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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富仁教授:说说我自己
发布时间: 2016-05-04  

 

       (一) 我的人生经历

       说别人难,说自己更难。

       我曾经想,上帝原本可以不把我捏成一个人,但到了把所有的人都创造出来之后,在地上剩下了一些零零碎碎的泥粒粒,那是造各种各样的人时掉在地上的,他就不负责任地把它们弄在了一起,捏了一个我。他把我抛到了这个世界上,可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让我到这个世界上来找谁。
    
       我是出身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的,从小接触的是农民,但我父亲因了别人的帮助,上了几年学,知道一个中国人应当爱自己的国家,就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之后他当了一个小官。这使我有了“读书上进”的机会,成了一个现在叫做“知识分子”的分子,并且成了一个“城市人”。因为成了“城市人”和“知识分子”,我开始觉得农民有些保守守旧,在现代的中国已经不那么合时宜了,于是就成了一个“思想启蒙派”,但到真正的“城市人”和真正的“知识分子”开始启我们的蒙,我就又本能地感到自己还是一个农民。我非常敏感于真正的“城市人”和真正的“知识分子”话语里的那种“味”。我总觉得,我谈到农民弱点的时候心里非常痛苦,而他们谈到农民弱点时心里有些快意。但是,我又知道他们说的是真心话,比那些把农民当成活神仙来赞颂的人真诚得多。在这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在读初中的时候,我开始爱好文学,但我从来没有想当一个文学研究者。当作家的想法是有过的,但我缺少这方面的才能。那时爱读的是鲁迅和法国、俄国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作品;中外诗歌读过一些,但对我的影响不大。据那时的理论家们说,他们的现实主义已经是旧的现实主义,但我爱好的恰恰是这种旧的现实主义。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我同我的同时代人一起要求文艺的自由,要求摆脱旧的文学观念的束缚,要求文学的发展。在这时,西方盛行的已经不是现实主义,而是现代主义了,于是我也读了一点现代主义的作品,成了一个“现代主义”者。但到了文艺界公开提出“淡化”现实主义,中国实际上还没有过真正的现实主义,在现在的中国若出现几个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一样的现实主义作家还是蛮不错的,但我又不想打出现实主义的旗号反对现代主义,所以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属于文学上的什么主义。我是一个没有“主义”的人。
      
       我是一个北方人。北方人憨直,南方人灵活。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前那种硬梆梆的文化就是北方文化占了上风的结果。我是不满于那时的文化的,所以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成了北方文化的叛徒,很喜欢南方文化那种灵活机智的文化风格。但到了最近几年,灵活机智的南方文化成了中国的主流文化,我才发觉我还是一个北方人。大多数的北方人都有点牛脾气,执拗,难变,一头碰在南墙上,死不回头;宁可杀头,也不求饶;宁可穷死,也不借债。说不了三句话就和人抬杠,不吵架说不出话来。大概我仍有北方人的这些弱点,所以对南方文化产生了严重的不满情绪。我总觉得,南方文化太灵活了,领着我们在新时期转了个大圈子,一切都又转回到原来的地方去了。新时期的文化是从批判儒家文化、提倡“五四”新文化传统开始的,可到了现在,一切都倒了过来。现在是批判“五四”新文化传统、弘扬传统儒家文化。开始时我所崇拜的两员文化大将也大谈起了“告别革命”,他们不但“告别”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连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五四”的文化革命也“告”了“别”。我于是有了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但是,我又不愿意重新回到“文化大革命”前那种硬梆梆的文化中去,所以直至现在,我也弄不清我到底属于北方文化,还是属于南方文化。我成了一个没有文化家乡的人。北方人不会喜欢我,因为我是北方文化的叛徒;南方人也不会喜欢我,因为我有北方人的执拗。
      
       我之爱上文学,是从鲁迅开始的,是从读西方文学作品开始的,所以“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就成了一个“西化”派,讲文化的现代化,讲文学进化论。但到了真正懂得西方文化的人多起来,我才又意识到我还是一个中国人。自己没有出过洋,留过洋,是个地地道道的土博士。我原来是学俄文的,现在懂俄文等于不懂外文,因为真正有用的是英文。不懂英文而谈西方文化,而谈文学进化论,等于自找苦吃。你说西方文化是这样的,人家说“不对”,西方某本书上明明写着是那样的;你说文学应当这样发展,人家说“不对”,西方现在最流行的不是这种文学,而是那种文学。我就傻了眼了。我不会打领带,不喜欢吃西餐,整个地一个“土老冒”,还谈什么“西方文化”,还谈什么“现代意识”?但是,我又不愿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封闭状态去。所以直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楚我是“西化派”,还是“传统派”。大概像我这样的人就没有资格讲文化,谈学术。
      
       我们这一代人是无颜谈学问的。我能认认真真地读书是在初中毕业之前。1958年大跃进,1959年到1962年饿肚子,1963年背了一年俄语单词,1964年搞社教,面上的;1965年仍然搞社教,点上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气“革”了10年。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缺的就是搞学问的人,于是我就成了一个补缺的人。对于我,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别的干不了,只好来干这一行。在开始,搞学问的人和搞社会文化的人还是一气的,大家都要求改革开放,所以我也混水摸鱼地在学术界存在了下来。但到了90年代之后,社会文化派和学院派分了家。学院派打出了“为学术而学术”的旗帜,我这个没学问的人在学院派中就待不住了。社会文化派要讲趣味,我又用惯了学院派的语言,所以直到现在,当教授没学问,搞创作没才华。在学院派中,我写的东西缺少学术性,价值不中立;在社会上,没人愿意看我的又臭又长的文章。写书,没有那么多思想;写论文,出版社赔钱不愿出。
      
       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不知道。
    
       我到底应该向何处走呢?我也不知道。

       (二) 我的立场

       我向来不认为我是一个“学者”,真正以“学者”的姿态写的文章统共没有几篇。但一个人总是会有个立场的。我想,我的立场是什么呢?就现在想来,我大概有三种立场:一、公民的立场;二、同类的立场;三、老师的立场。
      
       我是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开始写文章的。到了那个时候,我已经成了“一个人”。我这个人是在从1941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历史给铸造出来的,开始在农村,后来在城镇,再后来在中等的城市,再再后来就到了中国的首都北京。外国只在小说里读到过,在电影里看到过,并且都是我们国家允许读的小说,允许看的电影。我想,这样一个历史、这样一个环境铸造的我,大概不是多么精良的产品。但是,造“人”到底不是做饭。做饭,做出来之后一尝不好吃,倒掉就算了。“人”就不行了。历史既然制造了我,就得叫我在这个世界上混碗饭吃,就得叫我走路、说话、做活、吃饭、睡觉。只要我不杀人、放火,谁都不能随便杀掉我。即使别人看着我不顺眼,你也得忍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公民”。所以,这个公民的立场对我很合适。我要是为了当大官,就得担心大官们看了高兴不高兴;我要是为了赚大钱,就得看这样的文章是什么行情,大家愿不愿意出高价;我要是为了当道德家,让人给我树碑立传,我就得看着老百姓的脸色行事,专干有利于别人而不利于自己的事;我要是为了当大学者,写了书流传后世,我就会生怕出点什么错,让人抓住耻笑一番。我是一个公民,就没有这么多的顾虑了。放心的吃饭、睡觉、做事。当然,即使这样,也会有人来找你的麻烦。到这时候,我就准备以公民的资格与他们理论一番。那么,别人不听你的理论怎么办呢?那就以死相拼吧!你想,人活着,连个公民的资格都没有,活着还有个什么意思呢?“难见真的人”啊!
      
       在现在的中国,写文章的是知识分子,看文章的也是知识分子。既然都是知识分子,我们就是同类。这就产生了所说的“同类的立场”。我父亲是当官的,虽然是个小官,但到底算个官;我母亲就是一个农民,虽然后来随父亲进了城,但到底当了半辈子农民。我小时候也是在农村长大的。因了这个缘故,我认识很多当官的,也认识很多农民。我不像有些知识分子那样看不起官僚和农民,认为当官的一定不道德,工农一定愚昧。他们也是人,也得在这个世界上混饭吃,对于他们自己的事情,有时比知识分子体验得更深刻些,并不像知识分子想得那么简单;我也不像另一些知识分子那样对官僚和工农抱着别样尊敬的心情,认为官僚就一定比知识分子高明,工农就一定比知识分子道德。因为我知道官僚和农民也有各式各样的,他们像我们一样,考虑自己的事情比考虑别人的事情来得认真些,切实些。要是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也得把官僚和工农视为同类。但现在他们并不看我们的文章。工农忙着做工,官僚忙着掌权,我们知识分子讨论的问题他们不感到特别的兴趣,我们也不能强迫人家感兴趣,我们就只有自己与自己说话了。我们既然都是知识分子,既然都是同类,也就要以同类的立场说话,也就得对彼此的困难有点同情,有点了解。当然,我们都有自己立场,都有自己的观点,我们之间常常有分歧,有矛盾,但这些分歧和矛盾都得在一个平等的立场上通过讨论进行解决,解决不了的,我们就得隐忍着点。我们谁都不要想在文化界当皇帝。因为文化界和政治界不同,政治界有皇帝,文化界是不能有皇帝的。文化界应该是整个社会不同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表现场所。社会上有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人生感受和思想认识,都有资格到这里来诉说一番。像我这样一个从爱好文学起就被政治空气锤砸过几遍砸得弯弯曲曲了的灵魂都想到文化界来诉说诉说,谁还能没有资格到这里来说话呢?我说了,大家愿意听,就来听一听,不愿听,大可不听;听了不同意,大可说不同意,但你不能说我就不该说,不能说,好像我不听从你就不行似的。你的观点,我也可说不同意,但我也不能认为你就不该说,不能说。假若你拿出一副架子,好像我就没有说的资格,那就不是同类的立场了。到那时,我也不能用同类的立场与你说话了。那时怎么办呢?我就回到“公民的立场”上来。同类的立场是一种比较客气的立场,因为我们都知道彼此的难处,不必对对方要求过高,不必强迫人家接受自己的意见,不必要求人家一定是圣贤或天才。你要让人理解自己,就得尽量明明白白地说给人家听,也诚诚恳恳地听人家的提问。这是个求真理的层次。“公民的立场”就不同了,它是一个维护自己说话权利的层次。它有点无赖气,因为它依靠的不是讨论,而是他自己应有的权利。“不论我说得好不好,对不对,你得让我说话!你有什么资格剥夺我的说话权利!”在这样一个立场上,你蔑视我,我也可以蔑视你;你挖苦我,我也可以挖苦你,因为你是个公民,我也是个公民;你有说话的权利,我也有说话的权利。我得保卫我的公民的权利,中国知识分子好上纲上线,那就是不想让人说话的意思。农村人吵架,好说“你是老几,也配和我说话”,这类的人,事先就把自己定在了比你优越的地位,甚至把自己定在了代圣贤立言的立场上,不是官僚打官腔,不是圣贤充圣贤,让人无法与他平等地讨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可不必与他说话,让他自己在自己的意识中过过官瘾或圣贤瘾也无不可,但他要追着同你辩论,你就可以亮出你的“公民的立场”来!
      
       在一般的情况下,我是很厌恶一个教师爷的立场的。这种教师爷的立场是永远以教导别人的口气说话,把别人都放到一个小学生的地位上。但无奈我自己也是一个教师,得上课,得指导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他们出的书有时让我写个序。一些听过我的课或没有听过我的课的青年研究者,也有时让我对他们的作品谈点意见。这就把我架到了一个教师爷的地位上。如果我清高一点,原本是可以拒绝这种立场的,但假若他们真的是诚心诚意地征求我的意见,而我却像对素昧平生的其他人说话一样,客客气气的,笑嘻嘻的,四平八稳的,不冷不热的,反而显得有些生分了。在这时,我就暂时冒充一下“老师”,运用一下我的“老师的立场”。这种立场是以自己的看法为对,并完全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对别人的作品进行评论。它的作用是让对方认真考虑自己的意见,换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发现出自己的不足,纳入一些新的思想材料,把自己的事办得更好一些。依照我的看法,人,特别是中国人,在少年时期和中、老年时期,文化心理是较为开放的,而青年时期则最容易封闭起来。少年时期面对一个陌生的世界,处处新鲜,什么都想去知道、去了解,很愿意别人告诉一些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心理是开放的,这时的开放具体表现为生动活泼,接受力强;到了中年,有些事能做成,有些事没做成,碰了好多钉子,开始知道世事的艰难,心理重新开放起来。但这时的心理开放有时会表现为一种犹豫彷徨,做事不再那么果断。到了老年,划拉划拉自己的一生,大半的理想都没有实现,并且再也没有机会去实现了,这时的心理就更开放了。但这时的开放却并不伴随着进取,而是能够容纳,能容纳别人的缺点,也能容纳自己的缺点,适应了现实世界的一切,显得有些保守守旧了。父亲哄儿子,没有不着急的;爷爷哄孙子,则更有耐心,因为他能容忍孙子的缺点。唯独青年人,特别是一路读书到博士毕业的青年,书本里的知识比一般人都丰富了,而社会人生的艰难却经历得最少。俯瞰现实,处处污浊;俯瞰群伦,个个平庸。这时对现实人生的一些极琐碎的知识就不愿了解了,对那些至今碌碌无为的中老年人就不重视了。心理暂时封闭了起来。这种封闭有它的好处,那就是青年人富有理想,富有锐气,充满自信,充满热情,敢于进取,敢于创造,但也容易往枪眼上碰。一个老师既不愿自己的学生爬到自己所厌恶的高高在上、为所欲为的超人的高度去,也不愿让他们落到被人蹂躏践踏、蔑视耻笑的底层去。这就常常以自己的标准要求学生,打破学生封闭起来的文化心理。但我知道,这种老师的立场实际是极不合理的,是把学生造成像自己这样一个平庸人的方式。但从师生的情意而言,你又不能不这样说,这样做。所以当我一感到学生对我的意见产生了一种拒斥的心理,不再从我说话的立场理解我的话了,或者他因我的话而动摇了对自己的自信心,我便会马上放弃这种“老师的立场”。在那时,我便回到“同类的立场”,而假若学生反而因此蔑视我的独立性,想用他的高标准摧毁我的自信心,好像我非得变得像他一样,我就要回到“公民的立场”上来了,耍点无赖,蒙混过去,从此躲进自己的蜗牛壳。
      
       这就是我的立场,一个窝窝囊囊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场。

       (三) 聊聊学院派

       中国的知识分子崇尚清高,这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较容易做到的,而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就极难极难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大多数是家里有几亩地的,读了书,当然愿意去官,但实在做不上,或者能做上但厌恶官场的那些繁文缛节,也就可以不去做。家里的地有长工们种着,只用少量时间过问一下,多数时间还是自己看看书,写写字,画画画,与同类的读书人聊聊天,因为平时就不太关心钱的事和官的事,所以自己的诗里、文里、字里、画里,就没有世间的这些烟火气,通体的“清”,通体的“雅”,连骨头里都透着一股清香味。但到了我们这些现代知识分子这里就不行了。我们没有了“恒产”,也就没有了“恒心”。文化成了一种职业,我们得靠它赚钱吃饭。
      
       虽然大家都感到文化需要独立,但从“五四”之后,独立的文化就已经不存在了。在这时,文化是与其它社会事业结合在一起的,是在其它社会事业的肌体内发育滋长的。它像一个寄生虫,得寄生在人家的躯体上,才能吸食到一点营养,得以求生和繁衍后代。因为它是寄生在别人躯体之上、吸食别人的营养而生长的,所以因所寄生的躯体的不同,彼此之间也就有了很大的差别,有了彼此不同的文体形式。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寄生在三个社会事业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它们也有各自不同的文体形式。这三个被寄生的社会事业一是教育,二是政治,三是经济。
      
       我原来就是一个学院派的教书匠。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是写书的,说得冠冕堂皇一些就是“学术专著”。但到了80年代中期之后,我就写不出学术专著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整块的思想已经写完了。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时候,中国的政治文化、学院派文化、社会文化一齐繁荣。中国的政治家要改革开放,要把自己新的政治方针宣传出去;文学艺术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和在文化大革命前有很多经历、很多感触,是以前的文学艺术家所未曾表现过的,要通过他们自己的创作表现出来;我们这些学院派知识分子也有很多话要说,从1949年以后没有说清的一些道理都想说个明白。国民有政治热情,学生有学习热情,读者和观众也有情感体验的热情。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时非常的热闹。但没有多长时间,人们的热情就都转移到政治上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政治是个最庞大的结构。这个结构体是不那么容易变化的,不像学院派文化,昨天还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找出了很多的证据、很多的理由,今天就又找出了很多它阻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证据和理由;它也不像文学艺术家一样,今天还是现实主义者,明天就成了现代主义者。政治结构太庞大,人太多,又得有统一的步调。要变就得一齐变。变起来是不那么容易的。与此同时,政治文化还是一种权力文化,在中国的传统里,学院派文化和社会文化都是在政治文化的统一指挥之下的。政治文化当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变化的步伐就慢了下来,而学院派文化和社会文化却像留不住把的自行车,老往前冲,就与政治文化发展的步调不一致了。这一下,就让学院派知识分子和社会知识分子把热情转到政治改革上来了,学院派文化和社会文化都带上了政治色彩,而政治文化是一种现实性、实践性、时间性很强的文化,对于政治文化,学术论著就显得有些钝了。弄上两三年,写成一本书,出版社还不知给出不给出,即使出了,时过境迁,与当前人们关心的问题也对不起茬来了。所以那时起关键作用的是论文。论文来得快,又是严肃的,学院派文化和政治文化都有其严肃性,二者就有了共存的基础;那时的文学艺术创作更繁荣了,但起关键作用的不是文学创作本身,而是文学评论。比起文学创作,文学评论的观点更鲜明,现实性更强,文艺观与政治观在文学评论中更易获得统一性。政治文化是宣传文化,它得快些,但又得严肃些,学院派的论文和社会文化中的文学批评更容易具有宣传性,更容易带上政治色彩。
      
       我那时也是写论文的,并且声明不写短文。因为短文太尖锐,谈当下敏感的问题容易引起误会,对人不利,对己也不利。但到了90年代,情况就变了。政治文化的变化得靠政治结构内部的力量,学院派文化和社会文化是帮不上多大忙的,弄来弄去,就把事情弄糟了,学院派知识分子和社会派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迅速低落下来。在这个时期,学院派文化中发展起来的是为学术而学术;学术专著又多了起来,但领导学术潮流的已不是论著,而是史著。论著重理论,学院派知识分子的自信心受到了打击,搞理论搞不出新名堂来了,而史著是重资料、重学问的,把前一阶段形成的新观点与更具体的史料一结合,就使中国的学术文化开出了新葩;社会文化中发展起来的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本身,特别是长篇小说与电视连续剧。在这个时期,我没有跟上点。写学术专著自己没有足够的学术积累,写文学作品不是自己的本行,也没有这方面的天才。那时的我很悲观,没有更多的话要与自己的同胞说了。90年代的中期之后,经济大潮掀起来了。社会文化是直接依赖经济的。经济的大潮在文化产业上的影响是报纸业的兴盛。80年代是学术刊物的时代,90年代是报纸的时代。连这时的刊物也报纸化了,登的是短小的文章,时事的报导。报纸的繁荣带给文体的影响是散文、随笔的繁荣。这时的学院派文化往外转了。我们自己的观点说完了,西方文化理论界的思想学说在中国占了上风。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乃至文化守成主义、新儒家学派,都是从异域移植到国内的。英语成了我们的第二国语,中青年一代都是精通英语的,西方的思想学说通过他们的努力占领了中国学术界。
      
       我是在中国拜苏为师的历史时期学着俄语长大的,不在英美文化派这个流里,自己又早已离开了正统派,这时在学院派就站不住脚了。虽然自己曾声言不写短文,但这时来约稿的都是报纸编辑,写的短文也就多了起来。散文理论家说散文中有一类叫做“学术随笔”,我也姑称之为“学术随笔”吧!

       (四) 我与“五四”

       我是通过鲁迅了解“五四”,又从“五四”了解鲁迅的。
      
       最早知道“五四”,是从小学和中学的课本里,那里面讲的是1919年5月4日的青年学生运动。我对这个“五四”,不知为什么,印象并不深刻,好像对我并没有发生多么明显的影响。我是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从小就胆小怕事,从小学到大学,凡是学生运动的事,不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我都不大敢参加。我对“五四”产生了深刻的印象,那是在中学读了鲁迅的作品之后。那时才知道,除了1919年5月4日的青年学生运动之外,还有一个“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实际是在1919年以前的1917年就有了,它也不是在5月4日这一天发生的。我对人们称它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感到有些奇怪,但恰恰是这个不能算作“五四”的“五四”,对我的影响既深且巨。当时读了鲁迅,很喜欢鲁迅,因而也就很喜欢“五四”。我想,“五四”给中国产生了一个鲁迅,而鲁迅又给我们写了这样的作品,足见“五四”是挺伟大的。
      
       我为什么喜欢鲁迅呢?上面说过,我是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在农村,人是很少的,人与人的关系很单纯,那时大人教给我的是儒家的礼法。到了后来,读了《论语》和《孟子》,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在我没有读《论语》、《孟子》的时候,我就已经懂得了其中的大部分的道理,那是在农村的实际生活中学到的,是大人们以身作则给我“则”出来的。但到了城市里,接触的人多了起来,知道的事多了起来,就有些应付不了啦。我那时又弱又小,打架打不过人家,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没有任何办法,总觉着这个世界有点妈妈的,世界上的很多人也有点妈妈的,并不像大人们、老师们、领导们说得那么好。这时候,多么想把人想得清楚一些、把事理解得深刻一些啊!当时也读过一些其它的书,老师和领导也经常给我们讲一些做人的道理,但总觉着有些“隔”,有些驴唇不对马嘴,及至读到鲁迅的杂文,心里才觉得亮堂了许多。从那时,我才知道应当怎样观察人,怎样理解人,才知道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会说什么话,做什么事。
      
       在过去,社会、生活、人乃至自己这些自己很难驾驭的东西,对自己是一种沉重的压力。读了鲁迅之后,我才感到,世界虽然荒谬,但却不是没有趣味的;自我虽然渺小,但却不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这就给了我一种做人的感觉,做人的勇气。我这一生,经历过很多不如意的事,但却没有被这些事情完全压垮。越在困难的情况下,这个世界在你面前表演得越充分,你看到的有趣的东西就越多,你也越是能够看清自己要走的路,做人的勇气也就大一些。我认为,这就是鲁迅杂文所表现出的一种精神。所以,我得感谢鲁迅。是他,教会了我在这个纷纭复杂的现代世界上应当怎样生活,怎样做人。
      
       当时读鲁迅,没有想当作家、当教授的意思。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才考了一个研究生,研究起鲁迅和现代文学来。在这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了解得才多了起来。陈独秀了,胡适了,周作人了,李大钊了,《新青年》了,《新潮》了,白话诗了,现代小说了,传统文化了,外国文化了,人道主义了,个性解放了,等等,但对这一切,我仍然是依照鲁迅的理解来理解的。它的自由的要求,民主的要求,科学的要求,改革开放的要求,文化革命的要求,文学革命的要求,在我看来,是异常自然的。孔子那个时候,只要维护好皇帝的政权就行了,只要当官的不贪赃枉法就行了。当官的能把官位坐稳,老百姓也有个安生日子。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可不行。现代的社会得靠全社会的人的共同努力,人民没自由怎么行?政治不民主怎么行?不讲科学怎么行?对整个世界没有一个起码的了解怎么行?世界变化了,人的观念也得变化;人的观念变化了,文化、文学不变也得变。文化革命、文学革命又有什么可怕的?怕的是那些已经有了特权的人物,我们这些老百姓有什么可怕的?直至现在,还有很多人厌恶“五四”,厌恶鲁迅。我认为,他们想的都不是我们中国人怎样在现代的世界上生存下去,发展起来,而是别的一些事情。当然,“五四”也不是把什么事情都给我们做好了,鲁迅也不是把什么事情都告诉给了我们。要是那时的人把任何的事情都给我们做好了,我们再做什么呢?他们提出了自由、民主、科学这些现代的中国人需要追求的东西,只要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是我们必须具有的,“五四”对我们就是非常重要的。孔子没有告诉我们这一切,韩愈没有告诉我们这一切,朱熹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一切,这一切是“五四”告诉给我们的。我认为,这就足够了。至于怎样实现它们,什么时候实现它们,在实现它们的道路上还会有哪些困难,会不会走弯路,会不会有牺牲,这都是我们这些后来人应当思考的。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五四”。

       (五) 关于写文章

       我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所以文章写得很罗嗦。为什么胆小鬼的文章一定罗嗦呢?因为他既要说自己想说的话,要说的话,与别人不完全相同的话,但又胆战心惊地怕别人误会了自己的意思或故意找自己的麻烦,所以便不敢直截了当地说,兜好大的圈子,不但告诉人家他要说什么,还要告诉人家他为什么要这样说,直到觉得别人不致于误解自己的意思或找自己的麻烦了,他才感到心安。但这时,文章也便到了两万字左右,罗嗦得可以了。近些年很多人劝我写得简练些,整个文坛上也大力提倡短文,但我始终不敢上这个当。
      
       我想,报刊编辑们当然喜欢短文,快刀斩乱麻,两三千字已经把意思说得明明白白,读者愿意看,报刊销路好,稿费也发得少,一旦引起争论,又有了轰动效应,报刊可就更红火了。但要是别人给你乱发挥一通,劈哩啪啦的批判文章都落在你的头上,编辑们便爱莫能助了。在这时,不但不再来约你的短文章,连长文章也不给你登出来了。胆大的人或许会嘲笑我说,你写长文章就能保证不受人的误解,不招来麻烦了吗?当然不能!但这里还是有一个区别,即那些真想理解你,真愿认认真真读了你的文章再和你讨论问题的人就不会把不属于你的东西硬加在你头上了。即使有不同的观点,也会同你心平气和地进行商量,于你不会有麻烦。再说,胆小的人自然胆小,就不会说别人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的大道理,更不会号召人们去做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事情。他自己胆小,也替别人胆小,即使有这类的话,他也不会抢着去说。这样,就把找麻烦的人限制在以下两类人的身上:一、他自己从来没有非说不可的话,但又得当文人,提教授,搞出点学术成果,并且还不想切切实实在学术上努把力,便老是想在别人的文章上节外生枝。他们看文章就是为了找写批判文章的材料,看到一点似是而非的东西便赶紧抢来去写,唯恐被他的同伙们占了先。在这时,他们在鸡蛋里也能挑出骨头,既要故昂其值,便要上纲上线,煞有介事似地大做一通文章,然后名也有了,利也有了。二、有些人平时就与你有些嫌隙,别的事不好说,便到你的文章中去找漏洞,一旦觉得有空可钻,便杀将出来。但在这时,长文章恰恰发挥了它的长处。这两类人因为急不可耐,很难做到细心考虑,他们一下便会掉在长文章为他们设下的陷阱之中,让别人一眼便看出他们批的并不是你,而是他们自己心造的幻影。他们批得越狠,便得为自己这个心造的幻影负更大的罪责。在这时,胆小的人倒不必急于出来干涉,平时因胆小总是惴惴的,过得不舒坦,这时恰恰可以静下心来看他们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出自己的洋相。但若是短文章就不济事了。他不批你就不说,他批了你再辩护,谁知你还是原来便这么想抑或只是为自己狡辩。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得胜的都是批方,最轻最轻你也得为自己没有把话说明白,以致引起了别人的误会负责。当然,这并非说短文不能写,但短文只能在下列三种情况下的一种才可考虑:一、你有鲁迅写杂文的胆量和气概,不怕别人的误解或曲解。二、你的文章的观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人误解或误解了对你也无损。三、绝对不会有人敢找你的麻烦。在这三种情况之外,我劝大家写长文章,莫写短文章。现在造纸业和印刷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不必像我们的古人那样惜墨如金了。
      
       自然我因胆子小而把文章写得很罗嗦,到编集子的时候就真的有些不安了。开始发时安全第一,把话尽量说明白。现在安全有了保障,便应该为读者考虑考虑了。现在大家都很忙,自己又不是什么权威名家,谁有功夫从头到尾看你这罗里罗嗦的文章。为了补救这一点,我的办法是在书前写个有关内容提要的东西,好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知道你在哪篇文章里说了些什么。有兴趣,便找后面的文章看,没兴趣,看完这个内容提要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