为我觉得他歧视中国人,非要把学位弄得像做买卖似的,很不像话,我的态度才这么横的。他也拿我没办法。
  
       从1949年到1952年我都在半工半读。四十年代的美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紧张的竞争充塞生活的每一个缝隙,渗透到每个人的毛细血管中,我对这里的生活环境很不习惯。为了糊口,每天匆匆忙忙地上完课就忧心忡忡地赶去做工,然后,再拖着疲乏的身躯走回宿舍。我先在一个小饭馆为老板收款、算账,因为我的数学不好,加上心情紧张,所以第一天下来就算错了账,我觉得不能靠吃这碗饭过活。后来又改去首饰厂穿珠子,为工厂数电容器,给饭馆洗碗。穿珠子或数电容器都是十分紧张的劳动,干起活来,连厕所都不能去,吃饭也得在原地吃,每天有定额,而且不能有误,如果出了差错,就要扣工资。
  
       由于我必须干笨重的体力活来维持生活,我比一些经济情况富裕的留学生更有机会接触这个富国的中下层。我居住的妇女宿舍每天都有不少来纽约找工作的外地人和本地无家可归的人迁入。失业、贫穷是那个宿舍的妇女,包括我自己,每天的课题。我就在那个宿舍的餐厅里洗碗,以换得食宿。那时美国的盘碗是不会破的很厚的瓷器。每个就餐人的一份餐具加上大盘子就有好几斤重。洗碗的工作,虽说有洗碗机,也是十分紧张而沉重的。要连续搬运这些餐具,不停地走动,四个小时下来,堪称精疲力竭。当就餐者散尽,拖完厨房地板,我的未完成的论文就像一座山一样压在我的心头。因此在我的记忆里美国中下层的人民是真正走在黄金堆里的乞丐。那些光彩夺目的陈列橱窗,尤其是那些珠宝,对于不曾当过珠宝工厂女工的人也许能唤起多少美感和兴奋,但对于我这类曾多次当珠宝厂临时工的人却只能引起一阵阵的恶心和头晕,因为我的眼睛曾因珠光的刺激而终日流泪,我的胃曾因赶定额而恶心,对于那个世界的阔人是幸福象征的珠宝,对于我却是痛苦的标记。
  
       1950年,我转入伊利诺州立大学继续读研究生,在1952年,我终于完成硕士论文《庄顿的抒情诗》,获得布朗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
  
       这时我和我的爱人都无法离开美国,因为在当时中美绝交的情况下,在美的留学生,特别是自然科学的留学生都被禁止离境。我认识我的爱人童诗白的时候,已经30岁了,准备转到他那个大学去念博士。那时候这些中国学生自己办食堂,他们派童诗白来接我去食堂吃饭。我们认识几个月就决定结婚了。本来我是预备在那儿念博士的,可是他已经念完了,要去纽约工作。我想回国教书硕士也够了,于是放弃念博士,跟他一起去纽约。
  
       到纽约后,我就去找老师学音乐,学了两年的声乐。童诗白是学理工科的,可是他非常爱好音乐,会拉小提琴。虽然我念哲学,可是我觉得他的哲学是天生的,真正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六) 回国风波 
 
  从1949到 1955年我们都在等待回国。那时我经常去艺术画廊看画展,还去听音乐会,虽说在文化生活方面比学生时代要丰富,但我是抱着多多补上一些文化素养课的目标进行这些活动的,从心里我们都知道自己是不会在这块异国土地扎下根的,在我们血液里有鲜明而强烈的自己民族的思想感情,这种感情和思想所需要的营养只有在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生活中才能获得。西方的文化有它令人敬佩的成就,但并不能营养我们整个心灵,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生活,在自己的国土上和自己的人民在一起的生活。也许有人举很多二次大战后流落在美国,在事业上很有成就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为例,而怀疑我们感觉的真实性。据我们所知,无论是得意或失意的移居美国的外国人,他们内心深处都有一种遗憾,那就是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这种遗憾有时被埋在心灵深处,成为一种很深沉的惆怅。
  
       我的爱人童诗白是满族人,出生在辽宁沈阳的一个教育世家。祖父早年是沈阳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父亲童寯是清华大学1925级的毕业生,先后在东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工学院(即现在的东南大学)任建筑系教授;母亲从事小学教育。童诗白深受家庭影响,特别敬仰父亲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严谨治学,朴实无华的高尚品德,并以此为榜样。1948年10月,童诗白入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Illinois0State0University)电机系学习,1949年获硕士学位,1951年获博士学位。
  
       在那样的年代,我们的相遇其实并不浪漫。我们俩从相遇到相识、相知再到结婚,就几个月时间。用现在年轻人的话来说,算得上“闪婚”了。同在西南联大读书的经历和对音乐的共同爱好,使我们有了许多共同的话题。刚认识的时候,谈音乐、谈哲学,对很多作品和观点都有高度的默契。童诗白的音乐天赋很高,小提琴拉得很好。原来在清华大学的时候,曾经在清华乐团担任过小提琴手。我本来是比较内向的人,不爱主动与人交往,那时刚从布朗大学转去童诗白所在的伊利诺伊州立大学,一切都很陌生,童诗白就主动联系我、照顾我,圣诞节的时候,还代表中国同学会去接我一起过圣诞节。那时候我们中国留学生搭伙做饭,每逢轮到童诗白做饭的日子,我就帮他洗菜、打下手,顺便一起聊聊天。
  
       正值童诗白即将博士毕业之际,朝鲜战争爆发了。他因参加了同在该校的华罗庚等人组织的“中国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而上了当局的黑名单。主管留学生的院长汉密尔顿找他谈话,威胁他说:敌对国家公民擅自离开美国将受到罚款和监禁等严厉的处分,同时说,“你看我们美国培养你们那么多年,你回去帮共产党打我们美国人,说不定你一个人的作用要顶一个师,顶成千上万士兵呢?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在这儿待着吧!”这一番话引起了童诗白的深思,如何才能做到一个人顶成千上万个士兵呢?他很快也很自然地得出结论:做一个教师,从事教育工作为祖国培养出优秀人才。
  
       童诗白完成了学业,即刻找到一份好工作———到纽约布鲁克林理工学院任教。他到了纽约给我写了一纸“求婚信”,信里似乎没说什么,最后画上两副碗筷,中间有花纹的碟子里盛着一尾鱼。说起来挺可笑,我们从相识到相知都是围绕着吃饭、做饭,最终我们很自然地走在一起了。
  
       1951年冬天,我们在伊利诺伊州立大学里的教堂举行了简单而神圣的婚礼。童诗白请他的导师当主婚人,那位洋博导可是吓坏了,他谆嘱童诗白:“人生大事可要慎重、慎重!”遇事一向谨慎的童诗白,这回则是慎重又果断。出席婚礼的还有我们俩的许多同窗好友。婚礼很简单,但在我看来很隆重,我还亲手为自己缝制了一件婚纱。
  
       当时,美国对华人科学工作者看管得很严,每三个月就要向主管部门进行一次汇报,使当局随时掌握他们的动向。直到1955年,一个假日,我和童诗白在乘车回家的路上,听到了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抗议美国扣押中国留学生的发言,当时非常兴奋。顿时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腰板硬起来了,民族自豪感在心头油然而生。后来,美国对留学生的政策有所改变,有很多同学都留在了美国。我们还是马上做了决定:在美国过的总好像是试管婴儿的生活,这样的日子,不能再延续下去了,要马上回国!我们先向移民局递交了申请书,很快就得到了回答,先是不准离境,后又同意离境,但限制在十天以内。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这明明是阻挠。但思念“母亲”的心太切了,我和童诗白毅然决定丢下两人辛辛苦苦筑起来的“窝”,匆忙启程。当时萦绕在我们头脑中的念头只有一个,早日回到祖国母亲的身边去。“母亲”再穷,也是自己的,儿女是不会嫌弃的;美国再阔也是人家的,寄人篱下的日子已经过够了。只可惜我回国的时候,没有来得及向导师威伯斯特教授道别……1955年6月,我和童诗白两人和一批留学生从旧金山乘船,经香港回到了大陆。国务院向我们发了“欢迎回国参加建设”的证明信,在填写志愿、分配工作时,童诗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到清华大学电机系任教。我则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艺研究所工作。
       
       在美国的七年,我一直没有任何写作的欲望,因为我感到那儿不属于我,我永远都不可能融入美国社会。而且那个环境也不容许我写,我每天打工打得苦极了。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邮寄来的、巴金先生替我编的我的第一本诗集———《诗集:1942—1947》,顿时特别惊讶,感觉真是恍如隔世。

       (七) “九叶”初绽 
 
  1960年,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调到北京师范大学教书,以后又参加“四清”运动。回国后我两次下农村,接受改造。印象最深的是回农村。第一次,下放到山西农村半年。那时正是“大跃进”时期,当地领导天天带着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看农民吃酒席。围着一个大圆桌,大家都在大吃大喝,向我们表明:“咱们农民也吃得上酒席啦!”实际上,此时正是大饥荒时期,这可说是中国农民的一次白日梦,一次幻想。当时农民每天凌晨四、五点钟就要下地干活,劳动强度极大,但吃的却越来越少,到后来,只能喝稀的了。我也劳动,饿得浑身都肿了,而且走路都不对了,整个人完全脱形。一个土大夫说我的淋巴都烂掉了,我猜他的意思是淋巴结核。
  
       第二次,我已在北师大当老师,正式插队到农村,跟当地农民住在一个坑上。劳动结束后,那家的主妇在灶上烧一大锅的水,只放一点点面条。男劳动力可以吃上面条,但她就是一碗接着一碗地喝汤。后来才知道,原来女劳动力只能喝面汤。那位主妇偷偷地给我盛了一小碗面条,说,“你是毛主席派来的,要给你吃好一点。”我很感激地接过来了。可因为这面条没油没盐,吃起来一点味道都没有,我觉得难吃得很,越吃越慢。那位主妇极羡慕地看着我,还问:“你怎么吃得一点都不香呀?”一听这话,我就更心酸了。在她看来,“我要是能吃上一碗这样的面条就好了。”这是我吃过的最难受的一碗面条。
  
       当时,我们插队的老师们全长着虱子,因为根本不可能洗澡。所谓的厕所,都有两个坑,一个小便,一个大便,小便完了,就得迅速地跳向另一个坑,否则就会把自己溅脏。这种最奇怪的生活,真是不堪回首。那时的中国人口才六亿人,中国的农民多么伟大,多么能够忍辱负重!如果不去农村,我永远不知道中国是什么回事,还以为都跟上海一样呢。
  
       然而在“文革”中,写诗成了诗人的罪状。在一阵阵口号喧嚣的白天过后,我独自在自己的书房,借着降临的夜幕,悄悄地将手头惟一庋藏的一部《诗集:1942—1947》付之一炬。当时我很悲观地想,此生再也不可能写诗了,中国再也不需要诗歌了。那个年代,华夏大地有多少稀有善本、文物、古建筑,都在顷刻间化为灰烬。往事不堪回首。“文革”期间,我很少和诗友谈诗往来。
  
       到了七十年代末,由曹辛之发出邀请,昔日的九位诗友才得以在京华相聚相识。曹辛之提议每人各选一组四十年代的诗作,出一本合集,书名就定作《九叶集》。此书于八十年代初出版,成为我国新诗觉醒的先声。其时,以北岛、舒婷为代表的诗坛新秀也冲破传统藩篱,推动诗歌以崭新的容姿,登上新时期的文坛。
  
       1979年对我是十分重要的一年。当我知道我又可以投入写作时,那种艺术的再生的强烈感觉使我飘然,好像我又开始了第二次生命。时代分配给我的任务,恰是我自青年时期开始而没有时间完成的心愿。我不想在结尾时给自己描绘一幅玫瑰色的未来远景,但我也不因为自己失去了不少岁月而叹息。我需要的是不停地走下去,这个我有信心。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希望自己跑得快些,在自然允许的时间内多写些诗和论文,更重要的是多思考。

       就在九诗人在京聚会的当晚,我在回家的路上,在拥挤的公共汽车里,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默默构思,以腹稿的形式写下了搁笔四十年后的第一首诗:《诗啊,我又找到了你》———绿了,绿了,柳丝在颤抖/是早春透明的薄翅,掠过枝头/为什么人们看不见她/这轻盈的精灵,你在哪儿?在哪儿?/“在这儿,就在你心头,”她轻声回答……此后便一发不可收,几年中相继写出二百多首新作,出版了《郑敏诗集》、《心象》、《寻觅集》、《早晨,我在雨里采花》等十余部诗集与理论专著,形成了人生中第二个诗歌创作与理论的高峰。我感觉又回到了诗的时代。 
       



                                                                                                          





       (八) 诗韵风华 
 
  从1949年以来,“九叶”大概是第一个以诗歌流派形式出来的诗群,具有开创意义,显得很重要。后来,诗歌流派多起来了,也就不稀奇了。
  
       为什么叫“九叶”?《九叶集》出版在1981年。在这之前,大概是在1979年之后,国内开始有一种松动的、写作自由的空气,很浓厚。在这种空气之下,人们真正地想到了“百花”,想到是否诗歌只能有一种正统的声音。杜运燮、袁可嘉、王辛笛、唐祈、唐湜、陈敬容、曹辛之和我,一起在曹辛之家见面,想谈一谈如何把40年代的诗歌再印出来,使以后的诗歌群众有机会重新读到40年代的诗歌。坦率地说,当我去参加这个会的时候,还觉得它可能被看作是一场“黑会”,但我还是去了。
  
       这次见面,我感到他们都是非常热情、积极和充满信心的。那次聚会我们还没想出这本集子该叫什么名字。第二次聚会,好像是在陈敬容家中。会上要求大家每人都想一个名字。后来王辛笛说,“我们是九个人,但总不能自己称自己为九朵花吧,那我们就是九片叶子吧”。当时我记得艾青写过一篇纪念中国新诗60年的文章。在文章中,老诗人以非常大度的姿态称我们为当时四十年代的盆景。这说明,即使在最开明、开放的诗人的脑子里,我们在40年代的诗不过是点缀式的盆景。用我们的叶子来扶持革命的红花,所以我们就都接受了。当时我们决定由曹辛之来设计封面,诗集就叫做《九叶集》。
  
       从心态上讲,我们只能接受点缀、陪衬的这种地位,所以,我们想发表诗歌的话,只能在别人发表了一大批正统诗歌之后,摆上一两首我们的诗。不过事情的发展有些出乎人的意料。后来杜运燮的一首诗《秋》引起了中国诗歌界一场大的运动,就是朦胧诗运动。这是始料不及的。没想到,这一片叶子还掀起了一场风波。其实我们的诗在唐祈于西北民族学院教学中已经广为推广。他也把这些诗介绍给北岛等诗人看,让这些当时的朦胧诗人大吃了一惊。他们说:“我们想做的事情,40年代的诗人已经开始做了。”所以,朦胧诗是40年代诗歌风格的再现。
  
       “九叶”的出现主要应归功于曹辛之的组织和唐祈、王辛笛的信心。唐祈是我认识的诗人中最严肃、认真地关心中国新诗的。他如果还活着,在今天还会起很大的作用。
  
       需要解释的是,40年代的时候,我与其他几位“九叶诗人”都还不认识呢。一直到70年代末,才和众多诗人聚过两三次,并不熟。即使到了80年代的时候,我们见面仍然很少,大家都在忙着改造思想,谁有空聚会?
  
       另一方面,“九叶”里毕业于西南联大的并不多。我是一个。穆旦(查良铮)、杜运燮也就读于西南联大,但年纪比我大多了,不是同一届的,我并不认识;后来,他俩去支援远征军,跑去印度了。袁可嘉也是西南联大的,但比我小,我大学毕业都工作了,他才考上西南联大,我只在录取名单上看到过他的名字,没有见过面。此外,曹辛之是复旦大学的,在上海办刊,王辛笛、陈敬容、唐湜、唐祈也在上海。所以上海的曹辛之办《新诗》杂志,劝我在上面发表诗歌,就对我说:“我们是起一个‘南北对流’的作用。”
  
       “九叶诗人”的风格个个不一样。我的个人背景是哲学,师从过冯至;杜运燮是新华社的,受奥登的影响最大,更接近现实主义,还在抗战时期写过《滇缅公路》等诗作,他的诗不边缘,不难懂;陈敬容受法国抒情诗人的影响,只是后来写得较少了;唐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他的诗里现实主义的成分多一些,很红色革命;唐湜的专长是评论,理论很先锋,很现代派;袁可嘉则受瑞恰兹影响最深,他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文艺批评当中;王辛笛的资格最老,是与卞之琳同时代的人,后来去了英国,结识了一些和他年龄相仿的英国诗人,并与艾略特以及英国当代三大诗人中的S•史本德、C•D•刘易士及缪尔等有来往……总的说来,我们的路并不一致,相同的就是背景都是40年代。说起来,就像曹辛之捏了一把茶叶,把我们撮在一块。这些人里,我一度跟陈敬容通信较多,可后来几次变故,信都不知去哪里了。这本《九叶集》是解放以后中国的第一本流派诗集,封面是曹辛之做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诗集,现在看来装帧仍然非常漂亮。这本书,是我们的复活。
  
       因为穆旦1977年就去世了,在我们重新聚会之前已不在,走得太早,我没有见过他。放眼整个40年代,穆旦的诗感情特别强烈,语言也特别强烈。他受西方现代派影响太大,思维西方化,文字也特别欧化,比较难懂。应该说,穆旦的东西我没有很好理解,我跟他个人也没有接触。在当时他也的确是“九叶”中名声最响的一个。按我的推测,可能是因为他最具有反叛精神,性格也强烈,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形成一种张力吧,所以大家印象深刻。
  
       在《九叶集》中收录的我的诗《金黄的稻束》是被读者所熟知的一首诗———“金黄的稻束站在/割过的秋天的田里/我想起无数个疲倦的母亲/黄昏的路上我看见那皱了的美丽的脸/收获日的满月在/高耸的树巅上/暮色里,远山/围着我们的心边/没有一个雕像能比这更静默/肩荷着那伟大的疲倦,你们/站在这伸向远远的一片/秋天的田里低首沉思/静默。静默。历史也不过是/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而你们,站在那儿/将成了人类的一个思想”。

       这首诗写在20世纪40年代,当时我正在战时的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读书。在一个昆明常有的金色黄昏,我从郊外往小西门里小街旁的女生宿舍走去,当沿着一条流水和树丛走着时,忽然右手闪进我的视野是一片开阔的稻田,一束束收割下的稻束,散开,站立在收割后的稻田里,在夕阳中如同镀金似的金黄,但它们都微垂着稻穗,显得有些儿疲倦,有些儿宁静,又有些儿寂寞,让我想起安于奉献的疲倦的母亲们。举目看远处,只见微蓝色的远山,似远又似近地围绕着,那流水有声无声地汩汩流过,它的消逝感和金黄的稻束们的沉思凝静形成对比,显得不那么伟大,而稻束们的沉思却更是我们永久的思想。回忆40年代大学时的哲学课和文学课,它留在我心灵深处的不是具体的知识,而是哲学和文学,特别是诗,像酿成的酒,它香气四溢,每当一个情景触动我的灵魂时,我就为这种酒香所陶醉,身不由己地写起诗来,也许这就是诗神对我的召唤吧。日后阅历多了,思维也变得复杂起来,我的诗神也由一个青春的女神变成一位沉思的智者,他递给我的不再是葡萄美酒,而是一种更浓烈的极香醇的白酒,我的诗有时有些不胜任,但生命是不会倒退的,正如江河,我只能向大海流去,永不返回。

       (九)行走在诗歌路上 
 
  我的诗歌创作历程也分好几个阶段。我觉得40年代出版的《诗集:1942—1947》可以代表我早期的风格。我个人觉得它的优点是在艺术形式上比较完整。当时我还是一个哲学系的学生,继承西方的东西比较多一点,但有一个缺点,那时我并没有深入到社会中去,跟中国社会的深层现象没有矛盾,在艺术上就比较完满。到1979年后,我重新写诗的时候,我感到一个最大的矛盾是我必须找到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我后期的诗败笔之处可能就出在艺术方面,但是它的好处就是更接近现实生活了。至于哪些诗是代表呢?我觉得早期的作品中关于画的诗,在艺术上比较完整,另一首比较长的诗《寂寞》,剖析了我的内心。90年代我写了一首《诗人与死》,也比较完整,我还写过一组《诗的交响》,比较能够融合我的各个方面。其他零散的作品就不太好说了。但是我知道自己只是一个过渡者,是中国新诗寻找、走向成熟阶段的一个诗人,后来人看来肯定会发现很多不完美的地方。
  
       所有创作都是关于悟性、知性和感性间的关系。知性在脱离悟性时就不会有尖顶或塔尖。知性是逻辑性、完整性,而感性是最后阶段也是最初阶段。25岁以前的青年感性发达,但往往缺乏知性的骨架,也没有悟性的空灵。从感性出发,又寓知性与悟性及内容于感性,是创作历程的完成。在20世纪40年代,我的知性是来自我对哲学和当时的德国文学课的兴趣,这成为我终生所喜悦和受益的。我的20世纪40年代诗歌在寓一切于感性方面较成功,遗憾的是过多沿袭以歌德、里尔克为代表的西方浪漫主义和早期现代主义境界与感情,而缺少自己的特殊心态。
  
       1979年经历了一次历史的苏醒后,自己的内心感受十分强烈,但又没有能提高到悟性的认识和给予感性的表现。因此1979年到1982年的作品中虽然有复苏的喜悦与痛苦,但在艺术转换方面却显得笨拙、生疏,缺少创新,只能算是寻找自己的艺术风格的一个过渡时期。我在1979年至1982年之间因为对新型诗歌的艺术转换问题没有解决,写过一些不令人满意的作品。这并非由于缺乏热情和真诚,相反当时的开放形势使我十分激动,对自己所要表达的内容充满赤诚,然而有些作品失败了,或因语言无力,缺少鲜活感,或因结构缺乏艺术创新,又由于担心读者看不懂和编辑不习惯,而没有全心致力于艺术转换的探讨,反而分心在一些非诗的担心上,影响了作品的质量。
  
       从1984年到1985年,我才朦胧地找到自己的艺术途径。这是一种庞德式的浓缩和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无意识的意象的混合。这时候随着开放带给人们的感性的丰富和弹性,我开始扔掉1950年以来为自己的艺术观带上的种种枷锁。这时我并不认为有什么西方的典型值得我模仿,但对西方诗学、美学、批评理论的接触,使我理解自己应当更解放地调动心灵深处的悟性和皮肤的敏感。这样,我就在《心象组诗》中打开了通向自己心灵深处和表层途径的新的艺术转换。
  
       1985年后,由于不断地学习和探索,我终于找到一条通往新时代诗歌写作的,具有一定个性的艺术转换的途径。我需要充沛的心态,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我的心灵深层如一扇教堂的大门在管风琴声中徐徐启开,我感觉好像有很多小小的精灵飘进我的深处,它们唤醒了我深处沉睡的无意识,它在黑暗中翻身,并放出很多很多的形象,也就是“意象”。这些意象不是现实的模仿,不是摄影,而是我的悟性在感性中的化身。它们充满强烈的思想感情,充满了我的心态的色彩和气息;它们像脱离了我的躯壳,自己在空中飘摇;它们甚至自己落在我的纸上……我的《心象组诗》和那以后写下的许多诗都是这样产生的。
  
       我对诗歌和哲学探索一直交叉着思考的发展变化。这当中有人物的、文化的以及时代的印记。对哲学来说,我是冯友兰的学生,我上他的中国哲学史课;我是汤用彤的学生,我上他的魏晋玄学课;我是冯至的学生,通过他我了解歌德、里尔克。这些老师对我的影响非常深刻,从他们那里学到的是我最根本的东西。在美国念学位的时候,我念的是17世纪的西方诗歌,这是艾略特特别推崇的一个时期。我觉得华兹华斯是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中最有境界的,作为一个东方人我很容易欣赏他的诗。
  
       在20世纪80年代,我恢复了教英美诗歌。当时我觉得很好奇,因为50年代后我们跟英美是隔断的,因此我就想知道在这几十年里他们都做了些什么。我就开了一门美国当代诗的课,也翻译了一本美国当代诗选。通过研究这个,我理解了美国人在“二战”以后,他们对世界的一种认识。其中有一些人,以罗伯特•勃莱一派为代表吧,他们对东方的悟性就特别向往,他们的诗受了东方很大的影响,在艺术上有一些发展。但是更为主要的是,我发现他们对现代社会生活有一种很深的批判意识,反对扭曲了的人性。他们也非常平民化,很少写高贵的东西,但是他们平庸里头有很深的对社会的理解和批判。我就觉得我们的后现代缺乏他们这种深刻的历史观。我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然后,我接触到了一个最主要的思潮,就是解构主义。我觉得每一个主义都是一个总结,未来还会出现新的总结,而解构主义的总结我认为是最关键的。其实传统是不能消解的,因为它的“踪迹”还遗留在整个文化里面。不可能否定传统,只能是对传统给出今天的解读。我就是从这种新的角度重新反思我们的传统与文化。

       (十) 诗歌,哲学的近邻 
 
       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介入社会不深的人,写不了长篇小说,也不懂从社会中获得直接的养料。正是因为这样,我就认定,如果没有哲学的深度,文学的领悟力也会不足;必须学习哲学,才能从哲学里理解社会、理解人生。
  
       也许是受了冯至的影响,我非常欣赏杜甫,他所表现出的时代的痛苦非常深刻。我想我对于哲学的喜爱,也许还是从诗中领会到的。我的祖父是福建一位比较有名的词人,特别是我的母亲有吟诗的习惯,由于受家庭的影响,我在中学就对中国古典诗很感兴趣,觉得那些文字背后总有些余音袅袅的东西。像陶渊明《饮酒》诗中说的“此中有深意,欲辨已忘言”,这“欲辨已忘言”就是中国诗的境界了。后来对于新诗,我就很喜欢陈梦家、闻一多的,特别是俞平伯的,像他有一首《凄然》的诗,里头就有很深的词曲的节奏,意境非常好。这些东西在进大学以前我就接触了。
  
       要理解文学,还得先理解哲学。古典诗词中像“欲辨已忘言”这些东西恐怕只能从哲学里去找。我的诗里面也有一些“欲辨已忘言”的东西,但我可能没有找到适当的词句表达出来,我也说不清楚。我非常强调那些无形、灵魂的或心灵的东西。我是一个有宗教情感的人,但我不属于宗教或任何教会。德里达也曾这样说过。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有哲学意识,像古典诗中的境界就是中国人独特的哲学体验和追求。也是这些缘分让我爱上诗歌,并走上了哲学之路。
  
       海德格尔说过,诗歌是哲学的近邻。我很相信诗歌与哲学是近邻,这个问题要从我所受的教育说起。我是在1939年完成我的中学教育的,我们那时接受“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影响,与古典的东西的关系非常单薄。所幸在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时我决定主修哲学而不是外文。今天想来这个选择对我此生所走的道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首先它引我进入东西方哲学文化的视野,扩大了我对文学艺术的探讨,开拓了我观察世界不同文化的视野。其中西方哲学史上对我一生影响很大的是柏拉图的哲学,柏拉图的哲学给予我一种对超越人生的追求的影响。然后,我又念康德,康德也涉及这个问题,康德哲学就是分析物自身到底是什么。但是从文学角度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歌德和里尔克。
  
       哲学对我来说,它让我知道用我的脑子思考,去追求,去探问,永远走这条路。诗是生命冲动的结果,是在心灵里的;心动才有诗,充满矛盾才是诗的动力。在诗中哲学不能脱离美学而存在,它永远只是一种来去不定的微光,闪烁在美学所构建的文字里,哲学在诗歌中只能是不存在的存在。哲学对我的作用和对学者不一样。哲学打开了我看事物的眼睛,能提升得高一点,找到一个高度,而不是一个哲学的概念。
  
       中国人讲境界,要跳出事物的表面,找到一个实质。中国人的哲学境界是生命学的,是生命的生长,不是刻意讲哲学,是对于生命的哲思。西洋的哲学,注重客观的解释和对宇宙的看法,西洋哲学家冷静。我希望哲学是带着生命的感觉的哲学。
  
       在中国哲学史里我特别醉心于老庄和魏晋玄学的意境。汤用彤先生讲的魏晋玄学,对我的影响也是很深的。后来,冯友兰先生开了人生哲学课,他讲“天地境界”,就把这些都包括进去了。这些东西渗透进了我的生命。1979年后,我们又回到久别的国际大家庭。作为一个英美文学专业的教师,我自然也开始补上50年代至1979年这段的西方诗歌创作、诗学和哲学新理论。在这个阶段,我阅读了美国70年代的新诗,翻译了《美国当代诗选》。
  
       80年代,我接触到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这一哲学是建立在对西方自柏拉图以来形而上学的反思上的,破除了那种一元、一个中心、永恒不变的存在理念在人类历史中的各种实践,及其产生的精神枷锁。这个哲学肯定了宇宙的多元性、万物差异的普遍存在,是化二元对抗为二元互补的基本理论。它所主张的“无”生万有的思维使它十分接近老子关于“道”的宇宙观及中国的阴阳相互转换的理论,因此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加以德里达对汉语文化的推崇,和他极富哲学内容的语言学,更使我意识到中国在20世纪对汉语文化有过两次重创,对自己五千年光荣文化传统的粗暴否定带来巨大的民族精神文明的损失。这给60年代后出生的青少年的心灵留下难以填补的空虚,让他们难于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阴影,对全球化的商业主义文明缺乏免疫力。这种新的认识,使我在1979年后的诗和论文在内容中混合了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和中国古典哲学的精神境界,在诗歌艺术上吸取了广义的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
  
       走到今天,我越来越觉得对我来说,西方和东方完全不是分离的,而是趋向融合的。它们的共同点是对超越物质局限性的向往,我姑妄名之为“东西方超越主义”的理念吧。
  
       中国年轻诗人缺少一种境界,人文学科相当落后,文化的自卑从“五四”时种下来。诗人最敏感,要关注整个人类的命运。当然,空洞的大话不要说,但不能退到个人化的境地。中国年轻诗人在经过逆反的心理宣泄之后,在21世纪要面对人类的极大考验。诗人要跟上世界的发展,要成为一个有觉悟、有远见的人,要做一个雪莱式的预言家。诗人要起来呼吁,全球化、网络化之后,诗人何为?充当一个什么角色?要有关注人类、自然、地球命运的眼光,对文明、野蛮做深刻的思考。为什么如今出不了大诗人,因为他们不能肩负时代的重负。艾略特关心人类的命运,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他就已看到了人类文化的荒原。

       (十一) 忧思,我的诗哲使命 
 
       最近我非常关心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想要从传统中找到渊源。可我们这方面的意识在当代很薄弱,非常薄弱。我觉得中国新诗上世纪40年代开始已经跟西方同步,开始走向现代了。但解放后却大量地学苏联。苏联是非常重视俄罗斯传统的,虽然人家闹革命,但没有破坏自己的传统,还引以为荣。而胡适等学者把白话文、口语引入文学语言中,连“打倒文言文”这样的口号都提出来了,却没有意识到口语不能代替文学语言。中国这么多了不起的诗词歌赋,怎么可以只接受从《红楼梦》以来的白话文小说呢?我们都犯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错,把整个中国传统抛弃了。其实那些说要砸烂文言文的文化斗士的文言文功底都很好。他们的成长全是在文言文里的。
  
       汉字很美,每一个字都是抽象画,把社会的结构都浓缩在里面。只要把《说文解字》念一念,就知道一个文字究竟有多少含义了。中国的字是形义结合,比如三点水,就能感觉到水灵灵的。中国诗歌已发展到一个阶段了,虽则不是拼音文字,却平仄搭配得很好,既能慷慨激昂又能委婉多情。现在语言学研究有这样一句话:“是语言在说你,还是你在说语言?”你想这么古老的民族,几千年的语言如此丰富,把文史哲都融化在里头,怎么可以一笔勾销?
  
       但是这种反应实在是太迟钝了,太慢了。整个文言文根本就不获承认,大家不去接受,不去理解其文学价值。现在的小学,只能来那么几首古典诗词点缀一下,被当作古董来观赏。中国的文字语言不是古董,而是活生生的,应该去研究,找到其特点、艺术、审美、音乐性。中国的词汇消失了一大堆,越来越简单了,多可惜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啊,只有被其他民族征服了,才会强迫这个民族放弃自己的文字。
  
       整个20世纪,在文化战线上,我们的努力不是去开发遗产,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是用在与强大的文化传统进行敌对的较量。我们认为只有压倒古代文化才能进入现代文化,因此我们叫几代人去遗忘传统文化,并且发起几次运动去埋葬它,砸烂它。直到今天,在改革开放与国际文化经济交往中,我们才猛然认识到几千年的文化遗产是世界尊重我们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回首整个世纪在文化教育方面我们的无知和短见,使得我们的遗产流失、殉葬,其损失并非一次醒悟能得到恢复的。更主要的是年轻的几代人已无法阅读繁体字的书籍,这自然大大影响了他们的文化素质。在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处于半绝缘状态,对世界文化所知甚少的状况下,是很难希望近期能出世界级的诗人的。
  
       我觉得全面解决这个问题,要从教育抓起。今天的年轻一代,在汉堡包、电子游戏、网络中成长起来,他们脑子里对于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完全是一片空白。我们今天的新诗的问题,就像一个孩子长大了,但还是个半诗盲。因此,我一直认为新诗到现在没有自己的传统。其实,任何创新,都只能在对传统的批判继承中进行。我们首先应当找回我们的语言与文化传统,这实际涉及的就不再是新诗的问题,而是国民素质和教育问题。
  
       一个诗人怎么能不关心伊拉克,不关心欧美,不关心全球化?年轻时候倒也罢了,诗歌可以拿来抒情;中年以后怎么办,还是抒情吗?必须打开眼界,对伦理道德重新考虑。到了今天,我们认为最应该关心的是全球化的问题,关心世界每天发生的事。最好每个人都能有解构的思维。如果没有文史哲一体的概念,就写不出有价值的东西来。我是一个理性的人,脑筋停不下来,总是在思考,总是为下一代操心。人是需要知识良心的。现在,我每天会看看书,看看电视,看看社会发生了什么大事,看大家是怎么辩论的。
  
       总之只有深厚的文化才能产生伟大的诗人,伟大的诗人必须有不凡的个性与诗品。诗是一座矿,它巧妙地运用一些裸露在地面上的矿石的闪光来诱导读者去开发它。矿藏含矿质的优劣决定于诗人的“自我”品质。伟大的诗人一定有一个含矿量十分丰富的“个性矿”,质量极高的自我之矿藏。诗人的自我丰富需要的时间之悠长不亚于天然矿藏的形成,这里他的民族的文化遗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粗暴的破坏性摧毁与不科学的乱开采,使我们曾有意无意地破坏了不少“个性矿”。今天我们的重要工作是每个诗人重新认识自己,掌握自己,培养自己,不要急于猎名,追求轰动效应。1990年卖出几十万册的某些诗集,今天不是如浪花样的不留痕迹吗?以“奇”、“丑”、“大胆”、“恐怖”或“青春偶像”来撼动市场并不能达到新诗的真正突破。如果只有一个贫瘠的自我,这些手法就只会像礼花一样闪出几秒钟的光芒,而经不起回味。被译成几国文字在一方面是一种胜利,但在另一方面也许是一种失败。如果你被认为是西方某些当代诗人在中国的影子而得到接受,为什么你不能就是你自己而得到世界诗坛的认可呢?是的,你应当只是你自己,但这样的自我必须有多么丰富的文化个性和诗人风格!当然,即使你是一个21世纪中国的大诗人,却也不一定能被汉语以外的诗歌界所接受。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之间的距离是很大的,是否得到国际的认可,于诗歌并不像体育那样单纯,因此这并不是衡量我们新诗成就的标准。我们的新诗绝不能是西方新诗的影子,东西方新诗应当将各自的光色投射到对方的区域里。我们必须寻找自己的光源,它就在诗人的自我矿藏和他的文化传统、他的母语诗作宝库中。
  
       历史有时是一个略带恶作剧的导游。在我出生和生长的时代,光辉的中华古典文化传统被错误地与封建政治体制草草打上等号。我的青少年时代接受的是五四运动后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教育,很少读古典书籍,虽说大学时名师所开的魏晋玄学、中国哲学史和人生哲学都是我十分喜爱的专业课,但因为自己古文很差,没有亲读古籍,对于中国光辉的文史哲古老文化只有一些第二手、浮光掠影、破碎不全的印象。历史的误导,都旨在打倒非专制的中华光辉传统文化,使我直到晚年才真正意识到一个古老东方民族抛弃自己先人的文史哲智慧,失去自己脚下几千年丰沃的精神智慧的土地是多么大的损失和痛苦!今天在全球化时代,一个伟大的民族立身在世界面前,必须保有他自己的文化传统身份,才能展示他自身特有的智慧。
  
       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颠簸起伏,我从青年迷恋诗歌走向对中国文化的思考,又在岁月的流失中陷入对人类命运的忧思。从思考而焦虑,而困惑,对人类文化前途的焦虑,近来成了我关注的核心。这些思考,或许就是我的诗哲使命,或许就是我难以忘怀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