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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会林、绍武先生口述史
发布时间: 2016-05-03  


       编者按:黄会林、绍武,伉俪情深。一位是名门之后,耕读世家;一位是烈士遗孤,寄身戎马。虽出身迥异,但均生于祖国风云动荡的年代,童年岁月皆颇为曲折。一对具有传奇经历的人生轨迹,在1954年的北师大工农速成中学相交。与师大结缘的半个世纪中,这对半辈子生活在校园里的教授夫妇,不仅在学术和创作上比翼双飞,和谐美满的感情更传为美谈。他们一个叱咤业界名声在外,一个埋头创作硕果累累。绍武领头创作,其电影创作 《梅岭星火》、《彭德怀在西线》,话剧创作《故都春晓》都曾享誉全国,长篇小说《骄子传》获北京“十个一工程奖”。黄会林专攻学术,16岁踏上抗美援朝战场,归国后留校任教,建立国内首个艺术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北国剧社和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正是二人共同参与创办的,如今已经成为北京的文化名片。本期起,黄会林、绍武先生将为读者讲述他们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一) 在艰苦岁月里成长(上)
 


       会林:  
       
       我1934年出生在天津,祖籍江西吉安。吉安古称庐陵,是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这里人才辈出、名士荟萃,曾出现过“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的历史盛事。我祖上是颇具名望的大户人家,高祖黄赞汤,是道光年进士及清翰林殿阁大学士。曾历任河南巡抚、河道总督及广东巡抚等官职,还管理过西楚两岸盐饷事务,任江西盐饷总局。曾国藩练湘军,我高祖曾捐济饷银八十余万两,两次相助。
  
       到我祖父一辈,家中虽然在武汉等地有一些产业、银号,但因牵连到官司,又不幸遇到火灾,家道中落。幸好祖母孙氏家族也比较庞大,才没有完全衰败下来。
  
       祖母孙氏出自安徽寿州(今寿县)的名门望族,是晚清名相大学士、京师大学堂创办人孙家鼐的女儿。因为家境不济,我祖母带着她的四个儿子和三个女儿,赴上海投靠亲友,父亲在家排行老二。在上海,孙氏家族有不少产业,祖母和父亲的生活境况还不差。
  
       上个世纪20年代,父亲在上海读书,毕业于中国公学后,求职去了天津。先是在天津的铁路部门做一个小科长,后来转行做了天津明星电影院的经理。我父母是在天津相识、结婚的。我和哥哥都在天津出生。那时候时局很不稳定,“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人进犯中国,整个华北地区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天津那时候是沦陷区,物资匮乏,老百姓生活很艰难。1940年,父母亲感情发生问题,两人离婚了。我和哥哥随着母亲前往上海艰难度日。祖母是非常反对我父母离婚的,但也无法劝阻我的母亲。
  
       在上海,我开始上小学了。刚上了一年,就不幸患了肺病,当时患肺病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母亲只好让我休学在家里养病。其间,哥哥因为是黄家四门的独生子,被祖母下令接回父亲身边抚养,只有我跟着母亲。后来,因为母亲要再婚,我不好跟着她去,就被送到浦东乡下待过一段时间。在乡下,我要下地去帮忙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儿,身体竟然慢慢好了许多。后来,我祖母认为黄家的子弟必须回归黄家抚养,就把我也接回来了。那段日子,我辗转于各个亲友家,大多时候寄住在姑姑家中。
  
       在上海时,日子还过得比较好。几个姑姑家条件都比较好。二姑父家是上海的名门,其祖辈早年在安徽望江县是望族,曾祖父辈是管盐务的道台,家里很有钱,辞官后在江苏扬州盖了很漂亮的园林,叫何园。何家也出了不少名人,二姑的儿子、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何祚庥是我表哥,只可惜二姑父过世比较早。我因为身体比较弱,一直在姑姑家里和表哥们玩,只在家中看看书、识识字,没有去正规的小学上学。
  
       那时候上海也是沦陷区,日军在上海为所欲为。我们很少出门,多半是在家里待着。记得有一次跟着大人出门,突然遇到日本兵临时检查,日本鬼子在路两边设置了铁丝网路障,只留一个小小的出口,大家依次从那里通过,接受搜身检查,连我们小孩子也不例外。那个画面,以及给我带来的恐惧,至今依然记忆深刻。
  
       后来,先是我哥哥被父亲接回了天津,不久后,我也被接回天津,和父亲、继母一起生活。

       绍武:
  
       1933年,我出生在太行山下的山西辽县,也就是后来的左权县,是个革命老区。
  
       我父亲母亲都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父亲是学机械的,大学毕业后在太原一家兵工厂做工程师。母亲是学师范的,毕业后就在省城教书。他们在省城太原读书的时候结识,自由恋爱结了婚。后来因为一些变故,父母辞职从省城回到了辽县老家。
  
       在辽县老家,父母和一大家子人住在农村。父亲是家里的幼子,上面还有两位哥哥。因为我父母是未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婚的,老家对他们的议论颇多。家族里的妇女们都是旧社会的习气,裹着小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她们看到母亲留着剪发头,大脚板,说一口官话,会写字、会唱歌,还会教书,更是看不惯。母亲为了父亲,努力适应老家的生活,但依旧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插曲”。加之父亲因为在老家工作上出现了许多不顺利,又心疼我母亲在家族中受苦受气,竟然病倒了。
  
       那时候医疗条件有限,加上家里封建思想依然很浓厚,长辈们不肯请西医来看病,我母亲又说不上话,眼睁睁看着家里只请了一个“土郎中”瞧病。也不知道郎中开了个什么方子,没成想,越吃药病情越糟糕,最终也没有治好,父亲就这样不幸过世了。
  
       父亲过世时,我才十个多月,母亲非常悲痛。但生活还要继续,母亲心中一直思念着父亲,决心要一个人带着我过日子。就这样,母亲带着我,靠教书维持生活。记得那所学校是在一个破庙里面,母亲白天教书,晚上给我做一些缝补的针线活计,虽然日子很苦,但我们母子二人在一起相依为命,也觉得不是很苦,我也慢慢长大了。
  
       我四岁多的时候,1937年,发生了“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中国。我和母亲所在的辽县,山势险峻,雄踞太行屋脊,东瞰河北平原,西窥三晋大地,是晋冀出入通道,素为战略要地。1937年底,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八路军129师司令部和中共冀豫晋省委进驻辽县,以这里为依托,创建了太行抗日根据地。
  
       那时候,辽县的革命运动开展得红红火火,自卫总队部、农民抗日救国会、工人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建立。老百姓们筹粮筹款、参军参战,积极支援和配合八路军,粉碎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犯,使辽县成为太行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地区。辽县成为了共产党、八路军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我母亲是知识分子,又是进步青年,自然投身到抗日革命洪流中。她于1940年正式加入了八路军129师,我也跟随母亲到了部队。
  
       在部队里的生活特别艰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为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粮食,我们开饭的时候就吃马料煮的汤。煮好的汤放入大铁桶,往院里一放,大家一起吃———汤里也没有几粒豆,来晚了就只能喝清水———从战士到干部都一样。但是,那时真没觉得特别苦,因为大家都一样。偶尔也有情况好点的时候,比如说麦收时节,能吃上一次馒头。由于战争的时候没有石磨,只能吃麦子煮的麦饭,不好嚼,但也吃得津津有味。我是队伍里唯一一个小孩子,大家都特别疼我,当时觉得自己过得很快乐。 (采访/整理:雪晶)

       (二) 在艰苦岁月里成长(中)

       会林:
  
       回到天津后,我与哥哥和父亲、继母一起生活。因为父亲要经常在外面跑,多半时候,都是我们与继母在家里。
  
       继母当家的日子,我和哥哥两个人生活颇为艰难。那时候,家里只有继母和她的女儿可以吃大米饭,我和哥哥两个人吃棒子面,而且都是定量的,那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们俩经常觉得吃不饱肚子。饥饿的感觉是非常难受的,让我至今记忆深刻。我们兄妹俩还有许多家务活要干,每天都如此,要是做不好,就要挨罚,罚跪、打骂都是常有的事情。我祖母远在上海,也不清楚我们的遭遇。
  
       因为过得太辛苦,我认为苦日子没有尽头,还被迫离家出走了一次。偷偷地去找了同在天津的姨妈,兵荒马乱的时局,我都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找到姨妈家的。姨妈看到我可怜的模样,就去找了我的母亲。母亲辗转看到我,很伤心。因为姨妈家里也很拮据,养我有困难,母亲就把我暂时寄养在一个她的旧时女友阿姨家里。
  
       母亲资助我复学了,这也是我记忆中最开心的事情。我当时就读于天津的教会学校圣约瑟女校二年级,也就是现在的天津市第十一中学。教会小学在文化课中最重视英文,每周六七节乃至十几节都是英文课。数理等各科一律采用英文版本教材。只可惜没有读多久,我又被父亲接回了家,没能继续在那里学下去。尽管只在教会小学待过很短一段时间,但是那里的课堂文化精神让我记忆深刻。在那里练习的口语,包括作礼拜的祷告辞,直至现在依旧记得,每每和外国友人随口说起,他们都惊讶于我这个老太太为什么能说出如此地道的英语。这是后话。
  
       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了,抗日战争胜利了,我又重新回到父亲家里,有机会继续上学了。只是不能去圣约瑟女校上学,因为学费太昂贵了,家里不肯支付。我去了一家普通的平民小学读书,一直读到三年级。
  
       我父亲被一位旧相识介绍到北京工作,在公路部门担任机料科科长。家也从天津搬到了北京。他与继母离异了,在北京另娶了一房妻子。这个新的继母比上一个要好点,她不能生育,指望着我哥哥赡养她,所以对我们还算比较客气。
  
       随父亲到了北京之后,我进入了东单三条的圣心学校读书,那是个很有名的学校。在北京的日子,因为时局稳定了些,父亲工作也比较顺利,我们家有一个独门独院的四合院,住在天安门长安街那边的石碑胡同。家里有人力车夫,可以接送我们上下学。在圣心学校读了三个多月之后,我又被转学先到佑贞小学,后来到了艺文小学,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二十八中校址。那是一所普通完全小学,我在那里读了将近两年,一直到五年级。
  
       因为父亲是知识分子,之前又一直在做演艺界的事情,家中藏书很多,尤其是小说、剧本之类的文艺类书籍。我儿时虽然上学是断断续续的,但却一直在读书,读家里的藏书。《西游记》、《红楼梦》等名著我在十岁之前都已经读过了,尽管很多都不懂,但大体上有个印象。
  
       现在回想起儿时的那段岁月,有一个念头始终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滋长,那就是———我要自立,我要快快长大。我始终认为,自己只要长大了,就有能力自己生活,就可以离开这个家庭,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绍武:
  
       我和母亲跟着八路军129师一直在太行山腹地抗日。我那时候才7岁,还不懂事,印象中只记得每天都在跑,跟着部队跑。母亲是部队里的文书,后来又在部队的宣传队、物资队、被服厂等好多个部门工作过。
  
       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这次战役将日本人在华北地区的铁路、公路破坏得很严重,几乎让他们的机动部队寸步难行。八路军收复了很多县城和交通枢纽。这场战役是左权协助彭德怀全力投入作战指挥的。连北平日军的报纸也说,“此次华军出动之情形,实有精密之组织”。日本人没想到遇到如此顽强的抵抗,他们只知道进入华北的八路军有三个师,没想到现在竟然冒出一百个团,打了“百团大战”,这让他们既震惊又害怕。
  
       此外,当时左权还兴建了黄崖洞兵工厂,这个兵工厂就建立在我们辽县和黎城的交界处,兵工厂一年产量足可装备16个团。这无疑可以大大改善当时八路军装备匮乏的状况。黄崖洞兵工厂的建立,很快就成了日军的重点进攻目标。于是,他们决定要实施一次大规模的扫荡报复行动。
  
       1942年,日寇开始了大规模的夏季扫荡,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一大扫荡”。在华北太行山周围实行“三光”政策,他们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抢完再放一把火把屋子烧了,简直是无恶不作。日本人想要把八路军掐死在太行山。鬼子天天进山扫荡,母亲就带着我在山里跑。我跑不动了,战士们会背着我继续跑。
  
       5月27号,这一天让我永生难忘。鬼子纠集大量兵力搜山,目标是兵工厂和被服厂。我母亲当时在苗玉闯六分区被服厂工作。为了保护八路军的后备力量不被敌人发现,部队派了一个连的兵力与敌人周旋在老爷山附近的山林。
  
       头一天,我们就开始准备干粮———炒好了的玉米豆,需要在石碾子上碾轧成玉米粉。轧着轧着,就听见不远处响起了枪声,我们赶紧把玉米粉装进袋子里转移到山上去。赶在鬼子进村前,我们都跑到山上了。那天夜里,我被母亲藏在一个大石头缝隙里面。母亲一夜没合眼,一直在转移被服厂的物资。天明时分才回到我身边,我当时看到母亲的神色非常忧虑。当时她身上没有任何武器,只有一把小刀子可以保护自己。天一亮,日本鬼子开始搜山了。我们就一直隐蔽在乱石之中,敌人也没有发现我们。直到傍晚时分,大家觉得敌人似乎走了,才开始慢慢往山下撤,准备造饭吃。我和母亲是比较晚才往山下走的,刚走没多远,就听见枪响,鬼子又杀回来了。我们又马上开始分散转移,我和母亲一块儿跑,我能听见敌人就在我们身后不远处追赶。在敌人的紧追不舍下,我和母亲跑到了一个山头。前边是悬崖,后边是追兵,眼看他们就要追上来了。情急之下,母亲只好用身子护着我,纵身跳下了悬崖。
  
       当老乡们发现我们娘俩的时候,母亲只有微弱的一丝气息,当时也没有什么医疗条件,就这样母亲牺牲在了茶壶山下苗玉闯村的山沟里,我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成了烈士遗孤。这件事虽然过去很久了,但如今想起来我仍然特别难受,特别痛苦。我很少谈这件事,一直觉得母亲的牺牲,跟我年龄小跑不动有直接的关系,我是革命的累赘,给革命带来了负担。
  
       如今,我仍常常怀念我的母亲。母亲牺牲五十多年后,经过反复寻问,我找到了她的遗骨,安葬在北京昌平,修了烈士墓。母亲牺牲的地方是河北武安,那儿由当地政府修了一个烈士碑,上面刻有母亲的名字。每年,我都会去陵园拜祭母亲,告诉她,她的血没有白流,我们党的事业,我们的革命事业最终取得了胜利。 (采访/整理雪晶)

       (三)在艰苦岁月里成长(下)
 

▲绍武1945年摄于左权县烈士陵园


       会林:
  
       原本以为在艺文小学读书会顺利一些,没想到天不遂人愿,家里又出了事情:我父亲因为工作变故,又去了上海谋生,留下我和哥哥与继母共同度日。没过多久,上海传来消息,父亲在一个故交的帮助下,顺利地进入一家商行工作,那位故交还借了一套房子给父亲住。父亲安顿好了,叫我们和继母共同南下团聚,我只好中断了在艺文小学的学业。那时候,我已经读小学六年级了。
  
       我的小学一直是断断续续的,这让我对小学的整体记忆很模糊。但对于每段小学的特殊经历,记忆又是异常清晰。虽然我没有完完整整地读过小学,但只要能上学,我就是班级中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似乎当时,那颗幼小的心灵就知道自己能读书实属不易,所以倍加珍惜。
  
       我们一家辗转到了上海,父亲嫌全家人在上海花销太大,让我和哥哥及继母在苏州生活,于是我们就在苏州安顿了下来。在苏州时,我家住在苏州有名的观前街承德里。观前街因为地处当时中国最著名的道观“玄妙观”之前而得名,当时位于苏州古城的正中间,是苏州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区。虽说是最繁华的地带,但比起上海来说还是差远了,上海的街道那时候已经是柏油马路了,苏州还是石子路,大家出行基本靠马车。
  
       在苏州,我又开始了学业,进入了当时苏州最好的振华女中读书,即如今的苏州市第十中学。记得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评价说:“振华是数一数二的学校,是振兴女子教育最早的先锋。”杨绛先生在振华女中做过校长。振华女中出了许多人才,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该校当时招收的唯一男生)、物理学家何泽慧、建筑学家顾添籁、翻译家严维民等都是我们的学长。
  
       振华女中校园为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设立的苏州织造署旧址———《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任织造,环境非常雅致。织造署的西花园为皇帝行宫后花园,康熙六下江南,乾隆六次南巡,都下榻在那里。记得当时校园内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假山池沼相得益彰。
  
       在振华女中,我开始接触一些进步思想。振华女中有一个规矩,就是初一年级的学生会相应配一个高一年级的学生来帮助她学习和生活。给我配的高中学长叫叶梅娟,她后来长期担任康克清的秘书,成为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叶梅娟在振华时已经是进步青年,而且还是地下党员。当然我们是不知情的,就记得她带着我参加了许多学生爱国活动,参加演讲会、辩论会,学习进步歌曲和扭秧歌。我当时14岁,但也懂得许多社会上的事情,开始了解那阵子的时局了。
  
       我哥哥也进入了同样是苏州名校的桃坞中学读书。那时候,在上海的奶奶、姑姑经常在周末来苏州探望我和哥哥,通常是周五晚上坐了小火车来,周六日在苏州逛逛,周日晚上返回。就这样,我们在苏州生活了一段时间。
  
       1949年2月春节,我们全家去上海和奶奶一起过节。父亲突然对我说,现在时局不稳定,你就留在上海读书。也叫我哥哥留下,但他不同意,执意要回桃坞中学。因为哥哥当时年长一些,大家拗不过,只好让他回去了。我则留在了上海继续读书,插班进入了上海“培明女中”读书。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功渡江。4月27日苏州解放。我哥哥从苏州捎来消息,说他参军了,加入了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同时他还说要来接我,让我也参军。这下家里如同炸开了的锅,我奶奶四处登报寻人,想把我哥哥给找回来。但我哥从那时候起开始参军,再没有回过家。
  
       5月份,上海解放了。我参与了迎接解放军的活动,上街发传单、扭秧歌,欢迎解放军进城。这时候父亲又去了天津工作,就只有我在上海,住在姑姑家里读书。其间,最疼爱我的奶奶过世了。1949年底,我读初中二年级,因表现优异,光荣地加入新民主主义共青团。

       绍武:
  
       我母亲牺牲之后,起初我被当地的老乡们保护着,后来部队来人把我接走。作为烈士遗孤,我一直跟着部队生活。当时部队粮食紧张,很多战士吃不上饭挨饿,我也挨饿。因为饥饿,就要啼哭。刚好碰到了当时六分区的供给部长,他特批给我一天二两粮食的待遇。当然,我虽然年纪小,也在部队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平日里,我负责给各科室发灯油,那时候用的是煤油灯。大家到了傍晚,要统一到我那里去领煤油。当时,部队还是一直在太行山一带活动,我就跟着部队四处跑。宣传队贴标语,我就提着浆糊桶,帮他们刷浆糊,贴标语。
  
       1943年,我十岁了,经过部队多方查询,我和二姨联系上了。二姨也是之前受到我母亲的影响参加了革命。我被二姨接到身边抚养。我二姨和二姨夫两人也都是八路军,都在六分区。到了二姨家,我开始进入左权二民校上学。
  
       抗日小学的校址在一个大庙里,来上学的学生还不少。因为之前母亲曾经教过我识字,所以插班进入二年级学习。我因为是烈属受到特别关照,读书的一切吃住费用全免。抗日小学所在的地方也不安定,时常有敌人来扫荡,我们也经常跟着老师四处转移,敌人走了,我们就又回来读书。可以说,我的童年生活一直是在战火纷飞、颠沛流离中度过的。
  
       到1945年日本投降,我一直在抗日小学读书;日本鬼子投降后,我去了左权县城。当时为了纪念左权烈士,辽县改名为左权县。左权县修建了烈士塔,烈士塔的纪念碑上第一行镌刻着左权的名字。碑上也有我母亲的名字,上面还附有母亲牺牲时的职务。
  
       到了左权县城,我住在姥姥家里读书。当时县城的小学比较正规。一直到1948年,我十五岁,又参军入伍了,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当时,我到了太原前线,在炮兵第一旅作宣传员。我在宣传队教部队战士唱歌、写标语。还记得标语上写的是“打到太原去,活捉阎锡山”、“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
  
       太原战役前后打了半年,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了。之后,炮一旅奉命到了北京,再南下到了南京,那时南京刚解放,紧接着又去了大西南,参加解放大西南的战斗。
  
       在那段日子里,印象最深刻的,是全国解放的形势一片光明。那时候我们解放军打到哪里,哪里的人民就热烈地支持我们解放军,老百姓们推着板车给部队送各种慰问品,我们部队的条件也好了很多。以前战士们的军服总是补丁摞补丁,在这时期,给我们发的军衣都是崭新的,冬天还有棉大衣穿,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就连牙刷、牙膏、袜子这些稀有的物件,也给我们所有战士配齐了。
  
       部队在转移过程中,生活也比以前好多了,有时候乘火车,有时候坐轮船。记得从太原到北京是坐火车,从北京南下,先坐火车,再乘轮船,尤其是渡江前往南京去的时候,非常危险,头顶上还有国民党的飞机在投弹扫射,水势又异常凶猛,船颠簸得厉害,真是九死一生。
  
       到西南的重庆、成都等地,我们主要任务是剿匪。虽然也常常遭遇危险,但总体形势有利于我们,人民解放军胜券在握。
  
       那时我担任警卫员,主要的工作就是保护首长。当时,反革命势力还很猖獗,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时常危机四伏。比如,在成都的时候,我们的车被匪徒袭击,幸好及时制服,把土匪就地正法了。那时的土匪有两种,一种是惯匪,一种是国民党的残兵占山为王,人数也很多,有的整个师都成了土匪。打土匪,比与国民党正面作战要困难得多,因为他们都隐藏在深山里,我们得去找他们。剿匪时,常常遇到敌人顽固抵抗,十分危险。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我们的部队要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我就随着大部队返回了华北,部队改编为炮兵第三基地,驻军石家庄。 (采访/整理 雪晶)


       (四) 激情燃烧的时代

       会林:
  
       上海解放后,我父亲被派回天津工作。回到北方,父亲感到非常高兴。很快,捎来信叫我们全家搬回北京。那是1949年12月末,天气异常的冷,我和继母又回到了北京。
  
       回京后,我又开始准备上学。当时我家住在帘子胡同,就寻摸着找一个既离家不远,又名声不错的学校。1950年春节过后,我顺利地考入了地处和平门的北师大附属中学,插班进入了初二年级,继续我的学业。
  
       在附中时,我学习很努力,也积极参加学校的活动,很快就担任了团总支委员和学生会干部。当时我的班主任于孟岩老师是一位年轻的“老革命”,来自解放区。对我非常好,经常是她有一碗饺子,就会给我留半碗。
  
       在附中读书时,印象最深的是课余时间给失学儿童们开补习班的经历。那时候许多儿童因为各种原因上不起学,我们中学生就义务利用课余时间去教孩子们识字。我年龄比较大,担任了失学儿童补习学校的校长。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些小孩子很喜欢我,我教他们识字,他们学得非常快。那时候,我还暗暗立下志向,要做一名幼儿教师。
  
       暑假刚过,我升入了初三。可惜好景不长。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当时广播里说,美国飞机的炸弹已经炸死了鸭绿江边捕鱼的老百姓,情势危急!这无疑刺激了我们中国民众的神经。经过艰苦卓绝的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好不容易建起的新生人民共和国,怎容他人再度欺凌、侵犯?
  
       于是很快在全国范围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青年农民、工人、学生,纷纷要求参军,出现了一个全国规模的参军热潮。我们虽然是中学生,但同样热情高涨。记得,九月初开学后,全校师生都义愤填膺地要求参军,我们学校的操场一时间热闹得不得了,学生们每天天不亮就到学校跑步,锻炼身体,大家都卯着劲,许多同学写血书,要求参军参战,希望自己能被选拔成为“志愿军”。我们全班都报了名,结果批准了4个人参军,其中就有我。有的男生很不服气,说,“黄慧麟(我的原名)是个戴眼镜的小丫头,凭什么能去?我们男生人高马大,倒没去成!”我心里在想,能让我参军,班主任一定是考虑了我平时的表现和家庭情况。那一年,我们附中有150多名学生参军参干,走上了抗美援朝第一线。
  
       当班主任带着身披大红花光荣入伍的我来到我家做家访时,继母惊呆了。她压根儿没想到我会去参军,当时父亲在外面出差,也不知道我参军了。尽管家里一片哗然,但我还是非常高兴,那心情犹如飞上天空的小鸟一般。
  
       1950年12月,我正式参军入伍。当时加入的还不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被分配在华北防空司令部炮兵处作战科做标图员。我们班里的四个人只有我分在了作战科,其他三人有的去了卫生院,有的去做文化教员,都在后勤战线。
  
       在作战科做标图员,主要的工作就是根据朝鲜前线传来的军事情报,标示战事进展。我们几个标图员分三组,每组值班8个小时,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标图,以便首长们随时了解最新的战事进展。任务虽然辛苦,但心里总想着,尽管没能上前线,但我还是在为抗美援朝战争做贡献,因而竭尽自己的一切力量。那时候也没想到自己还有机会上前线,这是后话。
  
       半年后,华北防空政治部文工团组建,我被调过去做业务和行政工作。不久,上级又通知,要从文工团里挑4人入朝参战。当时大家激动极了,全团的人都报了名,争着上前线。这一次,真没想到,我又一次被幸运地选中了。
  
       1952年年初,我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511团奔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还记得傍晚跨过鸭绿江,到了一个村庄的农家,家里只有大爷和大娘。他们不大相信真有志愿军的女战士过江参战,硬是让我们脱下军帽,露出里面的长辫子,然后欣慰地笑了。大爷还拿起毛笔,在一张白纸上写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至今依然印象很深。我当时是炮兵511团政治处文化干事;后来,511团奉调回国,由512团接防。由于我强烈的请求,获得批准继续随同512团留在了朝鲜前线,直到上甘岭战役后,我们取得了对抗帝国主义的决定性胜利,我们的部队才被调回祖国。至今想来,在朝鲜的那段日子,真的是净化人的灵魂的一段难忘的宝贵岁月。
  
       刚去朝鲜时,我主要做一些宣传工作,当然打仗的时候,我们也是要上前线的,要给前线的士兵送弹药,送补给。现在回想起来,一个弱小的女孩儿是怎样扛起一百二十斤重的弹药箱送上阵地的?真是不可思议。不打仗的时候,我们还要组织一些文化活动,鼓舞战士们的士气。
  
       部队里条件自然比较艰苦,我们常常吃不饱饭,炒面就着雪就可以吃一顿。女兵们有时候偷偷去河里洗头,寒冬里,头发很快就冻成冰凌了,我们就拿小树枝敲打,冰凌掉下来,头发也干了。虽然生活很艰苦,但战士们很团结,没有人叫苦,都觉得只要战争胜利,我们再苦再累也值得。
  
       我们参加了清川江、大宁江两座大桥的保卫战。清川江铁路大桥是通往朝鲜前线的重要交通要道,如果被炸断,前后方就断了联系,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美军也非常重视,三天两头用大型轰炸机B-29对铁路大桥进行轰炸。枪林弹雨中,我们每3个人组成一个小组行动。因为志愿军的空中优势没有建立起来,而美军的空军很嚣张,所以我们多半是夜行军。行军时,我们每名战士除去背包、挎包之外,都要背一支步枪,四颗手榴弹,有时一夜行军70里,还要淌过冰河。
  
       有一天,在行军途中遇上了敌机袭击。田野上除了累累弹坑,竟没一个可以躲避的地方。当敌机俯冲时,我们三个人只好卧倒在一个浅坑里!等一阵震天撼地的爆炸声后,我们从尘土堆里钻出来,抖抖泥沙,都还活着,不禁抱成一团。看看前后,正是刚刚扔下的大炸弹坑,相隔不到10米远!
  
       “保卫清川江大桥”战役,打了整整七天七夜。我们团牺牲了100多位战士,我们奉命掩埋了牺牲的战友。那些年轻的战友们,脸庞上沾满了血迹,甚至身首异处。他们为了保家卫国,奉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生命。我们将烈士们的血迹擦干,就地做了掩埋。当时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难过,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直到今天,想起往事,我依然觉得他们是最伟大、最可爱的人,值得我一辈子纪念。
  
       清川江战役结束后,团里评了100名人民功臣,我是其中唯一的一名女兵功臣。
  
       在朝鲜战场上,我完成了自己人生观、价值观的奠基。从那时起,我就认为自己有一份责任,战友们用生命换来了祖国的和平,而我们作为幸存者,任何时候都要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只要祖国需要,我随时随刻都应当为她付出一切!

       绍武:
  
       1950年,我随着大部队返回石家庄基地。当时,部队开始“向文化大进军”。因为战士们文化水平比较低,好多人甚至一个字也不认识。在“向文化大进军”运动中,部队里不分男女,不分干部战士,一律要参加文化学习。高小以上文化程度者,侧重学习政治理论;高小以下文化程度者,侧重学习文化,重点则是扫除文盲。
  
       1950年8月1日,毛主席签署发布了《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决定部队“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有了毛主席的号召,部队的学习顿时蔚然成风。
  
       那时候,我在部队里学习非常刻苦。尽管之前小学没有能够系统地读,但我积极利用一切机会,抓紧补课,学习很快有了提高。部队组织战士们文化课考试,我考了第一名。
  
       我从小就养成了喜欢读书读报的习惯。此刻萌生了要去上学的念头。部队领导也鼓励战士们争取深造的机会,只要考核合格,就可以去正规学校读书。
  
       1950年12月,政务院还发布了《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办工农速成中学。北京陆续组织创办了北大、清华、人大、师大、北京实验五所速成中学。部队也办了速成中学。
  
       1952年,我被选拔进华北军区的部队速成中学,校址在天津。当时,我一直住在华北军区炮兵司令部等待入学,司令部大院在北京黄寺。在那里等了两个多月,没承想出了变故,天津的华北军区速成中学被定为营以上级别才能进入的学校,我也就去不了了。但是我没有灰心,下定决心一定要上学。部队领导说只能上地方的速成中学,还得参加学校的考试,合格了才可以入学。
  
       于是,我又开始准备考地方的速成中学。记得是1952年夏天,我在当时的北京大学校址:沙滩红楼,参加了入学考试。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考完试我感觉很不好,“烤糊了”,只有准备打起背包回部队了。可是部队的干事叫我不要着急,耐心等待考试结果。
  
       出乎意料,1952年8月底,我竟然收到了通知书———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当时的北师大工农速成中学就在北师大附中三部,位于鼓楼大街的宝钞胡同。当年9月,我兴冲冲地背着背包开始了我的学生生涯。

       (五) 结缘北师大

       会林: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在板门店签订。1953年8月起,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分批撤回国内,我也随着大部队回到北京。
  
       回京后,部队开始实行授衔,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为海陆空三军授衔。由于受苏军模式的影响,对于女军人的授衔控制得很严,严格限制女军人的授衔条件和人数。因此,在授衔前,大批长期以来一直在军队工作的女同志,被转业到地方工作,或到地方院校学习,有的就直接复员了。
  
       当时部队给了我三种选择:第一,调入总政文工团;第二,调入卫生系统学习专业技术;第三,做文职人员,当文化干事或者文化教员。我仔细考虑了三种选择,一直潜伏在心底的念头跃入了我的脑海:去读书!之前因为参军,我的学业没有完成,对于校园生活,我始终充满了无限向往之情。一想到能够再次读书,我高兴极了,立即向部队打了申请上学的报告。
  
       很快部队就给我联系到了北师大工农速成中学。但是,要考试合格才能入学,那时我已经丢下课本近四年了。怎么办呢?只能临时抱佛脚抓紧复习。可是效果不甚理想,几门考试中,只有语文和地理还不错,那也是基于我从小积累下的文学底子和参军后做标图员背地理口诀而来的。代数、几何等科目考得一塌糊涂。我当时想,这回上学没戏了。但是没想到北师大工农速成中学还是录取我了。接到录取通知,我就暗暗下决心,一定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争分夺秒地学习!
  
       1954年1月,正值春寒料峭,不满20岁的我身穿带着炮火硝烟气味的军装,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报到,插班进入文科二年级二班学习。记得当我扛着行李来到位于宝钞胡同的北师大工农速成中学时,正值课间休息。班主任招了招手,一个小伙子、看起来很憨厚的男生跑了过来。班主任对他说:“小黄从朝鲜前线来我们班插班学习,你帮她把行李扛到宿舍去吧。”他没有吭气,扛起行李就在前面带路,不一会儿就把我的行李送到了女生宿舍,他也没多说话,又回去上课了,我甚至没有问他叫什么名字。这是我和绍武的第一次见面。那时候更没有想到,之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俩要一起携手走过。我常常感叹,绍武是我抵挡狂风恶浪的堤坝,是倦鸟栖憩的常青大树,是一次次扬帆出征的开阔的海港,是爱的证明。可以说两株相思树,历经50余年的风吹雨打,早已是上接苍翠连理枝,地下的根也相通了。当然,这是后话。
  
       因为是插班生,我着急把落下的功课补上。当时我的位子正好在绍武的前排,便向他借笔记。他学习好,笔记也做得好,笔记本工工整整,每个字都是方方正正一笔一划的,一遍补抄下来,前边缺的课也差不多都补齐了。不懂的地方,绍武还会仔细地给我讲解。没多长时间,我就赶上了班级的学习进度。
  
       绍武的嗓子很好,唱歌很有感染力,还能很有韵味地唱几段京剧,像模像样的。因为我们两个人年纪相仿,都爱好文学,其他兴趣爱好也颇为相似。自然而然地就走得很近了。

       绍武:
  
       1952年9月,我如愿进入北师大工农速成中学学习。入学考试时我语文考得最好,因此被分配到文科班学习。
  
       那时我们的班级和现在的班集体根本不是一码事,是真正的“工农兵大集合”。有从农村来的干部,也有从工厂来的技术骨干,还有我这样从部队过来的。这些调干生年龄差距很大,有的人比我大整整一轮还多,都成家有孩子了。文化水平也参差不齐,但是大家要一同在三年时间里完成初中、高中六年的学业。由于历经千辛万苦才得以进校学习,所以都倍加珍惜学习的机会,可以说每个人都很努力。
  
       我当时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又是班上惟一的烈士遗孤。
  
       在速成中学,我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个对我意义重大的老师———周永庄先生。周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她很有风度,是北大毕业的高材生。我记得入学不久就是国庆三周年,周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篇关于国庆的作文。我写了一篇,具体是什么内容现在已经忘记了,但很清楚地记得,周老师给了我很高的评价。自那以后,我爱上了写作。我的作文常常被作为范文张贴在教室的墙上。还记得第一篇发表的文章,就是在周老师的鼓励下,发表在《工人日报》上的。还有一篇作文,题目是《枪》,老师大加赞赏,批阅道:“你很有写作天赋,要好好努力,肯定会成大气候!”这个评价对于当时刚刚迈入校园的我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支持和鼓励,也为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奠定了基础。可以这样说,周老师的教诲,如同一根火柴,点燃了我内心深处的文学梦想,也如一盏明灯,为我指引着创作的方向。直到现今,我还常常怀念她。
  
       我们这些调干生由于都是带薪上学,生活上还是有保障的,日子不算太苦,就是在学习上比较吃力。其中,我算是比较好的,可以跟得上老师的进度。由于学习认真努力,我被评为“三好学生”。而班上许多同学,因为底子薄、年龄也大,学起来就很吃力。
  
       就这样,很快到了二年级上学期。1954年1月,我们正在紧张地复习,准备迎接期末考试。有一天,课间休息时,我在教室前面的栏杆处休息。只见一辆人力车停在了学校门口,一个扎着两条大辫子,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身材高挑的女孩走了下来。她虽然穿着军装,却仍满脸稚气,还架着一副白边眼镜,很自然地引起了同学们的好奇。
  
       班主任走了过去,没说几句话,只见他冲我招招手,叫我过去,对我说:“小黄从朝鲜前线来我们班插班学习,你帮她把行李扛到宿舍去吧。”当时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印象:大辫子、眼镜儿,一个挺文气的女兵。却没有想到,之后的50多个春秋,花开花落,花落花开,我们会共同携手走过。我与会林没有经过什么曲折,也没有什么传奇故事,就像两条纯清的小溪,从不同的地方流淌而出,又自自然然地融汇到了一处。
  
       记得那会儿,会林待同学非常热心,看着同学缺什么,她就送什么。谁有了难处,只要她知晓,就会热情地为人排忧解难。我见她这个南方小姑娘冬天怕冷,便给她买了两双毛袜。没想到会林却大大咧咧的,同屋女同学夸赞这毛袜又好看又中用,她想也不想,就转赠一双给那个女同学!1955年5月4日,她被评为了“优秀团员”。 (采访/整理 雪晶)

       (六) 共渡难关
 


       会林:
  
        在工农速成中学的第一学期寒假,我留在学校补习功课,绍武回部队去了。
  
       寒假过完,我们又开始了紧张的学习。
  
       1954年5月,从师大来的实习老师组织大家到北师大参观。我和绍武都去了,那是第一次去师大校园。记得我们从宝钞胡同乘公共汽车到铁狮子坟,下车后从东门进入学校。东门口有两只威风凛凛的铁狮子,很有气势。进了东门,就看到现在的乐育2楼,当时叫工1楼,听说是为苏联专家盖的楼。那时候校园里正在大兴土木,旧主楼、四合院、物理楼都已经盖起来了,数学楼正在建。虽然还在建设,但感觉风景很好,校园里有很多树林和花草,郁郁葱葱的树木,姹紫嫣红的花朵,煞是好看。
  
       从师大参观回来,绍武就对我说,毕业时一起报考北师大。我也觉得这主意很好。
  
       我虽然是插班生,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补课,学习很快跟上来了,在班级里成绩名列前茅。暑假以后,我们升到了三年级。
  
       对于我来说,1955年是一个不寻常的年头。5月,全国掀起了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全国都在开展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小小的速成中学,在巨大的政治运动浪潮中也未能幸免,同学们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不那么亲密无间,多了许多罅隙。
  
       在班级里,大家都是“根红苗正”的,而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相比较之下,属于最“另类”的。那个年代,政治运动浪潮来势汹涌,我们的小集体也有“指标”,如果非要推一个人出来,我肯定是最先被推出来的,尽管那时我刚刚因助人为乐被选为全校“模范团员”。
  
       当听到有人说我是“胡风分子”时,我震惊极了。想来想去想不明白,自己根本不知道谁是胡风,怎么会成为“胡风分子”?班级召开批斗会专门批斗我。领头的人说:“你要主动坦白问题,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材料。你要是主动交代,还可以从宽处理。要是被我们揭发,那就要从严处理。”我想了很久,实在是想不出什么问题。主持的人就宣布对我实行“隔离审查”,由专人看管,认真反省交代。于是,吃饭睡觉都有同学盯着。
  
       对我的批斗持续了三天。还要求绍武也要“揭发”我的问题。绍武本来就是很倔的人,从来不认为我有什么问题,更不可能“揭发”我。
  
       所以他也被牵连受了处分,还被批斗。批斗会开了几次,一点“成效”都没有,谁也“揭发”不出问题,主持的人也就蔫了。
  
       那几天,我的身心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当时我想,在抗美援朝那么艰苦、危险的境地中,自己都没有遭遇过如此的难关。身体也发了病,医生诊断说是严重的神经衰弱,不可以看书看报,一定要完全休息。我就跑到操场边的一棵大树下坐着想事情。绍武每天跑前跑后为我抓药、煎药、送药。那段日子,现在想起来依然记忆深刻。
  
       这是我遇到的人生第一个挫折,但却在这场风波中收获了真心。绍武的真诚行动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从心底里觉得,他是个可以依靠的人,那时候起,我们的感情便有了质的变化。
  
       没过多久,我们要毕业了。保送上大学的名单出来了,绍武自然名列其中,而我的名字也竟赫然在榜!这是自己没有想到的。一想到我们可以一起去上大学,我心里非常高兴。
  
       绍武来找我,商量报志愿的事情。他一再强调说,我们报中文系吧!我知道他爱好文学,向往从事文学创作,作文也一直很优秀,读中文专业再合适不过了。但我因为特别喜爱小孩子,之前在给失学儿童办补习班的时候,和孩子们相处得特别快乐,因此想上教育系学前专业,将来做幼教老师。最后,在他的反复动员之下,我也决定学文学专业了。没想到这个决定从此改变了我一生的轨迹。我想,如果我选了幼教专业,现在一定是一名认真的幼儿教育老师,而不是如今和电影、艺术打交道的人了。所以,思想起来,总觉得好多事情,冥冥之中自有注定。就这样,我们俩一起被北师大中文系录取了。绍武:
  
       二年级的寒假,我回部队了。实际上,当过兵的人都知道,部队的意义有时候比家的意义更特别,部队就是我的家。
  
       这里有一段插曲。我到地方学校读书时,部队要求所有转业的军人必须上交“八一”帽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符号。这对我触动极大。我从小在部队长大,部队对我而言是真正意义上的家;绿色军服是和我融为一体的。想到要摘下帽徽和符号,心里特别不是滋味,觉得很痛苦,所以拒绝上交。军务部门说,如果不交,要执行纪律,禁闭三天,出来后还得上交。当时我的倔脾气上来了,关禁闭也可以,就是不交!上级领导最终作了让步,我就佩带着帽徽和符号上学去了。至今,我还珍藏着这份珍贵的纪念品。
  
       过完寒假回来,又开始上课了。五月份,我们参观了北太平庄的师大新校区。对学校印象很好,心里想毕业了就报考北师大。
  
       在速成中学的学习生活很简单。几乎就是教室、食堂、宿舍“三点一线”。很快,就到了1955年,我们上三年级了。
  
       1955年对于我和会林而言,是值得记住的一年。这一年我们共同渡过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难关。因为会林在“反胡风”政治运动中受到批斗,别人都劝我和她划清界限,免得被牵连。可是我一直不相信她有什么问题。我想,一个乐于助人、积极上进,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九死一生才回来的人,刚刚被学校评为“模范团员”,况且,她从来没有见过胡风,也没读过胡风的著作,怎么可能是胡风分子?我坚定地相信会林是个好同志。因此,我去找了党总支,要求组织能够客观、公正地处理这件事情。
  
       看着会林被批斗,我心里很难过。生怕她会想不开,出事,就建议组织注意,防止出事。支部对我的请求很恼火,在大小会上一再让我检举揭发她,但我实在无可揭发,只能沉默不语。为此,党支部开了我的批判会,火力很猛,说我是“威胁组织,丧失共产党员立场,包庇有特务嫌疑的恋爱对象”。运动结束后,学校党组织上报北京东四区委,给了我“严重警告”的处分,并通报全市。对于这个处分,我始终不服,不断上诉。我觉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权利。这个处分一直“背”了24年,直到1979年,才被撤销。
  
       我觉得会林一连被批斗了三天,肯定承受不了,谁能忍受无中生有的诋毁和中伤呢?况且还要她交代“罪行”?所以对她倍加关心。没想到,事情过去后我问她那几天是怎么过的,她竟然说,仔细考虑了很久,也没发现自己有什么问题,既然问心无愧,那就该吃吃,该睡睡,日子还是要过的。当时就觉得会林真是一个乐观的人,她的这种性格感染了我,也让我觉得,只要问心无愧,何惧雨打风吹?更何况再大的风浪,也有我们二人一同面对。经过这么一场风波,我们俩的感情更近了一步。
  
       运动过去了。毕业前,保送北京师大的名单出来了。我们俩双双被保送,我和会林都很高兴,之前积攒的“阴霾”不见了,变成了“晴空万里”。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文学,选志愿自然就选了中文系。但会林偏爱幼教专业,想做幼儿园老师。我认为她自小读了那么多文学类的书籍,底子很好,应该去中文系深造,说服她和我一起报中文系。所以,我们就从高中同班同学变成了大学同班同学了。(图为1956年黄会林、绍武五一节留影)(采访/整理 雪晶)

       (七) 回忆留校二三事
 


       会林:
  
       1955年秋天,我和绍武如愿进入了中文系。入学不久,1956年春节,我就和绍武结婚了。
  
       北师大中文系是一个大师云集的地方,那会儿师大中文系蜚声业界的“八大金刚”都健在:有黄药眠、钟敬文、谭丕模、刘盼遂、李长之、陆宗达、萧璋、俞敏等老师。这些老先生与他们的得意弟子们交相辉映,构成了那个年代师大中文系的盛世。
  
       陆宗达先生给我们讲授《说文解字通论》,刘盼遂先生给我们讲授《古典文学》。记得刘先生平素生活俭朴,吃穿非常简单,穿的衣服常是洗得发白,袜子也是打了补丁的。他的藏书极多,其中珍藏有全国仅有的宋版《十三经注疏》一部。可惜的是,在“文革”破四旧时,先生的大部分书籍被毁,让人非常惋惜。这是后话了。
  
       李长之先生、谭丕模先生给我们讲《文学史》;王汝弼先生、启功先生、梁品如先生讲《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俞敏先生讲《现代汉语》;杨敏如先生讲《外国文学》等等。先生们授课严谨生动,文采卓然,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例如启先生讲的是唐诗宋词。他讲课特别认真负责,讲课内容十分充实,注重基本知识(如诗词格律),结合着旁征博引,而且感情充沛,热情洋溢,经常满怀激情地在课堂上为我们朗诵古典诗词。先生平日里很幽默,很有亲和力,所以课下的时候我们跟先生的交流就比较多一些。
  
       刚入学,我们首先被告知自己必须为每一门课准备一个小提问本。对于老师每天所讲授的内容,有不懂的问题,或者相关的其他问题都可以提问。由每一门课的课代表负责收集每天的提问本,提交给任课老师。老师会根据同学们的提问,安排专门的时间为同学答疑。我那时学习比较用功,第一学期几乎所有功课都是5分(满分),只有“现代汉语”课是4分。所以我倍加努力学习这门课,当时任课老师是俞敏先生。有一次,我用提问本提了一个问题,俞敏先生叫我去答疑。见着我,俞先生翻了翻本子,冲我说:“这是你写的字?游击习气!”这是我入大学以后,第一次受到老师批评,也是唯一的一次。从此我开始练字,争取能够写得好一点。
  
       不过还是有许多遗憾。因为入学后不久就开始了政治运动,“反修”、“反右”、“大跃进”等各种运动纷至沓来,我们也被卷入了运动之中。许多原本可以用来读书的时间,都被用在了运动上,使得我们没有办法静下心来读很多的书。
  
       对于在速成中学遭遇“反革命嫌疑”的批斗,我始终不能释怀,在绍武的坚定支持下,我给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如实说明了事情原委。没想到很快就得到了耀邦书记的重视,组织了由团中央、团市委和师大联合调查组,对此事进行了复查。最后,调查组专门找我谈话说: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你没有任何问题,今后就是努力争取入党了。
  
       当时有个氛围,那是因为经过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国的经济有较大发展,而教育还相当薄弱。经济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十分强烈。大学是培养高水平人才的重镇,在这种背景下,教育部提出了“向科学进军,争取当副博士”,推动了大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图书馆经常人满为患。大家努力学习,为参加工作、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做好准备。
  
       1957年底,进入大三后期,我和绍武商量毕业时的就业方向,本着“祖国哪里需要,就应当毫不犹豫地奔赴哪里”的原则,我们一致决定毕业志愿全部填写边疆。当时想,西藏、新疆、云贵川,只要边疆需要,去哪里都成!
  
       然而事出意外。1958年夏季,绍武首先被系里通知留校任教,虽然心中有些遗憾,但是组织需要留下,就要服从组织安排。不久,我也被要求留校了。这样一来,我和绍武一起留在了北师大。没想到,这一留就是一辈子,我们俩已经在师大校园里待了57年,我想这辈子大概也不会走出这个校园了。
  
       留校后,我本来想从事古典文学方向的研究和教学,结果组织却派我去了现代文学教研室。绍武想做文学创作,可是报到后总支安排先去政教系,学习马列理论,以便回到中文系担任总支关于政治理论方面的工作。这与他当时的志向有所偏差,可是他还是服从了组织安排,去了政教系。

       绍武:
  
       早年间的学生们很纯朴。都说师范大学是穷人家孩子读书的学校,因为师大是免费教育,学费、生活费都由国家来承担。大家的思想境界也都比较高,很少为自己考虑,可谓千万颗红心向着祖国建设。
  
       那时候的校园,除了学习之外,业余生活也很丰富多彩。我们经常出板报、组织歌咏比赛,排演节目等等。当然节庆游行大家都会兴高采烈地参加。虽然物质生活水平比较低,但精神面貌是充实而绚丽的。
  
       我们常去图书馆阅览室看书学习,需要提前排队入馆,很多人晚饭都不吃就去排队,生怕没有位置;就连食堂,晚上被辟为自习室以后也是人满为患。总而言之,学生们由衷地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每个人都非常努力,所以涌现出了一批人才。他们中的很多人毕业后去了基层、边疆,为祖国的繁荣发展,贡献了自己的青春。
  
       经历过种种莫名的艰难,也为了给那些一心想要整垮我们的人们一个明确的回答,1956年春节期间,我和会林结婚了。因为都是调干生,我们是允许结婚的。我俩在石家庄民政部门作了婚姻登记,又一起拍了一张结婚合影,就算完成了终身大事。婚后不久,我们就有了孩子,但并没有耽误我和会林的学习。当时系里管教务的老师曾要求会林留级一年,但会林向系里提出申请,说要是考试不及格就留一级,考试合格则依旧跟班学习,得到了主管老师的同意。结果她的考试成绩几门功课都是5分,只有一门是4分。
  
       1957年到1958年,各种政治运动接二连三席卷了高校,我们北师大自然不能幸免。那时候,正常的教学秩序也搅乱了。开会几乎成了师生们的“必修课”,正儿八经的学习却被耽误了。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上级强调提出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应当成为中等以上学校普遍和经常的方法”,我们也都在这个运动中经受着考验。
  
       1958年,“教育大革命”开始了。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特别强调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此,北京高校纷纷将“生产劳动”作为课程纳入教学计划。学校在校园里面开辟了土地,我们学生都要去地里参加生产劳动。会林还在地里种过西红柿、茄子等蔬菜。后来开始搞“大跃进”、“大炼钢铁”,师大校园中曾经树立起不少土高炉。就连我们学校一直摆在东门口,成为师大新校舍大门标志的那对铁狮子,也在大炼钢铁当中未能幸免,被送进了炼铁炉,化为了一文不值的铁水。
  
       因为生产建设大跃进需要人才,我们大学生也在思考如何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我当时和会林商量好了一起报名去支援边疆。但没想到,1958年夏天,我被组织通知留校工作,随即还被派去政教系强化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以便学成后回到中文系搞师生政治理论教育工作。 (图为1956年黄会林、绍武结婚合影)(采访/整理雪晶)

       (八) 走上创作之路

       会林:
  
       从1958年开始,绍武经常被派往北京或外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很少回来。我在家里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而中文系的任务也很忙。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也要去校外参加生产劳动。比如,去昌平修十三陵水库,去顺义农村抢收麦子,去密云修“京密引水渠”,去大兴农村参加“百日会战”等等。
  
       1960年之后,绍武先后去了顺义、密云、大兴的农村搞“社教”;1963年,他又去了延安参加“四清”。那段日子,整个中国都处在紧张繁忙的“大跃进”浪潮之中。我们这些小人物自然也卷入了这股洪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因为出身不好,很快被卷进了学校的运动中。造反派称我是“狗崽子”、“修正主义苗子”;因为工作成效突出被团中央评为先进的事情也被造反派称为“黑典型”。造反派在北饭厅开批斗会,所有总支领导、委员都被点名批斗,一溜人排成横排站在一个个窄小的凳子上面,唯有我一个非党员也被排在其中。造反派拿着一把扫街用的大扫帚,一边在我们头上扫来扫去,一边高呼着“横扫一片牛鬼蛇神”。
  
       后来,造反派组织了一个“牛鬼蛇神改造班”,里面有许多所谓的“牛鬼蛇神”,黄药眠、钟敬文、启功、俞敏等一批老先生都在这个“班”里,我是其中辈分最小的一个。大家一起在学校参加劳动改造,种菜、盖房子一类的体力活儿都干过。
  
       我遭到批斗,绍武也不例外,尽管他“根正苗红”,但也未能幸免。给他贴的大字报曾经贴满校园内主要的通道,批他“被资产阶级臭小姐腐蚀”、“被糖衣炮弹打中”等等。就连我们七八岁的女儿也被造反派找去“揭发”我,女儿个性也很倔,对着造反派又哭又闹。造反派说:“你快说吧,你妈都交代啦!”她就大喊:“那你们还问我干什么!”最后造反派只好作罢。绍武担心我挺不过去,我对他说:“你放心,我不怕死,但也绝不会自己找死!”绍武也就放心了。
  
       经历了那么多艰难困苦,我们成熟了许多,遇到什么事情也淡定了许多。那段曲折的岁月,也为我们的人生积淀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为后来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1971年,对于我们来说,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那一年,我们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创作之路。我要说的是,在创作这条路上,绍武是主力,我是副手。
  
       在正式开始创作之前,有一个积累阶段。首先是资料的积累。那时候,尽管我们的生活也不富裕,但在省吃俭用中节约下来的钱大部分用于买书了。当然也不是随便买,绍武的想法是:创作要围绕一个主题展开,这个主题就是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史。因为我俩都是从旧社会走出来的人,经历了新中国诞生的整个过程,对中国人民革命史有着深厚的感情。再集中到一点,就是“人民军队”,我俩都是从军队走出来的,参加过革命战争,对军队的感情犹如对自己的父母亲人一般。
  
       我们买的书籍,除了《鲁迅全集》、《沫若文集》、“四大名著”等之外,许多是关于革命史的,包括当时脍炙人口的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可到了“文革”,这些革命书籍竟然成了禁书,被判处了“死刑”。我们害怕这些书籍被造反派抄走烧掉,就拿纸把书柜糊起来,再把书柜倒过来靠墙放着。这些书终于“逃过”了历次造反派的抄家行动,后来成为最初创作的资料源泉。
  
       真正开始执笔创作是因为陈毅元帅的去世。当时“四人帮”对待陈毅的态度十分恶劣,引发了群众普遍不满。但是“四人帮”当权,只允许写“造反派”,而“走资派”则被“打进十八层地狱还要踩一脚”。文艺凋零,人们只有八个样板戏可以看。陈毅是“文革”中有名的大“走资派”,写他不仅作品可能永远无法面世,而且一旦被发现,还将有牢狱之灾。当时绍武对我说了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总有人要记录历史,我们可以留给孩子们,他们应该知道历史的真实”。由此我打定主意,一定要完成他的心愿。
  
       绍武的创作是秘密进行的。1972年的夏天,我们住在助教楼(工二楼),因为是造反派眼中的“钉子户”,楼周围经常有人盯梢。绍武常常打着赤膊在气温高达40度的屋内伏案奋笔疾书,却不能打开窗户,因为怕我俩的讨论被人听见。我在窗户边“望风”,发现有造反派来巡视或者其他教师来串门,赶紧下楼去把他们引开。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1972年完成了以陈毅为主人公的《梅岭记》剧作。因为当时主要的文艺作品只有样板戏,《梅岭记》的初稿也是戏曲样式。

       绍武:
  
       到了政教系,我很快又被派到远郊区,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记得是在1960年,校党委派我带领文科教学实验队去了顺义。队里都是教育系、历史系、中文系等单位的中青年教师,大家一起去做调查和教学改革。不久我国发生了自然灾害,村子里条件太艰苦,我们这些下放干部也吃不饱肚子,很多人都浮肿了,只能返校接受治疗。一个实验队前前后后竟然基本走光了,只剩下我和个别老师留在当地,参加“整社运动”。我在顺义农村前后工作了一年半。当时我想,我是北京市的工作队代表,又是北师大的代表,所以再苦再累也不能撤。
  
       1963年,全国开始了“四清”运动,我又带着学生去延安参加“四清”,在那边也是待了一年半,担任了由县委书记任“四清工作队”队长的副队长职务。斗争非常激烈复杂,运动深入以后,因为觉得这位书记队长太“左”,我对当地的农村干部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从而和县委书记兼队长(也是省里派来的团长)发生了分歧,被认为是“右倾”,给我出了一大堆难题。后来,官司打到了西北局农村工作部,最后并没有给我处分。而当运动结束时,对那些被整的干部下结论,却都是按照我的意见处理的,并由我签名盖章,永远留存在档案里。就是因为这场官司,到了“文化大革命”时,这位县委书记来到北京,鼓动当年参加“四清”的个别同学,给我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我是当年破坏延安“四清运动”的罪魁祸首;这实在是高抬我了,本人愧不敢当!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会林遭到了一系列的批斗。造反派的头头谭厚兰找我谈话,要拉我入伙,神秘地告诉我:她有后台,一个是《红旗》杂志,一个是直通康老(康生)。我很反感,拒绝与她合作,明确表示:还是凭自己的觉悟干革命。从此得罪了北京有名的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谭厚兰。他们怀恨在心,开始组织针对我的批判会。我这个人脾气倔,就是不认输,没有做的事情,你们批我,我也不认账。以致后来对党员重新审查登记时,我三次未能通过,不能恢复党籍。进校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工宣队队长在全系大会上说:“人们说绍武的老虎屁股摸不得,我非要摸摸他的老虎屁股!”在会上批了我40分钟。
  
       1971年,由于得罪了工宣队,中途把我一个人发往山西临汾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
  
       林彪事件发生后,五七干校解散了,我回到了北京。反复思考着“文革”中的种种现象,尤其是看到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运动中被迫害致死,心中悲痛万分。当时,舆论一片混沌,黑白颠倒,是非不分,我十分担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深夜不能成眠,一个为被迫害的革命先辈立传的想法逐渐萌生。
  
       创作的强烈欲望在胸中燃烧。正在此时,陈毅元帅逝世了。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震动了我的心,我认定这是被迫害致死。在文革中,陈老总以其刚毅忠勇与铮铮铁骨,不屈不挠地捍卫了自己的信仰。我们又听到在陈老总的追悼会上,“四人帮”默哀时居然不脱帽。悼词对陈毅元帅革命一生的评价用语只有82个字,而实质性的评价仅仅是“优秀党员”、“忠诚战士”、“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23个字。此外,“四人帮”还阻挠群众悼念陈老总,甚至造谣攻击污蔑陈毅元帅。
  
       亿万人民感同身受,深深感到“四人帮”欺人太甚!我和会林就是在这种心情下,萌发了写陈老总、还原陈老总不朽业绩的激情。我们把藏起来的革命回忆录翻检出来,进行构思,于1972年底写出了《梅岭记》的初稿。作品的题名来自于1934年主力红军长征出发后,把身负重伤的陈毅留在赣南山区,他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当时经常出没于江西、广东交界处的“大梅关”。这个“梅”字,代表着中国人的忠贞品格,故而命名为《梅岭记》。 (采访/整理雪晶)

       (九) 梅岭星火沉浮记(上)

       《梅岭记》创作完成后,很长一段时间不敢拿出来,恐怕拿出来我俩就要遭殃,于是就一直悄悄藏着,还会时不时做一些修改。直到1973年,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梅岭记》开始有了一丝转机。
  
       1973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应该忘记的年份,当时的中国已经经历了6年的政治动乱。1971年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了的邓小平,戏剧性地复出了。当时邓小平主抓科技、教育,这一年的大学入学制度发生了变化。那一年,全国各大学从工农兵中招收学生,采取的是群众推荐,领导审批与文化考查相结合的办法。北师大也招收了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
  
       招生开始后,绍武被派到教学一线,负责招生和教改工作,我也在中文系参加了教学工作。那段时间,教育战线的混乱状况稍稍有些好转。教育部的高沂同志调来师大主持工作,听说我们创作了有关陈毅将军的剧本《梅岭记》,他明确地表示了肯定和支持。
  
       到了1975年初,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并主持党、政、军的日常工作。他迅速、系统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种种错误,使各方面工作在短时间内出现明显好转。这次全面整顿,让历经九年动乱之苦的人们开始感受到了一点希望。我们也同样感受到这种变化,觉得《梅岭记》有望问世了。在高沂同志的支持下,党委宣传部将《梅岭记》打印了出来。正当此时,出人意料的事情又发生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国人民都很悲痛,但是“四人帮”却压制、阻挠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激起了强烈民愤。清明节前后,北京市上百万群众自发地聚集于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篮、送花圈、贴传单、作诗词,表达对周恩来总理的深情怀念,声讨“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活动遭到了无情的镇压,酿成了“四五运动”。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了。世风急转,宣传部赶紧告诉我们,《梅岭记》的创作务必保密,大家要谨慎小心,事情要是传出去,上至学校,下至个人都可能被牵连进去。因为《梅岭记》是为所谓的“走资派”陈毅树碑立传的,高沂同志说:“要是被发现,我会被撤职查办,你们可能会进监狱!”刚刚打印出来的《梅岭记》剧本,立刻被锁进了宣传部的柜子里封存起来。
  
       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愈演愈烈,全国各地对邓小平展开了一波又一波的大批判。人们对于“文化大革命”及“四人帮”有了清醒的认识,期盼着云开雾散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6月朱总司令逝世;7月唐山大地震;9月毛主席逝世。这一年,确实是共和国经历巨大灾难的一年,同时又是共和国命运转机的一年。10月6日,“四人帮”覆灭了。乌云终于散去,《梅岭记》也可以面世了!
  
       “文革”期间,中国的文艺作品百花凋零。“文革”结束后,主抓文艺创作的北京作家协会创作联络办公室清理当时的创作现状,发现尽是歌颂“造反派”,污蔑“走资派”的作品。他们听说北师大有人在“文革”期间悄悄创作了描写陈毅的剧作,十分高兴。1976年10月底,创作联络办公室特地为《梅岭记》开了一个研讨会,有很多人参加,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等也都来人了。
  
       研讨会结束后,长春电影制片厂立即向我们约稿,希望将《梅岭记》改编成电影剧本。绍武表示,要想改成电影剧本,需要去陈毅元帅战斗过的地方实地考察,否则没办法展开。长影厂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并资助经费让我们去梅岭采访。
  
       创作单凭热情是不够的,它需要扎扎实实的生活基础。不了解、不熟悉描写对象的生活环境、思想性格、音容笑貌……创作就失去了物质基础。《梅岭星火》里的陈老总,是红军时期的陈毅同志,那时我们都还刚刚出世。以我们的阅历来写这一段生活是很困难的。
  
       为了还原陈毅同志当年的生活与斗争,1976年11月,我俩踏上了收集陈毅老总点点滴滴故事的采访之路。我们先后在北京、上海、南昌等地访问了陈老总的亲属和他当年的老战友、老部下。在北京,几位老首长是在医院里、病床上向我们讲述当年陈毅同志的光辉业绩的。在上海,几位陈毅同志的老部下,听说我们为写陈老总到了上海,在一个夜晚,他们主动地聚集在一起,把我们找去,兴奋地回忆着战争年代陈毅同志的斗争和生活。大家含着热泪,侃侃而谈,直到深夜、凌晨。大上海静静地睡着了,同志们还激动地指着灯火通明的街市,告诉我们当年陈老总是怎样指挥部队解放上海的。只记得后来因为太晚了没有公交车,我们一起步行走回了住处,已是深夜,虽然四处静悄悄的,但当时两个人内心无比激动,心潮澎湃。绍武更是一回到住处就开始奋笔疾书,生怕不及时记下来会漏掉些什么。
  
       1977年春,我们到了陈毅同志当年生活、战斗过的赣南山区。在当地党委的关怀下,沿着当年陈毅率部突围的路线,访问了令人向往的老苏区。四十多年前与陈毅同志朝夕相处的老游击队员、老交通员,“白皮红心”的老党员……像接待亲人似地接待了我们。在他们的指引和带领下,我们凭吊了当年红军突围时的于都河渡口;领略了当年游击战士之家的油山、大庾岭风光,拜谒了当年陈毅同志被困梅山、写出千古不朽之作《梅岭三章》的革命圣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老苏区遍地都有着无穷无尽的艺术矿藏。
  
       梅岭的七月,骄阳晒黑了我们的脸膛,油山原始森林里的锋利长矛划破了我们的手臂,猖獗的山区蚊虫日夜不停地轮番进攻,搞得我们几乎体无完肤……油山地区有句俗话,叫做“三个蚊子一盘菜,三个老鼠一麻袋”,形容其大无比;还有针尖大的黑色墨蚊,瞬息之间爬满双腿,咬出一串串红肿的疙瘩,又疼又痒,痛苦难忍,由此可见身处山区的境况有多么艰苦。只有在这时,我们才能够稍稍体会到当年陈毅同志率领红军游击队艰苦转战、露宿山林、饱经风霜的滋味。
  
       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访问了约二百多人次,查阅了一百多万字的文字资料,只有在这时,我们的写作才算是获得了小小的“自由”,《梅岭星火》才开始有了自己的艺术生命。
  
       在采访过程中,那些曾经与陈毅老总患难与共的人对我们触动最大。在梅岭,我们遇到了一位老婆婆,她提起“大老刘”(陈毅当时的化名)激动万分,她说她本来没有名字,“大老刘”给她取了一个名字叫“周兰”。1937年,陈毅在梅岭打游击,有一次躲在她家楼上。当时正是午饭时间,老婆婆正好在外面院子里。看见国民党军前来搜查,她立即机智地对着院中的猪仔高声叫道:“你个懒猪,就知道吃饭,还不赶紧上山去。”陈毅老总闻信立即从二楼窗口顺着预先搭好的木板进入山林,由此脱险。后来,老婆婆的丈夫被国民党抓进了监狱,遭受了百般折磨,受尽了各种酷刑,始终没有透露陈毅老总的下落。另一位女游击队员,曾经给藏身山洞的陈毅老总送过饭,她不顾年迈亲自带着我们进深山寻找当年陈毅遇险藏身的山洞。山里没有路,我们是淌着山上流下来的溪水进山的。前面有个当地的老表,举着砍柴刀劈荆斩棘地给我们开路。终于,在一个山坳中,老婆婆指着被一大片茅草掩藏着的山洞说:这就是“大老刘”当年藏身之处,如果不是现在带着你们前来,以后就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了。在当地老游击战士带领下,我们不仅找到了陈毅当年避难的地方,同时也找到了陈毅元帅千古绝唱《梅岭三章》的诞生地,实在幸运之至!深感一切艰苦跋涉都是微不足道的。
  
       看着那个小小的山洞,我们心头百味杂陈。当年敌人放火烧山,满山茅草燃起熊熊火焰,陈毅命在旦夕,虑不得脱,写下了绝命诗《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了陈毅虽然处在危难之际,但献身革命的决心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心矢志不移。后来,江西大余县政府根据我们提供的线索,在梅关乡梅山村黄坑北侧山坡上,树立起了《梅岭三章》诗碑。那个小小的山洞也成了当地政府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采访/整理 雪晶)

       (十) 梅岭星火沉浮记(下)

       赣南 100天采访收获巨大,对我们创作电影《梅岭星火》提供了丰厚的素材,对于理解陈毅元帅在赣南领导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的史实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对电影剧本的构思、人物关系的设计、故事情节的演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是我们对再现当年真实的情景有了把握。
  
       从赣南采访回来后,我们住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小白楼里,日以继夜地创作《梅岭星火》电影剧本。1977年11月,完成了第二稿;1978年1月,完成了第三稿;5月,完成了第四稿。
  
       文艺界的前辈作家、艺术家,也把这件事当作了他们自己的事业,耗费了不少的心血。
  
       唐弢先生从1972年起就对我们的写作进行了细心的指导。唐弢先生算是我的授业恩师。我有幸于上个世纪60年代初拜识唐弢师,但未敢贸然向他求教。70年代初期,我有幸得到了机缘。那时“四人帮”依旧肆虐,一日,我悄悄去琉璃厂中国书店,于旧书间偶遇了唐弢师,也在店内浏览。我连忙上前问候,他问起我学校的情况。交谈之中,我鼓起勇气冒昧地提出请求:能否就现代文学专业惠予晚辈指导?他竟然欣然允诺。这让我喜出望外。当时他嘱咐我不要声张,以免招来“横祸”。
  
       《梅岭星火》第四稿完成后,送呈一直关心我们创作的唐弢先生审阅。唐弢师在上海时和陈毅有过交往,对陈老总推崇备至。看过第四稿后,他说:这回行了。便在出席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将《梅岭星火》转给了夏衍先生,请他审阅。
  
       1978年4月,一天中午,学校党委宣传部给我们转来一封信。印着长长红格子的中式信封的下款,写着“夏缄”两个字。这是谁呢?我们久久端详信封上陌生的字迹,不肯轻易拆开。“会是电影界那位老前辈吗?”脑子里闪过这么一个念头,可是,仅仅是一闪而已,却没有说出来,因为,那是太不可能的事情了。我们既没有给这位老前辈送上我们的习作,他老人家又不认识我们,怎么会给我们来信呢?没想到,打开信封一看,果然是被邓小平誉为“电影医生”的夏衍公来信,全文如下:
       
       绍武、会林同志:
  
       大作《梅岭星火》已拜读,因视力不佳,耽搁很久,甚歉。
  
       这个剧作是我最近看到的十几个本子中的较好的一个。写陈毅同志的形象、气质、风采都很精彩,尤其是他执行毛主席军事路线、军民关系的那些细节。写项英也恰如其分、留有余地。几个次要人物写得也不落俗套。整个剧本所记史实,基本上和陈总1952年和我及宋之的同志所谈相符。
  
       假如说有缺点的话,拙见以为在下述两点:
  
       一、篇幅长了一些,一部装不下,分上、下两集又不适当。“二十”节以后,有些枝蔓、重复,以致剧情显得松散。建议大力割爱、压缩、精炼。
  
       二、正面人物写得好,反面人物写得差———特别是语言,不合当时的环境和相互关系。其中,最突出的是两次中外记者招待会的描写,整个戏是现实主义的,而这两场戏,却用了漫画的手法,显得很不调和。国民党的中央军和地方军有矛盾,英美和日本有矛盾,但这些矛盾,在当时的环境下(典型环境),是绝不会在大庭广众之间直统统地说出来的。
  
       以上意见供参考。
  
       这个剧本是否已列入“长影”的献礼片计划中,便时乞告。
  
       问好。夏衍18/4(1978)(通讯处:东城、南竹杆胡同113号)当我们按照来信中所说的地址第一次去拜访他时,没有料到这位国内外知名的作家竟住在一个大杂院里。他听了我们自我介绍之后,摸着身边的手杖从靠椅上站起来和我们握手。他是那样的瘦弱,右腿已经残疾,然而他伸给我们的手,却是热烘烘的,刚健有力。他靠在躺椅上仔细地听了我们创作情况的汇报,询问了我们到江西采访当年陈总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他直率地说:你们的正面人物写得好,用了现实主义手法;反面人物写得差,用了漫画手法,显得很不协调。随后他又安慰似地说,当然这不能怨你们,你们没有那种生活,不像我见过蒋介石,跟那类人打过交道。你们把本子再改一遍,最后我给你们加加工。夏公的支持让我们像是在攀缘中看到了希望,像是在疲倦时注入了新的动力,在创作的道路上我们又迈开了脚步,继续前进了。
  
       1978年的夏天来得特别早。5月刚过,北京就热得人挥汗如雨了。在一个暑气炙人的午后,我们把修改后的本子送到了夏公的手中。其时,正是郭沫若同志治丧期间,他忍受着巨大悲伤,奋战酷暑,在电扇下苦干一周,将《梅岭星火》修改定稿。现在留在我们手里的这份《梅岭星火》的修订稿,几乎每一页都记载着他的心血。年近八旬的老人,尽管视力极差,在修改剧本时还用了红、蓝两种颜色的笔迹。蓝字是他改定了的,红字是他让我们参考修改的。对于我们这样的青年作者,他如此认真又细致地帮助,令我们十分感动。
  
       《梅岭星火》改定后,夏公让文化部的印刷厂打印成册;然后将剧本送给长春电影制片厂,并由《人民电影》杂志于8月1*日建军节出版发行。
  
       此外,还有许多前辈给予了《梅岭星火》太多的关注。石联星同志不仅热情地给我们讲述她当年跟随陈总从中央苏区突围时的情景,而且主动地为我们联系访问熟悉情况的老首长、老同志。王愿坚同志把自己多年搜集的材料无私地提供给我们学习、参考,并多次审阅我们的稿子,提出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
  
       剧本定稿之后,并没有顺利地投入拍摄。
  
       长春电影制片厂决定由执导《冰山上的来客》的赵心水担任《梅岭星火》的导演。赵导演来到北京住在和平宾馆,与我们一起研究修改剧本,前后费时40余天。讨论修改的过程中经常有一些分歧,这本是创作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但突然有一天,导演来到家里,郑重其事地说:“我劝二公不要再和夏公来往了。30年代的文艺黑线虽然没有了;但是黑线人物还是有的。”我们听后非常震惊,绍武当即明确地回答他:“绝对不可以和夏公断绝往来,电影可以不拍!”当时我们还获悉,中宣部某领导在长影视察,对国庆献礼片《梅岭星火》提出:没有拍摄毛主席,怎么可以拍陈毅呢?《梅岭星火》就此搁浅,一直拖延到1982年才由珠江电影制片厂筹资拍摄。而后来创作的描写陈毅的作品反倒先期相继问世。《梅岭星火》真可谓是“起了个五更,赶了个晚集”!
  
       电影公映后反应很好,许多影迷给我们来信,信件收了好几口袋。这并非剧本写得好,而是人们对于陈毅元帅的敬仰和热爱得到了满足。当时主管电影的陈荒煤同志在《人民日报》发文,提到电影《梅岭星火》的观众达1亿3千万人。
  
       创作这条路,不像长安街那样平直、宽阔,却更像登山运动员脚下的冰山雪峰,崎岖曲折,充满着艰难险阻。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根底很浅的初学者来说,征途上失败的可能是很多的。
  
       回顾写作电影剧本《梅岭星火》的过程,经历了相当多的曲折,非常感谢文艺界、社会上众多同志对我们创作的热情支持与帮助;特别感谢老前辈作家的关怀与呵护,他们谈到的许多艺术见解对我们启发很大,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采访/整理 雪晶)

       (十一) 《故都春晓》来龙去脉
 

■与中央实验话剧院《故都春晓》演职员合影(左三为黄会林,左六为绍武)

 
▲1980年北京三剧院上演《故都春晓》的宣传单

       1978年底《梅岭星火》定稿后,夏衍先生鼓励我们说:“不要停下来,要继续写。”他问我们有什么打算。绍武放胆地说:“想写三大战役。”夏公高兴地说:“好,我支持!”又说:“三大战役里面,平津战役最有戏。”我们因此定下来就写平津战役。
  
       很快,夏公在他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大办公室里,召集了包括北京市委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的负责人项子明同志,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演员、负责剧本创作工作的于是之同志和我们俩一起开会,约定为北京人艺创作一部反映平津战役的剧本。
  
       项子明同志曾是北平地下党负责人之一。他为了这部戏,给我们开列了一份采访名单。这些同志都参与了北平和平解放的重要工作。我们开始日以继夜地联系、追寻这些亲历者。同时,我们还想方设法地采访了很多傅作义先生的重要部下,比如已经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董其武上将,傅先生当年在“剿总”的秘书长、秘书,傅先生的女儿、地下党员傅冬菊等人,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干部,和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杜聿明、宋希濂、侯镜如等等。采访中,得悉傅先生在关键时刻,思想斗争非常激烈,和他的秘书长及女儿有过多次反复交锋、反复拿捏、反复定夺。斗争的痛苦,艰难的选择,充分显示出统兵四十万的傅作义将军和战两难、举步维艰、大局难定的处境,这正是戏剧性浓厚之处。剧本由此确定了以傅作义为主人公,以和平解放为主线的结构框架,达到了“四两拨千斤”的功效。
  
       在长达三个多月的紧张采访中,夏公常常专门抽出时间,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听取我们的汇报,并以他从事地下工作和统战工作的丰富经验,来补充我们采访的不足之处。有时,他和我们一起为采访中的重大收获高兴得哈哈大笑。北京人艺的于是之等同志也常常为我们的采访收获而欣喜,觉得有戏。
  
       夏公还与我们“约法三章”:一、全剧四到五幕,人物不超过十二、三人;二、场景不超过三个;三、字数不超过五万字。现在看来,这些创作的原则对我们的创作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艺术,就是要有限制;没有限制,成就不了艺术。
  
       夏公的指导,让我们受益匪浅。我们鼓足勇气大胆地进行实践,开始动笔了。夏公规定,必须一周写出一幕,“拿来念给我听”。我们感到,这是个非常硬的任务。多亏有了这样一个硬任务的压力———正是在这样严格的督促下,剧本按期一幕幕地进展着。我们深深地为有这么一位严师而自庆、自幸!
  
       《故都春晓》剧本最后一稿,是在夏公住院期间念给他听的。他从头至尾听了两遍,推敲琢磨再三,竟忘了自己是在病中。他要求我们:人物对话要尽量精练,一般情况下不要超过三行半,太长了就想办法拆开。台词的内容要尽量单纯一些,能用一层意思讲清楚最好。语言要通俗,让观众一听就懂才成。他批评我们:有些人物的台词政治性太强,社论式的语言要尽量去掉,换之以形象化、个性化的语言。他还说:“《梅岭星火》就太长了。那时不好意思批评你们,现在要严一些了。”
  
       当夏公认为剧本可以定稿后,我们把定稿送呈北京人艺。由于北京人艺工作程序比较繁复,一时未能建组进入排练状态。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夏公亲自乘车将《故都春晓》送到了《剧本》月刊,赶在当年的第12期公开发表,成为了新中国成立30周年的献礼作品。而此事我们并不知道,北京人艺也不知道。
  
       《故都春晓》在《剧本》月刊如期面世了。意料之外的是,1980年春节前后,大嫂陶玉玲告诉我们说:“你们的话剧要演出了,中央实验话剧院在《光明日报》上发了广告!”我们感到十分惊讶,立即找来报纸一看,果然如此!此事让我们感到很尴尬。很快,中央实验话剧院找到我们,表示看到《剧本》刊出的《故都春晓》很兴奋,决定倾全院之力,建AB两组突击排练。我们诚惶诚恐地说明,此剧已与北京人艺约定排演。他们则表示,公开发表的作品已成为社会公共财富,各剧院完全可以自行选择,并举例如曹禺的剧作,时常会有许多剧团演出。他们还十分诚挚地邀请我们到剧组给予辅导,我们却未敢应承,始终没有前去。不久,北京人艺也建立了剧组投入排演,由著名艺术家蓝天野、苏民导演,吕齐、苏民主演。于是,在1980年春夏,首都舞台上出现了中央实验话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中国评剧院移植改编、先后公演《故都春晓》的盛况。
  
       剧作演出反响很好,很多剧评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从这个角度描写平津战役很巧妙,收到了举重若轻的良好效果。全国政协预订了3000张戏票,邀请在京的政协委员观看,看后召开了座谈会。北京人艺院长曹禺先生到场听取意见,反映很强烈。原“蒋系”的将领们说写得好,写出了傅先生内心斗争的苦衷。而傅先生的部下则相反,认为傅先生没有思想斗争;并且说,傅先生乃“庄严隆重一军人,怎么会有这样的思想斗争?!”“他与共产党早有联系,还曾经要求八路军派出政治干部到他的部队工作,被人讽刺为‘七路半’”。对剧作者大加斥责,认为此剧有损傅先生庄严隆重的形象。“剧院是好的,但这两个作者———无名小卒是不好的。”据说,曹禺先生听会后,告诉新闻舆论界不要再宣传此剧。《剧本》月刊发表了对剧作者的批评文章。北京作协的同仁当时也写出文章,为我们进行辩护。
  
       来龙去脉,如此这般;话剧创作,初尝苦果。(采访/整理 雪晶)

       (十二) 《彭德怀在西线》侵权风波

       《梅岭星火》公演以后,彭德怀元帅夫人、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的浦安修同志看了这部电影。
  
       1982年盛夏的一天,浦安修同志来找我们,提出想为彭总拍一部电影的愿望。这与我们一直以来的创作理念十分契合。浦安修同志说,希望由我们担任这部电影的编剧。还告诉我们已经和陕西省委接洽好,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来拍摄这部电影。
  
       很快,西安电影制片厂派来了一位编辑耿遐。她奉厂长之命邀请我们创作有关彭老总在解放战争中指挥西北战场的电影剧本。当时绍武曾经谦逊地问:为什么要找我们来写,西安电影制片厂不是有职业编剧吗?耿遐坦率地说:“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没有人愿意搞。”
  
       彭总对于中国革命和共和国的建立与巩固做出了彪炳青史的卓越贡献,而彭总的晚年是含冤而死的。为彭总树碑立传,是我们后辈应尽之责。我们愿意试一试。
  
       1982年秋天,我们随浦安修同志奔赴西北,搜集资料,实地访察。
  
       由于有浦安修同志带领,西北各地给予了充分的帮助,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我们沿着当年彭总指挥西北战场走过的路线,从宝塔山下的延安奔向黄沙漫漫的榆林;从关中平原走到山峦起伏的六盘山下;兰州、酒泉、敦煌留下了我们的身影;青化砭、羊马河、沙家店更是布满了我们的足迹。
  
       短短两个多月,行程万里,途中走访了数百名彭总的战友和部下,以及参加过西北解放战争的高级干部、群众、支前模范和国民党起义将领。所到之处,只要提起彭老总,人们无不肃然起敬,滔滔不绝地追忆往事。
  
       1947年3月起,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我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在彭总指挥下,以不足敌人十分之一的悬殊兵力,采用“蘑菇战术”与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周旋,先后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宜瓦战役等五次歼灭战的胜利,越战越强,随后转入外线进攻,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形势。
  
       听了这些令人声泪俱下的英雄业绩,绍武曾站在彭总当年战斗过的兰州战役主战场皋兰山顶,含泪赋诗:“老兵今犹在,依然哭彭总……”
  
       西北归来,我们怀着对彭总无比崇敬的心情,钻进了西北解放战争浩如烟海的史料里,根据几十盘采访录音磁带和搜集到的近百万字史料,经过反复比较和分析,提取出影响战争全局的六大战役作为创作基础,从不同侧面刻画彭总的指挥艺术。彭总指挥西北野战军从狭小的陕北一直打到关中、打到甘肃,之后进军新疆,直达乌鲁木齐,最后解放了西北五省。最终我们提炼出电影的片名:《彭德怀在西线》。
  
       《彭德怀在西线》(上下集)初稿在1983年5月完成。送呈西北解放战争领导者审阅,得到了杨尚昆、习仲勋、马文瑞、范明等同志首肯。他们认为剧本具有纪实性,比较真实地再现了西北战场的情景。
  
       电影文学剧本送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后,很快得到了肯定的回音,在他们的正式文件中称赞剧本“场面宏伟,气势磅礴,是一部纪实性史诗”,“成功地塑造了彭总的形象”。剧本在西影厂的刊物《电影新时代》上连续两期刊登。为了拍好这部影片,我们和浦安修同志邀请了北影厂大导演凌子风出任《彭德怀在西线》的导演。西影厂为此非常兴奋,组建了拍摄班子到北京,我们和凌子风一起入住远望楼宾馆,为导演修改台本,历时三个月。凌子风提出拍摄这部巨片,需要1000万投资,在当时,这个数字还是很惊人的。西影厂拿着我们完成的剧本到西北五省“化缘”集资,筹得800多万元支持影片的拍摄。
  
       后来我们又根据各方意见做了修改,最终剧本八易其稿,于1985年8月完成。
  
       1985年5月21日,西影厂通知我们:《彭德怀在西线》已经正式成立摄制筹备组。我们听到消息很激动。随后他们还派人来京向我们索取了全部创作资料,供导演工作用。此外,还给我们寄来了剧本的稿酬。至此,我们认定采用我们的剧本拍电影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可万万没想到,西影厂竟然愚弄了我们。
  
       我们一直在等待西影厂开机拍摄的消息,但由于各种原因,导演几度更换,从凌子风、吴天明、苏里到刘斌几易其人。
  
       在剧本创作完成时,西影厂编剧郑重要求加入摄制组任副导演。鉴于电影界对郑重的不良反映,称他借着在西影的便利条件,有过多次侵权剽窃的行为,我们没有同意。后来西影厂再次告知:“郑因为自己的舆论形象欠佳,请求入组学习副导演,不署名。通过拍彭总的戏,在影视界改变自己的形象。”我们考虑再三,没有继续反对,安心等待正式开拍。
  
       不料,一位由上海来京出差的朋友对我们说,听说《彭》剧摄制组已在北京,剧组的道具箱标明《彭德怀在西线》,而剧本已改名为《彭大将军》,编剧署名为郑重。他们为此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剧本一一编号,白天登记使用,晚上收回保存,像是搞地下工作一般。
  
       我们随即询问责任编辑耿遐,她也因为反对这种做法承受了厂里很大的压力。
  
       后来我们得到了所谓郑重编剧的剧本,根据上面标出的时间,他进入剧组后,仅仅一个月,由郑重署名编剧的《彭大将军》便出笼了,而我们的名字却被悄然抹去。其速度之快,可谓赶超火箭了。而郑重的所谓剧本只是增加了一条虚线,《彭德怀在西线》竟然就变成了《彭大将军》。他们辩解:历史事实,谁都可以写,但只用一个月就写了西北战场,甚至,把我们许多虚构的情节也当作了史实,使其成为剽窃者的囊中之物。
  
       后来,我们看了电影,发现它的主要情节、段落和大框架基本上来自《彭德怀在西线》,雷同、相似、相同的细节多达数十处。我们几年的劳动成果被毁坏殆尽,当时的感觉就像是在背后被人打了黑枪。
  
       此事,引起了我们作为会员的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领导和同仁们的同情和义愤。大家拍案而起,“一定要讨回公道,杀一杀这股歪风邪气!”坚决支持我们打这个官司。
  
       就这样,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决定以协会的名义支持我们维权。1989年3月,协会为我们举办了“关于电影文学剧本《彭德怀在西线》被侵权”记者招待会。在会上报告了被侵权的经过。大家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协会主席张永经同志在会上说,一定要依法维护创作者的权利。凌子风导演、尤小刚导演等电影界人士也表示一定要严惩这种不正之风。京城大小媒体纷纷做了报道。
  
       我们聘请了张赤军律师做代理,张律师听说我们的遭遇后表态说:“一定帮你们讨回公道,律师费可以一分不要。”1989年秋,我们向陕西省版权局提出正式申诉。那段时间,很多朋友致电我们,支持我们打官司。会林更是仔细对比了《彭德怀在西线》剧本和《彭大将军》剧本。用一大张白纸做了一个对比图,一一标示出包括框架、场景、情节等各方面的雷同和剽窃事实。
  
       1991年5月,我们在陕西省版权局进行了质证,郑重缺席。我们把整个创作的来龙去脉详细报告,并出示了一系列证据。最终,历时两年,在电影界引起轩然大波的侵权纠纷获得了所谓的公正裁决。处理意见书裁决为:“西影厂不尊重他人作品版权,公开向申诉人赔礼道歉;并在电影《彭大将军》片名上加“本片参考绍武、黄会林创作《彭德怀在西线》电影文学剧本”字样,赔偿损失1500元。郑重未经许可,使用《西线》剧本的表现形式,应向申诉人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700元。”但事实上,所有的裁决都没有付诸行动。他们说:郑重署名是经过上面批准的,当时领导说:“只要作品出来了,署谁的名字都行嘛。”而据说郑重却因此获得了三室一套的住房奖励,郑重的剽窃行为完全成功,而我们所谓的胜利,不过只是惨胜!
  
       一个好端端的电影美梦破灭了。
  
       这件事情当时舆论沸沸扬扬,引发了文艺界的广泛关注。对于电影界轻视编剧、侵犯剧本文学创作者权利的行为给予了回击。很多被侵权的作者纷纷给我们来函来电,祝贺讨回公道,也帮他们出了一口气。直到那时,我们才知道,原来有那么多文艺创作者的权利被侵犯,其中极大一部分人都没有能讨回公道。对此久久深思,回忆影视创作之路,一路走来充满了坎坷和困难。创作道路上的曲折固然艰辛,但遭遇到种种创作之外的不公正对待,更让人无奈。许多时候,文艺创作者是非常弱势的,要想让他们呕心沥血之作得以面世,往往要受很多委屈。甚至有时候为别人做了嫁衣裳,也只能打碎了牙齿吞进肚子里,无处申冤。后来,我们决定不再继续创作影视文学剧本,转为小说的创作。这起码保证了我们的作品能够自由体现自己的思想。 (采访/整理 雪晶)

       (十三) 校园戏剧与北国剧社(上)
 


       1985年,我在中文系开了一门《现代戏剧研究》课,当时选修这门课程的学生有220人之多,学生们的热情非常高。有一次,我和老伴讨论课堂教学的问题,绍武提出:戏剧课讲得再好,也只是文字,戏剧真正的魅力是在舞台上。这句话让我思考了很多,也开启了这门课的教学改革。我要求绍武帮助一起做,于是,两个教师带着一帮年轻学生忙活起来了。
  
       我们决定从实践入手,把学生从教室引到舞台上去。首先是组织剧本创作,戏剧课后半期布置了考试:考试时可以答题,也可以交一个原创剧作。学生们听到这个安排颇为兴奋,创作热情就这样被点燃了。很快,60余份习作交了上来,充分证明了学生们的激情和潜力。针对剧本,我们和学生们有过十余次讨论。还记得那时候图书馆前广场侧面有一片紫藤搭起的绿荫,炎炎夏日,我们带着学生在藤萝架下热烈地讨论剧本。大家兴致很高,甚至天黑后再转移到家里继续探讨直至深夜。
  
       经过充分讨论,有六部作品被推了出来。这时候,我们又有了新的想法:为什么不能自己排、自己导,把同学们的作品搬上舞台?大家对此颇为赞同。
  
       当时经济条件很困难,学校没有钱资助我们的教学改革,只好从工资里“抠”一些出来应对排演。为了节省成本,能不花钱的,坚决自己弄,必须花钱的,尽量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制作布景最难了,但学生们的智慧是不可估量的。8分钱一张的白纸,糊起来就变成了一面墙,画出了葱茏的校园、巨大的太阳、简朴的居室,还有小院、家庭等等,栩栩如生。
  
       我们选择学校考试周中间的周六开演,演出了四部戏。一部是向曹禺致敬的:《抹不掉的晨曦》,讲一个大学女生家里,父亲和昔日恋人的故事;一部是向郭沫若致敬的:《太阳神》,写一个大四女生毕业了,面对几名追求者,却要去大西北寻找她的“太阳神”;一部是散文诗剧:《清晨下着小雨》,写一个刚入学的小女生,一直想对帮助过她的英俊男生说一声谢谢,很清新;还有一部是现代派戏剧:《嫉妒》,讲一个意外死亡的女生去到地狱后,灵魂又返回人间,看到了父母悲伤、男友变心的故事。
  
       我们邀请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几位专家来看演出。同学们不自信地问:会有人来看吗?我们说:有一个人看也是演出啊!
  
       在八十年代的文化大环境中,中国的话剧似乎已经凋零,大家认为“在中国,话剧即将灭亡”。但出乎意料,500座的演出教室爆满了,走道里、台阶上、窗台边挤满了观众。绍武在门口查票,还有人和他吵架,说为什么不让进去。
  
       演出开始前,天公不作美,空气异常闷热,室内温度眼看逼近40度。我们很担心邀请的戏剧专家可能来不了。没想到,他们齐刷刷地到了。演出结束后,下了大雨,校园里积水太深,前来观剧的专家只好扛着自行车回家。临走前,他们热烈地谈论着大学生们的演出,大家激动不已,其中一位说:“看到北师大的演出,证明了中国话剧不会灭亡!”有一位专家连夜赶写了《中国话剧不会灭亡》的文章,第二天,这篇文章刊登在报纸上。
  
       演出的成功,让我们体会到学生中蕴藏着极大的创造才华,要使之得以发挥。碰巧中国要在1986年举办“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全国的专业院团纷纷排演莎剧。当时中国戏剧家协会的领导提出,最好也有业余话剧参与。由于对我们学生的演出印象特别深,便找到我们提议:“是不是能让学生们排个莎剧片段?”我们和学生商量,学生们满怀信心地说:“要参加!而且要演全剧!”最终,剧协同意让我们试一试。
  
       为此,1985年9月我们决定成立剧社,并面向全校招新。一时间,消息不胫而走,报名的场面十分火爆,一共报了300多人。我们请来戏剧界专家当评委进行了认真的面试,最后录取了100人。
  
       在剧团命名时,我说:田汉前辈是校园戏剧的创始人,在30年代创立了南国艺术剧社,当年报刊发文曰:“中国之有戏剧当自南国始。”今日我们仰慕田汉老、追踪南国社,又正在北京,就定名为“北国剧社”。
  
       北国剧社成立大会于1986年1月10日晚上召开,虽然北风凛冽,但北京人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专家一一来到了校园。吴雪、刘厚生、吴祖光、徐晓钟、丁扬中、李汉飞、颜振奋、陈刚、苏民、兰光、蔡骧等等都来到了简陋的会场。准备的桌椅一时都不够用了,大家只好紧紧地挤坐在一起。著名艺术家黄宗江迟到了,一进门就打趣地说:“我以为走错地方了,好像中国剧协改在这儿开主席团会呢!”大家哄笑起来。
  
       戏剧泰斗曹禺先生因病未能到会,但事先在家里接见了我们师生,还为北国剧社亲笔题写了社训“大道本无我,青春长与君”。吴祖光先生也送了“点燃世界,美化生活”八个字鼓励北国剧社。
  
       就这样,北国剧社,这个在中国话剧百年历史上第一个被写进戏剧史的当代学生业余演剧社团诞生了。
  
       成立之初,我俩从物色演员、组织创作和演出,到跑经费、忙剧务、请导演,事无巨细,什么都干。1986年4月就要开始莎士比亚戏剧节,首先要确定剧本。校园剧社演什么样的莎剧合适呢?经过讨论后选择了和大学生活比较贴近的轻喜剧《第十二夜》。可怎样创新才能让这出戏出彩呢?绍武出主意说,来一个全女生客串,公爵、海盗、酒鬼、浪子等等都由女生来演,这在中国就独一无二了吧?但是剧社里的男生不干了,吵嚷着:“我们干什么?再排一个“秃子戏”吧!”于是,诞生了在中国舞台上从没出现过的《雅典的泰门》。(采访/整理 雪晶)

       (十四) 校园戏剧与北国剧社(下)
 

■曹禺先生为《第十二夜》题词


       期末考试结束后,北国剧社的社员们决定过年不回家,把火车票退掉,留下来排戏。完全是白手起家,没有钱,更没有专业专职的服装舞美。但非常珍贵的是,我们邀请到专业的导演为学生排戏。例如著名的郦子柏导演和苌玉玲老师给我们导《第十二夜》,著名的蔡骧导演和马群、张福元老师给我们导《雅典的泰门》。还有著名的舞美设计家王韧、李畅老师担任舞台设计;著名作曲家张定和老师担任作曲;刚从美国归来的著名化妆大师廉可钦老师担任化妆造型;中央歌剧舞剧院著名艺术家彭雅安老师担任表演指导等等。而且,专家们的忘我付出始终未取一文报酬!
  
       同学的创造力被充分地激发出来。在排戏那段时间里,师生都进入了痴迷的状态。学生们不分昼夜排戏,因为导演还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要做,只有晚上才能来给学生们指导表演、舞台、形体等。学生们晚上仔细听,白天就反复练,常常是晚上12点导演回去了,他们还不去睡觉,在办公楼穿衣镜前琢磨着动作。
  
       除了演出,其他的环节也很重要。我们要求每一个环节都尽量做到最好。于是又四处奔波找各种“外援”。服装引来了东方歌舞团专家丁梅先老师,但还需要自己做一些。大家买来布店包布的白布头,在家里染,用缝纫机当场制作。《第十二夜》是宫廷戏,小姐们需要金色卷发,化妆指导廉老师就在演出的时候从团里“顺来”,然后再“顺回去”。女主角需要一把鹅毛扇,做道具的同学就用铁丝窝出个造型,再把塑料绳一根根划得毛茸茸绑上,赶工一夜没睡。小姐丫鬟们的耳环、项链、戒指,就用当时挂日光灯的链子,再窝成首饰的形状做成。当时大家都很惊叹,原来自己的想象力这么丰富。负责舞美和后台的岳爱国等同学日夜操劳,不眠不休;甚至本来要学导演的韦力竟担任了接送指导的司机,一个月跑车3000多公里……这些往事都是不该忘记的宝贵记忆啊!
  
       付出总有回报。1986年4月,因为莎翁之作《第十二夜》、《雅典的泰门》的出色演出,北国剧社成为当年戏剧节上的一匹“黑马”。首都剧场的七天公演,场场爆满,轰动了京城。“你们怎么可以演得这么好呢?!”曹禺先生看完演出后对学生们说。此外,他还给《第十二夜》题词:“女扮男爱的徒劳,假也真终成眷属”。时任中宣部部长朱厚泽、文化部部长王蒙等同志纷纷前来观剧。北国剧社的8张莎剧演出照还被作为政府礼物送给了英国女王。
  
       此后,在话剧艺术家们的亲切指导与具体帮助下,北国剧社陆续排演了曹禺的《雷雨》(滕岩导演)、《镀金》(顾威导演),田汉的《咖啡店之一夜》(严敏求导演)、《苏州夜话》(滕岩导演),丁西林的《三块钱国币》(杜澄夫导演),以及自创的《教育世家》(王晓鹰导演)等等,先后六次登上了中国话剧的神圣殿堂:首都剧场。北国剧社因为“成立早、起点高”、“立足戏剧本体,注重文学性,原创性强”、“戏剧实践趋于多种样式的表现形式”等特点,逐渐成为业界公认的高校戏剧“第一举旗手”。九十年代以后,北国剧社积极在传统剧、实验剧和先锋剧等多个领域进行实践,一些剧目的演出得到了戏剧界的一致肯定。剧社1995年排演的《周君恩来》(顾威导演)获得团中央“五个一工程”奖;1998年排演的《爱的牺牲》(顾威导演)获得中国人口文化促进奖;2006年自创的《枣树》(黄盈导演)获得北京大学生艺术节6项大奖;2011年自创的《最后的小丑》获得北京大学生艺术节4项大奖。
  
       我们总是认为,话剧艺术这朵奇葩有过含苞,有过绽放,有过凋零,却从未枯萎。校园戏剧宛如其中一片清新的花瓣,淡淡的幽香,执著地坚守。校园对于话剧乃至整个中国戏剧都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校园是中国戏剧复兴的地方。因为,大学校园是探求真理的场所,是造就人才的宝地。中国话剧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吸引着、抚育着莘莘学子在真善美的艺术王国里邀游,给他们以审美的享受;同时,也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陶冶了性情,净化了心灵,体会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深远意义。同学们在他们的文章里写到:“当代大学生的生活应是一个多面体:斑斓的色彩,丰富的层次,活泼的变化……单调拘谨的校园生活已经不再适合我们活跃的思想和情感。”“在那不分白天黑夜的紧张忙碌中,我们给了时间以最大的浓度,集体中没有怨天尤人的牢骚,看不到龟缩在自我中的脸庞,体验到的是一种丰富的、高价值的生活。我们惊喜地发现,从事业余戏剧活动,也是一种证明自己、把握自己、提高自己的方式,它无疑增强了我们将来走向社会的自信心和责任感。”
  
       这些真诚的话语,说明戏剧艺术使大学生的心灵世界燃烧起一片新鲜的艺术火焰,调动出他们创造世界的激情,同时也表现了戏剧界专家苦心培育青年一代的煌煌成果。他们将永远记住曹禺先生的厚望:“希望你们终身爱戏剧,爱艺术,这是最高尚的享受。”校园,是一片魅人的湖泊,沟通着年轻人的溪流,连接着祖国母亲的海洋。在振兴祖国的大业中,校园不仅可以源源不断地给国家输送栋梁之才,也可以为我们民族话剧艺术的振兴,培育千百万忠实的观众和优质的后备军。
  
       校园戏剧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无可替代,它是承载学子青春活力和创造梦想的最佳载体,丰富了人生,活跃了校园。它给予大学生思想启迪和艺术陶冶,它培养青年实践和组织能力,它为中国戏剧的发展孕育氛围。我们衷心希望北国剧社的成功能够带动校园戏剧的全面复兴和繁荣,这才是我们校园戏剧梦的圆满结局。 (采访/整理 雪晶)

       (十五) 夏衍研究始末(上)
 


■1983年与中国电影泰斗夏衍在一起


       与夏公的结识,缘于 1978年 4月创作《梅岭星火》时,夏公手书的那封指正信,那窄窄的旧式信笺,开启了我们与夏公长达十七年的情谊,也为我们研究夏衍埋下了伏笔。
  
       《梅岭星火》电影文学剧本是在夏公的指导修改下问世的;剧作拍成电影,也是在夏公的鼎力支持下实现的。而《故都春晓》的创作,更是在夏公的亲切关怀之下完成的。夏公对我们二人的影响和帮助是巨大的,在那个时代,一代巨匠能够倾心指导和帮助毫无名气的年轻晚辈,这是多么难得啊!
  
       在《梅岭星火》、《故都春晓》创作期间,我们经常去拜望先生,日子一长,也就和先生熟络了。“文革”期间,夏公蒙冤入狱,1975年7月,奄奄一息的夏公从高墙窄窗的秦城监狱中出来。我们初次拜见夏公时,他住在一个大杂院里面,当时的身体状况很差,右腿残疾,视力下降到零点几,有一只黄猫陪伴在身边。
  
       1978年的一天,夏公给我打来电话,询问可否帮助他做一些文件处理的工作。这其中有一个缘由,夏公平日里一口杭州官话,绍武常常听不懂他讲的话,而我从小在上海、苏州长大,对于杭州话不觉得陌生。想来夏公是由于交流沟通比较方便的原因,考虑到找我帮他做一些助手的工作。另一方面,1958年我留校后就在现代文学教研室从事教学和科研,讲现代文学,必然绕不过对于现代文学有重要影响的文学家,其中就有夏公。而今面对老人家的需求,我深感能够得到夏公的信任,给予机会近距离向他学习,实在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便高兴地应承下来。
  
       我和夏公约定,每周去他家中帮助整理文稿、回复信件。因为视力不好,还需要给夏公读一些文章和信件。有时因为时间太晚,夏公会留下我在他家吃饭。平时我们常常交谈很多有关他的人生经历和创作方面的事情。
  
       1979年6月,夏公胃出血住院。夏公的女儿沈宁打来电话,询问可否帮助她在医院陪护夏公。当时夏公住在北京医院,儿子沈旦华负责值守夜班,我便和沈宁负责轮换着值守白班。期间还有一段插曲,有一天在医院碰到了也在住院的周扬同志,他问起我是否可以从学校调出来做夏公的专职秘书。当时我主要是考虑到做夏公的专职秘书压力比较大,此外,也不想离开讲台,离开学生们,因此婉拒了周扬同志的提议。夏公对我们年轻人十分爱护包容,认为年轻人还是要有自己的发展空间,对我的选择很理解,依然一如既往地对待我们。
  
       当时面对教学任务,在查找有关现代文学资料时,发现对夏衍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想想也是,夏衍在“文革”期间被称之为“文艺黑线”的头面人物。而“文革”又刚刚结束,有谁会研究他呢。当时我们教研室开展教学改革,主任杨占升老师提出新的思路:不和其他大学的现代文学课程一样,重点讲授“鲁郭茅、巴老曹”,改变为以体裁为纲讲授现代文学。于是现代文学教研室的同事们分了工,分别确定重点把握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四大块,每人各有专攻。因为之前我们已经开始创作《梅岭星火》,所以我被当然地分配讲现代戏剧。
  
       讲现代戏剧,必然绕不过戏剧大家,当时还没有统一的说法,经过仔细地研究相关材料,我归纳出了现代戏剧“洪田曹夏”四大家为重点的讲授纲目,即洪深、田汉、曹禺、夏衍。出于教学的需要,我开始有意识地搜集夏公的剧作,寻找有关夏公研究的文章,但收获甚少,自此萌发了做夏衍研究的念头。
  
       我们怀着惶恐的心情,把研究夏公的想法告诉了老人家,他爽快地认同了我们的想法。夏公是个很幽默、风趣、平易近人的老人,我们与他交往也少了许多拘谨,有时候大家还会说一些玩笑话。在夏公住院期间,只要有时间,我就和夏公谈论他以往的经历。当时没有录音设备,光是笔记就记了厚厚的好几个大本子。
  
       那段时间,我们常常奔波于医院、图书馆、资料室之间。每每与夏公交谈完,都要去查资料,核对夏公的记忆是否有出入;有时候是根据夏公模糊的记忆去找寻可以佐证的史料。当时我俩商量,从哪里入手做夏衍研究呢?经过一番讨论,我们决定从夏衍年表入手,因为当时没有一份完整的夏衍年表。学界甚至对夏衍的本名都存在歧议,夏公本名沈端轩,由于杭州官话的原因,“轩”和“先”很相近,又因夏公最早出版译作采用了“沈端先”为笔名,很多人就误认为夏公本名沈端先。
  
       夏公在病榻上口述他的自传,从他出生于杭州太平门外严家弄沈宅说起,一直到求学日本、白色恐怖最严重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左翼文艺运动、从事电影戏剧创作、投身抗日烽火、转岗成为新闻记者……通过夏公的讲述和史料的搜索与查对,我们掌握了大量历史资料。1979年,两万字的《夏衍年表》出世。紧接着,又开始编辑30万字的《夏衍戏剧研究资料》,并于1980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这期间,因为要搜集夏公的资料,我们到上海拜访了夏公年过九旬的二姐。在她的家里,找到了许多非常珍贵的照片,对于夏公幼时的经历又有了进一步了解。许多从未面世的资料让我们倍感兴奋,也让夏公颇为惊喜,例如,一张夏公3岁时与母亲的合影照片连夏公自己也没有见过。同时,在上海、北京等地访问了他在文化界、电影界的众多故旧,如于伶、柯灵、黄源、张骏祥、陈鲤庭、桑弧、白杨、陈荒煤、吴雪、吴祖光、曹禺、汪洋、水华、凌子风、赵寻、蓝光、刘厚生等等。
  
       经过三年的努力,1983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综合性的55万字《夏衍研究资料》,这本资料的出版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夏公也对这一成果比较满意。直到今天还一再再版,成为至今研究夏衍的权威书籍。
  
       1984年,随着掌握夏公资料的日益丰富,在基础性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我们决定为夏公写一部传记,开始着手写作《夏衍传》。经过一年多的反复修改,1985年6月,《夏衍传》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受到了各方的关注,反响比较强烈。夏公常将这本书赠送给来访的研究者,后来外国代表团去采访夏衍先生,夏公还打趣地说:“你们去找北师大的黄会林老师,她了解我比我自己都清楚。”此书由吴祖光先生作序,在序文中,祖光先生写道:“感谢会林和绍武贤伉俪写了这样一本详尽、细致、刻画入微的夏公传,拜读一过才大致知道了我虽相交半世而却并不完全了解的夏衍同志。在我看来,这本传的长处,还在于它既以翔实的史料写出了夏衍同志的革命生涯,又以公允的评价缕析了夏衍同志的创作历程和作品成就。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不仅可以作为夏公一个人的传记,就是作为中国新文学史、戏剧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读,也是合适的。会林、绍武二位,长期执教于大学,近年又活跃于文坛。这本传里,他们融汇了多年积累的史料和潜心研究的心得,当能使读者从中得到教益。” (采访/整理 雪晶)

       (十六) 夏衍研究始末(下)

       1984年,我们应中国戏剧出版社之约,开始着手编选《夏衍剧作集》。夏公自1935年开始戏剧创作,至1956年写成多幕剧《考验》,20余年中,共创作多幕剧、独幕剧、翻译剧、与友人合作剧等近30部之多。夏公自己没有保存资料的习惯,早期的作品早已散佚,我们花了很多工夫去找寻夏公各个时期的剧作。为了找到珍贵的创作原始资料,常常往返于北京和上海的图书馆、档案馆、资料馆。四处托人,从各种渠道进行搜集。那时候没有当下这样信息发达,只能靠原始的办法,去翻阅一本本原始的历史报纸期刊,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寻找刊登过夏公剧作的资料,并随时向老人家汇报、讨教;有时他也会提出关于一些老作品是否收录的疑问。最终完成了120万字的三卷本《夏衍剧作集》。
  
       随即,为了庆祝夏公的85岁诞辰,中国电影出版社又邀请我们编辑他的电影剧作集,并派出责任编辑赵云梦女士参与此事。我们欣然接受,立即启动。首先根据我们所掌握的夏公电影创作的情况,列出篇目;然后把可以找到的夏衍电影剧本集中起来。但是有些作品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的作品没有刊登过,我们和赵云梦编辑一起想办法,从电影资料馆借出非常珍贵的原始电影拷贝,一句一句地还原记录下来,整理出完整的电影剧作。1985年,由三人完成的近40万字《夏衍电影剧作集》出版,集子中收录了夏衍自1932年到1963年间的10部电影代表作。
  
       也是在那一年,在“夏衍电影创作与理论研讨会”上,我们做了《前驱者的路———夏衍从影业绩》的发言,后收入了中国电影出版社的《论夏衍》,于1989年出版。
  
       1987年,我们又应邀创作了关于夏公的报告文学《一生求索趋光明———记夏衍老人》,在《文艺理论家》杂志第四期刊出。
  
       与此同时,有关夏公的电视影像纪录工作也开始了。
  
       最初是1985年,我们作为撰稿,参与了中国电影艺术中心摄制的《夏衍的电影之路》专题片。
  
       1989年,十八省市电视台拟定于数年内完成一套大型系列人物电视专题片《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第一批36人,夏衍先生自然名列其中。北京电视台来找我们,邀请我们担任夏衍专题片《冲寒松柏》的剧本撰稿和编导,前后共有两个版本,分别是20分钟与40分钟,如期完成并联合播出后,获得了相关奖项。
  
       1994年,我们又应时任国家广电部电影局局长陈播之邀,创作党史人物传记片《窃火者之歌———夏衍九章》,出任编导。我们把它作为献礼片,为世纪老人夏公95岁华诞祝寿。经过反复斟酌,拟定了“晚晴、身世、寻求、搏击、抗争、光明、耕耘、折肢、奉献”九个章节,以求立体地展现夏公95年的生命历程。
  
       为了拍摄好这部传记片,我们和摄制组一同沿着夏公的人生轨迹,重走了一遍夏公成长奋斗之路。在杭州沈宅破败灰暗的故居里、在上海艺术剧社“两间东倒西歪屋,一桌南腔北调人”的舞台旧址上、在桂林夏公和同志们日夜鏖战的《救亡日报》原址中……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一路走来,我们对夏公的认识又进一步加深了。在完成的专题片里,每个篇章都是以夏公的现实影像为开篇,其中还重点插入了许多夏公对自己人生经历深刻感受的述说,由此也使得传记片生动、鲜活,富有感染力量。1994年11月,长达120分钟的传记片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了。在夏公1995年2月辞世远行之前,他看到了传记片的播出,让我们感到无限的温暖。直到今天,杭州的夏衍故居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依然每天都循环播放着这部传记片。这部电视专题片在1999年获得了“北京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佳作奖”。
  
       粗略统计,在拜识夏公的17年间,我们撰写了有关夏衍研究的专著、文章、年表等,共计44.8万字;编选文集包括剧作集、自传等,共计259.3万字,加起来约有304万字。同时,创作有关夏公的电视影像作品共计220分钟。所有这些,无不蕴藏着我们特别珍贵的记忆。
  
       恩格斯评价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曾激动地指出:“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并强调他们的特征是:“几乎全都在时代运动中和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参加政党进行斗争,一些人用笔和舌,一些人用剑,而许多人则两者并用。”夏衍正是这样一位文化巨人。回顾夏衍在文化领域中多方面的卓越成就,他60余年所做的戏剧、电影、散文、杂文、随笔、评论、长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及翻译作品,共计达千万字以上。他的老战友廖沫沙曾总结道:“无论是从他写作的数量庞大来说,或者从他写作形式的多样性和思想内容的广泛丰富方面来说”,“夏衍同志实在是中国文坛上罕见的作家之一”。
  
       夏公的才干、智慧、意志、人格和他光芒夺目的人文精神,将永远照耀着我们后辈学人。研究夏衍,是一个永恒的课题。我们的研究仅仅是一个开始,是作为给后续者铺路的起始。人生有限,而今我们也已垂垂老矣,需要后来者继续深入进行对于夏衍的研究。(采访/整理 雪晶)

       (十七) 《骄子传》及其他

       绍武:
  
       《骄子传》是我们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骄子传》之前,我和会林大部分时间着重于电影、电视、话剧的剧本创作。其中,也尝试写了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在报刊上发表。在创作实践中,收获了许多,同时,也遇到了许多波折。事实上,作品的命运往往不能由作者决定。在很多情况下,会掺杂许多非创作的因素,难以克服。或者要强使作者妥协、退让、牺牲原则,使得创作中对美的追求遭到损伤和亵渎,让创作者感到极大的痛苦。我们因此以为与此无缘,只好退出,另谋出路。由此而选择了专攻小说创作这条路。
  
       我的人生经历比较特殊。从小跟着母亲参加了革命,在八路军129师,在战争中长大。母亲为革命牺牲之后,我被同在八路军中的义父、义母收养,其间,多次跟随着埋葬烈士的队伍,走向山坡上大片的墓地,这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深刻记忆。我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梦———要为中国革命、人民军队创作一部史诗性的作品。这个梦想在我内心深处激荡着,成为我文学创作之路的主旋律。
  
       建国以后,我有幸被部队送到地方去上学,得到了求学深造的机会,更萌动了为革命者立传的愿望。因为受到中国四大文学名著的影响,我认为,在中国革命中,古老的中国文化,重新经历了痛苦的磨难和考验。但是,如同恩格斯所说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这个补偿,自然也包含着古老文明的复兴和大批新英雄、新豪杰、新思想、新故事的诞生。可以说,在我们的头顶上,重新升起了灿烂星辰。他们辉煌夺目,光照千秋,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达到了新的高峰。他们既是悠久传统的继承者,又是现代文明的开拓者。中国,在他们手里洗刷了近代的耻辱,重新在东方崛起。他们对于后世的影响是长久的、划时代的。因此,我始终有个梦想,写一部中国老百姓熟悉和喜爱的章回体小说,用120回的篇幅,将这些英雄和巨人,“收入囊中”,以飨读者。
  
       后来的一系列创作,实际上也是在围绕着这个主题的试笔。于是有了我们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骄子传》。
  
       八十余万字的《骄子传》,讲述了一个和时代同生同长悲欢与共的真实人生故事。主人公马乔所经历的是一段不能回避的历史真实:从抗战后期为革命所接纳———稚嫩的烈士遗孤懵懂地有了爱恨意识———到不可避免地参与历史进程的每一个阶段:“土地改革”、“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直至新中国历史上关系重大的事件:“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等。
  
       这部作品中映射了许多我和会林的人生经历,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我们俩经常在一起谈论过去,我的过去,她的过去,以及我们一起历经的种种磨难。马乔虽然是我们笔下的一个人物,但我们感觉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个人,那么真实、那么熟悉。因为在他身上凝聚了太多我们身边人的影子。有的是我的至亲至爱的亲人,有的是我们的战友、朋友……六卷的《骄子传》,每卷开头都有一段“序文”,用散文的笔触,描绘一种意境,以期能够打开人的内心世界。同时,序文也是我们作为作者想要和现实做一番互动,来展示我们对现实的思考,展露我们理想的世界。
  
       当马乔从第一卷“太行梦魂曲”的旋律中起步,而后历经坎坷,到第六卷“东方月正圆”,终于可以忘情地引吭高歌《风之歌》。我们将整个二十世纪作为这部作品的历史视野和时代背景。在这部小说中,我们没有回避政治历史,而是明确地以中国政治历史的真实过程作为描写对象,由此洞窥不同人的腾挪雀跃、命运遭际。
  
       对于我的创作,会林始终是积极的支持者与合作者。在创作的艰辛道路上,一同经受了磨难、打击,共同付出了代价,承受了考验。当创作进入到写作长篇小说的阶段,我们的配合已经十分默契了。无论是主题的选择,情节的设计,语言的推敲和运用,人物的描写和塑造,都能够彼此理解、容纳,达到一种自由、畅快的境界,取长补短,各尽所能,在创作的崎岖道路上,相互扶持前行,不断攀登。这实在是值得庆幸的、难得的搭档啊!会林:
  
       在进行《骄子传》的创作时,绍武进入一种特别的状态。因为这部作品的构思,在他脑海中已经盘旋了多年。其实,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都必然包含着他个人的经历、体验、观念和思想,所以《骄子传》主人公马乔,自然和绍武的生活、个性、特点有着内在的关联。
  
       绍武是一个特别老实、认真的人,创作更是这样。他追求真实,认为不能说服自己的人和事,必然不能感动读者。有时候,他一天写了许多,但是觉得这么写不舒服,就全部毁掉重新再来。他的稿子很乱,稿纸上面边边沿沿改成了“大花脸”,甚至连他自己都看不清楚了,但这都是他在激情澎湃时写出来的,扔不得,实际上包含着非常精彩的内容,这就要由我加以辨别、取舍,整理、加工,以臻完善。
  
       1994年,绍武作为副教授离休了。有些人说,你们俩为学校做了那么多事情,绍武又有那么多作品,评个教授应该没问题。但他却摆摆手说,不需要了,学校已经对我很宽容了,让我可以进行喜欢的文学创作,不能再给学校添麻烦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一直以来对名利都看得很淡。只要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周遭的一切就都忘了。
  
       他的写作习惯不同于一般的作家。在大家印象里,作家总是喜欢熬夜写作,似乎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能激发灵感。绍武写作就从不“开夜车”,他写东西是从清晨开始。每天雷打不动五点钟起床便开始看书、写作。直到今天已经是八十高龄,依然如故。每天上午都是他的写作时间。下午是阅读报刊,寻查资料,有时候灵感突发,也会写一些。
  
       1996年,《骄子传》完稿出版,在北京举行了大型的作品研讨会。权威评论家认为,在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里,从此又多了一位新人物马乔。报刊上也发表了多篇有分量的评论,并获得了北京“十个一工程”奖。
  
       《骄子传》出版后,绍武接着又投入到《黑洞•炼狱•流火———母亲三部曲》的创作中。这部作品是“献给———参与缔造共和国的母亲们”的又一部长篇小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列入“小说界文库•长篇小说系列”于1999年出版。
  
       《母亲三部曲》是绍武擦干泪水,努力直面个人记忆中的童年创伤,为母亲,为牺牲的前辈祭上的一份铭文。《母亲三部曲》着力刻画了父辈革命先驱们在动荡的年代中的迷惘、摸索、痛苦、挣扎,报国无门的绝望,一经找到信仰便义无反顾的决绝,面对炼狱般的折磨仍无怨无悔的追求。写这本书时已经是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当时的中国经过改革开放,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但是,许多新生代的年轻人,却慢慢淡忘了那段让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历史和那些为中华民族复兴献出生命的英雄们。
  
       写这本书,就是希望年轻人能够通过读这本书,接近那个时代、那些英雄人物,感同身受前辈的成长历程,最终能够汲取、传承革命先辈给我们的精神遗产。这正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从1996年《骄子传》完成,到1999年《母亲三部曲》杀青,又走过了三年的创作历程。和以往一样,绍武一旦进入到创作阶段,便一切都不管不顾了,他很享受这种一心一意搞创作的状态。
  
       《骄子传》、《母亲三部书》相继出版后,绍武并未停步,又开始了新的创作。尽管这两本书出版后并没有大红大紫,但凡是读过这两本书的人,都深受感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作为作者,听到读者从这些作品收获了感动,汲取了精神力量,我们也很欣慰。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新作品《红军家族》的创作。新的作品可以说是完全应和了绍武的夙愿———为人民军队写一部史诗性的著作。《红军家族》从井冈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写起,一直要写到今天。内容是写农民和农民问题,篇幅大约150万字;目前,已经完成了二分之一,作为“前传”近期有可能出版以飨读者,并期盼将此书献给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我们的文学创作之路走到今天实属不易。的确,文学创作与其他事业不一样,需要作家能够耐得住性子,坐得住冷板凳。没有耐心、恒心是做不了作家的。在这一点上,绍武似乎特别适合做一个作家。
  
       绍武最近感慨,他的文学梦想———120回章回体的小说,由于年龄和文化、文学的准备不足,离这个梦还很遥远。他很想找一个人来做这件事情,愿意竭尽全力,给予精神和物质的支援,以期完成这件文学工程,如今似乎看到一点苗头了。(采访/整理 雪晶)

       (十八) 从无到有的影视学科

       会林:
  
       北师大的艺术学科具有90余年的悠久历史。许多著名音乐家、美术家、戏剧家、电影家如萧友梅、贺绿汀、洪深、焦菊隐等曾在此任教。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艺术学科培养了大量音乐、美术、戏剧、影视等领域杰出人才,享誉海内外。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高校院系大调整,把学校原来艺术学科全部划走了,一个不剩,现在的北京人艺、中国音乐学院的老班底都是当时从我们师大出去的。后来到了80年代初,要恢复艺术学科,成立了艺术教育系,1983年开始本科招生。当时因为北师大的艺术人才全都走了,没有人可以主持大局,学校从中国音乐学院聘请了张肖虎教授任系主任,他是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
  
       张肖虎先生当时年届七十,依然为复建艺术学科操劳,为了组织师资和开展教学而四处奔波。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复建进行得非常艰难,1983年音乐教育开始本科招生,后来又停招了。直到1992年改建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艺术学科才开始进入到一个发展的新时期。
  
       张肖虎先生因为年事已高,不能继续主持大局。方福康校长找到我,让我去担任艺术系主任,创建北师大影视新学科。我恐怕自己胜任不了,觉得心里没底。但方校长坚决地表示,这是学校的需要,是指令。最后我只能硬着头皮接了下来。
  
       我的一个特点是做事情比较认真,要么不做,要做就会拼命去做好。1992年9月初开学时便走马上任了。当时一起调过去的有六位教师和我在中文系指导的五名硕士生。基本的办学条件十分简陋,师大北校辅仁大学旧址后院的一个小小化学药品仓库,就是建设艺术系的“大本营”。那个地方下雨天上课要拿脸盆接水,墙上四处都是水迹。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最简单的椅子都是摇摇晃晃行将“报销”的,唯一的电气化设施就是一部电话。我们几个人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新的征程。
  
       到了艺术系,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开辟影视新学科。当时,许多人对这个任务表示质疑,甚至认为在师范大学办影视学科是在“玩票”。
  
       面对新任务,首当其冲的是,影视学科建于何处?当时有两种选择:建制于中文系,或建制于艺术系。就前者而言,全国开设影视课程或专业的学校,基本上也都放在中文系,照此办理似乎更顺理成章。同时,我们多数人原岗位在中文系,开展工作亦可驾轻就熟。但问题又在于,在中文学科里新建现代影视传媒专业,可能难以获得充分的发展空间。我还记得当时的许嘉璐副校长曾向我提议应另起炉灶办影视专业,他对我说:“你要是把影视专业办在中文系,它就相当于手掌的第六个指头。”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由此就决定在艺术系兴办影视专业。
  
       就艺术系而言,电影电视被称为“第七”、“第八”艺术,其特质本在艺术领域,将学科建在艺术系,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与潜在前景;同时从社会需求与综合背景等方面进行分析,我们认识到:国家和社会急需大量艺术人才,特别是影视艺术人才!我们应该立即着手开展各项筹备工作。
  
       在我们的努力工作之下:
  
       1993年,艺术系被批准设立了全国综合性大学第一个“影视艺术与技术”硕士学位授权点。
  
       1994年,与教学相关的教师、教材、教学大纲、教学计划等事项准备就绪,秋季开学日,首届影视教育专业本科生入校了。
  
       1995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艺术系建立了全国高校第一个影视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并有了影视学科全部覆盖的2个硕士学位点。
  
       以上被外界誉为“三年三大步”,令同行、同道瞩目。
  
       这一切真可谓来之不易。试想,全国高校第一个影视学博士学位授权点,没有设在电影学院或者其他艺术类专门院校,却设在北京师范大学,这是多么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北师大艺术系建立影视学专业也就三年时间,却获批了难能可贵的博士点。这件事情当时在高校和业界引起了轰动。不过,对于我们却可谓是水到渠成。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埋头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对于北师大建设影视学专业,有着系统的思考和规划。
  
       当时经过再三探讨,我们认定以博士点建设为核心的学术目标是:创建中国影视理论的民族化与现代化研究,并由此确定以中国民族化影视美学研究为中心,从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出发,对传统美学进行深入考察分析。从中国美学的特殊角度,观照中国影视乃至世界影视的历史和现象,有针对性地揭示我国影视模仿、“克隆”西方的状况;提出了具有中国文化性质的影视理论,并从全球视野中审视中国影视民族化的必然性;在如何实现影视艺术“民族化”这一重大命题上,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系统阐述了发掘“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思路、构想与方法。
  
       通过数年努力建设,北师大的影视学科得到了同行充分肯定,被认为具有“旗帜”性质。如今回顾影视学科近20年的发展轨迹,我认为影视学科健康、有效发展的办学经验大体可以归纳为:一个目标、两个翅膀、三个支柱、四个特色。
  
       “一个目标”:是把影视专业建成培养中国影视传媒教育人才、研究人才和创作人才的重要基地。
  
       “两个翅膀”:是着力于艺术与传媒之双翼飞翔,形成以“影视传媒”学科牵头,各个姊妹艺术学科亲密组合的态势,合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强势群落”。
  
       “三个支柱”:是指教学、科研、实践是建设影视学科三个必不可少的方面。三个支柱缺一不可,以构成立体锥形而稳固直立,方可保证影视学科的持续发展。
  
       “四个特色”则是指:第一,整合建制特色;第二,人才培养特色,注重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第三,理论研究特色,努力创建中国影视理论的民族化与现代化审美研究系列;第四,实践品牌特色。学院身处综合性、有特色、研究型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的优良学术环境,教师们将学术研究与艺术创作有机结合,锤炼出以学者兼艺术家为主体的教师队伍。除师生创作的大量丰厚成果外,标志性的实践品牌,是以“青春激情、学术品位、文化意识”为主旨、以“大学生办、大学生看、大学生评”为特色,成功举办了19届的“北京大学生电影节”。
  
       时代的更新,把我们影视教育与学科发展推向了新的高潮。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的影视学科之所以在各方面的支持、理解和竞争之中脱颖而出,正在于我们知难而进、锲而不舍。
  
       我觉得影视艺术教育学科的前景是非常宏大的。现在我们国家的影视艺术学科与国外相比还有很多差距,譬如影视技术本土化、创新新媒体等方面都还有待研究和探讨。我们的影视艺术学科是古老而又现代的学科,既要保持历史悠久的学科优良传统,又要与时俱进,积极创新,这是很不容易的,但也是现代传媒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做到的。当然,当前面临的问题还很多,发展依旧任重道远。
  
       未来的北京师范大学影视学科,将是一个凝聚各界有识之士精诚合作的多边论坛。这里将可能为世人带来振兴中国影视的创新见解和攀登勇气。我希望艺术与传媒学院能一如既往地团结一致,迎接新的挑战,创造新的辉煌。 (采访/整理 雪晶)

       (十九) 与大学生电影节的缘分

       会林: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如今已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19岁花季少女。十九年了,每次想到阳春季节里的大学生电影节,都从心底涌起无限的感动。这些年来,我只不过是个摇旗呐喊的老水手,真正的主力军是那些可爱的孩子们。
  
       1993年年初,刚刚来到艺术系的几位影视专业青年教师在一次聚会中,思想火花碰撞,提出了要办一个属于大学生自己的电影节的创意。我听了这个创意,觉得和我们办影视学专业长远发展目标很契合,于是立即拍板行动起来。考察了国内外是否有类似的电影节,发现不仅中国没有,也未查找到正规的国际大学生电影节。我们意识到如果此事能够做成,将会有开创性意义,为此大家心中很兴奋。自然也想到,虽然前景是迷人的,但跋涉的路程却是异常艰辛的。
  
       当时影视专业只有6位教师和5名硕士研究生,而且没有经费,这件事情该怎么办?我们梳理了一下举办大学生电影节需要攻克的难关:包括领导部门的认可、经费的筹措、联系各个高校参与、与电影制作与发行单位的沟通等等,这四大难题必须逐一得到解决,才有可能实现大家的理想。其中最难的是经费问题。因为,如果不能筹到活动必须的钱款,一切也就无从展开了。
  
       学校不可能使用教学经费来支持我们举办电影节,只能靠自己去想办法。为了寻找赞助单位,我带着几个年轻人四处出击,却到处碰壁。最后,抱着一丝希望去找北师大出版社争取支持,结果也未能如愿。然而,皇天不负有心人,我十分意外地在出版社社长办公室里遇到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姑娘,她是来找社长商讨出书事宜的,偶然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在我已经完全失望将要退出时,她突然插话说,“也许我可以帮助你。”没有想到就是由于这位女孩出手相助,为我们联系到一家台湾的企业:主营方便面“营多”的东福食品公司。商家也因为看重大学生具有消费方便面的需求,想要把握推广这个产品的商机。于是,通过反复的谈判和周折,终于到位了赞助费15万元。
  
       有了资金,开始起步。经过几个月筹备,1993年的初春,第一届大学生电影节成功举办了。这其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开幕式的前一天,我到英东学术会堂去看开幕式会场的布置情况,一进门就愣住了,只见整个会场都挂满了举着方便面,带着厨师帽的大厨师胖老头图片。我马上对在场的那位台湾老总说,这不行,必须要把会场上这些图片撤掉!我们这是学术电影节,大学生电影节是一个文化活动,四面挂那么多“营多”宣传广告,电影节就变得不伦不类了!那位台湾商人看起来比较儒雅,经过几个回合的辨析,终于同意把广告撤掉了。当然,我们也在别的地方给“营多方便面”安排了一个专门做推广的场地。
  
       当时担任电影节办公室主任的我的研究生王宜文后来悄悄对我说:“我真害怕台湾人一生气撤资了,那可就糟了!”我当即告诉他说,即便因此他们真的撤资了,我们也得坚持我们的原则啊!这件事情以后,历届的大学生电影节组委会有了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无论怎么样,都得坚持“学术品位”和“文化意识”。后来还发生过澳门的五星卫视试图用一笔钱把我们的电影节买走,而因为有这个原则,他们没能如愿。
  
       就这样,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降生了。但这时候的“大影节”,还是一个刚呱呱坠地的非常幼小的婴儿。在艰辛跋涉的19年历史的早期、中期,时常伴随着“缺钱”的记忆。因此,运送拷贝靠蹬三轮车,甚至手提;所有的会议标志、条幅都是手工制作;办公地点要靠打游击,办公室甚至没有一部固定电话;学生们每天早出晚归,个个嘴角生疮,办公桌上随处可见金嗓子喉宝;还有个令人心酸的笑话,孩子们都说当时的大影节秘书长张同道最爱吃的菜是尖椒炒土豆丝。其实,他哪里是爱吃土豆丝,实在是因为没钱吃别的菜,只能天天吃土豆丝啊!
  
       有一回,我也记不清是第几届了。张同道秘书长来找我说,这一届实在没有找到赞助,恐怕办不下去了。我当时就急了,那怎么行?有钱大办,没钱小办,但不能不办!他回去告诉参与工作的同学们说:不能停止了,老太太要“强行起飞”哩!结果,那一届大影节就在窘迫的境况中强行起飞,圆满落幕。
  
       就这样,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我们打出了大学生电影节的旗帜,招揽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才俊,凝聚了五湖四海的青春学子,共同交织成每年北京春日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与其他电影节不同的是,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所有奖项均由大学生和年轻老师组成的评委会评定,其中四分之三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评委,教师评委仅占四分之一。
  
       十七年前,第三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正式明确了自己的定位:“青春激情、学术品位、文化意识”,作为独特的标志,一直延续至今。十五年前,第五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又确立了自己的品牌标识“小飞虎”,电影节的奖杯也被确认为“飞虎杯”。“飞虎”质朴、大气、文采朗朗、壮志昭昭,非常符合大学的文化情怀、青年的锐意锋芒和电影人的灵动精神,这为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品牌,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形象表达。虎,是万兽之王,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象征,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在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的时刻,我们的大学生正像一群跨世纪的小老虎!
  
       他们在校园里,不光要学习专业的“腾”、“挪”、“剪”、“扑”的本领,还要学习艺术,以陶冶性情、培育素质,只有如此这般,才能跨越时代,如虎添翼!
  
       在第十三届电影节闭幕颁奖典礼上,我曾经郑重地展示小飞虎的原型———距今2000多年的汉代画像石。尤为难得的是,画像石上的小老虎有着一对非常可爱的小翅膀,这对小翅膀,恰好预示着我们的大学生永远展翅高飞;同时,它也代表着永远年轻、充满生机的大学生电影节。
  
       一个好汉三个帮。大学生电影节的人气,由年轻人自己聚揽,他们总是能想出很多新鲜的办法,通过同学、老乡、网络、信件、电话把电影节的宗旨、主题、活动内容瞬间告知众多年轻人,以至于每年都有全国各地更多高校的大学生赶赴电影节这场大型的青春盛宴。
  
       十九年走过来,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参与人数居国内电影节之最:第十二届参与高校近100所;第十三届参与高校近150所;第十四届参与高校近200所。全国各地高等学府中的莘莘学子们不分彼此,积极踊跃地投身到大学生电影节的怀抱,成就了很多佳话,留下了很多难忘的故事。
  
       我们欣赏年轻人的苦干加实干,不管有多晚,我都会带着敬佩和欣慰的微笑,给他们开门,欢迎他们到家里来,为他们拭去额头的汗水,帮他们分析执行过程中的难题,为他们的新点子激动,为他们的进步鼓掌,为他们的智慧喝彩,为他们的努力加油!当然,要特别强调的是,从中宣部到教育部、国家广电总局、北京市委各级领导、相关部门和社会各个方面,对于大学生健康向上、追求艺术、奉献自我的精神,不仅予以充分的肯定,而且给予了实实在在的支持,使得我们的电影节能够克服一切困难,不断发展前行。不论过去了多少岁月,我坚信,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必将在年轻人的手中越飞越高,登临新境界,创造新奇迹! (采访/整理 雪晶)

       (二十) “第三极文化”:崛起的中国梦

       会林、邵武:
  
       2009年冬天,我们在家中讨论问题,当时会林正在主持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国艺术学科体系建构研究”工作。我们深刻感觉到中国艺术学科体系的建构发展,需要寻找到民族文化的坐标系,而不能一味搬用既有的西方理论体系。
  
       在谈到如何在全球格局中纵览世界文化,我们俩得出了一个共同的认识———多元化是世界文化格局的总体特征,而从影响力看,其主流大体有三极———如果将欧洲文化与美国文化看作世界文化的两极,那么具有数千年传统、深厚根基及生命力强大的中国文化,可以称之为“第三极文化”。
  
       为什么用“第三极”这个概念呢?当时我们想到在地理学上用南极、北极、“第三极”(青藏高原)指代地球上最具特点的三个地方,其特点分别是最南、最北、最高。在这里,“极”有两层含义。一层指在某一个范畴内部最为突出、最为典型、最有代表性,如南极在“南”这个范畴中最为突出,“南”的特点达到了极致。北极、“第三极”同样如此。“极”的另一层含义,是在更宽阔的视域和背景下,与其他范畴相比较而具有非常鲜明和独立的个性、品质与特点。南极、北极、“第三极”,是各自范畴内的“极”,每一极自身最突出的特点(最南、最北、最高)都是其他“极”所不具备的。也就是说,同其他“极”相比较,每一“极”都有其独立鲜明的个性、品质和特点,这些特点使得“三极”(今后或许会发现更多的“极”)并行不悖、相映成趣,一起成为丰富多样的地理环境的组成部分。我们正是在这两层含义上借用“第三极”的概念,提出“第三极文化”的理论设想。
  
       “第三极文化”的第一层含义,是指首先要在中国文化自身系统内部进一步梳理、总结、继承和发扬其最为突出、最具特色、最有代表性的内容,这些内容成为中国文化自身范畴内的“极”。这个“极”就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变迁过程中逐步形成、确立、巩固并为人们普遍认同、自觉遵守、代代相传的核心价值,和基于这些核心价值所生成和建构的民族精神。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仁义礼智信”的精神品格和道德追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和道义担当;“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礼之用,和为贵”的宇宙观、人生观;“兼相爱、交相利”,“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人文追求等。
  
       “第三极文化”的第二层含义,是指在梳理、总结、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中最为突出、最具特色、最有代表性的内容基础上,把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加以观照。当今世界文化格局中,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堪称世界文化的“两极”。而具有数千年传统的中国文化,在其独特性、影响力和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上,足以成为欧洲文化、美国文化之外的“第三极文化”。它与欧洲文化、美国文化及所有其他文化或相互影响、相互冲突,或相互吸收、相互借鉴,共同构成丰富多彩的人类文化图景。
  
       “第三极文化”植根于中华文明传统,同时具有与时俱进的内在品格。它以倡导多元文化为前提,尊重文化差异。“第三极文化”的内涵,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创造和传承下来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等的复合体。
  
       需要说明的是,“第三极文化”借用地理学上“极”的概念,仅仅是为了形象地描述当今世界文化格局中影响较大、比较有代表性的三种文化,并不意味着文化的“三极”与地理上的“三极”关系完全等同。地理上的“三极”各有特色、相互独立、互不影响,而文化上的“三极”(包括世界各种文化)却不是相互隔绝、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冲突或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日甚一日,科技迅猛发展,尤其是信息传播技术已把世界联成一片,世界文化不可能各自为阵,独立发展,而必然在相互影响下形成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中国式的“第三极文化”以“和谐”为理念,践行创造。正如毛泽东同志歌咏“昆仑”所抒发的:“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可以认为,其中体现了伟人毛泽东的高瞻远瞩与理想境界。毛泽东从来不拒绝人类文化之精华,但从来走自己的路。
  
       作为一种理论设想和文化目标,“第三极文化”旨在重塑文化自信、振奋民族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时代和社会发展需要,通过“会通”欧洲文化、美国文化及各种文化,为构建和谐的世界文化,推动整个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从2009年冬季到2010年7月,我一直在思考“第三极文化”理论。2010年7月,在“新世纪艺术十年•第三极文化理论与中国艺术发展”学术研讨会举行的前一天,我向学校党委书记刘川生同志简要报告了“第三极文化”的重点内容。刘书记听完之后,立即表示“第三极文化”不仅是我个人的创新,更是北师大人的创新。北师大有责任建立一个平台,成为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读懂中国的桥梁和窗口。学校随即做出决策:成立“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
  
       于是,在2010年11月,由北京师范大学与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合作正式建立了研究院。这段日子以来,我们围绕着学术研究、艺术实践、文化传播、资源整合,比较扎实地开展了工作。
  
       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是我现在的“战场”。想想自己要走的路还很远,需要做的事还很多,而中国文化的复兴亦是如此。只可惜自己已经年近八十,唯有期盼着更加有力量的年轻人尽快尽早地接过重担,攀登更高的山峰。 (全文完 采访/整理 雪晶)